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抵達光是坐進四個人就會讓彼此稍嫌親密的小房間,荒井十一盯著房裡的古玩:黑膠唱機、錄音帶、老檯燈。他說他滿喜歡復古的東西,但看到了往往也不買,只是看。「因為我不知道要放哪裡。有時候會住台北,有時候在北京,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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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因著疫情,他基本上不會在一個城市停超過一個星期。香港有他父母的房子,台灣有妻子的家,荒井十一自己近年主要待在北京,三地輪流跑。他愛看球賽,尤其喜歡足球,支持曼聯隊,世足賽時支持英格蘭隊。身邊朋友會問他:你明明是個日本人,怎麼支持英格蘭隊呢?另一些朋友則問:你明明是個香港人,怎麼支持英格蘭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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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製作人以後,荒井十一交疊的來歷成為他的資本。樂手從中港台三地來,有時是新加坡,有時更遠,對他而言不成問題:「我是最不怕文化多的,因為我自己本身比誰都多。我可以溝通英文、中文、廣東話⋯⋯,所有人聚在一起,反正我來解決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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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香港成立音樂事務統籌處,是如今音樂事務處的前身。每年,音樂事務處開辦近八百個中西樂器訓練班,為 6 到 23 歲的青少年提供三十多種器樂課程。其中一間這樣的訓練班,正好就在荒井十一童年時的住家樓下。他 7 歲時,家人說不如去試試看,從此他練古典打擊。17 歲那年,中國國家交響樂團的指揮來香港巡迴,看見他的表演,問他要不要到北京。荒井十一答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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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沒想到,到了北京,邀請他的那位指揮和樂團衝突,翻臉走人。少了引薦者,樂團留住荒井十一也不是、不留也不是,拖了一段時間,他只好求助在中央音樂學院就讀的香港同學,借住宿舍。就這樣,他在異鄉舍房裡遇見主修鋼琴演奏的妻子,爾後又多了一位台灣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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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的父親張俊傑是音樂廠牌「飛魚雲豹音樂工團」的主理人,是台灣第一個從事原住民古調採集、文字整理及演唱的團體。算一算,認識妻子二十多年,荒井十一跑過台灣原住民抗爭運動、製作過原住民母語音樂專輯,他的第二座金曲獎最佳製作人,也是以有著原住民身份認同的歌手阿爆的專輯《vavayan.女人》拿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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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曲頒獎台上,他笑著說自己的中文沒問題,像是早料到台下會訝異。來自日本的父親、來自香港的母親、來自台灣的妻子,所到之處,荒井十一都習慣被當成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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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去哪裡,我感覺都不是當地的人。但我也不會覺得不舒服。之前做莫文蔚的專輯,我們聊到『我的家就是我的行李箱』這個概念:不管去哪裡,只要我的行李箱在那,我所有最重要的東西,都會在那個行李箱。那裡就是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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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笑著,眼神又環繞了房間一圈,「也因為這樣,我沒辦法買東西。」一臉讚嘆,既是讚賞,也是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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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準為基礎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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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拿了金曲獎、受訪,荒井十一還是不太確定自己的音樂生涯為什麼從打擊樂開始。「去學音樂的時候我才 7 歲,老師問你想學什麼,你哪知道想學什麼?老師就看一下你手掌長怎麼樣、嘴巴也大概看了一下,然後說喔,那你學打擊樂吧。」看施主骨骼精奇,乃萬中無一的練鼓奇才⋯⋯那位老師一句話,荒井十一走了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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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母親一如「香港的父母親」,不只送他學音樂。小時候的荒井什麼都碰,連功夫也學過,那時練什麼拳法現在已經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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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什麼都喜歡,但學樂器之後會進樂團和大家一起練,有一個群體。你會覺得大家一起的感覺很好,音樂就繼續學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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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的描述中,可知他兒時家境不差。少年時代,他個人房間裡有台 Hi-Fi CD Player,那時香港還有許多小型唱片行,他就讀的學校附近就開了幾家,荒井十一三不五時去逛,「看到封面喜歡的都會買」。交響樂團裡打鼓的他,第一張專輯是劉德華,喜歡聽李克勤,也聽當年流行的鄺美雲、周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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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有個菲律賓來的傭人,我透過他認識了非常多英文歌。」他說,「有時候白天,他就在家裡放 Oasis,我就想說,欸這個很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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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裡不會每首都是自己的愛歌,荒井十一也像那個年代的其他人,自己買卡帶,節錄不同CD 曲目弄成自己的 mixtape。這是他當時最著迷的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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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北京,荒井十一和同學組自己的樂團,就翻唱 Oasis、Luna Sea。樂團玩著玩著,團員會問他要不要尬別團。今天和 ABC 練、隔天和 4567 練,全盛時期,荒井十一曾經同時參與三十幾個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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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世界音樂的團,然後有一個重金屬的團,還有一個民俗樂的⋯⋯就是有馬頭琴的那種⋯⋯然後到爵士的、玩 Fusion 的。那個時候大家都在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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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血緣與國籍給他的生命經驗,從古典到當代也沒讓荒井十一感到疏離,只覺得好玩。他說,古典樂得照譜來,該演奏的時候才能演奏,演奏的時間可能也不長,這是古典的趣味所在:如何精準地給出那一下;到了樂團,沒了制式的樂譜,有趣之處變成如何將創意放進作品中,創造自己的手法。這時,古典樂裡練就的基本技術,成了恣意自由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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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地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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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荒井十一製作《百年排灣 風華再現》專輯,拿下第 11 屆華語音樂傳媒大獎最佳製作人與最佳錄音,樂手之上坐穩了製作人身份。2014 年開始,他接下陳楚生「一見如故」巡迴演唱會音樂總監、再到隔年的林一峰演唱會、莫文蔚演唱會。2013 年,他創立「十一音樂」,又兼起音樂廠牌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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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對象越多,面對聽眾越廣,讓他花費更多時間思考的反而不是音樂,而是人。「我不會去考慮台灣藝人的音樂應該聽起來如何、北京歌手的音樂應該聽起來如何;這麼多年,我比較常遇到的問題是,噢原來台灣不太了解北京是怎麼收費的⋯⋯很多不一樣的系統和習慣。但我自己全部都沒有,因為我哪裡都不是。製作時,我只能夠創造一個屬於我自己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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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自己的習慣」,其實是溝通。他說,過去到中國製作單曲,對方習慣只標明作詞、作曲人,歌詞本一打開,沒有其他製作名單。合作最初,荒井十一便要求將製作團隊寫上,「也許因為你要求,結果就有了共識,所以要很習慣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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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練團室是沒有練團費用的,不會按小時給多少錢,所以一場演唱會前練一個月,每天一首歌練八小時,練到好;但在台灣和香港,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光練團室費用就超出預算。台灣和香港的樂手會依照這場演唱會的規模,假設收了三十個小時的練團費用,那這三十個小時一定會幫你做完所有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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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如此,有沒有摩擦?「肯定有啊,因為你破壞別人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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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自己人的默契」,只好藉由表達來釐清。音樂製作上,荒井十一也以這樣的態度面對。「我會去了解找我合作的歌手應該要被放大的特質是什麼、沒嘗試過的是什麼。我已經很習慣每次做專輯之前需要一到兩個月的認識、無數次的見面,和歌手聊天,把他喜歡的東西溝通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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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還不夠。「每個人一定有自己喜歡聽的方向嘛,但有時候你喜歡聽某某某,某某某在你身上卻是不成立的,這和你的能力、才華、天份都有關係。我身為製作人其中一件工作,就是要去衡量你喜歡的跟你能做的要怎麼結合,做出一個你自己喜歡,但又適合你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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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惟有耐心。有時就算一兩個月,也沒有聊出真正的想法。製作歌手許鈞的專輯時,一開始兩人興趣相投,發現彼此喜歡的音樂相近,決定往一個方向前進。但在製作過程中,荒井十一發現許鈞在音樂中加入更多個人想法,而荒井十一則希望朝最初他們決定的方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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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直接按照我的模式去做,這個問題到專輯完成後問題一定會很大,因為歌手心中會認為這個過程是不對的。習慣上,我就是一定要把這些結都打開。如果這些結不打開的話,最後呈現出來的作品一定會有誤差、不可能是一張很好的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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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並不完全是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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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的製作生涯,累積二十多張專輯製作經驗,除了《vavayan.女人》,荒井十一也藉莫文蔚的《不見不散》拿下金曲最佳製作人。他製作的歌曲中,常採用非爵士鼓組的節奏樂器,這與他曾參與世界音樂樂團的經歷聯繫在一起。在荒井十一眼中,器樂的編排並不是唯一解:並不存在對某一首歌「絕對適合」的編曲,合適的編曲是依照某個場合希望呈現的氛圍而隨時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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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荒井十一在《歌手》節目中負責袁婭維的表演。賽程中,袁被淘汰,團隊需要搶進突圍戰才能繼續比賽。「突圍戰的曲目,團隊想要表達被淘汰確實很悲傷、因為在你的遊戲規則中我輸了;但縱使悲傷,我們也知道不管這個遊戲規則是什麼、我們認為我們在做的事是對的,我們沒有要做出討好你們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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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袁婭維選唱了〈盛夏光年〉。原曲的搖滾元素,在開頭幾乎抹消,荒井十一在歌曲 intro 先以撩撥的吉他與複沓的鋼琴帶進低迷氛圍,進入主歌時再以融合現代音色與非洲風情的 Afrobeat 為基底,發展了完全相異於原曲、極具異國味道的詮釋,「先決定要表達的點是什麼,然後再去選擇用什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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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製作,也一樣要回到歌手自身的特質。製作阿爆的專輯時,荒井十一感受到她身為主持人的幽默,加上阿爆對母語的使命感以及過往「阿爆 & Brandy」組合所做的 R&B 曲風,組合起來才完成了《vavayan.女人》傾向 up-tempo 的風格。「如果不是阿爆,那張專輯就不會長那樣。『原住民的音樂是什麼』不是我會先考量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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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製作母語歌曲時,除了將某個相對少數的語言放進主流曲風或旋律中之外,更進一步還能做什麼?這是製作人會面臨的提問。純粹語言的移植很容易落入一種文化的去背,但過於強調該語言所相應的文化音樂元素,似乎又顯得將那些元素標籤化。身為經手過台灣原住民音樂的製作人,這是荒井十一提出的答案:「當歌手本人和音樂的關係合理了,我們再來考慮所謂母語音樂要負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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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掉群集的印象,回到個體。這或許也是荒井十一自身的經歷使然。某年他以樂手身份參與齊秦演唱會,遇上中國反日潮,演唱會上介紹樂手時唸到他的名字「荒井壯一郎」,台下觀眾一陣冷清。演出之後,齊秦對荒井十一說:我下次還是不要唸你的全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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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百年排灣 風華再現》那一年,他上陶晶瑩一檔節目受訪。採訪過程中,陶晶瑩對他說:對嘛你日本人,難怪你做事情那麼仔細。荒井十一回答:有嗎?我不知道有沒有。「我那個時候感受到,大家會認為我做事情的風格一定和我的出身有關,但是,因為香港就不是一個被認為很仔細的地方⋯⋯香港的特點是所有事情都要很快,砰砰砰砰砰砰弄好⋯⋯那你說我有這樣嗎?我也有。可是,我是不是完全是那樣?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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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這樣說,他也羨慕能夠有一種認同。朋友們問他為何支持英格蘭隊的那個問題,他不確定怎麼回答,「我看日本隊我也很喜歡,我看中國隊我也很喜歡。我比較不知道我應該怎麼表現。我很羨慕別人會知道『喔我一定要支持那個隊伍』,因為我支持誰,都⋯⋯都不是很說得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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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完,他大笑,「幸運的是,在台灣,擁有一些日本的背景,大家對你的印象還是偏好的。我覺得我有受惠於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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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住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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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參與音樂節目的製作,籌備時間短,強度也高,荒井十一時常遇到臨時更改編曲的要求。採訪中,他打開手機相簿,給我們看一張笑話截圖:某新聞文中引用「黑夜總會過去,光明才是永恆」,線上發佈卻總被退回,編輯很憤怒,問窗口「哪個詞犯規了?黑夜還是光明,還是永恆?」窗口回:犯規的是「夜總會」。「最近遇到的事,大概就和這個笑話差不多。」荒井十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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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似乎和他最初跨足製作的動機相違背了。「當樂手,相對是沒有任何負擔地在表演。但我想要控制那個 flow。以前演奏別人的演唱會,我會有很多我的意見,但我的角色不允許我去主控這件事,所以我想辦法讓自己主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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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邊有許多優秀音樂人,不乏台灣之外的歌手,華語樂界人人都希望能藉由金曲獎被關注。荒井十一聽過不少案例,非台灣音樂人報名金曲時被台灣的公司耽誤很多時間、甚至收取不合理的費用。藉著岳父飛魚雲豹團隊基礎,荒井十一開始為音樂人朋友做發行,結果從第一年開始,幾乎每一年荒井團隊經手的發行都入圍金曲獎。荒井開始擔任製作、設立廠牌的契機,從這裡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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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樂手擔任製作人,過往難以想像。工作時,荒井十一會遇到的困難,是當和聲樂器的表現需要改變,他沒有辦法立刻解決。為此,他在團隊中會放入負責旋律樂器的成員來應對。但除此之外,擔任製作的打擊樂手和其他樂手並無太大差異。他甚至覺得,因為自己是個打擊樂手,對旋律風格沒有固定傾向,莫文蔚、阿爆、蘇運瑩,一張張專輯在他手中生成不同曲風,又是另一種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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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金曲三十,Apple Music 團隊邀請荒井十一開出製作人的必聽歌單。除了自己製作的〈不散,不見〉,歌單中常石磊製作的林憶蓮〈無言歌〉、〈枯榮〉,陳粒的〈芳草地〉,A-LIN的〈未單身〉⋯⋯,中慢版、磅礡、隱微的救贖感,放掉氣力的歌唱表現。有趣的是,雖然他歌單中的歌曲有特定傾向,打擊樂的比例卻一概沒有想像中大、節奏樂器亦少炫技,常常只輕輕在背景中運行。雖是打擊樂手,打擊樂卻鮮少是他青睞的音樂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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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他為什麼,他說這很有意思。「我到北京之後,參加這麼多不一樣音樂類型的樂團、在每個樂團中摸索打擊樂手可以做的事,過程中,我越來越體會一個重點就是,打擊樂在它該有的時候出現很好聽,但當它在不該有的時候出現,就會非常不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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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你會希望自己盡可能出現在每一首歌裡、盡量加這個、加那個,讓自己很忙,讓自己有更多的參與。但當你越深入了解某一種音樂形式之後,你會懂得把握什麼時候沒有、比你把握什麼時候去添加來得更難。身為一個樂手,常常會想『欸,我在舞台上,怎麼可以沒事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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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終究在台上明白,安靜也是一種精準。「其實,懂得什麼時候忍住,比懂得什麼時候出現來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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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阿爆、莫文蔚專輯後現身,專訪荒井十一:
歌手本人比音樂類型更重要
https://bit.ly/2B8JM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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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_ 蕭詒徽
攝影_ 王晨熙 hellohenryboy
社群協力_ 曾勻之
責任編輯_ 李姿穎 Abby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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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歌詞時代少年團 在 報時光UDNtime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我青春記憶的五月天】 #召喚五迷
當年的青澀少年們,早已成為華語音樂的天團
他們用無數膾炙人口的音樂,唱出不同階段的人生信仰
而這一刻的他們,曾想像過未來樣貌嗎
#阿信閉眼還是好可愛 #小齊哥的比五站台
#華語流行音樂史 #熱血青春
#報時光UDNtime
日期:1999/07/16
圖說:樂團「五月天」舉辦演唱會,歌手任賢齊(右三)出席支持
來源:聯合報
攝影:李府翰
歷史新聞節錄
【1999-07-03/聯合報/26版/影視廣場】
利綺、五月天 會歌迷今開跑
【記者劉衛莉╱台北報導】暑期開始,學生放大假,又是歌手加倍活躍的時節。新人利綺和新樂團「五月天」從今天起就有一連串的小型演唱活動,和歌迷以「聲」相會。
「五月天」今天則將「攻陷」西門鬧區,為歌迷瘋狂演唱,三立都會台也會做現場實況轉播,「滾石」大哥周華健和任賢齊都會出現,為他們獻「聲」和獻「身」剛在香港結束兩場演會的任賢齊,堅持要在前往四川拍戲前,為「五月天」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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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07-09/民生報/27版/打開新視界】
超音波周報
五月的男天
【王祖壽】「五月天」第一張創作專輯裡,有一串特別感謝的名單,其中包括一起奮鬥的樂團伙伴,在這串長達一、二十個樂團名字中,有出過片的「刺客」、「脫拉庫」,更多的是還在力爭出片機會的實驗樂團,比起曾經出過唱片的搖滾樂團來,「五月天」踏出的起步算是幸運的。
幸運的是,他們「生而逢時」,現階段正是唱片公司願意給予樂團歌手發揮「人本精神」機會的時候,「五月天」顯然訓練有素,易獲青睞。而「五月天」曾經在其他專輯裡的磨練,提供了正式製作專輯處女作的養料,使得他們的第一張專輯可聽性與技術性都在一定的基礎之上。
這張專輯沒有特別標明主攻歌,顯然要以整張作品為訴求,基本上12首歌分為兩大主軸。如以語言劃分,前六首國語,後六首台語,很容易辨識「五月天」打通語言形式的企圖心;如以曲型劃分,國語歌較勾勒抒情,台語歌較狂放寫Y世代在社會游走的觀感,使得這張專輯除了年輕人對情感與生活的呢喃,還有較為深層的議題。
最耐人尋味的是其中的同志血源。「五月天」專輯裡「擁抱」、「透露」、「愛情的模樣」三首歌,都曾出現在去年標明的同志專輯「擁抱」裡。不但如此,回溯「擁抱」專輯可以看出「五月天」與之淵源甚深,不僅是填詞譜曲而已,「擁抱」的製作與音樂,「五月天」都出力甚多。
從少人聞問的「恨流行」,到「滾石」主流系統帶動的曝光,「五月天」從「擁抱」到第一張專輯,在某種意義上,有如「出櫃」。雖然這樣的「出櫃」仍難逃主流勢力的干擾,譬如「愛情的模樣」歌詞遭到刪改,換上比較「大眾化」的字眼,但做買賣的主流唱片公司邁出這樣一步,「滾石」仍將名留青史。
撇開意識型態的羈絆,「五月天」這張專輯在成熟且具臨場感的彈奏技巧下,包裡的是情感與生活青澀的題旨,成熟熱鬧的樂音就像Y世代男女╱男男╱女女早熟的外表,展現出來速戰速決的愛情,芝麻蒜皮的生活;就像他們內心空泛的世界。
「軋車」、「HoSee」展現Y世代反社會發洩的心情,貼切傳神。做為同志歌曲,「透露」與「I Love You無望」國台語左右開弓,足以昭告世人,一個不一樣的時代已經來臨,「五月天」為異性戀╱同性戀這兩大「族群融合」搭起的橋梁,功不可沒。
打開歌詞時代少年團 在 吳柏蒼 Pochang Wu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這篇長文寫於 2016,原收錄在《耳朵的棲息與散步》書中,但今天為了上映中的《麂皮:永不滿足》分享於此,推薦大家進戲院觀賞,也感謝翻面映畫 / B-side Film代理此片完成了大家的心願。
〈So Young〉
文/吳柏蒼
太平洋上空,機艙裡正模擬著黑夜,我在狹窄的位子上翻來覆去,難以入眠。
去年十二月,回聲樂團結束了暫別前的最後巡演,幾天前,我離開了一手創辦的 iNDIEVOX。近九年來,不曾有機會像現在這樣,放下一切,沒有任何顧忌地遠行。飛行中低沉的背景音裡,我的內心五味雜陳,卻又前所未有地平靜。耳機中,播放的是 Suede 的《Night Thoughts》,Brett 反覆唱著
When you are young...
When you are young...
午夜夢迴間,心思也跟著回到了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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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自己有一個新的能力。
當全神貫注,棄絕多餘的感官觸動,我能讓耳中的音樂變成一層一層的。意識漂浮在 Q 彈的鼓點間,黏著拍分的 bass 像是軌道建構其上,讓人在洪水般奔流的吉他聲裡有所依歸。一九九五年在愛爾蘭的 Féile Festival,The Stone Roses 接連演奏了〈Daybreak〉、〈Breaking Into Heaven〉、〈Driving South〉三首歌,長達二十分鐘的樂音一氣呵成。我在律動中亢奮著,肉身不再有所牽羈,神馳間我陷入不可遏抑的狂喜,直到群眾的歡呼聲漸漸淡出,CD 播畢。
睜開眼睛,抬起頭,我依然和音樂開始前一樣,坐在南陽街大型家教班狹小的高腳鐵椅上,額頭還能隱約感覺到剛剛趴著時被手臂壓紅的痕跡。這裡沒有搖滾明星,然而即將上台的王牌名師卻同樣呼風喚雨。對於不少台北高中生來說,那才是他們崇拜的偶像、能夠改變世界的信仰,學校裡,大夥甚至可以不惜爭得面紅耳赤,只為了證明誰家才有最強的解題口訣。在即將到來的大學聯考前,這成了同學們最緊密的連結之一,而搖滾樂,只是我藏在內心世界裡,一個難以分享的私密救贖,卻也是一片茫然混沌的未來裡,唯一的希望光點。
放學後,從南海路走到南陽街的路上,我總會沿著重慶南路慢慢地閒晃,卡其制服的建中男生三三兩兩的走著,延伸成一條數百公尺的鬆散隊伍,再到貴陽街口和綠色上衣的北一女同學匯流。如果時間較早,偶爾會在總統府門口遇上降旗典禮,這時,所有人都必須停下腳步,觀看憲兵樂儀隊的軍禮儀式。土色與綠色交雜的人群仰望著尖塔上的旗杆,聽著國歌演奏,有些同學會輕聲地開口合唱,直到國旗隨著國旗歌緩緩降下。
再往前走,就是重慶南路書店街。那是國語流行音樂最輝煌的年代,張學友的《吻別》在前一年賣了數百萬張,大街上隨處都能聽見辛曉琪的〈領悟〉和劉德華的〈忘情水〉,王靖雯的〈我願意〉和巫啟賢的〈太傻〉更是吉他社裡正夯的練習曲。而原本和大家一起在社團唱著這些歌的我,卻在高二開始瘋狂迷上披頭四,從此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我每天努力地省下零用錢,一張一張蒐集披頭四的 CD,但總是找不到與他們有關的中文讀物。那天,我一如往常,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走進建宏書局,竟然宛若神蹟地在架上看到一本以披頭四為封面的雜誌。我興奮地箭步上前,一頁頁仔細翻閱,奇妙的是,雜誌裡最吸引我的並非封面故事,反而是隨後的一篇樂評,標題是「英國最佳新團—Suede」,文章中用了一句明顯犯規的推薦語:「如果你今年只買一張專輯,那絕對是這張《Dog Man Star》。」對於一個急欲探索未知世界的高中生來說,這句話令人完全無法抗拒。隔天一下課,我迫不及待地跑到西門町淘兒,最後卻選了他們兩年前的第一張專輯。「如果要聽就要從頭開始才完整」,我是這麼想的,一種處女座的怪異執著。
當晚從補習班回家已經深夜,家人都早早睡了。我打開老爸鮮少在用的 SONY 音響,放進 CD,唱盤咻地開始旋轉。兩個小節後,喇叭裡傳出一聲尖叫,我在驚訝、興奮和寒毛直豎的神聖裡,久久無法回神。
那首歌叫〈So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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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的時候,因為爸媽要上班,我有大半的時間由保母凌媽媽照顧。凌媽媽家位於木柵久康街一條斜坡的盡頭,那條短短不到一百公尺的坡道上,還錯落著幾間簡陋矮房。每次經過,我都會大聲地和幾位坐在自家門口的杯杯們打招呼,記憶中他們總是在那裡,和鄰居聊天或是獨自抽菸。跟許多老榮民一樣,他們操著濃厚鄉音,孤零零地居住著。長大之後,我便不再看過他們的身影,而那些矮房,也早已隨著這個快速變遷但不再動盪的時代,逐漸消逝。
斜坡再上去,市政府正在鋪一條通往政治大學的新馬路。我最喜歡看挖土機,總會要凌媽媽家的幾位姊姊,帶我到門口看塵土飛揚的挖路工程。幾年後,我們家搬到那條新開的馬路上,一直住到現在。我在那條路上做了 Echo 的三張專輯,和草創了 iNDIEVOX。
那時候路邊很容易就能抓到獨角腳仙和鍬形蟲,爆米香車偶爾會來到凌媽媽家門口,「碰」的一聲讓人又怕又期待。逢年過節時,斜坡會因為舞龍舞獅熱鬧起來,五六歲的我看得津津有味。每隻舞獅兩人一組,毛茸茸的獅頭帶著一雙銅鈴大眼,後面披著閃亮的披風,當獅頭昂首一躍時,看起來好不威風。兩隻舞獅後面,跟著一條鮮豔的綠色舞龍,咧開的大嘴上掛著兩條龍鬚,當龍身盤旋時,畫滿鱗片的長長布幔像是被灌注靈魂般活了過來。喧天的鑼鼓聲中,小朋友們嬉嬉鬧鬧,追著巨龍奔跑,一如每張泛黃照片裡,快樂的童年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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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so young and so gone.
Let’s chase the dragon
from our home.
—〈So Young〉
我知道這句歌詞和我的兒時記憶沒有任何關係,但還是會不禁聯想。我也曾經自行釋義,把「追逐巨龍」解讀為年輕人對於舊時代的反抗,直到長大一點,才知道那不過是放蕩男孩對用藥幻覺的描繪。其餘的,都只是我自身的投射和腦補。
但這更加深了我對搖滾樂的迷戀,也開始在腦中勾勒自己未來的樣子。什麼都不懂的我,買了一把便宜的大搖桿吉他、一顆老師上課用的擴音機當吉他音箱,窩在臥房裡寫歌、錄成錄音帶,想著以後要組一個搖滾樂團,唱自己的歌。
清大畢業再從紐約逃學回來發行《感官駕馭》,已經是六年後的事了。我把家裡的頂樓倉庫清理成一間工作室,作為和團員們寫歌與錄製 demo 的據點。它後來的名字叫「巴士底」,一個在城市邊緣的富麗洞穴,禁閉並期待革命到來的地方。房子中間的天花板上,掛了一隻腳上裝有螺旋槳的原子小金剛,我說他是威風盤旋的守衛者,儘管總是撞到大家的頭。
白天工作、晚上寫歌的日子就這樣過了好多年。《少年的最後旅行》、《巴士底之日》、《處女空氣》、《獻給生命中的純粹》,我的確實踐著十六歲時想像的人生,除了那些腸枯思竭的夜晚和漫長的孤獨之外。時常在放下吉他、累癱在工作室的床上時,天早已大亮。頂樓三面都有窗子,但沒有裝窗簾,天氣好的時候,強烈的日光直射進來,讓人即使再累都無法入眠。若遇到玉帝、關公,或是其他我不認識的神明生日時,大樓隔壁的廟更會一早就開始慶祝,在激昂的鑼鼓、銅鈸、嗩吶聲中,還有一小時以上的誦經持續放送。我在這四面八方襲來的阻撓中彌留,心裡想著:神明怎麼可能喜歡這種音樂?
在巴士底兼作 iNDIEVOX 的辦公室後,我就更離不開了。白天,我和夥伴們一起寫程式、做設計、開會辦公;晚上下班後,Echo 團員便緊接著來錄音練團直到深夜。有時候時間強碰,兩組人馬就得擠在這個不到十坪大的空間裡一起工作,克難但又溫馨。而我,從那個被姊姊們抱在懷中看挖土機的小男孩,到埋首在音樂裡的成年人,不知不覺地在這條路上度過了好長的人生。路的那一頭,凌媽媽和老杯杯們的房子都早已改建拆除,過節時也不會有舞龍可以追逐;爆米香車消失了,獨角仙和鍬形蟲也不知道去了哪裡。路的這一頭,山邊的雨還是得天獨厚地下著,一棟棟蓋起的住宅大廈取代了竹林和滿山蘆葦,我再也不能從窗外看見貓空山上的點點燈火。倒是一整家子的藍鵲和獨來獨往的烏鴉開始飛來作伴,三更半夜依然嘎嘎地叫著,讓我在獨自寫歌時不至於太過寂寞。
那些年常去的唱片行,也一間一間地關了,以前下公車就要進去晃兩圈的政大唱片行,在我去新竹念書後沒幾年就結束營業。我在那裡買的第一張 CD 是 R.E.M. 的《Out Of Time》,這個專輯名稱現在看來就是整個唱片產業的註解。回到台北後,西門町和東區的兩家淘兒也黯然退場,那曾經是我最愛駐足的地方。高中時捷運木柵線剛啟用,放了學我總會繞遠路搭公車到東淘,再從忠孝復興站坐捷運回家。那種被 CD 和音樂雜誌所包圍的快樂讓人成癮,Björk 和 David Bowie 的大型看板旁,放滿新片的試聽機讓人流連忘返;最新到貨的《Select》、《Q》、《VOX》、《NME》封面上,Oasis 和 Blur 的世紀對決正熱烈上演。而捷運新穎的車廂、俯瞰城市的快感,以及驗票閘口的逼逼聲響,則令人恍若置身未來。對一個在升學壓力下生活的少年而言,所謂的微小而明確,指的就是這些。
木柵線後來變成了文湖線,捷運的驗票音也變成了鋼琴聲,唯一不變的只有東淘樓下的麥當勞,多年來始終在原處屹立不搖。忠孝復興站裡,我聽著閘口此起彼落的鋼琴滑音,懷念起以前那個單純的逼逼聲。
我在九一一事件的三天前來到紐約,在那裡短暫求學的幾個月,我目睹了這個城市的重創,卻也見識了它的堅強,在事發後很短的時間內,人們便恢復了正常生活。地鐵站裡的街頭藝人依舊辛勤地演出著,斯文的民謠歌手、賺取學費的學生弦樂家、設備齊全的搖滾樂團、老邁的二胡演奏家⋯⋯當然也少不了用破銅爛鐵和水桶做鼓組的打擊樂手。偶爾,也會遇到車廂內演出的表演者,有的唱歌有的演布偶劇,他們多半會在到站前向乘客們請求打賞,隨後轉往下一個車廂。
我每天都要從上城百老匯街搭地鐵到 W. 4th Street 上課,某天,一名壯碩的黑人男生上車後在我對面坐下,忽然拿出一台音響,接著就無預警地開始饒舌。嘻哈的律動彷彿就存在血液裡面,他穿著一件大號帽 T、白色高筒籃球鞋、放音樂的銀色老 boombox 和身體一樣大。周遭的乘客們面露微笑,我的身體也不自覺地跟著擺動。但更妙的是,在他唱到一個段落的空檔,原本坐在我隔壁不起眼的白人男生,猛不防地接了下去,他的發聲和韻律都跟黑人男生不同,但同樣犀利而帶勁,兩個人一來一往,興致高昂,觀眾們也跟著他們的即興比拚開始血脈賁張。終於,列車到站,兩人擊掌碰拳,在掌聲中黑人男生拎著他的 boombox 開心地下了車。車門關閉,一切回到平靜,街頭的嘻哈鬥陣,紐約的日常。
幾年後,我也在台北看到了乘客們的微笑,只是我從觀眾變成了表演者,地點從老舊的紐約地鐵換到了明亮的台北捷運。我一個人拿著木吉他在淡水線車廂裡唱〈木雕輪盤〉和〈可能性〉,下車後,台北車站滿坑滿谷的紅衫軍一路蔓延到忠孝東路上,我知道,這終究不是台北的日常。
但我始終相信底層孕育的聲音。儘管信義區香堤廣場上,配著〈江南 Style〉的打鼓演出,和五音不全的《鐵達尼號》主題曲,依然令我避之唯恐不及。但也許,西門町六號出口前那個獨立樂團,或是一旁刷著吉他,宣傳社團成發的青澀高中生裡,有一個人,也經歷了我十六歲時那樣奇蹟降臨的夜晚;他會在未來做出一張專輯,成為某個少年苦悶青春的救贖;他會寫下一句歌詞,挑起別人對童年回憶的想念;他會做出一場表演,成為另一個補習班教室裡心馳神往的私密記憶;他願意獨自度過漫長的黑夜,只為了分享一個無與倫比的體驗,就算他熱愛的一切,有一天終將與他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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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you were young...
When you were young...
歌詞的時態變成了過去,我卻在迷濛的尾聲曲中回到了現實的當下。音樂結束了,飛行中低沉的背景音持續著。我睜開眼睛,機艙依然模擬著黑夜,即便窗戶縫隙的光線洩漏了外面的時間。我趁著遺忘前快速記下剛剛聽到的感觸,闔上本子,便沉沉睡去。我知道當醒來的時候,一切都將重新開始,但在這之前,請讓我再墜入年少的夢裡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