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NA專業體育新聞團隊 創辦人曾公文誠的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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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太山,曾加入嘉農、台電、彰銀、味寶等隊,亦是1951、1953年台灣棒球遠征菲律賓,第一亞洲杯成棒賽隊員,以打擊強著名,可說是台灣棒球史上第一代的四棒代表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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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此文獻給台灣第一代四棒、洪太山。
洪太山口述、曾文誠記錄
洪太山,曾加入嘉農、台電、彰銀、味寶等隊,亦是1951、1953年台灣棒球遠征菲律賓,第一亞洲杯成棒賽隊員,以打擊強著名,可說是台灣棒球史上第一代的四棒代表性人物。
「我父母親都是澎湖人,我父親在日據時代是廚師,他在十七、八歲的時候被我祖父從澎湖帶到台灣來學廚藝,初期他雖然有一技之長,不過過得是居無定所的日子,哪裡有工作就到那裡,也遠到過基隆,還曾上過客輪周遊世界,後來到嘉義找到一份日本人幫廚的工作,生活才安定下來,接著就回澎湖老家娶了我媽媽,然後生下我。
「會談我爸爸是因為我之所以唸嘉農就是父親叫我去的,那時候嘉農是最難考的學校,所以他要我去試試看,另一個目的是去打棒球,爸爸要我考嘉農,然後參加嘉農的棒球隊。
「我小時候唸公校時就打過棒球,當時嘉義小學有球隊的學校不多,有一所都是日本子弟就讀的『旭小學』棒球隊是最有規模的,其他幾個台灣人唸的公校就沒有那麼普及了。那時候一般的台灣小朋友是不敢打棒球,因為棒球很硬,打在身上很痛,所以沒有幾個人敢試,也許是我從小運動神經就不錯,跑步比同年齡的小朋友還要快,因此我們學校有一位山田日本老師想要組球隊時,我就跑去參加了,不過那時候棒球的隊員組成和現在不太一樣,是成績好的學生才有進球隊的資格。
「我們球隊的使用球都是學校提供的,一般說來,少棒所打的都是軟式棒球,有一些社會組的球隊會打準硬式,而真正的硬式棒球則是高校棒球隊或是社會組隊在打的。
「小學雖然打軟式球,但怕球的人還是很多,那時山田老師組棒球隊,他是當然的教練人選,第一次練習時,他負責打球給所有選手接,但問題是沒有人願意當捕手,因為怕被球打到,因為我很想參加球隊就自告奮勇的說我可以,結果我蹲下之後,老師才發現我用右手接球左手傳球,山田老師一看就大罵你開什麼玩笑,那有左手的人當捕手的。不知道是好勝心還是很想打棒球,我就自己改成左手接球右手傳球,也因為是剛接觸棒球不久,所以改成哪一手好像都差不多,因此在守備上就很快適應,但在打擊時則還是用左手,那時候台灣島上大概只有我是右投左打吧。
「在當時棒球風氣是非常盛的,不管是哪一級的棒球比賽總是吸引很多觀眾,在球場邊幫球隊加油,主要的比賽場地是在嘉義公園棒球場舉行,只要有比賽就有球迷來,我父親就是一個標準,一碰到比賽他就把廚師的工作交給其他人,自己就跑去看球了,就因為他愛看棒球,所以才會鼓勵我去打棒球、去唸嘉農。
「講起來在進嘉農棒球隊之前,我學棒球都是玩票性質,老師不是很專業,而我們也沒有很認真的練,直到進嘉農之後。嘉農棒球隊會強,教練近藤兵太郎是很重要的關鍵。那時候嘉農的學生除了讀書之外,都要做農科實習,連棒球隊也不例外,所以我們都得利用有限的時間加緊練習,每天從下午一直練到天晚看不到為止,而天黑之後並不代表就可以休息,而是跑步練體能,真的是很充份利用時間,也練得很苦就是了。
「近藤老師真的是一位很嚴格而負責的教練,嘉農棒球的教練只有他一個人,頂多偶而有一些校友回來幫忙而己,因為那時候學長學弟制是非常嚴格的,像很多學弟就不太敢和蘇正生(1931嘉農棒球隊中外野手,曾獲甲子園大賽第二名)講話,所以校友回來是很管用的,不過多數的時間都是只有近藤老師一個人在操練,每天他都是一個球一個不斷地打給我們接,不對的動作再重複做,不過這種嚴格的訓練的方式也嚇壞了不少人,我記得林喚州到嘉農不到一個禮拜就跑了。
「那時候台灣高校棒球隊還是以北部學校為主,像台北一中(現建中)、台北商業(現台北商專)、台北工業(現台北科技大學),高雄的有高雄中學、高雄工業,而嘉義有嘉義中學、嘉義農林等。實力方面各校都不錯,不過台北幾校、嘉農、雄中都算是第一級的。在以往各縣市都會齊集到台北圓山棒球場(現中山足球場)去爭奪甲子園的台灣代表權,不過到了我們那時候,圓山棒球場已經不見了,改成陸軍醫院,所以台灣中等學校棒球賽就改在現在的台灣大學棒球場舉行,雖然比賽的地點改了,不過觀眾還是很多。
「戰前(二次大戰)物質已經不是很充裕,所以打棒球就更困難,在我看來棒球是所有運動當中最花錢的,人多且每個人都要有手套,除此之外,動不動就把球的縫線打裂開,實在是很花錢。我記得那時警察一個月薪水差不多是三十幾塊,但一雙棒球釘鞋就要五、六塊,手套也是很貴的,不過手套還有球是學校供應的,但鞋就要自己想辦法,我家裡因為父親當廚師,所以生活還過得去,因此球鞋都穿新的,只要有一點破舊,我爸爸就幫我換新,因此那時我們隊上有一位山地人每天都跟在我後面,做什麼呢?就是等我鞋不要時趕快接收過去。
「戰前雖然物質缺乏,但我們仍然克服一切困難去享受棒球的樂趣,但戰爭期間就實在是沒有辦法了。二次大戰後我在公賣局服務,原本以為不會再碰棒球了,但有一天有人跑到公賣局來找我,問我是不是某某人,是不是嘉農畢業的,是不是打過棒球,我都說是啊,我就是你們要找的洪太山。原來他們是為了即將到來的第一屆省運,要組棒球隊,所以特地來找我這個有棒球底的人加入他們的球隊中。
「他們要我當他們球隊的捕手,在嘉農時代我就是捕手,不過話說回來,當捕手的人真是天下最笨的,那麼多裝備在身上,而且有功沒賞的。雖然我當過捕手,不過並沒有一下子就答應他們,是後來他們又來了好幾趟,才勉為其難的點頭。」
「第一次練習時,隊友大家彼此間才第一次見面,雖然是首次見面,可是卻對守備位置互不相讓,有的人說要當投手、有人的說要當游擊、捕手等,我一個人就靜靜地站在一邊不說話,等大家都把位置搶好了,就只剩下中外野這個位置沒有人要,大概是中外野守備範圍太大,所以沒有人願意吧,而在我看來只要不再叫我蹲捕手,其他什麼位置我都可以,而且我一直對自己的腳程很有信心,所以守中外野、雖然要兼顧左右兩邊,但我想還是可以勝任,所以就站在中外野了,沒想到這一守就是到退休,大家也都忘了我曾經是位捕手這件事了。
「守備位置是大家搶,而打擊順序是有人排的,有一個是所有人當中年紀最大、自稱是教練的站出來,他主動安排全隊的打擊順序,在此之前他也沒看過我打棒球就竟然把我排在第四棒,我說這怎麼可以,在我心目中第四棒是一支球隊勝負重要的位置,我趕緊對他說我擔當不起,一聽到我這麼講,其他人就紛紛說那我來好了,結果第四棒還是用搶的,我則打第三棒。
「球隊組好了,就準備去打比賽了,那時候參加省運是這樣子的,以我們所住的高雄為例,先在高雄地區打比賽,冠軍的隊伍才能代表高雄打省運,我們也是眾多報名的隊伍之一,我們的隊名叫做『前鋒』,比較特別的是,我們是旅居高雄的澎湖弟子所組成的。
「但比賽最後我們並不是第一,冠軍是旗津的一支球隊,而且他們還邀請我一起去打省運,不過被我拒絕了。那時我們隊中就有人提議,與其不能代表高雄參賽,倒不如回澎湖代表家鄉參賽,反正澎湖也沒有棒球隊打省運。這個提議獲得大家同意,而且縣府的人也贊成,但條件是他們不出錢。那時高雄在地的澎湖人有很多是搞營造業的,營造業在當時又很景氣,所以他們就拿錢出來讓我們成軍。」
「沒想到我們這支連高雄都選不上的球隊,到了省運卻過關斬將一路到冠軍戰,冠軍戰我們的對手是嘉義,隊中有我嘉農的學長蘇正生,這一場比賽我是拚命的打安打、有一局我打了一支全壘打,跑過一壘往二壘時,守二壘的蘇正生竟然往我頭上敲說:『你打夠了沒!
「嘉義代表隊還有另一位嘉農學長陳耕元(台東縣縣長陳建年之父),他打擊非常的好,在二十個打數當中擊出十支安打,打擊率是五成,而我也是打擊率五成,不過是三十個打數擊出十五支安打,所以最後打擊賞被我拿走了。
「提到打擊,很多人都說我打擊好,問我打擊的秘訣,我是覺得不論什麼運動都得提到技術這個『術』字,沒有其他的方法就是練習而已,守備也好打擊也罷,都是一樣的,練到你能體會,然後就很自然地反映在你身上,為什麼同樣一個位置、差不多速度的球,有的人擊出去就是平飛有力量,有人就是滾地球,為什麼,這和每個人擊球技巧有關,這些都是要靠體會而來。再舉劍道為例,當你擊中對手時的瞬間,如何將你的腰力貫注在你的劍頭上,才有擊中時的爆發力,這都靠練習才能體會出。
「守備也是一樣,為什麼有人球接的那麼流暢,有人就接的『零零落落』,這都和練習程度有關,照說接滾地球是球彈跳上來的那一剎那是最好接的,因為太高你就不好掌握接球點,但什麼樣位置才好接也是要靠練習。早期高雄代表隊有一位內野手姓王,守備位置是三壘,他有個外號叫做「怪手」,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一般內野接球是手套面向上,然後將球接進手套中,但他不一樣,他是球滾過來時,用手套下壓,好像用手套把球蓋住那種樣子。有一次我們和來訪的日本隊比賽,對方的監督看到他守備的動作就說:『我們日本也有這種接球動作的球員,這種人真是怪手』,所以我們都叫他怪手。有好幾次他在守備時,明明很多球一看就是安打,他卻很快地跑向前然後用手套把球蓋住,把打者刺殺,這種絕技實在很不容易,他也是靠著不斷練習才熟練的。
「不斷練習是很重要的,但如果真要問我打擊技巧,我個人是這樣的,當我在擊中球那一剎那,才將整個身體的力貫在上頭,而雙手則將扭轉毛巾一般地用球棒把球拉出去,做到這兩點才能使你的球出後加速旋轉,飛得更高更遠,這就是我身材雖然不起眼,但卻常能把球擊遠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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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此文獻給台灣第一代四棒、洪太山。
洪太山口述、曾文誠記錄
洪太山,曾加入嘉農、台電、彰銀、味寶等隊,亦是1951、1953年台灣棒球遠征菲律賓,第一亞洲杯成棒賽隊員,以打擊強著名,可說是台灣棒球史上第一代的四棒代表性人物。
「我父母親都是澎湖人,我父親在日據時代是廚師,他在十七、八歲的時候被我祖父從澎湖帶到台灣來學廚藝,初期他雖然有一技之長,不過過得是居無定所的日子,哪裡有工作就到那裡,也遠到過基隆,還曾上過客輪周遊世界,後來到嘉義找到一份日本人幫廚的工作,生活才安定下來,接著就回澎湖老家娶了我媽媽,然後生下我。
「會談我爸爸是因為我之所以唸嘉農就是父親叫我去的,那時候嘉農是最難考的學校,所以他要我去試試看,另一個目的是去打棒球,爸爸要我考嘉農,然後參加嘉農的棒球隊。
「我小時候唸公校時就打過棒球,當時嘉義小學有球隊的學校不多,有一所都是日本子弟就讀的『旭小學』棒球隊是最有規模的,其他幾個台灣人唸的公校就沒有那麼普及了。那時候一般的台灣小朋友是不敢打棒球,因為棒球很硬,打在身上很痛,所以沒有幾個人敢試,也許是我從小運動神經就不錯,跑步比同年齡的小朋友還要快,因此我們學校有一位山田日本老師想要組球隊時,我就跑去參加了,不過那時候棒球的隊員組成和現在不太一樣,是成績好的學生才有進球隊的資格。
「我們球隊的使用球都是學校提供的,一般說來,少棒所打的都是軟式棒球,有一些社會組的球隊會打準硬式,而真正的硬式棒球則是高校棒球隊或是社會組隊在打的。
「小學雖然打軟式球,但怕球的人還是很多,那時山田老師組棒球隊,他是當然的教練人選,第一次練習時,他負責打球給所有選手接,但問題是沒有人願意當捕手,因為怕被球打到,因為我很想參加球隊就自告奮勇的說我可以,結果我蹲下之後,老師才發現我用右手接球左手傳球,山田老師一看就大罵你開什麼玩笑,那有左手的人當捕手的。不知道是好勝心還是很想打棒球,我就自己改成左手接球右手傳球,也因為是剛接觸棒球不久,所以改成哪一手好像都差不多,因此在守備上就很快適應,但在打擊時則還是用左手,那時候台灣島上大概只有我是右投左打吧。
「在當時棒球風氣是非常盛的,不管是哪一級的棒球比賽總是吸引很多觀眾,在球場邊幫球隊加油,主要的比賽場地是在嘉義公園棒球場舉行,只要有比賽就有球迷來,我父親就是一個標準,一碰到比賽他就把廚師的工作交給其他人,自己就跑去看球了,就因為他愛看棒球,所以才會鼓勵我去打棒球、去唸嘉農。
「講起來在進嘉農棒球隊之前,我學棒球都是玩票性質,老師不是很專業,而我們也沒有很認真的練,直到進嘉農之後。嘉農棒球隊會強,教練近藤兵太郎是很重要的關鍵。那時候嘉農的學生除了讀書之外,都要做農科實習,連棒球隊也不例外,所以我們都得利用有限的時間加緊練習,每天從下午一直練到天晚看不到為止,而天黑之後並不代表就可以休息,而是跑步練體能,真的是很充份利用時間,也練得很苦就是了。
「近藤老師真的是一位很嚴格而負責的教練,嘉農棒球的教練只有他一個人,頂多偶而有一些校友回來幫忙而己,因為那時候學長學弟制是非常嚴格的,像很多學弟就不太敢和蘇正生(1931嘉農棒球隊中外野手,曾獲甲子園大賽第二名)講話,所以校友回來是很管用的,不過多數的時間都是只有近藤老師一個人在操練,每天他都是一個球一個不斷地打給我們接,不對的動作再重複做,不過這種嚴格的訓練的方式也嚇壞了不少人,我記得林喚州到嘉農不到一個禮拜就跑了。
「那時候台灣高校棒球隊還是以北部學校為主,像台北一中(現建中)、台北商業(現台北商專)、台北工業(現台北科技大學),高雄的有高雄中學、高雄工業,而嘉義有嘉義中學、嘉義農林等。實力方面各校都不錯,不過台北幾校、嘉農、雄中都算是第一級的。在以往各縣市都會齊集到台北圓山棒球場(現中山足球場)去爭奪甲子園的台灣代表權,不過到了我們那時候,圓山棒球場已經不見了,改成陸軍醫院,所以台灣中等學校棒球賽就改在現在的台灣大學棒球場舉行,雖然比賽的地點改了,不過觀眾還是很多。
「戰前(二次大戰)物質已經不是很充裕,所以打棒球就更困難,在我看來棒球是所有運動當中最花錢的,人多且每個人都要有手套,除此之外,動不動就把球的縫線打裂開,實在是很花錢。我記得那時警察一個月薪水差不多是三十幾塊,但一雙棒球釘鞋就要五、六塊,手套也是很貴的,不過手套還有球是學校供應的,但鞋就要自己想辦法,我家裡因為父親當廚師,所以生活還過得去,因此球鞋都穿新的,只要有一點破舊,我爸爸就幫我換新,因此那時我們隊上有一位山地人每天都跟在我後面,做什麼呢?就是等我鞋不要時趕快接收過去。
「戰前雖然物質缺乏,但我們仍然克服一切困難去享受棒球的樂趣,但戰爭期間就實在是沒有辦法了。二次大戰後我在公賣局服務,原本以為不會再碰棒球了,但有一天有人跑到公賣局來找我,問我是不是某某人,是不是嘉農畢業的,是不是打過棒球,我都說是啊,我就是你們要找的洪太山。原來他們是為了即將到來的第一屆省運,要組棒球隊,所以特地來找我這個有棒球底的人加入他們的球隊中。
「他們要我當他們球隊的捕手,在嘉農時代我就是捕手,不過話說回來,當捕手的人真是天下最笨的,那麼多裝備在身上,而且有功沒賞的。雖然我當過捕手,不過並沒有一下子就答應他們,是後來他們又來了好幾趟,才勉為其難的點頭。」
「第一次練習時,隊友大家彼此間才第一次見面,雖然是首次見面,可是卻對守備位置互不相讓,有的人說要當投手、有人的說要當游擊、捕手等,我一個人就靜靜地站在一邊不說話,等大家都把位置搶好了,就只剩下中外野這個位置沒有人要,大概是中外野守備範圍太大,所以沒有人願意吧,而在我看來只要不再叫我蹲捕手,其他什麼位置我都可以,而且我一直對自己的腳程很有信心,所以守中外野、雖然要兼顧左右兩邊,但我想還是可以勝任,所以就站在中外野了,沒想到這一守就是到退休,大家也都忘了我曾經是位捕手這件事了。
「守備位置是大家搶,而打擊順序是有人排的,有一個是所有人當中年紀最大、自稱是教練的站出來,他主動安排全隊的打擊順序,在此之前他也沒看過我打棒球就竟然把我排在第四棒,我說這怎麼可以,在我心目中第四棒是一支球隊勝負重要的位置,我趕緊對他說我擔當不起,一聽到我這麼講,其他人就紛紛說那我來好了,結果第四棒還是用搶的,我則打第三棒。
「球隊組好了,就準備去打比賽了,那時候參加省運是這樣子的,以我們所住的高雄為例,先在高雄地區打比賽,冠軍的隊伍才能代表高雄打省運,我們也是眾多報名的隊伍之一,我們的隊名叫做『前鋒』,比較特別的是,我們是旅居高雄的澎湖弟子所組成的。
「但比賽最後我們並不是第一,冠軍是旗津的一支球隊,而且他們還邀請我一起去打省運,不過被我拒絕了。那時我們隊中就有人提議,與其不能代表高雄參賽,倒不如回澎湖代表家鄉參賽,反正澎湖也沒有棒球隊打省運。這個提議獲得大家同意,而且縣府的人也贊成,但條件是他們不出錢。那時高雄在地的澎湖人有很多是搞營造業的,營造業在當時又很景氣,所以他們就拿錢出來讓我們成軍。」
「沒想到我們這支連高雄都選不上的球隊,到了省運卻過關斬將一路到冠軍戰,冠軍戰我們的對手是嘉義,隊中有我嘉農的學長蘇正生,這一場比賽我是拚命的打安打、有一局我打了一支全壘打,跑過一壘往二壘時,守二壘的蘇正生竟然往我頭上敲說:『你打夠了沒!
「嘉義代表隊還有另一位嘉農學長陳耕元(台東縣縣長陳建年之父),他打擊非常的好,在二十個打數當中擊出十支安打,打擊率是五成,而我也是打擊率五成,不過是三十個打數擊出十五支安打,所以最後打擊賞被我拿走了。
「提到打擊,很多人都說我打擊好,問我打擊的秘訣,我是覺得不論什麼運動都得提到技術這個『術』字,沒有其他的方法就是練習而已,守備也好打擊也罷,都是一樣的,練到你能體會,然後就很自然地反映在你身上,為什麼同樣一個位置、差不多速度的球,有的人擊出去就是平飛有力量,有人就是滾地球,為什麼,這和每個人擊球技巧有關,這些都是要靠體會而來。再舉劍道為例,當你擊中對手時的瞬間,如何將你的腰力貫注在你的劍頭上,才有擊中時的爆發力,這都靠練習才能體會出。
「守備也是一樣,為什麼有人球接的那麼流暢,有人就接的『零零落落』,這都和練習程度有關,照說接滾地球是球彈跳上來的那一剎那是最好接的,因為太高你就不好掌握接球點,但什麼樣位置才好接也是要靠練習。早期高雄代表隊有一位內野手姓王,守備位置是三壘,他有個外號叫做「怪手」,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一般內野接球是手套面向上,然後將球接進手套中,但他不一樣,他是球滾過來時,用手套下壓,好像用手套把球蓋住那種樣子。有一次我們和來訪的日本隊比賽,對方的監督看到他守備的動作就說:『我們日本也有這種接球動作的球員,這種人真是怪手』,所以我們都叫他怪手。有好幾次他在守備時,明明很多球一看就是安打,他卻很快地跑向前然後用手套把球蓋住,把打者刺殺,這種絕技實在很不容易,他也是靠著不斷練習才熟練的。
「不斷練習是很重要的,但如果真要問我打擊技巧,我個人是這樣的,當我在擊中球那一剎那,才將整個身體的力貫在上頭,而雙手則將扭轉毛巾一般地用球棒把球拉出去,做到這兩點才能使你的球出後加速旋轉,飛得更高更遠,這就是我身材雖然不起眼,但卻常能把球擊遠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