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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一分鐘】法律保留原則
作者:蔡嘉政律師 / 顧祐瑋
法律保留原則是依法行政原則的一環，規定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皆需有相應的法律的規範方得為之，藉由具備民意基礎的立法權把關，限制行政權不得恣意侵害人民自由權利，以貫徹憲法保障人權的精神。相較於同屬依法行政理念的法律優越原則(即消極依法行政原則，係指行政行為不得違背或牴觸法律規定)，法律保留原則比起單純要求行政行為不應違背或抵觸更高階法律規範之法律優越原則，更積極地要求行政行為應該有法律的授權，故又稱積極的依法行政原則。
就法律保留原則的實踐而言，我國實務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43號採用層級化的法律保留標準，依照對人民權利侵害程度的不同，要求不同密度的法律規範。對於憲法第8條的特定內容屬於憲法保留；如屬對於人身自由的侵害，則有國會立法保留的限制；若為其他自由權利的限制，則屬相對法律保留的範疇，得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而針對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由於基本無涉人民權利，故無須法律保留。
(本文之內容不代表本所之立場或法律意見)
【轉貼】檢察官內勤法制與實務研討會
時間：2021年3月20 日（六）13：00—17：00
地點：文化大學延平南路館圓形演講廳
近日檢方內勤訊問爭議，引發基層與高檢激烈論辯，也暴露了長期被忽視的內勤制度資源不足，乃至合理性與合憲性的問題。本研討會共分三場次，均由檢察官報告，學者、法官、律師、立法委員與談及評論，並將邀請法務部及司法院派員參加。
參加者身分限：現職檢察官、法官、律師、法律及社會科學院系師生、立法委員助理，現場出示證件即可。
*報名資訊請見圖片，或洽劍青檢改。（本粉專僅單純轉貼，請勿來訊詢問）
【研討會議題背景說明】
第一場次：刑事訴訟法第92條「准不予解送」範圍擴大之修法可行性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92條規定，逮捕現行犯後應即解送檢察官，法定刑一年以下之罪者，則得經檢察官許可不予解送。而依現行實務，警察逮捕解送檢察官的案件，以酒駕、施用毒品及竊盜案比例最高，但酒駕罪法定刑已由過去1年以下徒刑修法提高為二年以下徒刑；施用毒品罪則為三年以下徒刑；尤有甚者，在大量的超商竊盜中，縱使竊取物價值僅100元，法定刑亦為五年以下徒刑，上述案件均可謂能簡易處理的案件，卻無法循上述法律例外規定而不予解送，導致內勤檢察官須花費大量時間訊問這些簡易型案件、進行強制處分的決定，嚴重排擠處理重大案件的時間與精力，而且也造成輕罪的嫌疑犯承受不符比例長時間之拘禁狀態。如能修法將「不予解送的範圍」放寬，如修法改為最重本刑五年以下徒刑之案件，可經檢察官視個案情況裁准不予解送，即可保障嫌疑犯受拘禁的狀態符合憲法比例原則，且節省檢察官辦案上的資源，使其能專注於重大罪案現行犯的處理。
至於檢察官的裁量標準，可由各地檢署依各地情形自訂，例如輕微竊盜且已認罪者，或騎機車酒駕(酒測值0.35以下)者經逮捕後，可經檢方許可不予解送，如此可使內勤檢察官專注於較重大刑案之處理，節省司法資源，使輕罪犯嫌亦可免受不符比例、過長之拘禁。
第二場次：現行犯逮捕解送法院之憲法思維及德美日立法例
我國憲法第8條第2項揭諸，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至遲於24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此為憲法對於人身自由的限制採法官保留之基本原則，我國憲法並未指示由檢察官處理現行犯的釋放或羈押，且不論是美國、日本、德國等先進法治國家，經逮捕現行犯的強制處分亦均由法院直接審理。而我國竟由刑事訴訟法逕行規定現行犯向檢察官解送，並由檢察官自行直接對嫌疑犯作成強制處分（除羈押外），在我國通說均認院檢分離、檢察官乃追訴角色一方之立場下，此舉有混淆檢察官與法院的職權之嫌，對嫌疑犯的人身自由之保障是否合憲？不無疑問。
本來，在刑事訴訟法設計之初，我國檢察官兼具如同德國法治安法官的功能，由檢察官處理現行犯之解送，並作成強制處分並無不當，但由於我國檢察官的羈押權、搜索權與監聽權均已被剝奪，全面回歸法院，且具保之處分亦得再由法院審查撤銷，檢察官身兼治安法官的功能逐漸受到弱化，則如要貫徹院檢分離，則應思考仿造德、美、日之立法精神，將現行犯解送的相關業務全面回歸法院審理，始為釜底抽薪之舉。
第三場次：現行檢察內勤資源困境與實務優化
依現行實務運作之情形，全國各地檢每日都有檢察官輪流值班24小時做內勤工作，輪值期間的單日案量動高達70至80件，某些大型地檢署更甚至破百件，更別提警方執行掃蕩的特殊專案（斬手專案、青春專案）、春安或擴大臨檢期間，一位內勤檢察官可能單日要連續訊問長達7至8個小時，問到凌晨2、3點實屬家常便飯。移送案件更是五花八門，輕則酒駕、吸毒，重則持槍、殺人，近年來家暴、性侵、監護家中幼童等社會安全網繁複程序，還有聚眾鬥毆一次逮捕20至30人以上，為了不違背憲法規定，檢警必須合力在逮捕後24小時內釋放或向法院聲押，如此高張力、高壓、長時間消耗精力的內勤偵訊，向來是內勤檢察官極為嚴峻的挑戰，因此，在現行法將內勤業務歸由檢察官辦理的前提之下，我們應如何將內勤偵查實務優化、簡化，除讓值班檢察官可以專心處理重大的現行犯案件（例如性侵案件的現行犯），也讓輕微案件的嫌疑人不因檢察官分身乏術而在拘留室裡漫長等待，違反比例的限制其人身自由，可謂當前刑事訴訟政策的當務之急。
【性侵犯強制治療今進行《憲法》法庭言詞辯論，大法官1個月內公布釋憲日期】
長榮大學馬來西亞籍女大生遭男子梁育誌性侵殺害案舉國震驚，大法官今日（11月3日）上午仍如期召開「性侵害加害人刑後強制治療」（以下簡稱強制治療）憲法法庭，討論強制治療制度是否違憲。此為繼通姦除罪化（釋字第791號）與黨產條例案（釋字第793號）後，今年第三度為釋憲案舉行公開言詞辯論，全程同步在司法院臉書平台實況轉播（https://bit.ly/362yNF1）說明大法官對此一爭議議題高度重視。
《報導者》今年8月間即推出《違憲邊緣的治療之網──台灣性侵犯強制治療爭議》專題報導（https://bit.ly/322HpJC），全面檢視此一制度的困境。
此案緣起於2013年一位性侵害受刑人盧恩本提出，之後陸續有前台中地院法官時瑋辰（現為新北地院法官，其案件當事人由於已被釋放，非繫屬案件故不被受理）、雲林地院法官張淵森（現為台中地院法官）、雲林地院法官潘韋丞以及多位受強制治療處分者提出聲請。他們主張強制治療無設定上限，成為可無限期拘禁人身自由的「絕對不定期刑」，有違比例原則；同時認為，延長強制治療的機制缺乏完整聽證與辯護程序，即可由檢察官逕自認定，有需要就繼續延長治療，受處分者無從表達意見，只能事後聲明異議，有違正當法律程序，因此聲請人請大法官就強制治療的法令依據（《刑法》91-1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22-1）宣告違憲並失效。
大法官於今年8月20日宣佈併案受理相關案件並進行言詞辯論。
￭釋憲案代理律師：強制治療程序保障空白，形成法治國的巨大空隙
今日《憲法》法庭言詞辯論一開始，強制治療受處分人的代理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周宇修與薛煒育即猛烈批評現行強制治療制度是一種「標籤詐欺」、「國王的新衣」，以治療之名將這些受處分人與社會隔離，（台中監獄培德醫院）不能因換了招牌就說不是監獄，代理人引用「釋字第471號」解釋強調，強制治療雖然屬於預防犯罪的保安處分之一，可是拘束人身自由的效果與刑罰無異，若無受到罪刑法定主義與禁止溯及既往等對於刑罰手段的嚴格規範，將是法治國的巨大空隙。
法官代表潘韋丞接續陳述意見，質疑法條所述治療到「再犯危險性顯著降低」缺乏法律明確性，恐造成恣意認定的後果。張淵森對此持相反意見，主張沒有違反法律明確性，並再度強調，強制治療程序保障幾乎一片空白，雖可聲明異議，但心智障礙者完全不懂，嚴重弱化受處分者權利。相較於受處分人代理律師的批判態度，兩位法官強調非全盤否定強制治療制度，不反對高危險個案進行無期限治療，但不能不論犯罪行為輕重、危險性高低，全部不定期限，否則違反比例原則，潘韋丞並提出搭配轉向及分流設計的務實建議。
￭官部門代理人：執行細節問題，並不構成違憲理由
機關代表方面，衛福部由前監察委員高鳳仙擔任代理人，她強調強制治療制度參考美國民事監護（civil commitment），非以處罰為目的，而是基於矯正與社會防衛，性侵犯猶如煞車壞掉，沒專家幫忙會一直壞下去，現階段替代方案不足下（電子腳鐐監控還是能拆掉、化學去勢或以藥物降低性慾皆未立法），就算執行得再差還是有其必要。
針對代理律師對強制治療的質疑，法務部代表次長蔡碧仲尖銳回應，當舉國都因台南女大生性侵命案陷入風暴時，應該反思這一切問題都是由加害者所造成，並堅持現階段只是執行細節的問題，不構成違憲理由。只能把受處分者關在台中監獄裡的原因，是因地方政府把治療處所當成垃圾場一樣的嫌惡設施，不發使用執照、不增加床位，造成法治國的空隙，大家都有責任，現在培德還有56人，宣告違憲貿然放出去後果難以想像。
￭專家鑑定人：再犯風險難評估，美、德亦曾提出違憲審查
由法學者、精神科醫師、心理學家組成的鑑定人意見陳述中，主要圍繞著兩個議題，一是在醫療專業上要如何以及是否能可能評估再犯危險，二是如何從本土的經驗檢視這個移植自美國的制度目前遇到的困境。
台大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吳建昌坦言，危險性是否顯著降低永遠牽涉著價值判斷，無法一刀切，根據國內外實證研究，並無法得到證據支持何種治療方式較有效，但依個人需求在知情同意狀況下的「美好生活模式」（Good Life Model, GLM）或許是可參考採用的方法之一。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沈勝昂則指出，目前實務上主要綜合量化統計及臨床判斷預測再犯率，但在有限的治療空間中有其侷限，即受處分人無法在現實環境中試驗是否真能有所改變。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林明傑提出美國與德國也都曾遭遇多次性侵犯強制治療的違憲審查，前者以民事庭審核而非刑事的方式解套，確立其為治療而非刑罰的本質，後者則在修法以法官保留以及定期評估審查機制，後於2011年通過歐洲人權法院審理，符合人權公約。
東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法思齊則指出，強制治療在美國法上與繼受德國法的台灣有非常不同的前提，相較我國是刑罰與保安處分並行的「雙軌制」，美國則只有單軌制，因其框架限制，非應報嚇阻的刑罰，只能放置在民事程序，再來美國適用的對象為極端嚴重犯行的「性掠奪」（ sexual predator ），且除再犯危險性還要有精神疾病或人格異常才能構成要件，反觀我國規範的對象涵蓋過廣，從《刑法》221到227條所有犯罪行為都包括在內，即使輕微猥褻也有可能被強制治療，不能因爲美國合憲，我們就合憲。
法思齊於回覆大法官詢問時更指出，美國立法的背景都是在遭遇極端個案後因應民意而生，並產生性犯罪高再犯的迷思，但特殊案例無法反映此類犯罪全貌，事實是一般性犯罪除戀童癖外再犯率通常不高，近年美加兩國的研究已指出嚴格的性犯罪政策強制是失敗的，甚至如梅根法案（Megan's Law）衍生更多問題。
￭司法院：一個月內宣布大法官釋憲日期
在大法官呂太郎、詹森林、黃虹霞、楊惠欽針對各爭點詢問聲請人、機關代表及鑑定人後，各方再做最後的意見陳述，最後一名發言者為代表相關機關的司法院刑事廳廳長彭幸鳴，她強調法官跟每位國民一樣對不幸的犯罪事件感同身受，但當坐上法檯時，法官就不能只考慮自己，而需更深層的探究為什麼加害人會犯罪、什麼樣的處遇能讓其負起責任，而強制治療經過逐步修法後愈趨嚴苛、剝奪人身自由的力道加大的同時，程序保障卻明顯不足。
「當性侵害加害人已接受刑罰後，國家是否仍以剝奪人身自由來排除此一群體，猶如古代流放隔離痲瘋病人，或是應該將其當做一個人，以治療為核心促其回歸社會？」彭幸鳴總結說道。
會後法庭審判長、司法院院長許宗力宣佈將於一個月內公布解釋案日期。 (文／張子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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