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禮拜,雖然大家(包括我)都比較關心學姊說 #統獨是假議題,但其實有件算是重要的事情發生。
那就是 3/26 號的時候,歐盟的立法機關之一歐洲議會 ( European Parliament ) ,通過新的著作權規範。
( European Parliament 歐洲議會自己的新聞稿: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190321IPR32110/european-parliament-approves-new-copyright-rules-for-the-internet )
PNN 公視新聞網 新聞的報導: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27017
雖然還得經過歐盟理事會,但修法的方向不會有太大改變。這次的重點雖然是放在著作權,不過我認為更核心的轉變,其實是「#平台需要為上傳者上傳的內容負責」。
在民主開放國家市場成長起來的網路公司,如 Google、Facebook、Amazon 等等,一個一個成為巨頭之後,引發了許多你我都知道的負面效應。這些公司的規模已經太大,大到已經不是他們避不避得開槍口的問題,而是槍口避不開他們。從選舉結果到經濟停滯到家庭失和,都找得到理由可以怪這些平台,而且很難說是污衊。
雖然,我們還是不能說各種問題「都是平台的錯」,但未來平台顯然必須負起越來越重的內容管制責任,這樣的轉變關鍵,在於公眾也越來越同意,時候到了,是該對平台施以更高的要求了。這一趨勢,醞釀了很長一段時間。
( 歐洲議會有點像是歐盟的下議院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uropean_Parliament )
大家都知道,著作權的議題在網路上一直是備受關注的,像是 2011 年在美國吵得很兇,台灣也很多人討論的 SOPA 跟 PIPA 法案。
( 關於 SOPA 停止網路盜版法案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op_Online_Piracy_Act )
( 關於 PIPA 保護知識產權法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OTECT_IP_Act )
在台灣,也有好幾次爭議。最近一次我比較有印象的應該是 2016 年立委打算增加「邊境管制」,也就是要封鎖(或停止解析)侵權網站的 IP,後來因為網路輿論反對,就沒有繼續立法了。
( 當時的各方意見很多,章忠信律師的分析我個人比較認同: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54&aid=2836 )
最近可能很快就要通過的著作權修法,則是針對眾多像是「安博盒子」之類的機上盒,不管是販售還是協助安裝,都要課以刑責。
( 經濟日報的報導: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3/3721506 )
這些事情其實背後當然也是有各種角力,例如外國的商會、政府、本地的內容業者、一般使用者、倡議組織、平台公司,甚至國家。
總之,現在整個風向轉了。早幾年,保障高度言論自由,鼓勵網路科技創新,是主流,但最近幾年,加強管制成為顯學。可能是因為負面效應已經動搖國本,可能是因為科技公司不斷擴張到新領域,搶走利潤,讓市場既有的其他玩家反彈;可能是因為中國管制模式輸出。儘管對於強度過高的政府監管我站在反對方,但美國的科技巨頭總算開始面對現實。
在侵犯隱私、助長仇恨、影響選舉等批評聲浪下,臉書執行長馬克佐克伯到過美國國會聽證,也被歐洲議會叫去(但叫不動)。上個月初,美國下屆總統參選人,民主黨的參議員華倫則正式提出「拆解數位科技巨頭公司」的倡議,也將是接下來持續加熱的議題。
( 我之前對華倫這個倡議的簡要討論:
https://www.facebook.com/noodleswithturtle/posts/565115280650509 )
而陸續透過個人網誌,表明要改變臉書的馬克,前天竟然投書給華盛頓郵報,表示:大家都說要管那就來好好管一管吧。
請見華盛頓郵報: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mark-zuckerberg-the-internet-needs-new-rules-lets-start-in-these-four-areas/2019/03/29/9e6f0504-521a-11e9-a3f7-78b7525a8d5f_story.html
投書很短,寫得很清楚,建議自己看一下。簡單來說,他建議針對 #有害內容,#選舉公正性,#隱私,和 #數據可攜性 四個項目,建立一個公私協力管控的機制。
而其中我覺得最關鍵的項目,是「數據可攜性」(data portability) 。
可攜性的概念,大家應該很熟悉了,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我們現在換電信公司,例如從台灣大哥大換成中華電信,不用換手機號碼。在台灣,號碼可攜其實是在 2005 年開始實行的,從此之後大大降低了門號使用者轉移的成本,加強了電信公司之間的競爭。
馬克在他的投書中,關於數據可攜性的部分也寫到:
「(對平台)的管制,應保證數據可攜帶性原則。如果你與一項服務共享數據,你應該能夠將其移動到另一項服務。這為人們提供了選擇,使開發人員能夠進行創新和競爭。
這對於網路本身,和創建人們想要的服務,非常重要。這就是我們構建開發平台的原因。真正的數據可攜性應該更像是人們使用我們的平台登錄應用程序(App)的方式,而不是現有的下載信息存檔的方式。但這需要明確規定誰在服務之間移動時負責保護信息。
這也需要通用標準,這就是我們支持標準數據傳輸格式和開源的『數據傳輸計畫』(Data Transfer Project) 的原因。」
( 關於這個由微軟、Google、FB、Twitter 共同支持的 「數據傳輸計畫」:https://datatransferproject.dev/ )
在上個月 14 號, Facebook 有一次大規模的當機,那天我不禁覺得,這種大社交平台當機,就像是銀行提款機出問題一樣,使得儲存在裡面的 #社交資本無法被提領。不管是工作或生活上要聯絡的人、要發的訊息,都因此受到影響。
社交資本,就是由我們上傳的數據跟使用行為建構出的關係網絡,並不是虛幻難以掌握的,而是可以定義、更是可以定價的。畢竟許多網路公司就是透過網絡效應才能讓價值水漲船高,快速成長。他們就像是大家都信任的社交資本銀行。
然而,當遇到大規模當機、或是傳出資料外洩、被盜,這時候就會想:
1. 自己是不是把社交資本都存在同一個社交平台/銀行?
2. 為什麼只能在 FB 銀行領錢?當 FB 銀行的提款機故障, 為什麼不能在 LINE 銀行或 TENCENT 銀行的提款機領出來?為什麼 GOOG 銀行可以說關就關、把錢都沒收了?
3. 為什麼儲存在這些社交銀行裡的社交資本,那麼難轉移?轉帳跟匯款那麼難?
4. 以及為什麼這些可被視為社交資本銀行的平台病不像是真的銀行,當我們的社交資本如今屢屢被大規模盜竊、被濫用時,他們鮮少需要賠償跟負責?
其實我以前就跟網路上的朋友討論過,要解決社群媒體帶來的壞處(例如假新聞等等),而不減損其好處的作法,其中之一就是降低這些平台的 #套牢效應。
一個辦法就是成立 #公共的社群平台,基本功能完全複製大型平台,讓用戶可以輕易從商業社群平台,透過數據可攜性,打包資料跟 #社交資本 ,轉換到公共的平台上。
過程必須要很簡單,數據轉移必須要很安全,就像是在這個還不存在的公共社群平台點一下「FB 登入」,然後兩秒後,完成了。
重要的是,透過數據可攜性轉移出來的不能只是帳號,而是所有我們放在社群媒體上的數據,跟編織出來的關係。
其實也可以想像成是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的概念。
https://www.cdic.gov.tw/main_deposit/faq.aspx?uid=59&pid=59%20
只要數據可攜性存在,加上一個堪用的公共化備品,我認為商業平台就會比較謹慎,不那麼貪婪,連帶產生的問題就會少很多。
這點子完全不是首創。之前早有類似的失敗案例,例如 Diaspora、或是工研院的通訊軟體 Juiker ,區塊鏈出現之後也有很多新的社交網站,讓大家可以「社交挖礦」。
我想問題在於,社交資本被套牢已經太嚴重,所以第一步其實是讓社交資本可以被匯出。就像電信公司為了套牢用戶,手機號碼本來不可攜,後來可攜從概念變成規範,競爭於是更激烈,消費者因此獲益。
之前在個人帳號上討論這個想法的時候,有朋友認為其不可行之處:就是政府是做不出可用的公共化備品的。
如果是政府發包做網站,要做出一個能成為商業科技公司備品的社交網站,這件事我也不相信。
但如果是採取「公共媒體」的角度,我認為就是一個選擇要不要做的問題。
有些人認為英國的 BBC、日本的 NHK 很棒,促進了整體媒體品質、提升了公民素質、建立社會公共討論的基礎,但也有些人認為公共媒體拿太多錢,做得太好,反而讓商業媒體無法發展。
像台灣早期發展公共電視,一開始走小蝦米路線,公共電視曾被視為雞肋,沒競爭力,不過一直走到現在,反而成為廢鐵鎮僅存的救贖。現任文化部長 鄭麗君 有意推動大公共媒體,把央廣、中央社等等都結合在一起,有人認為這是唯一能夠重振台灣文化的機會,有人覺得沒競爭力,浪費錢。但總之,就是一種選擇。
所以讓我們想像一下:如果如馬克投書所建議的,接下來新的法規要求社交平台需要讓用戶可以自由匯出所有資料,轉移社交資本,社交平台就會必須做出改變,例如要求工程師讓資料架構更簡單,就跟歐盟 GDPR 的規定出來之後一樣。
當然,成功的平台都會讓我們覺得不需要做這件事,畢竟我們的時間跟精力有限,投入在少數甚至單一平台上比較合理,就像我們也不會三不五時就把存在一個銀行的錢全部領出來,存到另一個銀行......除非這家銀行讓我們覺得問題很大,就像現在這樣。
當然,我認為 FB 等社交平台的自然壟斷在資料、數據、社交資本可自由匯出之後就會降低。所以重點或許不是一定要有公共化的社交平台存在,而是只要有了可以自由匯出的前提,會有很多很多套自然出現。
但從公共媒體的目標與實踐傳播權的角度來看,社交媒體既然已經如此關鍵,若公共媒體接下來還是只是停留在創造內容上,而不趁這個全球都在檢討商業社交媒體平台的時機,來開始探索「公共化社交媒體平台」的可能性,我覺得就太可惜了。
能夠合作的對象其實很多。舉例來說,網路之父 Tim Berners-Lee發起分散式網路專案Solid,將資料「還權於民」,就是同樣的概念。
報導: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6188
而很關注科技巨頭壟斷議題的 PTT 創世神 杜奕瑾 (Ethan Tu) 也提出 PTT.ai 的計畫,我個人也很期待。
Github 上的計畫連結:
https://github.com/ailabstw/PIPs/blob/master/PIP-0001.md
當然,馬克倡議的公私協力機制,其實也有很多先例可循,也就是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網路治理論壇。
https://www.intgovforum.org/multilingual/
台灣也有 @台灣網路治理論壇 Taiwan IGF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757842584459069/
總結來說,我認為在台灣,社群媒體如 FB、IG、Google、Youtube 等的好壞影響力非常大,因此關於馬克提出的四個項目--有害內容、選舉公正性、隱私、數據可攜性--我們不該只是等著歐盟或美國跟這些公司把問題解決,而是該更主動提出改革的做法。
我個人認為,優先從「數據可攜性」這個偏「結構管制」而非「內容管制」的項目切入,比較不具爭議;而以「公共化社交媒體平台」為探索的方向,也比較有進步性跟未來性。
如果民主自由是我們信仰的故事,但具有影響力的媒體或社交媒體平台,卻開始讓這個故事再也講不下去,公民就不該再袖手旁觀了。
要不然,或許是該向年輕人學習,開始用無廣告、無農場文、可輕易匯出的 Google Doc 當作社交平台了。
延伸閱讀:
Daodu Tech 科技島讀 的好文:社交資本論
https://daodu.tech/03-05-2019-social-capitalism
截圖來自:
https://www.facebook.com/zuck/posts/10107013839885441
改革開放壞處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盧斯達:長期代表進步和民主的壞處 -- 上報 / 評論】
因為選舉時間相近,所以一些論者會將台灣九合一選舉,和香港立法會補選相題並論。雖然前者的規模大得多,而香港那次只是一個議席的補選,不可同日而喻,但選舉結果同樣傷了很多人的心。
九合一,台灣民進黨大敗;決戰式補選,香港「泛民主派」精銳盡出支持一個候選人,同樣輸掉。
很多人問為甚麼?雖然兩地現實不同,但兩個陣營都陷入相似的結構性問題。那就是一定程度代表進步價值、民主理念的黨派,不論是政客和支持者,都會因為長期在道德高地而陷入思考和實務麻症。
在香港,「泛民主派」自80年代前途談判、以及北京六四鎮壓以來,因「支持民主」、「支持學生」等高地而獲取大量民意和支持。在局部開放的選舉,「泛民」初期基本上都是一帆風順,到後來發展成所謂的「民意六四比」。就是說支持民主派的選票有六成,而支持親北京派的有四成。一直以來「泛民主派」從數據看到,只要是單對單的民意對決,民主派都能力壓親北京派,直至最近的兩次補選,親北京派選票卻打破「六四比」,變成「五五比」,兩次都微微壓過「泛民」候選人而獲勝。結果出來,很多一直在「泛民」同溫層的人才大吃一驚。
對民意改變反而不敏感
由於泛民的核心黨派一直以來一帆風順,又自命代表民主和人民,所以對於民意改變反而最不敏感,對於冒起幾年的本土主義思潮毫不在意,政治路線在二十年基本上完全沒變;他們對新一代的本土主義從政者,亦百般攻擊和抹黑,導致支持這些新一代背後的選民,也一齊離開,導致「六四比」風光不再。
「泛民主派」多年來都支持中國移民,但中國移民來到香港之後,卻有不少反而投給親北京派,這些「大愛包容」只是為他人作了嫁衣,而本土化的選民則因為這些歡迎移民的取態,而與「泛民主派」分道揚鑣,甚至策略性票投親北京派,來懲罰「泛民」。
一直以來,「泛民主派」因為自命代表進步價值,只此一家,絕無分號,也因此絕少反省。他們面對異見,只會抹黑別人是中共派來破壞「泛民」、破壞「民主」的間諜;在每一次選舉,「泛民」中人呼籲選民要投票,通常都說不出自己有甚麼好,只是面目模糊地拋出一些通關密語,例如「守護一國兩制」、「反對建制派」、「支持民主」之類,也有點像民進黨敗選之後拋出的「堅持改革」或「守護民主」。單獨來聽總是很好的,但放在現實裡就是打不通電話的感覺。
最近兩次的補選已經說明,這些非常偉光正、高大尚的虛浮口號,以前能通關,但現在已經不足以滿足普羅選民。我不知道是否能完全類比,但民進黨政府近年做的很多「改革」、進步人士想推動的議題,也許業已與不少人民「失聯」;走「人民大眾」路線的韓國瑜等等能夠「乘虛而入」,可以看見那個「虛」的空間也十分大。
香港不少「泛民」支持者在敗選之後,都走出來渲泄情緒,高呼敗選是因為共產黨強力介入。共產黨當然是強力介入,但這些話在他們口中,只是逃避自我檢討。共產黨介入是真的,但自己失去民心也是真的。
綁架和恐嚇也許一兩次能夠奏效
在選舉之前,「泛民」界別的很多社會賢達都來指天篤地,呼籲大家一定要投票,卻是用一種指點、教誨的口氣,還夾著三分恐嚇,指選民不投他們支持的人,就會令香港淪亡。甚至有人說,不投他支持的,香港就會失去美國給予的貿易差別待遇 (獨立關稅區)。現實上他們就是沒擋住甚麼,港人的權利不斷被剝奪,所以人民已經不再把政客的話當一回事。這些綁架和恐嚇,也許一次兩次能夠奏效,但去到最後一定惹人反感。
也許一個地方的諸黨派之間,實際分別不會很大,但如何表現和宣傳到地面,那是有分別的,分別可能就是生和死。代表進步價值和民主的那一方,當然是一個巨大的資產,但也是生於安樂,死於憂患的開端。因為在道德高地久了,不免逐漸倨傲,開始覺得選票本來應該是自己的,覺得自己可以指點人民應該往哪裡去。敗選之後,很多「泛民中人」反而教訓和怪罪選民,而不是反省自己平時的言行和政績。
當然誰比誰進步,誰比誰更有智慧,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但只要有選舉,人民就能懲罰政客。只要有選舉,人民的不滿就有重要性。只能說,用過去的通關密語、偉光正的意識形態,不一定能打動今日的選民;這是全球都有的現象。永遠只能拿敵人來助選,而自己是虛弱蒼白,則一招用久了就會漸漸無效。
民進黨敗選之後,蔡英文辭任黨主席,黨主席之後要改選。傳媒報道代理黨主席林右昌表示,畢竟台灣已經政黨輪替三次,民進黨兩度成為執政黨,「台灣人民已經不欠民進黨」,豪言「以後民進黨不要再去提過去對台灣民主的貢獻」,而是要靠現在和將來。這是一個嘗試回到地面的姿態和定調。因為不論是在台灣、香港還是其他地方,面對新時代新難題、大堆躁動的選民,以往的光輝歲月是真的,但人民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他們需要更多和更實在的東西。
改革開放壞處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盧斯達:金庸求做穩建制派的一生】
金庸死了。
也許金庸最大的好處和壞處,都在他會寫東西這一點。金庸一手寫小說,一手辦報寫社評。才子聲名鵲起,又涉身於傳媒,政治自然就會找上門。很多文藝菁英或學術翹楚,最終都無法守住,半推半就或者一心求政治的事功。
一個文人,而且是中國傳統文化薰陶出來的士大夫人格的文人,是不可能一世寫文章,做一個好作家就了事的。因為士大夫人格講儒家,講經世致用。士大夫的基本修行路徑是「致物致知,誠意正心」,然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後來的中國皇帝為了獨攬大權,排斥功臣和貴族集團,創造了科舉制以考試取士,將一部份平民提升為官僚階級。其實事情揭穿了,只是大有為的皇帝要將權力集中,不願再與父祖一輩的功臣和皇族成員分享權力。但這畢竟促成了階級流動,新貴的士大夫,產生了帝制也能夠開明的想像。這便是延續至今的魯迅猛烈批評過的折衷主義。近世新儒家在帝制文化中求開明,金庸也說過中國最好是行「開明的社會主義」。
中國士大夫的救世之心,即由此而起;帝師情結,由此而生。每一個士大夫最終服侍的對象都是皇帝和統治者,希望向統治當局反映意見,甚至分享權力。金庸寫小說受歡迎,旗下的報紙有影響力,所以在主權移交前的談判時期,成為中方其中一個重點拉攏對象。之後的事情成為金庸的污點。然而這並非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金庸出身於江南名門望族,書香世代,恐怕「經世」之心是早就有的。
年輕時金庸考入國民黨的學校打算報效國家,中共建國後又去過外交部求職,都沒有成功。後來逃到香港辦報,因為在議論大力反對文革,成為親共派追殺命令的對象。但大亂過後,國家還是國家,81年鄧小平邀請金庸見面,他就去了,而且日後多次回顧,可見對於士大夫文人來說,接受皇帝召見是多大的榮寵。以前各種陣營變換,也都值得了。
屈原宮怨不受楚王寵幸,但金庸幸運得多,馬上受到統戰,然後在80年代的政制談判,成為當然的玩家,坐落在保守派的一方,88年推出代表中國立場的「雙查方案」,將政制民主化急凍在非常保守的狀態。
一年之後,六四鎮壓,北京的民主運動流血了,而且是鄧小平下的命令。金庸又悲天憫人起來,表示對鄧小平失望,並辭去基本法草案委員的職位。殺人之後,皇帝想必又在某一次呵護他一下,士大夫的臣子病又發作,便是「臨表涕零,不知所言」,又從了。
1999年,金庸在中國的「新聞業機制改革與管理會議」中,發表題為《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的演講,親切的叫著「毛澤東主席」、「如今,中國的政權十分穩固,江澤民主席領導黨與國家,朱熔基總理辦事,堅持改革開放政策,全國人民擁護,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跟寫小說的金庸,是兩套話語。才子的文字好,但你永遠不要墮進去全盤相信。
金庸又表示:
「……解放軍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新聞工作者的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府的指揮,團結全國人民,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跟隨黨的政策,不是甘心作黨的工具,受它利用,喪失作一個誠實的新聞工作者的良心與立場,而是盡一個愛國公民的職責,保衛國家,不受外國的顛覆和侵略。」
他的演講在香港也受到不少非議,金庸也因此與發表批評的《蘋果日報》交手。現在找到的演講全稿,也是因為金庸認為《蘋果》斷章取義而自行提供。
但作為後人也得感謝金庸留下文稿,不然我們無法了解現實比小說更離奇。韋小寶在清人面前,也沒有金庸的入戲。金庸自此再沒有和皇帝鬧翻了,自在故國如魚得水。而後《明報》易手,香港政制得出最保守的方案,之後一切都是歷史。
文學和小說,只是文學和小說。作者是存在於實際社會和政治組織中的人,而中國傳統又從來是講求權力的。「書中自有顏如玉」是中國士大夫文化很徹底的披露。金庸那一生,可以用「一世做穩建制派」來概括。他年輕時投向國民黨,因為國民黨是建制派,中國的唯一統治者;後來他從了中國共產黨、從了社會主義,因為這也是中國唯一的統治者。就算文革殺了多少人,六四殘害了一代年輕人,那又如何,國家還要過日子。沒有這國家,他們就沒有國家了。
這並不是隨風擺柳,而是士大夫一向自我定位於權力階層之中。士人、文人、士大夫,生來就應該分享權力。因此我不相信金庸會有甚麼陣營之見的心障,津津回味與統治者的親切見面,大概也是真的。
間或有一些過度簡化的意見,將金庸受到的非議定性為「大中華與本土」之爭,或當年雙查方案是「出賣民主」。不,你得從中國文化的原型和高度去看,才能理解金庸的代表性。在侵華時期長大的人,自然是至死擁抱著富國強兵的中華民族愛國主義,這也不是很壞。很多人都是大中華主義的。但令金庸在談判卓上對香港反戈一擊的,並不是大中華情結,而是士大夫人格。因中華文人對皇帝的召命,毫無抵抗力,很多鬧劇和悲劇都是這樣發生的。
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後記說:
「……中國人在道德上對人要求很寬,只消不是損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論語》記載了許多隱者,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丈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等等,孔子對他們都很尊敬,雖然,並不同意他們的作風。 」
也許我們都可以說,我們仍然能夠尊敬金庸的跨地域甚至跨文化的文學成就,然而,金庸的一生仍是中華士大夫的活化石。在士大夫的系譜中,經世之用,拜倒在統治者腳下成為「建制派」,成為當然的勝利者,才是主流;隱士、流浪者、狂士,崇尚無用之用的,是隱埋的支流。
中國士人或廣義中國人是不做穩士的,他們都有文化基因種下的權力飢渴。而權力只能臣服而問皇上索要。在取得權力和虛榮的過程,旁人他地故鄉或者避難所的事情,自然變得不再重要。在特殊的過渡時勢之中,好人也可以做至大的壞事;何況是集文人商人於一身、靈巧如蛇的金庸?
中國下層人民永遠要做穩奴隸,而士人階層則永遠要做穩建制派,這是中國。相比很多前清遺老、南來文人,想做帝師而終一生沒有得到,金庸算是最成功的了。至少他取得了一些經世致用的幻覺、見過聖上一面、摸過軍機處外面的一塊,在香港也擔過一些權力的虛銜,對士大夫文化的末裔來說,也算是死而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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