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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悲歌 政府偏袒 雇主淚崩投訴無門
(文長慎入.....)

夫癱瘓臥床、妻子小兒麻痺肌肉萎縮，申請外籍看護移工，卻反遭誣陷！58歲連美娟是小兒麻痺患者，日前她為重癱7年的丈夫陳先生申請外籍看護，不料菲籍看護非但不稱職，反指控他們夫妻虐待；嘉豪怒批縣府過分偏袒移工，導致陳家陷入愁雲慘霧，長照悲歌！
58歲連美娟與62歲陳夫結婚20多年，兩人育有一子，原本家庭幸福和樂，不料，100年5月自己開業當鐵工師傅的陳先生，卻在社頭鄉進行水槽更換工程施工時，不慎從高處墜樓，顱內出血經一連3次腦部手術，仍重殘癱瘓，就此臥床。
連婦說，多年來都是一人獨力照料重癱臥床的先生，一邊靠著在家為人修改服飾賺取微薄家用，今年多次因腿軟跌倒摔傷，右腳已經攣縮，8月更摔到左腳踝骨折住院，住院檢查才知自己因小兒麻痺症候群，左腳肌肉已萎縮無力；不忍丈夫無人照料，才透過仲介協助，申請巴氏量表雇用外籍看護。
連婦就讀大四的兒子指出，42歲的菲籍看護9/6到家裡來，直到11/28被帶走，期間並不能配合母親的指令照顧父親，基本的換尿布、拍痰和餵食等工作也不太願意做，且常常自己躲起來滑手機，有時還會對父母吼叫，事後解釋是頭痛才情緒失控，他曾建議母親在家安裝監視器但未獲採納。
連婦淚訴，雖然雙腳不良於行，但都自行預約復康巴士或請兒子陪同前往就醫、復健，也會自己做飯料理三餐，不懂為何菲女要指控被夫妻倆虐待，尤其勞工處聽信她一面之詞，更讓人氣結，如今先生無人照料，連要送養護機構，都等不到床位，只能安排臨時托護，再搭配白天的到府居家服務。想到自身難保又無力獨自照顧重癱夫，連臨時要找養護機構收容，都沒有床位，只能終日以淚洗面、幾乎精神崩潰！
嘉豪上個月接到連姓婦人陳情，仲介公司協助陳家申請外籍看護工，卻隱匿女移工長期高血壓病史，來台短短兩個月就無端指控、要求更換雇主，根本是把陳家當成來台跳板，勞工處的無能和偏袒，更使這個失能家庭境況雪上加霜！也質疑政策讓仲介與移工技術性取巧空間，導致有需求的失能者家庭面臨無止盡的照顧空窗。
嘉豪認為42歲女移工根本無力負擔24小時的重症患者看護工作，三天兩頭喊頭痛身體不適，甚至夜半會哭喊哭鬧，夫妻倆皆夜不成眠，反遭移工指控虐待；他批評縣府勞工處到府關心訪談，僅憑菲女片面說詞就強行將人帶走，根本不顧陳家夫妻倆的死活！由於連婦必須等移工「完成安置」找到新雇主後，才能再申請新的外籍看護，否則就是違法，他也痛批此政策誤人、害人不淺。

新聞連結：http://m.news.sina.com.tw/article/20180102/25241310.html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102004629-260402
#連政府都不能幫忙誰能幫忙
#雪上加霜
#長照悲歌
#怎麼總覺得外勞權益總是比本勞還重要啊
#不適任外籍移工怎麼處置

想寫這些文章很久了，但遲遲沒有動筆。去年年末拿到台北文學獎DM 的時候，本想試著寫篇散文報名看看，只是最後還是因沒把握作罷。那時候想到的文章名稱叫做〈她的台北兩點一直線〉，我想以台北為背景，把印尼看護的故事寫進去，現在看來已不算切題或堪用了。這兩天心血來潮，突然覺得應該把那些事情記錄下來，儘管最近很忙，還是撥了點時間寫她（們）。文章範圍擴大了一點，包含了自己的生活和心情，以及我最愛的奶奶。以下是第一篇，陸續完成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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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台北兩點一直線 〉1

手機鈴聲響起時，我盯著螢幕遲疑了幾秒，一時想不起那名字是誰，也認不得大頭貼上的小男孩，但記憶很快就帶領我到對的地方，「是阿莉！」我在奶奶的慶生宴上大叫出聲，馬上接起電話，卻不知該遞給誰好，畢竟在場想念她的人太多了，我們都覺得阿莉無法出席奶奶的生日這件事有點可惜。沒辦法，新來的外勞笨手笨腳不得寵，但不能怪她，這摩登的都市對來自棉蘭鄉下的她來說一定很像怪獸，何況這還是她人生第一份海外工作。反觀已經來台好幾年的阿莉，不僅中文說得流利，台語也溝通無礙，重點是我們都感受得到她真心喜歡奶奶、疼愛奶奶，要不然不會記得在這麼重要的場合上特地用即時通訊打越洋電話過來。


阿莉是我們家第一位外勞。曾經有朋友告訴我「外勞」是個不太禮貌的用詞（當然更別提外傭了），從那之後我對外都盡量稱她為「看護」，同時也意味著照顧奶奶是她最重要的職務。奶奶得的是阿茲海默症，對這個疾病有點概念的人應該都知道那是一條單向道，腦功能只會一天一天退化，記憶只會一點一點被啃蝕掉，唯一能做的只有消極地透過藥物讓病情別惡化太快。家裡決定要請看護是奶奶得了阿茲海默幾年後的事，如同前面所言，那是一條單向道，初期症狀不明顯時還能得過且過，但後來奶奶的狀況已經嚴重到足以影響家人作息，例如在凌晨兩點敲我們的房門說要去煮午餐，或者天才剛亮就獨自外出，卻又因沒帶鑰匙而狂按我們或鄰居的門鈴，硬生生把大夥從睡夢中吵醒。奶奶不只一次在家附近失蹤，也不只一次被好心的路人或警察「撿到」，謝天謝地之餘，我們也警覺到該做點什麼改善問題，並拯救每個人心靈上的疲憊。現在回想起那些日子，彷彿腦神經衰弱如影隨形，理智每天都要斷線好幾回，然而我們指責的、發怒的對象，是一個連自己都對自己感到無奈失措，不只一次脫口說出「好想快點死一死」的奶奶。


失去記憶是一件相當無助的事，你可以試著想像自己接二連三找不到東西，沒有時間觀念弄不清白天黑夜，因此與人相處時總是牛頭不對馬嘴，好像獨自住在一個平行時空一樣。一位心理醫師朋友告訴我，阿茲海默的顯著症狀為記憶相當短暫，他們經常會因為東西換了位置而慌張，因為在他們記憶裡不該是那樣，所以許多病房才會盡量保持潔白乾淨，減少更動。然而無法感同身受的旁人對病患的行為只會覺得麻煩，覺得連這點小事都記不住，是故意的嗎？相同問題都問過幾次，還要再問？對病患以及對家屬來說，阿茲海默症就等於集體的耐性考驗。


儘管如此，老實說剛開始我有些反對申請外籍看護的提議，我無法想像家裡多住一位陌生人是什麼感覺，我甚至假裝貼心地站在奶奶的立場，仗著自己受寵就比較了解奶奶似地充當發言人，認定她會對這個決策相當排斥。然而事情似乎沒有轉圜的餘地，就像阿茲海默症一樣，也只能對症下藥姑且一試。


經過一連串的醫學鑑定，奶奶通過了一種名叫「巴氏量表」的評測，高齡93歲才又得到一張全新的證件，只可惜是一張「重度殘障證明」，如此總算符合申請外籍看護的資格。有時候這社會的規則很矛盾，為了達到目的竟必須表現得爛一點，當我看著鑑定醫師命令奶奶自己扣鈕釦時，心中也是同樣矛盾------扣上了，那表示她還有行為能力；扣不上，通過測驗的機會便大大增加。最後鈕釦是扣上了，但綜合其他部分的表現，奶奶還是符合重度殘障的資格，可喜可賀。


「申請殘障手冊」和「聘用外籍看護」這兩件事必須同步並行，否則只會讓整個流程更加冗長。某天晚餐飯後門鈴突然響起，一位看起來相當幹練的人力仲介帶著一位皮膚黝黑、秀髪娟長的女孩出現在我們家，兩人併坐在最靠門的那張藍色沙發上，那位女孩就是阿莉。我還記得我那時只是出去打個招呼，又默默躲回房裡，只留下「對方很年輕」這般淺淺的印象，我猜她大概只有二十出頭，反正鐵定比我小，誰知道阿莉快要四十歲了，而且還是一個三歲小孩的媽。我在房裡聽見她們「阿嬤～阿嬤～」不停的叫，好像在裝熟似的，覺得有點刺耳。


有了仲介的強力背書，加上第一印象還不錯，長輩們就決定是雇用阿莉了。我搬出比較大的那間房，又回到高中時期所住的比較小的那間。大房間因應兩人共住的需求而多加了一張單人床，衣櫃以及床頭櫃的位置也因此做了調整，一切都好像在迎接新生命、新生活一樣。然後，阿莉幾乎是在殘障證明核准的幾天後搬進我們家。那一天我下班回到家時，大家都已經熄燈了，大房間的房門是關著的，我知道裡面住著兩個人，但不知道她們是睡著醒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