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屆奧斯卡頒獎典禮於2月9日(當地時間)在美國洛杉磯杜比劇院舉行。 《寄生蟲》入圍了最佳影片獎、導演獎、劇本獎、美術獎、剪輯獎、國際電影獎(原最佳外語片獎)等六個部門的提名名單。
最終橫掃奧斯卡,獲最佳影片等四項大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和最佳國際影片。
電影裡,窮人一家和富人一家,互為鏡像。同樣是夫妻,一子一女,卻一個在上流世界,一個在最底層的世界。另一組鏡像是,富人住在地上,窮人住在地下;富人生活在天堂裡,窮人掙扎在地獄裡……奉俊昊在電影中進行平行剪輯,使兩個空間發生的事件互相交織。
這種鏡像只看到了差別,而非本質上的相同。聖經中以上帝視角所展現的人的鏡像,首先需要從人有上帝的形象入手,不論你是窮人或富人,在本質上都是有著上帝的形象,而不是在本質上有差異的不同物種。
電影裡,用一些核心詞來詮釋“寄生”,那就是自我為中心建構的“界限”......當人只出於個人好惡,以自我為中心建立界限時,界限就成了一種災難和人與人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小七 #寄生蟲 #界線 #貧富差異
http://ocfuyin.org/oc2019081903
*你對這座城市沒有感情,我卻愛它——電影《寄生蟲》
文/小七
5月30日在韓國上映的影片《寄生蟲》,榮獲第72屆戛納電影節最高獎“金棕櫚”大獎,這也是韓國電影首次拿下金棕櫚大獎。
《寄生蟲》剛開播時即在豆瓣獲9.3分,IMDB8.6分的驚人高分。對於導演奉俊昊,他首先被大眾熟知的是2003年執導的電影《殺人回憶》,影評人木二衛曾如此評價:“個體命運的悲劇和動盪不安的時局完整結合在一起……當最後所有矛頭都指向一個人時,希望又瞬間破滅,沮喪之至。” 當然,奉俊昊在社會階級問題的這一母題的延續性上,最直接的應該是他的前作《雪國列車》 。
而《寄生蟲》所要表達的,是在個人與社會整體間做出更深層面的寓言式的探討。
符號下的互為鏡像
《寄生蟲》講述了兩個身份地位懸殊的家庭的故事:宋康昊飾演的無業遊民父親基澤,讓寄託了家人生計希望的大兒子前往IT公司老總樸社長家應聘課外教師。陰差陽錯之間,低到塵埃的貧窮的一家4口,與高出天際的有錢的一家4口,發生了交集……
這部電影最初不叫《寄生蟲》,而叫《謄印》。什麼是謄印?按著字面意思,是指一種複制的圖印。奉俊昊曾在採訪中提到這來源於一個叫“謄印法”(decalmamia,超現實主義技法之一)的藝術概念,為的是追求意外的趣味,進行意象的暗示性,是一種象徵與暗示,是符號。所以,理解這部電影,並不只是從人物本身理解,而是一種群體的鏡像,是個體的寓言。
很多人詬病電影劇情發展不合邏輯,例如富人的智商集體不在線,等等,其實並沒有註意到導演背後的意圖。在某種意義上講,越是扁平的人物,越具有代表性,才更大地凸顯了矛盾、差距以及諷刺。
電影裡,窮人一家和富人一家,互為鏡像。同樣是夫妻,一子一女,卻一個在上流世界,一個在最底層的世界。另一組鏡像是,富人住在地上,窮人住在地下;富人生活在天堂裡,窮人掙扎在地獄裡……奉俊昊在電影中進行平行剪輯,使兩個空間發生的事件互相交織。
這種鏡像只看到了差別,而非本質上的相同。聖經中以上帝視角所展現的人的鏡像,首先需要從人有上帝的形象入手,不論你是窮人或富人,在本質上都是有著上帝的形象,而不是在本質上有差異的不同物種。
不可逾越的界限
電影裡,用一些核心詞來詮釋“寄生”,那就是自我為中心建構的“界限”。出於愛而設置的界限是一種保護,如馬路上的斑馬線、紅綠燈;人和上帝之間有絕對不可僭越的界限;父母告訴孩子不能靠近火是出於愛而設的界限。而不恰當的越界,可以理解為寄生。例如啃老的年輕人寄生於父母;婚內的出軌行為是把本屬於夫妻間的盟約之愛,寄生於第三者。當人只出於個人好惡,以自我為中心建立界限時,界限就成了一種災難和人與人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
影片中,導演大量使用了“階梯”這個符號,強調頂端與底層的對比和界限。電影中,在富人和窮人之間,隔著一條陡峭階梯。階梯上面是寬闊的豪宅,下面是暗無天日的地下室,上面是天堂,下面是地獄……
導演甚至在電影的某些構圖上,借用玻璃的對角線分割強調階層的界限。例如,前保姆越過對角線拍醒富人妻子,然後再回到原來的區域。
富人爸爸也屢次提到越界。他開除年輕司機時,最恨的不是司機亂搞,而是沒有在自己的座位搞,偏偏越界到後排自己的座位上。新司機問他,應該還愛著自己的太太?富人爸爸表現的是一種面對越界的憤怒:我可以和你表面客氣、禮貌,但我們不是朋友,你是被剝削的階級。
導演在可看到的越界的基礎上,選擇了畫面上看不到的,卻深入骨髓的“氣味”來表達越界。電影中氣味是非常重要的誘因,承載了下層人對自我身份深深的自卑感。它帶有天然的貶低色彩,讓你想到貧窮、困窘、底層和不干淨。
它就像局限在某種界限下的烙印,如一個人的思維模式、生活習慣等。你能洗掉衣服的汗味,卻洗不掉已經融入血液的地下室的氣味。電影中底層的一家人,雖然改造並包裝了自己的身份和形象,但一場暴雨就能將他們打回原型。階級差異才是如影隨形的屈辱印記。
誰是寄生蟲?
隨處可尋的界限下,誰才是真正的寄生蟲?富人?窮人?
導演的用意並非只是簡單的仇富,因為所選富人的角色並不是韓國財閥家族,而是辛苦打拼的IT人,導演在此拋出一個新命題——究竟是誰病了?
電影中的富人以為,他們的寬容和大度,是對窮人的恩賜。在其背後,是發自內心的對窮人的鄙夷,而窮人早就看透了這種偽善;電影中窮人可憐巴巴的背後,是市儈、奸滑和算計。他們找到各種藉口,為自己不道德的行為開脫,比如,如果我有這些錢的話,我也會很善良;錢就是熨斗,能把一些褶皺都燙平了……
但是,電影最後仇殺衝突的開始,並非是窮人和富人,而是發生在兩個窮人家庭之間。除了窮人和富人之間的互害,還有窮人與窮人之間的互害。他們成為彼此眼中的寄生蟲,彼此厭棄,最終化為血雨腥風。
電影中,有一個令人髮指的細節。富人全家一直認為掛在牆上的是小孩子畫的自畫像,但畫中卻是孩子所畫住在“底層世界”的鬼、寄生蟲。它與全家福放在一起。導演藉此傳達一個核心思想:兩個世界“互為寄生蟲”。底層與上層世界,在本質上毫無差別。
誰才是真正的“寄生蟲”?其實,真正的寄生蟲,是人的惡。這惡正如電影中的地下迷宮,自帶轉角,永無盡頭。這種惡共同存在於富人和窮人身上,但有不同的表達。富人強調守住特權和界限,窮人想越過界限,拼命往上攀爬,就連電影最後,兒子幻想買房子釋放父親,象徵階層的擁抱,象徵希望和答案。
但是,這只能是幻想,沒有答案。人之惡,正如電影中的“石頭”,電影說它是“甩不開的石頭粘著我”,這隱喻的是人不可抑制的慾望。所有人身上或許都會產生世界末日一般的瘋狂和焦慮,但所有人都強迫自己填平自己的深淵。
奉俊昊說:“我覺得導演的工作,就是盡力去反映TA所處的時代。”電影只是一種藝術手段,它只是把個體命運和社會真相以寓言的形式,展現給觀眾。它沒有能力去解決如此尖銳的社會問題。
但現實往往比電影更讓人絕望,人生的無奈是無出路的嘆息。因為有時,固有的被惡禁錮,就再無法打開。
約拿的界限
聖經裡記載了一個“升級版”的越界的故事,就是約拿的故事。亞述帝國殺戮以色列人,上帝卻讓先知約拿向他們傳福音,對於一個如此愛國的先知,這絕對是不可跨越的界限。 “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參《約拿書》1:3)約拿於是選擇逃跑。
可上帝定意要成就他自己的事。他使約拿經歷了風浪,被人扔進海中,被迫在魚腹裡生活了3日。上岸的約拿,仍不太情願地走向了尼尼微城。當尼尼微人聽到福音而悔改時,聖經中描寫約拿的反應:
“這事約拿大大不悅,且甚發怒,就禱告耶和華說:'耶和華啊,我在本國的時候豈不是這樣說嗎?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上帝,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華啊,現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為我死了比活著還好。'耶和華說:'你這樣發怒合乎理嗎?'”(《約拿書》4:1-4)
約拿不但暴怒,還指控上帝是邪惡的,還當場求死!提摩太·凱勒在《諸神的面具》中寫道:“因為人心的本性是自以為義,所以很自然會覺得自己的文化與階層特色比別人的優越,但是這種自然的傾向,卻為福音所抑制。”
越界的憐恤
約拿的故事在這裡戛然而止。上帝在挑戰帶著階層優越性的約拿,同時也給出了最終的答案。上帝的回應是:你對這個城市沒有感情,但是我卻愛他們。
“耶和華說:'這蓖麻不是你栽種的,也不是你培養的,一夜發生,一夜幹死,你尚且愛惜;何況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約拿書》4:10-13)
凱勒牧師在《生活中的偶像》中說:
“幾個世紀之後,有一個人說他就是那最終極的約拿(《馬太福音》12:39-41)。當耶穌基督來到世上,他離開了那至高也是最舒適的環境,為了要來服事那些不僅可能會傷害,而且必定會傷害他的人;然而為了要拯救他們,他不只向他們傳道,更為他們犧牲了性命……
約拿只是看起來好像會死在魚腹中,但耶穌卻是真正地死了,而且也復活了。這就是耶穌所說的'約拿的神蹟'(參《馬太福音》12:39)……約拿是被丟到風暴中的海裡,而耶穌則是上了十字架最終極的風暴…… ”
上帝暗示約拿,他會用一種約拿不願意的方式,去愛這個世上強大卻失落的城市。在耶穌基督的福音裡,藉著這位真正越界的“約拿”,來成就愛的委身。
世界的規則是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上帝卻“道成肉身”,“越界”成為卑微的人。影片名為《寄生蟲》,或許或多或少有階級歧視的意味,但聖經中有一處記載著:“但我是蟲,不是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詩篇》 22:6),很明顯,這指向了受難的基督。他因著愛,賦予我們生命相同的盼望和慰藉。
上帝越界的憐恤,才能成為這世界的答案,也成為《寄生蟲》最終的出路和亮光。不只是寓言,而是真實的恩典。(圖片來自豆瓣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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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對這座城市沒有感情,我卻愛它——電影《寄生蟲》
文/小七
5月30日在韓國上映的影片《寄生蟲》,榮獲第72屆戛納電影節最高獎“金棕櫚”大獎,這也是韓國電影首次拿下金棕櫚大獎。
《寄生蟲》剛開播時即在豆瓣獲9.3分,IMDB8.6分的驚人高分。對於導演奉俊昊,他首先被大眾熟知的是2003年執導的電影《殺人回憶》,影評人木二衛曾如此評價:“個體命運的悲劇和動盪不安的時局完整結合在一起……當最後所有矛頭都指向一個人時,希望又瞬間破滅,沮喪之至。” 當然,奉俊昊在社會階級問題的這一母題的延續性上,最直接的應該是他的前作《雪國列車》 。
而《寄生蟲》所要表達的,是在個人與社會整體間做出更深層面的寓言式的探討。
符號下的互為鏡像
《寄生蟲》講述了兩個身份地位懸殊的家庭的故事:宋康昊飾演的無業遊民父親基澤,讓寄託了家人生計希望的大兒子前往IT公司老總樸社長家應聘課外教師。陰差陽錯之間,低到塵埃的貧窮的一家4口,與高出天際的有錢的一家4口,發生了交集……
這部電影最初不叫《寄生蟲》,而叫《謄印》。什麼是謄印?按著字面意思,是指一種複制的圖印。奉俊昊曾在採訪中提到這來源於一個叫“謄印法”(decalmamia,超現實主義技法之一)的藝術概念,為的是追求意外的趣味,進行意象的暗示性,是一種象徵與暗示,是符號。所以,理解這部電影,並不只是從人物本身理解,而是一種群體的鏡像,是個體的寓言。
很多人詬病電影劇情發展不合邏輯,例如富人的智商集體不在線,等等,其實並沒有註意到導演背後的意圖。在某種意義上講,越是扁平的人物,越具有代表性,才更大地凸顯了矛盾、差距以及諷刺。
電影裡,窮人一家和富人一家,互為鏡像。同樣是夫妻,一子一女,卻一個在上流世界,一個在最底層的世界。另一組鏡像是,富人住在地上,窮人住在地下;富人生活在天堂裡,窮人掙扎在地獄裡……奉俊昊在電影中進行平行剪輯,使兩個空間發生的事件互相交織。
這種鏡像只看到了差別,而非本質上的相同。聖經中以上帝視角所展現的人的鏡像,首先需要從人有上帝的形象入手,不論你是窮人或富人,在本質上都是有著上帝的形象,而不是在本質上有差異的不同物種。
不可逾越的界限
電影裡,用一些核心詞來詮釋“寄生”,那就是自我為中心建構的“界限”。出於愛而設置的界限是一種保護,如馬路上的斑馬線、紅綠燈;人和上帝之間有絕對不可僭越的界限;父母告訴孩子不能靠近火是出於愛而設的界限。而不恰當的越界,可以理解為寄生。例如啃老的年輕人寄生於父母;婚內的出軌行為是把本屬於夫妻間的盟約之愛,寄生於第三者。當人只出於個人好惡,以自我為中心建立界限時,界限就成了一種災難和人與人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
影片中,導演大量使用了“階梯”這個符號,強調頂端與底層的對比和界限。電影中,在富人和窮人之間,隔著一條陡峭階梯。階梯上面是寬闊的豪宅,下面是暗無天日的地下室,上面是天堂,下面是地獄……
導演甚至在電影的某些構圖上,借用玻璃的對角線分割強調階層的界限。例如,前保姆越過對角線拍醒富人妻子,然後再回到原來的區域。
富人爸爸也屢次提到越界。他開除年輕司機時,最恨的不是司機亂搞,而是沒有在自己的座位搞,偏偏越界到後排自己的座位上。新司機問他,應該還愛著自己的太太?富人爸爸表現的是一種面對越界的憤怒:我可以和你表面客氣、禮貌,但我們不是朋友,你是被剝削的階級。
導演在可看到的越界的基礎上,選擇了畫面上看不到的,卻深入骨髓的“氣味”來表達越界。電影中氣味是非常重要的誘因,承載了下層人對自我身份深深的自卑感。它帶有天然的貶低色彩,讓你想到貧窮、困窘、底層和不干淨。
它就像局限在某種界限下的烙印,如一個人的思維模式、生活習慣等。你能洗掉衣服的汗味,卻洗不掉已經融入血液的地下室的氣味。電影中底層的一家人,雖然改造並包裝了自己的身份和形象,但一場暴雨就能將他們打回原型。階級差異才是如影隨形的屈辱印記。
誰是寄生蟲?
隨處可尋的界限下,誰才是真正的寄生蟲?富人?窮人?
導演的用意並非只是簡單的仇富,因為所選富人的角色並不是韓國財閥家族,而是辛苦打拼的IT人,導演在此拋出一個新命題——究竟是誰病了?
電影中的富人以為,他們的寬容和大度,是對窮人的恩賜。在其背後,是發自內心的對窮人的鄙夷,而窮人早就看透了這種偽善;電影中窮人可憐巴巴的背後,是市儈、奸滑和算計。他們找到各種藉口,為自己不道德的行為開脫,比如,如果我有這些錢的話,我也會很善良;錢就是熨斗,能把一些褶皺都燙平了……
但是,電影最後仇殺衝突的開始,並非是窮人和富人,而是發生在兩個窮人家庭之間。除了窮人和富人之間的互害,還有窮人與窮人之間的互害。他們成為彼此眼中的寄生蟲,彼此厭棄,最終化為血雨腥風。
電影中,有一個令人髮指的細節。富人全家一直認為掛在牆上的是小孩子畫的自畫像,但畫中卻是孩子所畫住在“底層世界”的鬼、寄生蟲。它與全家福放在一起。導演藉此傳達一個核心思想:兩個世界“互為寄生蟲”。底層與上層世界,在本質上毫無差別。
誰才是真正的“寄生蟲”?其實,真正的寄生蟲,是人的惡。這惡正如電影中的地下迷宮,自帶轉角,永無盡頭。這種惡共同存在於富人和窮人身上,但有不同的表達。富人強調守住特權和界限,窮人想越過界限,拼命往上攀爬,就連電影最後,兒子幻想買房子釋放父親,象徵階層的擁抱,象徵希望和答案。
但是,這只能是幻想,沒有答案。人之惡,正如電影中的“石頭”,電影說它是“甩不開的石頭粘著我”,這隱喻的是人不可抑制的慾望。所有人身上或許都會產生世界末日一般的瘋狂和焦慮,但所有人都強迫自己填平自己的深淵。
奉俊昊說:“我覺得導演的工作,就是盡力去反映TA所處的時代。”電影只是一種藝術手段,它只是把個體命運和社會真相以寓言的形式,展現給觀眾。它沒有能力去解決如此尖銳的社會問題。
但現實往往比電影更讓人絕望,人生的無奈是無出路的嘆息。因為有時,固有的被惡禁錮,就再無法打開。
約拿的界限
聖經裡記載了一個“升級版”的越界的故事,就是約拿的故事。亞述帝國殺戮以色列人,上帝卻讓先知約拿向他們傳福音,對於一個如此愛國的先知,這絕對是不可跨越的界限。 “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參《約拿書》1:3)約拿於是選擇逃跑。
可上帝定意要成就他自己的事。他使約拿經歷了風浪,被人扔進海中,被迫在魚腹裡生活了3日。上岸的約拿,仍不太情願地走向了尼尼微城。當尼尼微人聽到福音而悔改時,聖經中描寫約拿的反應:
“這事約拿大大不悅,且甚發怒,就禱告耶和華說:'耶和華啊,我在本國的時候豈不是這樣說嗎?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上帝,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華啊,現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為我死了比活著還好。'耶和華說:'你這樣發怒合乎理嗎?'”(《約拿書》4:1-4)
約拿不但暴怒,還指控上帝是邪惡的,還當場求死!提摩太·凱勒在《諸神的面具》中寫道:“因為人心的本性是自以為義,所以很自然會覺得自己的文化與階層特色比別人的優越,但是這種自然的傾向,卻為福音所抑制。”
越界的憐恤
約拿的故事在這裡戛然而止。上帝在挑戰帶著階層優越性的約拿,同時也給出了最終的答案。上帝的回應是:你對這個城市沒有感情,但是我卻愛他們。
“耶和華說:'這蓖麻不是你栽種的,也不是你培養的,一夜發生,一夜幹死,你尚且愛惜;何況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約拿書》4:10-13)
凱勒牧師在《生活中的偶像》中說:
“幾個世紀之後,有一個人說他就是那最終極的約拿(《馬太福音》12:39-41)。當耶穌基督來到世上,他離開了那至高也是最舒適的環境,為了要來服事那些不僅可能會傷害,而且必定會傷害他的人;然而為了要拯救他們,他不只向他們傳道,更為他們犧牲了性命……
約拿只是看起來好像會死在魚腹中,但耶穌卻是真正地死了,而且也復活了。這就是耶穌所說的'約拿的神蹟'(參《馬太福音》12:39)……約拿是被丟到風暴中的海裡,而耶穌則是上了十字架最終極的風暴…… ”
上帝暗示約拿,他會用一種約拿不願意的方式,去愛這個世上強大卻失落的城市。在耶穌基督的福音裡,藉著這位真正越界的“約拿”,來成就愛的委身。
世界的規則是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上帝卻“道成肉身”,“越界”成為卑微的人。影片名為《寄生蟲》,或許或多或少有階級歧視的意味,但聖經中有一處記載著:“但我是蟲,不是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詩篇》 22:6),很明顯,這指向了受難的基督。他因著愛,賦予我們生命相同的盼望和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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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蟲》剛開播時即在豆瓣獲9.3分,IMDB8.6分的驚人高分。對於導演奉俊昊,他首先被大眾熟知的是2003年執導的電影《殺人回憶》,影評人木二衛曾如此評價:“個體命運的悲劇和動盪不安的時局完整結合在一起……當最後所有矛頭都指向一個人時,希望又瞬間破滅,沮喪之至。” 當然,奉俊昊在社會階級問題的這一母題的延續性上,最直接的應該是他的前作《雪國列車》 。
而《寄生蟲》所要表達的,是在個人與社會整體間做出更深層面的寓言式的探討。
符號下的互為鏡像
《寄生蟲》講述了兩個身份地位懸殊的家庭的故事:宋康昊飾演的無業遊民父親基澤,讓寄託了家人生計希望的大兒子前往IT公司老總樸社長家應聘課外教師。陰差陽錯之間,低到塵埃的貧窮的一家4口,與高出天際的有錢的一家4口,發生了交集……
這部電影最初不叫《寄生蟲》,而叫《謄印》。什麼是謄印?按著字面意思,是指一種複制的圖印。奉俊昊曾在採訪中提到這來源於一個叫“謄印法”(decalmamia,超現實主義技法之一)的藝術概念,為的是追求意外的趣味,進行意象的暗示性,是一種象徵與暗示,是符號。所以,理解這部電影,並不只是從人物本身理解,而是一種群體的鏡像,是個體的寓言。
很多人詬病電影劇情發展不合邏輯,例如富人的智商集體不在線,等等,其實並沒有註意到導演背後的意圖。在某種意義上講,越是扁平的人物,越具有代表性,才更大地凸顯了矛盾、差距以及諷刺。
電影裡,窮人一家和富人一家,互為鏡像。同樣是夫妻,一子一女,卻一個在上流世界,一個在最底層的世界。另一組鏡像是,富人住在地上,窮人住在地下;富人生活在天堂裡,窮人掙扎在地獄裡……奉俊昊在電影中進行平行剪輯,使兩個空間發生的事件互相交織。
這種鏡像只看到了差別,而非本質上的相同。聖經中以上帝視角所展現的人的鏡像,首先需要從人有上帝的形象入手,不論你是窮人或富人,在本質上都是有著上帝的形象,而不是在本質上有差異的不同物種。
不可逾越的界限
電影裡,用一些核心詞來詮釋“寄生”,那就是自我為中心建構的“界限”。出於愛而設置的界限是一種保護,如馬路上的斑馬線、紅綠燈;人和上帝之間有絕對不可僭越的界限;父母告訴孩子不能靠近火是出於愛而設的界限。而不恰當的越界,可以理解為寄生。例如啃老的年輕人寄生於父母;婚內的出軌行為是把本屬於夫妻間的盟約之愛,寄生於第三者。當人只出於個人好惡,以自我為中心建立界限時,界限就成了一種災難和人與人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
影片中,導演大量使用了“階梯”這個符號,強調頂端與底層的對比和界限。電影中,在富人和窮人之間,隔著一條陡峭階梯。階梯上面是寬闊的豪宅,下面是暗無天日的地下室,上面是天堂,下面是地獄……
導演甚至在電影的某些構圖上,借用玻璃的對角線分割強調階層的界限。例如,前保姆越過對角線拍醒富人妻子,然後再回到原來的區域。
富人爸爸也屢次提到越界。他開除年輕司機時,最恨的不是司機亂搞,而是沒有在自己的座位搞,偏偏越界到後排自己的座位上。新司機問他,應該還愛著自己的太太?富人爸爸表現的是一種面對越界的憤怒:我可以和你表面客氣、禮貌,但我們不是朋友,你是被剝削的階級。
導演在可看到的越界的基礎上,選擇了畫面上看不到的,卻深入骨髓的“氣味”來表達越界。電影中氣味是非常重要的誘因,承載了下層人對自我身份深深的自卑感。它帶有天然的貶低色彩,讓你想到貧窮、困窘、底層和不干淨。
它就像局限在某種界限下的烙印,如一個人的思維模式、生活習慣等。你能洗掉衣服的汗味,卻洗不掉已經融入血液的地下室的氣味。電影中底層的一家人,雖然改造並包裝了自己的身份和形象,但一場暴雨就能將他們打回原型。階級差異才是如影隨形的屈辱印記。
誰是寄生蟲?
隨處可尋的界限下,誰才是真正的寄生蟲?富人?窮人?
導演的用意並非只是簡單的仇富,因為所選富人的角色並不是韓國財閥家族,而是辛苦打拼的IT人,導演在此拋出一個新命題——究竟是誰病了?
電影中的富人以為,他們的寬容和大度,是對窮人的恩賜。在其背後,是發自內心的對窮人的鄙夷,而窮人早就看透了這種偽善;電影中窮人可憐巴巴的背後,是市儈、奸滑和算計。他們找到各種藉口,為自己不道德的行為開脫,比如,如果我有這些錢的話,我也會很善良;錢就是熨斗,能把一些褶皺都燙平了……
但是,電影最後仇殺衝突的開始,並非是窮人和富人,而是發生在兩個窮人家庭之間。除了窮人和富人之間的互害,還有窮人與窮人之間的互害。他們成為彼此眼中的寄生蟲,彼此厭棄,最終化為血雨腥風。
電影中,有一個令人髮指的細節。富人全家一直認為掛在牆上的是小孩子畫的自畫像,但畫中卻是孩子所畫住在“底層世界”的鬼、寄生蟲。它與全家福放在一起。導演藉此傳達一個核心思想:兩個世界“互為寄生蟲”。底層與上層世界,在本質上毫無差別。
誰才是真正的“寄生蟲”?其實,真正的寄生蟲,是人的惡。這惡正如電影中的地下迷宮,自帶轉角,永無盡頭。這種惡共同存在於富人和窮人身上,但有不同的表達。富人強調守住特權和界限,窮人想越過界限,拼命往上攀爬,就連電影最後,兒子幻想買房子釋放父親,象徵階層的擁抱,象徵希望和答案。
但是,這只能是幻想,沒有答案。人之惡,正如電影中的“石頭”,電影說它是“甩不開的石頭粘著我”,這隱喻的是人不可抑制的慾望。所有人身上或許都會產生世界末日一般的瘋狂和焦慮,但所有人都強迫自己填平自己的深淵。
奉俊昊說:“我覺得導演的工作,就是盡力去反映TA所處的時代。”電影只是一種藝術手段,它只是把個體命運和社會真相以寓言的形式,展現給觀眾。它沒有能力去解決如此尖銳的社會問題。
但現實往往比電影更讓人絕望,人生的無奈是無出路的嘆息。因為有時,固有的被惡禁錮,就再無法打開。
約拿的界限
聖經裡記載了一個“升級版”的越界的故事,就是約拿的故事。亞述帝國殺戮以色列人,上帝卻讓先知約拿向他們傳福音,對於一個如此愛國的先知,這絕對是不可跨越的界限。“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參《約拿書》1:3)約拿於是選擇逃跑。
可上帝定意要成就他自己的事。他使約拿經歷了風浪,被人扔進海中,被迫在魚腹裡生活了3日。上岸的約拿,仍不太情願地走向了尼尼微城。當尼尼微人聽到福音而悔改時,聖經中描寫約拿的反應:
“這事約拿大大不悅,且甚發怒,就禱告耶和華說:'耶和華啊,我在本國的時候豈不是這樣說嗎?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上帝,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華啊,現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為我死了比活著還好。'耶和華說:'你這樣發怒合乎理嗎?'”(《約拿書》4:1-4)
約拿不但暴怒,還指控上帝是邪惡的,還當場求死!提摩太·凱勒在《諸神的面具》中寫道:“因為人心的本性是自以為義,所以很自然會覺得自己的文化與階層特色比別人的優越,但是這種自然的傾向,卻為福音所抑制。”
越界的憐恤
約拿的故事在這裡戛然而止。上帝在挑戰帶著階層優越性的約拿,同時也給出了最終的答案。上帝的回應是:你對這個城市沒有感情,但是我卻愛他們。
“耶和華說:'這蓖麻不是你栽種的,也不是你培養的,一夜發生,一夜幹死,你尚且愛惜;何況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約拿書》4:10-13)
凱勒牧師在《生活中的偶像》中說:
“幾個世紀之後,有一個人說他就是那最終極的約拿(《馬太福音》12:39-41)。當耶穌基督來到世上,他離開了那至高也是最舒適的環境,為了要來服事那些不僅可能會傷害,而且必定會傷害他的人;然而為了要拯救他們,他不只向他們傳道,更為他們犧牲了性命……
約拿只是看起來好像會死在魚腹中,但耶穌卻是真正地死了,而且也復活了。這就是耶穌所說的'約拿的神蹟'(參《馬太福音》12:39)……約拿是被丟到風暴中的海裡,而耶穌則是上了十字架最終極的風暴…… ”
上帝暗示約拿,他會用一種約拿不願意的方式,去愛這個世上強大卻失落的城市。在耶穌基督的福音裡,藉著這位真正越界的“約拿”,來成就愛的委身。
世界的規則是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上帝卻“道成肉身”,“越界”成為卑微的人。影片名為《寄生蟲》,或許或多或少有階級歧視的意味,但聖經中有一處記載著:“但我是蟲,不是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詩篇》 22:6),很明顯,這指向了受難的基督。他因著愛,賦予我們生命相同的盼望和慰藉。
上帝越界的憐恤,才能成為這世界的答案,也成為《寄生蟲》最終的出路和亮光。不只是寓言,而是真實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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