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802）
復活
大約1959年，我寫了一篇書評《「復活」與托爾斯泰》，在《文匯報》的「文藝周刊」刊登。文稿和剪報現在都找不到了。想起那時候真是感受很深才寫出來的。這是我難忘的一部小說。其中一些段落，我在後來寫的評論文章中，還常引用。
《復活》是托爾斯泰在他出版著名的小說《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之後，封筆25年，然後1899年寫成的第三部長篇小說。在這部小說中，沒有前兩部作品那麼重視細節的描畫、人物的立體，而是貫穿著托翁對社會人生的思考，是他經過長期對帝俄時代社會的觀察、對自己作為大莊園主地位和年輕時荒唐生活的反省之後，形成一套以和平、非暴力去反抗暴政和畸形社會的哲學思想。小說多層次的思想內涵，多於作為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
主人公是貴族青年聶黑留道夫。他誘姦了姑媽家的侍女卡秋莎，狠心離去，而卡秋莎卻懷孕了，還被姑媽趕走，流落為妓女。後來卡秋莎涉嫌謀殺，出庭受審時，恰好聶黑留道夫是陪審員之一。卡秋莎已經認不得他了，他卻因此反省是自己害了她。卡秋莎被判刑，流放西伯利亞，聶黑留道夫出於贖罪的意念，甘願一路陪同卡秋莎流放。在漫長艱苦的流放途中，他與囚犯們密切接觸，聽他們的經歷和故事，他慢慢察覺到在自己迷人、繁華的貴族生活外，世界充滿壓迫、痛苦和野蠻，而他以前是視若無睹的。他總括當時俄國的囚犯不外是四種人：第一種是本身沒有犯罪，純然是法庭錯誤判決的犧牲者；第二種是幾乎任何人處在他們的境況下都會犯罪的人，比如面對不公平待遇而盛怒下的暴力；第三種是確實犯了罪，但相對於他犯的罪，社會對他犯的罪卻大得多；而最令人唏噓的是第四種人，他們之所以被判有罪，只不過因為他們的道德比社會上其他人高尚，這些人就是政治犯。
這樣的悲憫概括，使我讀到時相當震撼。歷史著作、法律著作都不會承認被囚的罪犯就只是這四種人，但若從人道主義的觀點看，卻不能不承認這說法確實反映了社會真實。試問有哪一種罪犯能夠離開這四種請況呢？其中的政治犯，那是所有民主國家文明國家都不存在，而只有專制政權才有的罪犯類別。政治犯不是為個人私利犯罪，而是為公眾權利發聲，或為體現公民應有權利而行動的人。在自由和人民權利受壓制的情況下，多數人啞忍，明哲保身，而政治犯選擇挺身而出。他們不僅因此遭受苦難，甚至還會受到保持沉默者的埋怨甚至攻擊。儘管政治犯的主張不是人人贊同，行為也有可議之處，人格也不無瑕疵，但他們不是為私利而犯罪，是為平民百姓的應有權利而被認為犯罪，確實如托翁所言，被治罪只是因為他們的道德在社會平均水準之上。
如果道德高尚成為被治罪的原因，那麼這個社會的走向就是道德淪喪。
接下來，托翁在小說《復活》中，用整整一章抄錄一段段的《聖經》原文，藉經文宣揚他的愛與寬恕、和平與非暴力思想。從來沒有一部小說會這樣整章抄錄《聖經》。這是小說嗎？還是一堆說教？那時年輕的我，信仰無神論，對基督教不了解也不接受，但這整章的《聖經》經文，卻深深吸引我讀下去。因為經文承接著前面鋪陳下來的故事，使人覺得只有直接訴諸關於愛與寬恕的經文，才能夠在主人公的批判現實、人道精神，和個人作為犯罪集團一員的貴族身份的悔罪找到出路。《復活》告訴我：宗教與社會、與人世的苦難緊密相連。
深沉的自省，廣闊的人道關懷，身體力行的實踐，使我讀《復活》時忍不住下淚。
托爾斯泰出生於有名的俄羅斯貴族家庭，擁有大莊園和許多農奴。年輕時酗酒、好賭、召妓、甚至感染性病，還與一名女工生了一個私生子。《復活》是他的贖罪小說。在寫這小說之前，托翁曾經說要放棄莊園主所擁有的農奴，但反而是農奴們並不情願離去。他又在白天參與農民的耕作，晚上才寫作。1910年11月10日，82歲高齡的托爾斯泰從自己莊園秘密離家出走，途中患肺炎，死在一個車站裏。
《復活》中他寫道：「一個是精神的人，他為自己所尋求的是對別人也是幸福的那種幸福；另一個是獸性的人，他所尋求的僅僅是自己的幸福，為此不惜犧牲世界上一切人的幸福。」
年輕時候的我，也鄙視獸性人的幸福，並追求精神人的幸福，覺得寫作就有責任批判社會的罪惡。而《復活》的宗教思想，開始使我對無神論有所反思。它可能是我精神「復活」的開始。（44）
圖1，《復活》最早插圖，卡秋莎受審。
圖2，1961年大女兒出生，母親來寶安觀瀾家中抱孫女。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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