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周專欄：不是我作出來的
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在一八三五年出版的《高老頭》，作出了一段堪稱經典的宣言。在對小說場景（巴黎的一間由伏蓋夫人經營的廉價公寓）略作簡介之後（往後會有更詳盡的描寫），作者突然跑到台前，向安坐家中、豐衣足食的讀者說，他們可能會認為作者誇張失實、天馬行空，但他鄭重地提醒讀者，他所寫的既非虛構（fiction），也非奇情故事（romance）。巴爾扎克在原文裏用了三個英文字去加強效果：”All is true”─真實得讓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家庭，或者在自己的內心，發現這個悲劇的某些元素。
十九世紀是歐洲寫實主義的黃金時代，巴爾扎克以近一百部作品所組成的《人間喜劇》，毫無置疑是其中的最巨大碑石（或碑林）。作家在小說開頭作這樣的宣稱，不是因為心虛，而是因為高度的自信。在當時，除了小說，還有什麼藝術形式能把近半世紀的法國社會，從鄉間到城市，從下層到貴族，巨細無遺地包羅其中，栩栩如真地再現？那是一個對文字的「真實」懷着無比的信任的時代。
當然，這個時代必然會過去。隨着攝影技術的發明和發展，記錄和再現真實的工作由文字交到影像手上。作家不能再自稱可以描繪外在世界的真實，那便唯有轉向內在（心理、意識）世界的真實。於是便出現了二十世紀初的現代主義。但說穿了，現代主義很可能只是另一種更極端的寫實主義。只要看看喬伊斯如何在《尤利西斯》裏嘗試重現幾個人物在都柏林一天的生活（內在和外在）便知道。要去到二十世紀下半，所謂後現代主義出現之後，任何形式的現實和試圖捕捉它的寫實，才被質疑和推翻。這也是科技上的虛擬真實（virtual reality）出台的時代。理論上甚至提出了所謂的「超真實性」（hyperreality），也即是「比真實更真實」（more real than real）的玄虛說法。
不過，人對真實的追求和堅持，並不會這樣就失守的。我們對「真實」有根深柢固的需要，文學尤其如是。近年在歐美興起了關於”autofiction”的熱議。這個詞首先由法國作家Serge Doubrosky在一九七七年發明，用來形容他自己的小說Fils。（有說其實是他的書的封底宣傳語。）究竟autofiction跟傳統的autobiographical fiction有什麼不同，似乎還未有定論。近年這個名詞進入了英語文壇，用來歸納一批把作者的生活經驗直接地寫進小說裏去的作品。當中最有名氣，作品也最具震撼性的，是挪威作家Karl Ove Knausgård。
Karl Ove Knausgård的巨著Min Kamp（挪威文，英譯My Struggle），指涉希特勒的Mein Kampf（《我的奮鬥》），但寫的卻是作者本人從童年成長到成年生活的種種日常事情。他不但把自己的一切毫不掩藏地寫出來，還把他身邊的親人和朋友的隱私都披露無遺，導致父親的家族向他提出誹謗訴訟，妻子亦精神崩潰入院。但Knausgård像着了魔一樣，明知會對身邊人造成災難，卻一往無前地繼續寫下去。結果是寫出了六大冊共三千六百頁的個人生命史，相信比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還要厚。奇就奇在這套書竟然熱賣起來，單單在挪威國內已賣出五十多萬冊，並且譯成二十二國語言。英語版的最後一部，今年終於面世。我在書店見過，拿起來令人手震。我自己的長篇小說立即相形見絀。除了敬而遠之，別無選擇。
最近英國《衛報》有篇文章，題目叫”Drawn from Life: Why have novelists stopped making things up?”，討論的就是這個autofiction的熱潮。有人認為這是對後現代主義的反彈，但也可以理解為對傳統以說故事為重心的小說的不滿。然而，連說故事的高手、前輩級人馬Margaret Atwood，在網上大師寫作班的宣傳片中也強調，The Handmaid’s Tale雖然是speculative fiction，但在書中發生的所有可怕事情，都不是憑空想像的，而肯定曾經在某時某地某處境中發生過—”I didn’t make them up.”在接近兩個世紀之後，小說家們又回到巴爾扎克的宣言—我冇老作，所有都是真的！
談到新近的autofiction，另一個經常被提起的名字是英國的Rachel Cusk。她的三部曲Outline、Transit和Kudos，雖然以Faye作為女主角兼叙述者的名字，但經驗和作者本人非常接近。Faye是一個小說家，已離婚，作為單親媽媽帶着兩個兒子。（現實中的Cusk已再婚，生的是兩個女兒。）三本中我看過Transit，與Knausgård的「大石砸死蟹」相反，走的是「輕騎突擊」的路線。書不長，行文簡潔精準，觀察極細，很能把握人物和處境的要點，把庸常的生活情景寫出了吸引力。
故事很簡單，幾乎是沒有故事（據Cusk自己說，是個plotless plot）。女作家帶着一對兒子從鄉間搬回倫敦，在中心地段買了間殘破的舊房子。小說從房子的裝修工程開始，之後的章節環繞着主角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物（前男友、鄰居、裝修店東主、裝修工人、舊女性好友、新結交的男子、寫作班學生、表弟等），漫無目的地展開了一場又一場的閒談。當中「作者／叙述者」通常較被動，處於聆聽者的角色，而對手則滔滔不絕地談自己的故事。最有趣的一幕，是女作家去參加一個文學節，同場還有另外兩個當紅男作家，都是因為作品有自傳色彩而被編成一組。兩個男作家的演說都維妙維肖，其中一個的形象，居然就是活脫脫的Knausgård大兄的寫照！如此的autofiction，真是鏡中鏡的反映，真到極時，竟有點虛幻和滑稽。
單憑閱讀觸覺，Transit裏肯定有許多改頭換面的地方，並不是單純的如實記錄，但作者真實經驗的痕迹還是十分明顯的。其實autofiction跟autobiographical fiction有沒有分別呢？我真的說不清。也許，前者只是個比較順口的縮寫版，或者評論家們興風作浪的新名堂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