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蘋果日報的七月一日,香港的報紙就長這樣,太陽升,東方紅。2021直接變1984。
同事陳虹瑾蔣怡婷寫的《當蘋果落下》,照片來自Thomas Kuo(顧爾德)臉書。
《國安法》於去年6月30日落地香港,不到1年,剛過26歲生日的香港《蘋果日報》也落地了。
6月17日起,《蘋果日報》(以下簡稱《蘋果》)在短短1週之內被迫關門。直至截稿,至少有7名《蘋果》員工被抓,除了管理層級,更有負責撰寫評論者,港警並警告,未來不排除逮捕更多蘋果人。
蘋果終究沒能撐到今年七一。中共歡慶建黨百年的同時,香港的新聞自由正在急速死亡。曾是新聞自由堡壘的香港,在無國界記者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從2002年的全球第18名,摔到2021年第80名。
本刊訪談的15名前香港《蘋果》員工,在《蘋果》年資最長者達25年半,最短者僅5個月,他們之中,不乏在《國安法》正式生效之後,仍堅持到《蘋果》報到的記者。走過自由的黃金年代,香港新聞界最壞的時刻可能還沒到,有人卻說,最壞的年代,最需要記者。
6月23日,收到《蘋果日報》正式停運的消息時,Ruby(化名)在旺角的咖啡店裡看著手機的新聞標題,幾乎不可置信。手機不斷彈出同事傳來的訊息,「回公司、回公司」,她忍不住流下眼淚。
工作最終日 公司的死期
2018年,Ruby加入《蘋果》港聞組擔任記者。這是她畢業後的第1份全職媒體工作。最初,她寫人物專訪、城市裡大大小小的人情故事,但沒過多久就遇上了反修例運動與香港政治環境變動最劇烈的時刻。「我好像是專門寫抗爭新聞…由2019年開始,全部的東西都是和抗爭有關。」
前一天,她已交出在《蘋果》的最後一份稿件。她想轉換跑道,幾週前辭職,只是沒想到,原訂工作的最後一天,竟成公司的死期。
香港《國安法》於去年6月30日深夜正式生效,阿婷(化名)在7月進入蘋果工作。其實,當時她也拿到其他媒體的工作機會,會選擇蘋果,有2個原因:「我待過親建制的媒體,想試試香港最自由的媒體;還有,我想見證歷史。」入職不到1年,歷史突襲阿婷和她的同事,她嘆:「大家都知道這一天會來,但來的時候,每個人做100次準備都不夠…」
6月17日清晨,港警以「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壹傳媒集團營運總裁周達權、香港《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總編輯羅偉光及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等5名高層,隨後正式起訴張劍虹、羅偉光,並凍結《蘋果》3間相關公司共港幣1800萬元資產。其後,警方動員逾500名警力搜查壹傳媒大樓,並帶走44部電腦和大量新聞材料。6月21日,黎智英顧問Mark Simon透露,《蘋果》缺乏資金,可能在6月25日前會被迫關閉。
恐懼纏繞著蘋果辦公室。6月21日下午,陳沛敏表示,如果同事決定辭職,可以不用通知期,即時生效。負責國際、突發及英文版的主管相繼離職,動新聞和財經版亦停止運作。6月23日,警方拘捕筆名李平的蘋論主筆楊清奇,《蘋果日報》當天表示,基於「員工安全及人手考慮」,宣布將提早於當晚關閉,並在6月24日出版最後一份報紙。
法治框架中 紅線在哪兒
滂沱大雨中,Ruby搭計程車趕回將軍澳壹傳媒大樓,路上買了5份《蘋果日報》,想回辦公室後分派給同事。2天前,她和一群同事像去戶外教學一樣參觀公司的印刷廠。看著機器吐出一份一份滾燙的報紙,她說當時有種看電影《Spotlight(驚爆焦點)》時的感受。《Spotlight》講述的是《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們如何揭發天主教會在波士頓性侵兒童醜聞。「我覺得對於任何一個做傳媒的人來說,那個moment都是一件好浪漫的事情。這是一個大家同心合力的結晶。」
但過了這一晚,這些都要成為歷史。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表示,從以《國安法》起訴黎智英,到拘捕公司管理層、打壓《蘋果》,這些動作背後,港府想傳遞給香港新聞界訊息很簡單,「就是做報導、做評論、做新聞工作是會有後果的。」他指出,香港新聞界在《國安法》落地後的一年內經歷多次打擊,例如整肅香港電台、撤換有線電視與《Now新聞》高層,又例如記者蔡玉玲運用查車牌資料做報導,就被控「虛假陳述」並遭定罪。「整個氣氛都是對新聞業不友善,是不是記者知道太多事情,對整個(政府)管治會不好呢?」
《蘋果》熄燈後2天,香港政府公布新人事任命,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升任政務司司長、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出任保安局局長。以往,政務司司長這個香港政府的「第二把交椅」均由政務官擔任,李家超上任後,成為首名具保安局背景的政務司司長,香港負責制定政策的機構和實際執法的機關,現在都由有保安局背景的人出任。
6月23日,李家超在接受商業電台專訪時表示,《國安法》公布1年來,國家安全的嚴重風險已降低,但須防範資金以「基金」形式透過「媒體、藝術、戲劇」等「軟性」途徑進行思想方面的滲透,「宣揚港獨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訊息」。對傳媒的整肅,可能尚未到頭。
陳朗昇觀察,香港的傳媒工作者一直站在法治的框架中思考紅線在哪裡?到底什麼樣的報導、評論會有問題?但從特首到警方,沒人說得出標準在哪裡。「不是法律,而是政治問題。」他說.......
·········《蘋果》前總新聞主任李家聰是《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的負責人,今年6月從《蘋果》離職,卻以特約方式持續參與節目製作,對外他都說:「離職原因很複雜。」《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是他去年八月底一手規劃的節目,彼時,香港2家主要電視台《Now新聞》及有線新聞台均有高層人事異動,立場親中的空降新團隊引發電視台大批記者離職,「網路上很多年輕人說,現在沒有一個可以看的電視台了,都給建制派說話了,《蘋果》可不可以開一個新聞播報?」
「我想了很久,很想做,我主管、最近被捕的(動新聞總監)張志偉就跟老闆提,他(黎智英)一口就說,『應該做,馬上做。』那是(去年)810大搜捕後,黎智英被抓進去調查,2天後放出來時,」李家聰在電話那頭笑道,「《蘋果》是很奇怪的公司,很自由,沒有規範,可以讓你不停做你想做的事情,黎智英是不能停下來的人,隨時有新想法,要做就做,企劃案都無需提。」於是他和團隊從零開始,訓練同事當主播,用現有機器建出「很山寨」的攝影棚,不到1年,《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每日直播都有1萬多人收看,最後一天直播甚至有3萬6千人在線觀看,單集點擊率已近40萬次,「香港話講,我們是『用蔗渣價錢做出燒鵝的味道』。」
彼時親民主派的香港新聞台節目正在消失,「像是47人案(47名泛民主派因「35+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審訊,我們都會在法院門外做直播,別家媒體肯定不會放在重要位置,但我們用一整節15分鐘做,人家不敢做、怕做的,我們更應該站出來。」
國安法逼迫 當局眼中釘
港聞靜態組採訪主任蔡元貴工作到公司營運的最後一日。他1999年入職,至今已22年。他說《蘋果》政治立場向來鮮明,這些年受到不少壓力。「2019年之前,報紙和網路經營狀況很差,被一些廣告商杯葛嘛,就算政府不搞我們,可能也會很辛苦。」但他回憶,自他入職以來,《蘋果》的編採政策從沒因政治壓力而改變。「從1999年開始做,感受到外界政治壓力越來越緊縮。所以在《蘋果》好幸運,當很多人都不敢講話的時候,你還敢講。」
但今年4月開始,前所未有的壓力,逐漸逼到《蘋果》眼前。4月15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稱會依照《港區國安法》「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對國家安全事宜的處理」,時任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強調「假新聞和國家安全直接有關」,將採取調查,並影射批評《蘋果日報》。5月17日,香港警方根據《國家安全法》凍結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多數股份,及黎智英擁有的3家公司銀行帳戶內的資產。當天,台灣《蘋果日報》宣布停止印製報紙。
報導不具名 是認輸了嗎
5月底,港聞組記者阿凱(化名)身邊已有4、5個同事離職,其中包含他的主管。當時,除了年資淺的同事,還有一批中高層主管離職。阿凱證實說,「當時真的有幾個中高層的人走,他們對外都說是個人理由,但其實也是透露《蘋果》可能會關,記者可能會被抓…」那幾個月,公司迎來更詭異的低氣壓,上層甚至開始盤點人力,問人員:「有沒有想要走?」傳言流竄,「有人說他們是逃兵,但我覺得,他們不是害怕而離開的,中高層的人總是會被找到,比較像是提醒同事,每個人都應有不同考量。」
「我想自己還可以留多久呢?我還有3、4個採訪沒有做完,我一定做完,所以傾向要再待一陣子。但下一步是什麼?要等到總編被抓時走嗎?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堅定說,要跟《蘋果》走到最後。」5月初,阿凱在越洋電話那頭說。
當時他的工作已比過去艱難得多。官方活動這兩年已很少邀請《蘋果》記者,《國安法》實施後,他的受訪者紛紛拒訪,「大學教授以前很樂意回覆採訪,現在敢說話的很少,『刊登在蘋果』會不會被視為支持《蘋果》?」報導紅線在哪?哪些是「敏感詞」?「現在很流行說勾結外國勢力,像採訪外交新聞、流亡人士,都要小心,不然就會被認為是宣傳港獨思維,我們要引用比較多官方內容,盡量平衡報導,也是保護自己。」
據悉,去年中《國安法》落地,港蘋記者從此幾乎不在報導中使用真名。今年4月,《蘋果》曾舉行內部編採會議,將報導中使用的「武漢肺炎」,一律改為「COVID-19」。「這是很重要的改變,像黑警這樣的詞改掉,我覺得OK,但武漢肺炎並沒有情緒化,只是形容某個疾病從哪裡發生,感覺公司更保守了。我們不應該禁止、不能用哪個字眼,這是一個重要的訊號,編採做法變了,」6月底,當阿凱再次接受我們的採訪,他無奈提及那場會議。
蔡元貴也證實,港聞靜態組近期曾舉行內部編採會議,將報導中使用的「武漢肺炎」,一律改為「COVID-19」,涉及國外制裁的內容也都盡量避免報導。
幾乎每位受訪的港聞記者,都提到「武漢肺炎」一詞用法的轉換。不少人也提及,《國安法》去年通過後,稿頭幾乎不再放記者名字,有些記者對此安心,卻有人對公司做法感到憤怒。雙方妥協後的做法是:若記者堅持要掛名才掛名,其他報導一律隱去記者真名。
6月24日清早,香港書報攤湧現購買最後一期《蘋果日報》的排隊人潮。(達志影像)
這一年之中,阿婷曾訪談香港本土青年組織與其他敏感題目,類似稿件,她都堅持在稿頭掛上本名。「我主管再三問我:『真的要掛嗎?妳確定喔?』我說:『確定。』」為什麼如此堅持?「我想…表現一種:『我就不怕』的態度吧…」
港聞記者駱嘉輝(化名)說得直接:「光榮和安全,我不用思考,安全第一。」這整年,他做的重要報導都不具名。港聞記者阿海(化名)說:「可是,自己的獨家或重要故事,還是會想給自己credit啊。」阿海又說:「雖然我不知道自己何時會出事,但受訪者是具名受訪,我們不下byline(記者署名),對受訪者也不公平。」記者阿強(化名)曾經質疑公司的做法:「我為什麼不要具名?我覺得這樣好像是我們認輸了。有同事問公司,為何要後退一步?為何讓人家覺得你怕《國安法》呢?」我們問阿強,此刻回頭來看,如何看待公司1年前不讓你們掛名的決定呢?「我不知道…」他沉默了一會兒,答道:「也許他們(主管)的危機意識很高吧。」
雖然阿強的立場是「不向《國安法》低頭」,但他仍不諱言,這一年中,經歷過前所未有的自我審查。例如在報導裡,「港獨」字眼是萬萬不可出現了;就連報導《國安法》後街頭的零星民主行動,有人高舉或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到最後他連受訪者說的原句都不敢寫,自動替受訪者隱去「那8個字」,轉而改寫成隱晦的「光時」2字。駱嘉輝更曾在挑照片時,和同事討論半天:照片裡的人手持「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字樣,那8字是否該打上馬賽克?
身陷恐懼中 憂被警抓走
「《蘋果》死掉,只是反映了整個行業快要死掉的問題。每個人的『最後』是不一樣的,我不一定能承受那種恐怖(挑戰底線),在香港,沒有記者認為自己是在做非法的事情,以前在香港做記者是挺好的,但現在要想,為了做對的事情,要付出什麼代價?讚美政府的文章沒有新聞價值啊,要批評它,找出問題才是我們的工作。」但恐懼不時鑽進阿凱腦中,「我有時候會想像這個畫面,早上6點鐘,警察上我家的門要抓我。我是不是該跟家人討論、做好心理準備?不能當沒有這一回事,但這很難跟家人討論,他們一定會叫你不要做啦。我心裡也一直有一個人在呼喊,『走啊!走啊!不可以留下來!』」
阿凱終究留到最後一天。6月17日,羅偉光等人被抓那天,他在外頭採訪,他用訊息告知我們,「我問了採訪主任,他說如常採訪,我就繼續做已約好的訪問。有同事說:『做好今日,才有明日。』」
同樣留到最後一天的港聞組記者S則說,早有心理準備了,只是沒料到會有500港警上門搜公司,她見長官被港警押出《蘋果》大樓,「那種感覺很差,不是害怕,而是憤怒。」6月17日,她回到公司時見電腦被抄走,抽屜被亂翻,唯一慶幸是,她把重要資料都處理掉了,「其他所有文件都被翻過了,去年公司被搜之後,我就只在抽屜放食物、零食。」但她顯然還是不甘心:「我們之前覺得,《蘋果》能熬過六四,是不是能熬過七一呢?」答案很明顯了,話筒那頭沉默許久,傳來一聲慘笑。
凶險超乎預期。6月17日中午,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記者會上稱,《蘋果日報》有數十篇文章呼籲外國制裁,危害國家安全。他並稱:「行動是針對利用新聞工作為工具,做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一般新聞工作者與他們不一樣,不要和他們扯上關係,要和他們保持距離。」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甚至形容《蘋果》大樓是「犯罪現場」,媒體追問,一般人轉發《蘋果》文章、市民購買或訂閱《蘋果日報》是否違法?李桂華竟稱:「要視乎其企圖。」
6月19日,羅偉光等人出庭那天,李家聰去了法庭旁聽,「我在公眾席上一直在想,他們到底做了什麼的大錯事?現在要面對牢獄之苦?我不禁想,如果今天坐在裡面的是我呢?」那天羅偉光對來支持他的同事們比了個握緊拳頭的手勢,示意「要加油」,卻讓旁聽的同事們哭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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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irrormedia.mg/premium/20210628pol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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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政府網頁,政務司司長職責,是協助行政長官,督導多個決策局工作,並發揮協調角色。李家超由1977年加入警隊,到2012年成為保安局副局長,至今的履歷只與一個政策範疇(保安及警政)有關,他是否有足夠能力,督導多個不同政策範疇、甚至協調各局?他知道目前輪候公屋要多長時間嗎?通識科改名後叫甚麼名字?如何平衡2蚊搭車降至60歲對政府長遠財政負擔的影響?還有根據政府垃圾徵費計劃,最平那款垃圾袋幾錢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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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28 黃偉民易經講堂
李嘉誠又被土共擺上檯!
禍港雙雄———董建華、梁振英,又有新搞作,搞一個什麼「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網站上列出三名發起人:
譚惠珠、李嘉誠、李慧琼。
稍有社會經驗的人,都會覺得,這三個名字排寫一起,有怪怪的感覺!
因為不對等!
網站出了一天便因技術故障停開了,因為,這是騙局,屈了李嘉誠,九十一歲的老人家,不是那些甩皮甩骨的建制派,隨便給你拿來招搖撞騙的。
幾個月前,反送中逆權運動最高峰時,北京要求香港的財閥們登報支持特區政府,李嘉誠的全版聲明是:
黃台之瓜,何堪再摘!
他不像其他富豪,講些連他們自己都不知說什麼的廢話。
他同情香港的年輕人,稱他們為社會未來的主人翁,引來工聯會吳秋北的譏諷,說他是「曱甴王」。
李嘉誠是香港的一個傳奇富豪。
九七前後,中共主政的是海派的江澤民。他愛財如命,所以,提出「悶聲發大財」政策,不跟從他的前兩任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作冒險的政治改革。
他將大陸經濟改革的成果,由中共的政治山頭瓜分了,將貪污合法化和制度化。
這樣的人低級,但尊重香港的經濟奇蹟和遊戲規則。九七初期,北京也盡量克制,不破壞香港的運作模式。
破壞的,是董建華!
江澤民欣賞李嘉誠白手興家的致富傳奇,他將李嘉誠放在其他富豪之上,做得很著跡。
江澤民來香港主持回歸慶典,要住李嘉誠在紅磡的海逸酒店,寧願出發時封鎖了整個維港,讓他的專船由紅磡去灣仔。
這麼不方便,也只讓李嘉誠有酒店東主的身分,和他共晉早餐。
國家主席的身分不會和香港個別富豪見面和用膳。
董建華這類性格的人,鑒貌辨色,知道上意,所以,九七後的政策,基本上向李嘉誠傾斜。連同各級公務員,對長和系有關的一切,都懂得落手鬆些。
這是李嘉誠的李氏力場威力最大,也是最討香港人厭的時代。
當時討厭李嘉誠的,除了我們普通蟻民,還有其他超級富豪。
西九一役,港府原意是私下就送給了李嘉誠。
主持計劃的財政司司長曾蔭權說,不公開投標,不分散工程。
其他財閥呱呱大叫,四叔李兆基說,「得西九,得天下」,說只要公開投標,恆地蝕本都要做!
何鴻燊悲鳴:
人地肥到襪都著唔到,還需要送錢給他?留番口飯俾我地大家食!
這是李嘉誠呼風喚雨的歲月。
胡溫十年,刻意和他保持距離,但不敢開罪,因為垂廉聽政,掌握大權的仍是江澤民。
到紅衛兵出身的習近平上台,李氏神話沒有了,他看不起資本家。
習崇拜老毛,愛權術,擅鬥爭,知道敵人,都在身邊,在內不在外。
他不愛財,爭天下的人都不愛財。他知道,在獨裁政治下,政策要誰富就富,要他一貧如洗也易如反掌。
曾經是大陸首富的萬達王健林,不聽習話,消聲匿跡一年,最近消息說,他負債四千億。
習近平怎可能看得起有錢人!
所以,李嘉誠撤資,離開大陸,他知道自己,已沒有特權。
沒有特權的好處,也就不需要隨著北京的笛子起舞,況且很多不是北京的意旨,只是一些政治騙子,拿北京的招牌,在招搖撞騙。
董建華、梁振英掛著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牌頭,但只是虛銜,根本無事可司,也埋不到習班子的邊圍。終日經營,拿一點安全感。
董建華在任內被逼落台,梁振英擺明自己人但不獲連任。你說他們上達天聽,連大陸水貨客都騙不到。
武漢病毒傷害了全球,國際追討損失的格局已成型,中共以天下為敵,全世界都是敵人。這個時候,中共內部便十分緊張。
習近平的對手,蠢蠢欲動。
習近平知道危機在黨內,不在國際。國際局勢只是對手逼宮的借口。
處境就像一百二十年前的慈禧。
光緒不可信,滿朝大臣不可信,只有倚靠愚蠢但熱血,聽指揮的義和團。
大陸人都懂政治投機,都是賭徒性格。
港澳辦、中聯辦,借香港局勢發難,自發聲明釋法,跳過人大常委的權力,嚇怕香港的投資者不重要,主要表白,他們不屬於李克強的國務院範圍,他們直屬中央,代表中央,即是習近平,監察香港。
他們自封有尚方寶劍,有本地的文攻武衛,文是全港除蘋果外的傳媒,武是三萬警察。
簡單地說,他們是習家軍,和其他中共官僚是不同的。
香港兩大政治閒人也察覺到局勢的緊張,想主動做點事,敲鑼打鼓,看是否埋到習家軍那條隊尾。
董建華生於1937年7月7日,那日是中國近代史的大日子,七七盧溝橋事變,日本正式侵略我國,國府遷都重慶。
他一出生,就帶來民族災難!
他是船王董浩雲的長子,紈絝子弟,一生在家族事業蔭庇之下,不曾任事。
第一次出任公職是1997年7月1日,出任香港特區政府首任特首。那天,亦標誌著香港沉淪開始。
他是魔鬼之子,帶來災難浩劫。他看他任特首時的所有政策,便可引證。
他的最後一役,是將何志平送到紐約監獄。高價四百億賣掉家族事業給北京,收取政治酬庸,做個富貴閒人。
梁振英是香港地下土共,有著共產黨人的特性,好鬥樹敵,破壞能力強而毫無建設意識。
戀棧權力,而竟不獲連任。看看董建華連任,曾蔭權連任,林鄭也看將連任。但他,嘴巴說什麼忠心北京,但北京也用行動說明此人不可信。
他是一個講大話唔眨眼,令上司不舒服的壞人。
離開特首辦,北京沒有任何工作給他。他每天數完毛就數蘋果日報的廣告,然後撩是鬥非。
瘟疫叫停世界,國際局勢會重新洗牌,這兩個政治閒人想做點動作表忠,但他們能號召到些什麼人呢?
他們叫得動的建制港共,都是些甩皮甩骨,眼耳口鼻都唔齊的公眾小丑。這時想搏懵,先斬後奏用上李嘉誠的相片,如果沒有反應就騙下去,李氏抗議就推說工作人員手民之誤。這就是大陸騙子賣假口罩要印日文一樣的手法。
有沒有其他財閥幫手抬橋?
三權分立完全破壞,警暴變本加厲,法庭判決用政治考量,法官判辭竟然讚美持刀斬傷途人的兇徒「情操高尚」;蒙面警察隨時進入太古城商場搗亂。
如此種種,最不安的,就是有錢人。他們的子孫,都在這個城市生活。
香港商界的有錢人,對局勢靜如深海,並不表示他們支持警察城市,法官偏頗;他們不出聲,純因為他們選擇多,怕餂底,想賺盡最後一塊錢,才決定去留。
愈有錢,愈需要有一支可信的警隊和公平的法庭。
千年以來,中國人都希望有清廉公正的法庭,凡間有包青天,天上有觀世音菩薩。包公鐵面無私,觀音關注世間苦難的聲音。
但孔子是入世的,他不相信世間有絕對公正的法官。
《論語.顏淵第十三章》: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很多人尊敬孔子,認為他公正,如果由他來判案,就最可靠了。但孔子說,他也是人,也有他的出身和經歷,也有他的價值取向,政治立場。所以,很難客觀作出公正的判斷。
無論誰,都會先入為主。
所以,儒家的追求,不是期望有一位絕對客觀公正的法官,只要是人,便有立場。儒家追求的,是在官司前,作道德教化,使民無訟。也是孔子一直的主張,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香港的局勢在壞下去,香港人憤怒,但沒有退縮。但行使權力的人呢?其實,他們在怕,你看,駱惠寧見香港記者時腳震。這位中共地方大員,見慣風浪,退休後來港,對著記者,怕什麼?
聶德權死過翻生,在立法會見記者,用左手緊握右手,全程都不停震抖。他做政務官三十一年,見慣大場面,林鄭愛將,他在怕什麼?
在人類基因最原始的記憶,阿賴耶識中,有因果報應這一個訊息的。嘴巴再硬,再喪盡天良,你的潛意識會表露出來。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十二章》:
鄒與魯鬨。
穆公問曰:
吾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孟子對曰:
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這是孟子家鄉的事。孟子是鄒人,鄒國和魯國發生了衝突。
鄒穆公問孟子:這一次衝突,我的官員犧牲了三十三人,老百姓卻沒有一個為他們效死的。
殺了這些人吧,又殺不了那麼多;但不殺嘛,但他們睇住政府的官員去死都不幫忙,實在可恨。你說,該怎麼辦好呢?
孟子答:
在艱難歲月,你管治的人民,無飯食,老的,死在路旁;年輕力壯的,離鄉背井,向外逃生。
這些人都有幾千人了吧,佔你總人口很大的比例。
問題是,你政府糧食多,儲備夠,本來有足夠的能力幫助這些老百姓的。但你們政府的官員,根本就無人關心百姓的死活,這樣傲慢的尸位素餐,殘害了多少老百姓的身家性命?
曾子曾參說過:
提高警惕,提高警惕!
怎樣出去,就怎樣返來;如何待人,人也將如何待你。
平時老百姓吃盡官員之苦,現在他們看著官員受難,就不會出來幫忙救援了。這是政府官僚的報應,你穆公還有什麼好責怪埋怨的?
如果從今以後,實行仁政,愛護老百姓,老百姓當然就愛護政府,愛護官員;當政府有難,官員有難,他們亦自然的保護幫忙了。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政治哲學的最高原則。
曾子的「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和《易經.文言傳》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一樣,和後來兩晉時期,佛教傳入,帶來因果的觀念一樣,說的都是因果報應的觀念。
中外歷史,都走不掉這個因果規律。
中國歷史,每一朝都是如此。如何來的江山,就是如何失去。怎樣取得的政權,最後也怎樣的交還出去。
趙匡胤叛變,說是黃袍加身,其實是欺負後周柴榮的孤兒寡婦。到元滅宋,也因為趙家剩下了孤兒寡婦。
滿清孤兒寡婦,帶四萬人入關,統治了四萬萬人的漢族,最後,也是慈禧帶著光緒出關。
朱元璋和尚稱帝,明末崇禎上吊後,女兒出家,朱家要還這段佛門因緣。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https://youtu.be/6kAw94gwP_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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