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產經新聞》駐台特派員矢板明夫說，任何國家都希望有國產疫苗，但台灣卻出現國產疫苗是「內線交易炒股」、「非常危險」、「沒有效果」、「很貴」的言論，「我從來沒看過任何國家這樣妖魔化自己的國產疫苗」。不過，抹黑與妖魔化只是個現象，為什麼今年二月抹不成，今年六月抹得成？當然是客觀環境已經改變。二月到六月客觀環境最大的不同在於台灣從全世界的防疫模範生，淪落到「防疫破功」、「自己成功故事的受害者」的地位，也導致台灣人看待自己的視角全然不同。
台灣長期以來被國際社會排擠，幾乎沒有身份，所以格外地在意別人怎麼看自己？去年一整年，歐美國家受困疫情哀鴻遍野，鄰近疫情發源地的台灣居然奇蹟地成功抵禦疫情攻擊，國外媒體連篇累牘的盛讚欽羨讓台灣人自信心爆棚，連帶地，也讓台灣人對自己國產疫苗的信心水漲船高。但五月中旬疫情爆發，台灣的防疫神話瞬間被瓦解，那個自信不足、謹小慎微的台灣人又回來了，國產疫苗也跟著遭受池魚之殃。
現在回頭再看蔡英文政府的疫苗政策其實已經非常清楚。延續去年一整年台灣的順風順水，這個政府原本打算以今年上半年陸續進來的數百萬劑國外疫苗作為過渡，捱到八月國產疫苗開始量產，即可確定台灣面對這場抗疫戰爭，不再出現缺乏疫苗這項戰略物資的變數。但人算不如天算，台灣疫情早在國產疫苗可以量產前80天爆發，不但讓台灣疫苗短缺窘態畢露，連帶使得台灣人看待國產疫苗的心態也完全不同。
其實，高端還是高端，聯亞也一樣是聯亞，這兩支疫苗不會因為台灣有沒有爆發疫情而讓它們變成另外兩支不安全或不夠保護力的疫苗（如果它們原來就有的話）；但在疫情緊急之下，高端聯亞懷璧其罪，成為政治攻擊的標的。台灣以擴大二期取代三期臨床作為緊急使用授權是去年十月專家會議的決定，當時台灣除了極少數專家學者提出異議以外，在台灣社會幾乎水波不興。如今說國產疫苗是「偷吃步」、「照劇本演出」，這就如同在野黨去年要求執政者必須「注資扶持國產疫苗」，現在卻翻臉不認帳，跑到台北地檢署控告官員圖利國產疫苗廠一樣，無異於在發國難財。
國產疫苗以擴大二期免疫橋接的方式取得緊急授權（EUA），安全性「應該」無虞，但在沒有完成三期臨床的情況下，其有效性與輝瑞、莫德納、AZ被大規模接種前一樣，都是一個「謎」。在台灣的「緊急狀況」已經沒有那麼緊急的前提下，充分告知民眾接種國產疫苗可能的風險與有效性，或要求有限度的施打，讓民眾有充分的疫苗選擇權，都是該為之事。但把疫情反轉當成政治破口，連帶打擊台灣的生技產業，這是把國產疫苗當成另一個宇昌案。
對科學而言，高端作為新冠肺炎的第一支國產的EUA疫苗，它的利基與侷限其實非常清楚。但從政治來講，高端到底是不是「高端」，卻其實只存乎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