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梁國雄 ，梁振英最開心】
「放生」不是法律用語，只是「政治小學雞」的慣用語，作用是要方便作政治定性之用。由於律政司剛已決定就「梁國雄案」上周的裁決不提上訴，即是馬上符合林鄭的大和解方向，此時再定性為「放生」會比較嚴謹，也更能得到公眾對「放生說」的認同。
法庭程序不是打仗
法律政治化之後，對法治多了很多似是而非的形容，這自然有礙市民對法治的正確理解，在政治掛帥的氣氛之下，這倒是無法避免的現況，弄到筆者每周幾乎都要為政客、市民和低質素律師補補法律常識，今次也不能例外。
例如上周一「梁國雄案」有判決之日，亦有市民入稟DQ兩位議員資格的案件，因為存入法庭的支票無效而擱置程序；泛民一眾小學雞自然高興，但形容一天打了兩場司法勝仗則莫名其妙。
司法公義（Justice）不涉及任何勝敗，亦不涉及民主自由人權的道理。這字源於古希臘文，從亞理斯多德給予的定義起，一直至今都只是指公平公正（fairness），能達到這一原則便算公義得到保持。自然法學派為公義這個字眼加了很多價值，但從來只是一家之論，未有普世法學家的認同，而法庭程序更不是在打仗。
當然，官司判決有利自己集團的利益便是公義所在，反之便是司法死亡，那是泛民長期帶給市民的錯覺；這裏也非是法理上的爭論，只是提醒大家法治的基本只是人人一樣，遊戲平等或是一律不平等，最怕是為政治所累，變得一時一樣。
「梁國雄案」的結果他當然開心，另一開心的人是梁振英。因為據此案李運騰法官的看法是，公職人員有利益衝突時不申報不一定構成行為不檢，控方要證明超逾合理懷疑被告存心不申報，例如梁振英可以說，他以為那筆補償金額只是交給老婆作家用，並無個人得益便會沒事，控方有責任在這情況下證明他講大話，甚至連老婆不用出庭作證有這回事也絕無問題，因為那是控方的責任去證明。
梁振英也許會很開心，但自2003年「程介南案」開始以來，數十名因公職行為不檢而入罪的被告便難以接受有司法公義這回事，他們都各有故事，申辯無心犯錯，但法官都不信，而梁國雄的故事法官卻輕易相信了。
大家知道，公職人員行為不檢的出現是要補救貪污法律的困境，困境在於被告只有眼前見到的不當行為，控方無法證明被告有犯罪的意圖，還要高於合理懷疑的檢控標準。
在不同的判詞中，法官承認公職人員行為不檢的定義是故意地寬的。法律只要求控方證明收取利益事實的存在，便足以定罪，那是針對公務員的情況；但貪污的意圖難以證明下，行為不檢同樣可以構成刑責，控方只須證明收取利益的存在而無合理解釋，便已足夠；合理解釋不同隨便虛構出來的解釋，它必須合理，而提出合理解釋的責任是在辯方，不在控方。
李運騰法官的法理邏輯顯然與兩宗新近的公職人員行為不檢案不一致，分別是「曾蔭權案」與終審的「許仕仁案」。
兩案中，辯方的申辯皆不否認收取利益事實的存在，這與「梁國雄案」的情況一致；兩案的申辯皆是收取金錢或是其他利益時，被告並無犯罪的意圖，而控方也無法清楚證明意圖的存在；而所謂證明已經超過合理疑點只是一個推論的過程。
「曾蔭權案」正在上訴，本文不應以此案為例子，因為此案的判決在制度上必然受到「許仕仁案」的制約。大家對申報利益的違法理解，也應以終審庭的判詞為準，但「曾蔭權案」有一點沒有爭議的原則被肯定，那是申報利益是申報者自己的責任，不申報其他人無以得知特首在進行公正的討論。
「黃金枷鎖」的效果
在「許仕仁案」中，控方同樣始終未能證明許仕仁有犯罪行為，能清楚證明的，只是他收取了新鴻基的金錢利益，法庭便可推論他已無法獨立恰當地履行公職。
判詞引用其他上訴案的判詞，指並不須要證明串謀者有清楚指明的失當行為以取得金錢（an additional, identifiable specific act of misconduct in return for his money），公職人員對付錢者有利的傾向（favourable disposition），就已經是嚴重的失當行為（見第13段，FCCA 12-15/2016）。
這就是所謂「黃金枷鎖」的情況，所謂損害公眾，便是公職人員收錢後無法以無懼精神作出真誠的公眾服務。這是公職者自己的責任。
在引用另一案時，強調公職者不單是要公正，亦要保證無利益衝突，要令自己的行為不引起公眾批評，以及失去他履行公職的信任（見第25段），法律會要求公職人員履行公職時極為小心，不能有秘密收錢的事情（secret payment，見第27段），秘密收錢以有利的傾向作為回報（替付錢者說好話）是濫用並毀壞公眾對公職的信心和信任（見第36段）。
法庭強調付錢一方的辯解完全忽略貪污所存在的隱伏的、心照不宣的本質（The insidious and tacit nature of corruption）。這不單是私人金錢的交付和利益，正如陪審團所確認的，是對公職的行賄（第72段）。
這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李運騰法官的裁定不單未能令公眾釋疑，更不能解釋公眾指控港府只起訴梁國雄而不起訴付錢者黎智英的不合理性。
筆者原以為梁定罪之後可以作為控方證人，再起訴黎智英行賄，現在一併解決了兩個人的問題，但解決不了公眾的質疑，也解決不了認真研究同類案件者對法治可以隨便為大和解的政治需要而暫放一旁的疑惑。
信報財經新聞 2017-08-08
A14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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