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祇是想說，你們送進獄中的，是這樣的年輕人。
—— 生命之於我們苛刻
是要我們走出人生的窄門，迎往寬闊的理想
斑斑駁駁，不知從何說起。
八月十五日，高等法院五樓五號庭，休庭三十分鐘，戰友點頭互換「在心中」的神色，媽媽話不多，但她站在任何角度也是凝望著我。我沒有與任何人擁抱、也沒有認真看進任何人的眼眸。岑敖暉拉拉我的尾指，並沒進庭，過於靠近更為難過，惟以輕巧含蓄的方式暫別。進庭前，周諾恆拍拍我的頭、何式凝在我進入犯人欄時離席抱我一下，我沒什麼反應，不擅長與人道別，唯有用力埋葬情感，淡然進去。在被視為「低下囚」的欄裡接受審判，政府以法庭解決政治問題，結果雖然心裡有數，但聽到十三個月，還是下意識問在旁的朱偉聰：「是一年一個月嗎」，他輕輕點頭，沒再回話。
十三人隨即被鎖上手扣，帶到高院地下囚室，那是九步乘十步的斗室，固然沒有窗戶，處處水痕鏽跡，伴隨馬桶轟轟作響的回音。手上只剩一張身份證，那是迫切直接的情景，指向一種被剝奪的具象，鐵門嘭一聲被關上的剎那，我終於確認到：事情就這樣發生了。是的，事情就這樣發生了，不能逆轉，身前已有不少抗爭者入獄，可見未來只有更多。當政權要全面打壓不服從的人，有點悲壯，但這是長路中所要面對的，並確切成為了這些抗爭者共同生命的部分。
往監獄前，獨自待在囚室大概六小時（從八月十五到暫獲保釋的十一月二十四日，都沒時鐘，除了獄裡中央廣播的「點核人數」時段與聽收音機節目，其他時間都是一個約莫的運行），吃的第一頓午餐，是近乎沒有味道的豆粥。職員着我填探訪名單列表，寫上一個一個名字時，周遭才有了一點溫度。後來三個女生上囚車，職員說外頭很多記者，遞來口罩，我們三說不需。高院深鎖的鐵閘一開，長毛的聲線襲來，很多人在外頭振臂高呼，略略看到戰友葉志衍在拍照，記者湧至，頓時感到，閘內閘外，兩個世界，我們有我們昂然進獄的理由，那是應該要被看見的。他們在外頭只見黑壓壓的玻璃車廂，我卻從內看到一個個澄明的身影，便不住流淚，如是他們拍下的照片，都是我的臉龐掛有豆大眼珠的樣子。記起上次被人拍到淚流滿臉的光影，是在2010年反高鐵，相隔經已七年半。
在獄中哭了無數遍。有人問我，為何時常哭？（彷彿所望引述的字詞也是剛強與不容質疑的堅決）。我一直想為哭泣平反，眼淚，是知道自己不能自拔地在乎這個世界、是一種看見真實痛苦而映射出來的悸動，也是形成這個自己的底蘊。
十一月十四日，十三人再次上庭，我帶著米蘭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回到曾經待過的囚室。牆壁上有囚友寫「Fuck」、「成功減刑！」的字句，我拿起筆在囚室牆壁寫「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Es muss sein. Es muss sein. 」。這是昆德拉引用貝多芬四重奏樂章的動機，人生很多事情，都是非如此不可。不論是三年前的東北運動，還是一直以來把生命放置於怎樣的部分，那個比重就捏出了自己的模樣。這些抉擇，不是徐徐而下的念頭，而是自覺非如此不可的投擲。這個信念，留在我的腦海、留在囚室的灰泥牆上。
自反高鐵運動啟蒙之始，我理解到抗爭是必然如此的征途。但深感抗爭不是一種堅強堅強再堅強的面目，這是我自己的問題，我曾有段時間沉溺在邊緣人身邊，在所屬的工作單位做記者，寫《雙面人》、《香港背脊》的欄目，時間不長產量尚少，寫被親人性侵的少女、隱蔽青年、援交男女、被家暴媽媽，呈現出社會要他們努力生活的亮光與自身其實極為黑暗的真實、理解她們低頭無處可逃卻被家庭朋友要求自己昂首走往出路的巨大落差。也在暑假時籌備為電影《一念無明》寫書，接觸人格分裂的人、抑鬱燥鬱的人，聽他們跌墮於深淵而無法被人明暸的理肌，觸碰他們所走進的胡同。在入獄前兩天，我還在寫。
到了後來，我在獄中有兩個多月不曾寫獄中書信寄出發佈，想起也許大家想知道入面的人安好、心理質素不壞、想得到一些鼓動繼續向前的字句，便知道自己無法強裝光明有力地看待事情。不想要外頭的人擔心，也難以寫清自身的想法，便一直擱筆。其實這樣不是不夠堅韌，只是感到若自己說出「不要放棄」、「堅持到底」，會是無比乾澀、無比隱藏。我的字詞沒有一跳躍動的頻率，這與一個堅壯抗爭者所需表現的光熱，好像，好像，我自覺是有種格格不入。這是我自己的問題。最近做不同訪問，彷彿我的答案總是讓人皺眉頭，說出堆堆疊疊的心事。但若要我解釋抗爭者/不服從的人沒有循主流道路去表現生命，解釋這個莊嚴沉重的決定，是需要層層堆疊的。直到我無法再簡易回應一些問題，難以讓人剪成短片，或者答問題前要先多答幾條問題才不被誤讀，我便直說：「真的抱歉我沒能說到bite，因為事情實在是複雜的，不是一些既定框架能夠被展述。」彷似失去了訴述自己的能力，我找不到讓人安心的語言。若要抓住一句去談，極其量是這句「若然人生終究無法逃離戰場，唯有沉住一口氣前行」。但也是一個略略、大概、約莫。
最多人問我「適應了入面的生活了嗎？」我輕輕答「還不錯」，其實我內心的答案是：「這事不需分內外，自從自知生命各方面都是處於巨大的漩渦後，我其實也一直適應不了外面的生活」。當自己同樣成為社會機器運作的部分，被各種人間困擾蝕磨，處於日復日無法躲避的亂流間，記憶中鑲嵌了「正常」應是怎樣的價值，是多麼無力，同時要多麼吃力生活。若然無法忍受任由漩渦翻滾自己成為模糊的人，是一種需要力度、需要勇氣、需要咬緊牙關與黑暗抵抗的掙扎。我一直堅韌地迎向所有生命中的缺口，以往所遇過的邊緣和艱苦其實沒有公開講過，就這樣帶著疤痕留了在心底內，成為自己的一部分，這個過程是複雜而需要被消化的。我有自己所想成為的模樣，無法閉眼「正常」生活，便一直指出社會問題。從中學時代逃學到立法會苦行，來到監獄這一站，多麼遙遠，又多麼短暫，解過無數的繩結，也花了多大的力氣，再也回不了頭。於我而言，這種模樣不是超脫亮光的表現、不是閃光燈所能在黑夜中反照的光影，而是於黑夜中摸黑前行，低鳴徘徊，越行越黑，偶有絕望，常有失落，惟一直懷有一明一滅、一滅一明的力量的過程。
監獄裡，看到種種苦難，這地方是其中一個社會被邊緣化的痛苦總和。她們齊集在此，成為「負累」，成為有危害性的人群。沒錯，她們是罪犯，然而我不斷問自己，為什麼她們要這樣做、為什麼她們的家庭和成長背景會推向她們走往邊緣、是什麼制度使她們無法擁有「正常」生活、繼而成為「加害者」？在她們踏上「歪路」前，有沒有足夠的人出現在她們的生命中同行？在她們兒時家庭破碎、長成中受盡挫敗、被教育制度壓得喘不過氣、找不到工作或事業失敗、經歷離婚或家暴、住進狹小位單而沒有住屋尊嚴、為了各種原因而走往險路之前，需要出現的人去了哪裡？社會正義的聲音去了哪裡？有資源的人、從政者、有權力的人有沒有處理到這些問題？我們有份排斥過她們嗎？我們到底有在乎過嗎？
我帶著這樣的自省與她們一起，與她們生活，擔起外藉人士、中國人與香港人之間的翻譯、為文盲婦女寫信回家鄉、陪伴因思念家人而嚎哭的女子。在這幾個月我尚未再次坐牢之前，也會回去探訪幾個囚友，當中有九年來只有數次探訪的囚友、沒有親人來探的囚友，會為她們送書和親人近照，讓她們的編號被職員喊出，被送到探訪室，讓她們的獄中生活有所期待，感受到來自外頭的關愛，不至於感到被遺忘於鐵籠裡。一百多天，心底反覆告訴自己，進來的初衷是無法對不義的事置之獨外，進到來也無法不去於邊緣掙扎的人並行。在保釋上訴前，我寫了封信給倉裡的一群非洲人，我說我們雖然來到這裡，相遇在讓人窒息而無法自主的空間，雖然我們都是罪犯，受到懲罰，但我們之間有愛、有仁慈、有力量。保釋前，我抱著大包小包準備離去，她抹抹眼淚，說「謝謝」，我回話「謝謝你們與我一起，安放了我。」
正如蔡崇達所言：「走向自己內心，是通往他人內心最快的路徑」。如是這一年來，我一直自己與自己對話，與人對話，很多大家內心的命題都是共通的，很多碎片和星塵都是在彼此生活經驗中交疊的，大家可以在心底的纏繞、悲喜與掙扎中找到對方，感到前往的力度和溫熱。我們都是一樣，我不特別，同是要面對直接而暴力的生活壓力，頭上或有一些光環，但我們不需要社會「英雄」，我們需要每一個人，每一個構成社會的人。
這些心事，一直有與岑敖暉訴說與信書往來，雖然得到彼此的答覆存有一星期時差，但執筆是尋找自己和看到對方內心的方式，也是我們保護自己的方式。我知道他明暸，因此他曾在訪問中說過：「人生最重要的事，莫過於理解與被理解。」如果我們因理念而相遇、因理解而前行，即使也會進那個名為監獄的地方，然而這些枷鎖與壓迫，也會是生命的部分，當中所生長的力量與堅韌，刻在骨子裡，讓人沉實地迎向越來越讓人不知所措與進退失據的時代。有人會問「會怎樣與岑敖暉經歷他入獄前這些時光」，其實是沒什麼特別，如果所謂「抗爭情侶」確認威權時代只會為不願服從的人帶來巨大挑戰，同時自身在城市裡要在被吞噬的漩渦中抵抗吞逝，就會知道一個事實，日後的路是無處可逃，而且是多麼多麼難走。因此，坐牢、保釋、坐牢，都只是漫長生命的部分。監獄有形，外頭無形，生而為人而無法自主自決，內外也如監獄。因此只能不悲不喜，拿出宛如其他滋長成我們模樣過道的心情。
若然知道自己無法自拔地在乎這個世界，惟能以堅韌面對醜陋不堪的亂流。生命之於我們苛刻，是要我們走出人生的窄門，迎往寬闊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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