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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東方化：文化政策與文化治理的東亞取徑》 馮建三 推薦序

世道低迷，世人傾向內縮。《再東方化》並不隨俗，作者的記錄與論述皆有所本，筆力所至，上溯古代下至當前，無論是歐美、日韓，而特別是中國（大陸）與台灣，劉俊裕教授無不意在從矛盾衝突中，找尋、確認與定位希望之源，進而以「文化」為論說的幅湊，吐納「經世」（治理）與「經濟」的思辯......

▎臉書活動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554892108192776/
▎新書發表會報名網址：https://goo.gl/8LHq88
▎專書資訊：http://www.liwen.com.tw/pro_detail.php?item=1222
▎線上試閱：https://issuu.com/chuliu/docs/caf0027

《再東方化：文化政策與文化治理的東亞取徑》 馮建三 推薦序

世道低迷，世人傾向內縮。《再東方化》並不隨俗，作者的記錄與論述皆有所本，筆力所至，上溯古代下至當前，無論是歐美、日韓，而特別是中國（大陸）與台灣，劉俊裕教授無不意在從矛盾衝突中，找尋、確認與定位希望之源，進而以「文化」為論說的幅湊，吐納「經世」（治理）與「經濟」的思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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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兩種文化 一新經濟耳目〉

世道低迷，世人傾向內縮。《再東方化》並不隨俗，作者的記錄與論述皆有所本，筆力所至，上溯古代下至當前，無論是歐美、日韓，而特別是中國（大陸）與台灣，劉俊裕教授無不意在從矛盾衝突中，找尋、確認與定位希望之源，進而以「文化」為論說的幅湊，吐納「經世」（治理）與「經濟」的思辯。

但是，老問題，什麼是「文化」？化繁為簡，引入「機械」後，也許可以豁然開朗，將文化分做兩種。

一種無須機械中介，不妨逕自稱為「不待機械中介的文化」，或說「現場文化」。文字與印刷術、照相機、留聲機、攝影機發明以前，所有歌舞、戲曲、祭祀、儀式、畫作、雕作、遺址…及口語傳說等等影音圖文（及其作者），必須各人親身前往現場參與、觀賞或聆聽。這個時候，文化生產者或其作品與接收者（或稱使用者、消費者、觀眾、聽眾、讀者、受眾，或者，粉絲，以下統稱「閱聽人」）必然同時在相同的現場。

再來就是「機械中介的文化」。工業革命後，先前生產與使用空間及時間已經分離的（閱讀）文化，規模更見擴大。然後就是靜態攝影、動態攝影（無聲電影）、聲音廣播、有聲電影、電視相繼出現，接著，（平版）電腦、互聯網及其服務（谷歌、臉書…）與手機，無一不在擴張機械中介的文化之範疇，無遠弗屆，日常生活浸淫其間；在（後）工業化社會，手機佔用人們的時間，不知凡幾。

當然，雖說二分，箇中難免存在灰色地帶。如數萬人在現場觀賞體育賽事、演唱會，或參與群眾事件，常有各種音響器材或個人器具（比如望遠鏡）的配合使用。更有趣的例子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今年正在評估，是否要將古巴的工廠說書人及其現象，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原來，早在1865年，古巴在政治改革過程，引入了說書人，讓捲煙人在工作時得到調劑，同時也能吸收知識。目前，儘管古巴煙草葉已經大幅萎縮，仍有約200人從事這個工作。每日早晨八點半，說書人開始朗誦或解說，一次30分鐘（，然後休息、再開始，反覆整日，）現場有150位捲煙人一邊工作，一邊似有若無地聽取；在工廠其他地方，另有250位煙品包裝及分級人，則得通過工廠內的播音系統，才能收聽。

斯諾（C.P. Snow）在著名的《兩種文化》講演，曾說「文學知識份子」與「科學家」分處兩種文化。他對「一分為二」並不滿意而「想（改）善，但…決定不這樣做…（因為）過份精細的分類，將無助於體現其真實價值。」因此，這裡依樣畫葫蘆，至少是藉此自圓其說，主張以機械中介與否，將文化分做兩種。這個區分法，至少會有五個「真實價值」。

首先，依此劃分，易於瞭解，彼此可以窮盡與互斥，又符合最佳分類的原則；並且，它不涉及研究者或政策制訂者的偏好，不會因人而異。

其次，是否通過機械中介，就會讓兩類文化涉及的閱聽人數量，產生變化。機械中介的文化，閱聽人眾；不經機械中介，閱聽人寡。量變通質變，兩種文化的性質，於是必見差異。若以商品經濟角度視之，就是兩類文化能夠商品化、市場化、產業化、標準化的程度，會有差別；至於商品化又有哪些類型，以及商品化是否為兩種文化的最佳出路，是另一個議題。有了閱聽人質量的差別，相應的經濟邏輯，以及政治對策就會、或就得不同。事實上，依據這個機械中介與否的判准，最知名也較早從事的人，正就是1946年出版《啟蒙的辯證》一書之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與阿多諾（Theodor Adorno）；該書列有專章論述的〈文化工業：作為大眾欺騙的啟蒙〉，主要就在指涉書報雜誌、電影、收音機，以及業已起步但還不發達的電視。其後，法國人米耶（Bernard Miege）固然對於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觀有所景從，卻很正確地予以補充，佐以進一步的區分，由單一的culture industry，耙梳了運作邏輯不同的culture industries，也是根據機械中介與否對文化作了區分。其後，將米耶的論說引進英語世界的岡恩（Nicholas Garnham）則另以公共政策的角度，以英國為對象，主張左派人士對於文化政策的建構，仍可善用而不是完全排斥市場機制，雖然不能全然聽命市場，因為這會致使人們疲於奔命。 後起之秀，何孟哈夫（David Hesmondhalph）同樣沿用了這個分野。

再者，「文化（創意）產業」與《保護和促進文化表達多樣性公約》這兩個術語／名詞，歷經一、二十年的演化，業已在許多國家產生普遍的訴求。「公約」已由150餘個國家贊同、加入、驗收或批准，理當具有法律案會有的規約或示範作用。「產業」固然是許多國家的重要政策或修辭，但青睞之政府，遠遠不及150之數。其中，台灣是特殊例子，值得一提。台灣不是「公約」簽署國，因受國際政治所限，卻在2010年，制訂並推行了《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台灣就此立法，且以文創之名行世，不知是否全球第一？確定的是，「公約」之受孕與成長，「受惠」於「產業」當中有關影視傳媒（「機械」中介的）文化的爭議在先，藝文…等等非機械中介的文化形式，後續才成為《公約》的入幕之賓。

第四，在經貿擴增、交通與傳播技術日新月異、世界走向息息相關的國際體制，依舊存在政經與文化支配的現象；同時，若要區辨文化產品或勞務跨國交換、流通或貿易的難易程度，「機械中介」照樣可以作為依據。一是高度可以跨國流通的文化內容，無不是需要機械的中介。依照現有科技水準，在沒有人為政經或文化因素而予以限制時，這類文化很輕易可以跨國交換、流通或貿易。具體言之，影音圖文等內容一旦（數位）電子化，從天南傳至地北，由東土奔赴西域，轉瞬間即已完成。二是不能經由機械中介的文化，必然屬於低度跨國的文化：涉及人員（如觀光客、留學生、教師、工商或政治考察…）的流通與接觸後所產生的文化經驗，無論是前往傳統的博物館、美術館、藝廊、文化遺產或古蹟，或是親至近數十年興起的商業主題公園。親身的接觸經驗無可替代，實質的走訪與觀摩體驗，不能數位傳輸。

第五，若從法律角度考察，引發爭議或說新聞報導較多的是機械中介的文化形式。比如，好萊塢指控某國、某廠商或某人「盜用」其成品，致有重大損失云云。這類指控可能也會涉及表演藝術…等等現場表演形式，但少了很多。這就是說，機械中介的文化，由於容易複製與流通，特別是在數位化而通過互聯網傳輸之後，複製、傳輸與使用頃刻同時完成，等於是提供龐大的經濟誘因，鼓動他人從仿製或拷貝中牟利。文化經濟學宿耆陶斯（Ruth Towse）等人在2000年9月，亦即數位影音分享先驅Napster啟動（1999年6月）後一年多，即已組織研討會，並出版專書《著作權在文化工業》，原因在此；陶斯說，「數位化的技術變化長足地影響了文化部門的市場…對於文化工業與消費者的意義重大。」
雖有以上的說明，但兩種文化經常聯合。

一是機械中介的文化，倒過來促進「現場文化」。比如，特定影音內容若能備受歡迎，人們經常前往現場，親身體驗該場域的文化。如《悲情城市》之於九份、《海角七號》之於恆春，「影音作品所帶動的觀光旅遊」（film-induced tourism）這個（不一定不可疑的）說法，緣此而來。好萊塢大廠在東京、香港、上海、洛杉磯、佛羅里達、巴黎…等地，授權設置了相應的主題公園，規模很大。二是現場文化通過傳媒，成為機械中介文化的一部份；以前的說書講故事，或是街談巷議，今日就是新聞或時事評論，搬上螢幕，不成問題。《看的方法》已是經典小書，也讓讀者恍然大悟，原來當代廣告這個流行文化的重要創作泉源之一，正是西洋古典畫作！既有這個性質，傳媒機構提供資源，自己內製原先屬於現場文化的活動，然後通過機械仲介而對外傳輸，在所多有，直至1990年代初期，台灣最早的三家無線電視台都有專屬樂團，BBC的表演藝術團隊之年度預算，至今仍在2千多萬英鎊之譜。BBC去（2016）年的電視收入25億英鎊，英國其他電視公司從廣告或商業訂戶的收入，總計將近95億，幾乎是BBC的四倍；但是，BBC提供英國人收看電視新聞的76%時間、網路新聞的56%，英國人看電視約有70%是在客廳而其中35-40%是在看BBC（內製為主）的電視劇、新聞與綜藝節目…等等。看來，BBC整合現場與機械中介文化的績效與貢獻，頗有可觀；有人推估，僅以電視（BBC另有龐大收音機）部門為例，英國政府若改變BBC的財政，由英國人志願捐贈或容許BBC取廣告，因此也就不再強制家家戶戶提交執照費支持BBC，那麼，英國電視的「內容投資」將減少5-25%（「首播內容」降25-50%，嚴重影響創作部門）。

BBC這類公共服務媒體在歐洲、日本、南韓、澳洲與加拿大…等國，仍然是整合現場文化，以及機械中介文化的重要機構。劉博士的探索宗旨，是要另闢「文化經濟」的蹊徑，他似乎贊同，或說希望澳洲學者的看法成真：『創意產業…帶動…整體經濟的成長…是…「創新體系」的必要元素…透過新文化觀念、技術與經濟的協調整合…創造整體經濟進化、變革的創新體系』；這是已經『浮現的「文化經濟模式」』。未來，「殘餘的」補助模式還會存在，但是，若要與當前依然佔有「主導」地位的「文化經濟」模式、也就是僅將文化當作一般商品的模式一決雌雄，那麼候選人必然是「創意產業」。停筆移墨，本書戛然而止，尚未進一步表述，也就無法申論BBC這個性質、集合影音圖文於一身且有相當規模，並能善用技術的公共服務媒體，會與創意產業產生哪些連結與關係。

創意產業的提倡，出自「文化研究者」，不是經濟學者，這有意義嗎？可以探討。將霍爾（Stuart Hall）式文化研究引入美國的格拉思堡（Lawrence
Grossberg）說：「一旦你瞭解『經濟』無法脫離脈絡而抽象存在；如果你體認言說對於經濟關係的構成有其重要性；假使你體認各經濟體的複雜性質與多重性質，又如果你體認到，經濟可以當作是一種脈絡化的言說現象而存在，那麼，你會怎麼閱讀與搞、研究（do）經濟？」解構「經濟」與「文化經濟」及其關係，這是重要的事情；與此同時，另求「一新經濟耳目」的建構，這是一體兩面之事，值得文化研究者繼續投入心力。本書邀請讀者進入，共同努力。


馮建三
政大新聞系教授、《傳播、文化與政治》編委
2017.10.29 上下猴山939回

【容海恩議員發言】《施政報告》致謝議案： 教育、地區規劃及公務員系統

立法會第三日辯論《施政報告》致謝議案，我就教育、青少年發展、市政服務及公務員福利待遇方面發表我的看法和意見。

教育局早前建議向全港公營及直資中學提供一筆過二十萬元津貼，讓學校推動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我歡迎這項建議，但政府亦須深入考慮一些實際操作問題，包括資源問題、學生興趣以及師資培訓等，才能有效加強STEM教育。至於專上教育方面，我希望政府加強監察自資院校的財政開支，並確保受資助的課程有足夠的師資和其他配套設施，以保證課程的質素。

同時，政府也應採取更多適切措施，協助學生建立積極正面的生活態度，支援學生精神和發展需要。

就香港地區規劃而言，我希望政府能夠重新檢視地區規劃與居民實際需要出現落差的問題，積極研究如何提升現有市政和文康服務。我曾再三在議會上要求政府正視居民的需求，在大圍興建綜合市政大樓，雖然我的議案獲得跨政黨支持和通過，但政府依然漠視我們的訴求，加上改善街市管理計劃進展緩慢，我認為政府有必要全面檢討現時對社區設施進行的規劃。

我亦感謝香港的公務員團隊過去一直盡心盡力服務市民，希望政府能繼續完善公務員的福利待遇，以維持公務員團隊士氣，以及優質的政府服務水平。

以下為我的發言全文：

主席，我會先講講教育和青少年發展。《施政報告》建議為每所公營中學提供一筆過20萬元的額外津貼，促進推行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STEM)教育。對於政府在教育方面投放資源，我絕對歡迎，但希望政府同時考慮實際操作問題，撥款予學校推行有關計劃的時候，校方在其他資源方面是否能夠配合，包括是否有足夠教師和技術人員推行STEM教育？是否需要加強與STEM教育相關的師資培訓和再培訓？推行相關校本計劃會否加大教師的工作量，為他們帶來沉重負擔？如何提高學生學習STEM的興趣？以及學生修讀STEM學科的出路如何？這些問題政府都需要一併考慮。

專上教育方面，《施政報告》提出，增加資助考獲入讀大學資格的學生修讀指定專業或界別的自資學士學位課程，由現時每屆約1千名增加至3千名，一方面可以減少因大學學位不足而影響學生升學的情況，另一方面有助補充某些專業人才的不足，同時亦有助紓緩自資院校面對的財政壓力。然而，政府必須加強監察自資院校的財政開支，確保公帑運用得當，並應全面檢視現時在計劃下受資助的課程，是否有足夠的師資和設施，將來納入資助計劃的新課程，同樣應有充足的相關配套，以保證課程的質素。

主席，近日接連發生多宗學童自殺事件，不少人聽到這些新聞都會感到心痛。今年《施政報告》亦有提及要加強學生的心理健康，政府已於本學年開展「醫教社同心協作先導計劃」，由跨專業團隊協助學校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我會支持政府採取更多適切措施，預防學生自殺及促進學生的心理健康，同時希望政府繼續研究如何進一步減輕學生面對的學習和考試壓力，確保學生能夠在健康愉快的環境下學習和成長。

接下來，我會談談市政的問題。近年的《施政報告》都有提到要改善公眾街市營運及管理，但似乎一直未有好大的成效。今年《施政報告》指出，政府會繼續改善現有多個公眾街市的硬件和管理。過去，我多次在議會作出跟進，包括於去年11月提出議員議案及口頭質詢，促請政府在大圍興建綜合市政大樓，提供街市、康體設施、安老護老中心、幼兒園、停車場、圖書館等方便健全及殘疾人士使用的設施，議案獲得跨政黨支持和通過，但遺憾民政事務局局長和局方代表當時均未有出席答辯。

事實上，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解散後，民政事務總署負責部分地區服務提供和設施管理，公眾街市以至綜合市政大樓正是地區設施一部分，希望政府能夠重新檢視地區規劃與居民實際需要出現落差的問題，積極研究如何提升現有市政和文康服務，並應再三考慮在有需要地區興建綜合市政大樓，提供適切的社區服務和設施，滿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此外，為抗衡領展獨大，社會有聲音要求政府考慮復建街市，並獲跨政黨支持，但《施政報告》只提出改善現有街市，根本沒有對症下藥。而政府改善街市管理計劃，進展亦十分緩慢。

不少居民對於很多社區設施和服務都有強烈訴求，因為他們實在忍受了很多年無街市、無圖書館、無球場、泊車位嚴重不足等，對他們的日常生活造成很大困擾。所以，按地區人口結構的變化，對社區設施進行規劃是非常重要。

《施政報告》指出，政府在未來5年會增建或重建26個體育及康樂設施的項目，另外會就15個項目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政府增撥資源，在地區增建體育設施，我當然歡迎，同時亦希望政府能夠盡量做到資源平均分配，適切照顧各區居民的需要。有沙田區議員反映，現時大圍連一個康文署管轄的露天籃球場都無，我希望政府能夠全面檢視區內人口增長與康體設施需求的情況，完善現有地區規劃，增撥資源，為居民增建康體設施。

地區行政方面，我認為，單靠增加撥款並不是改善地區行政的良策。因為問題核心不是錢是否足夠，而是民政事務局過往未有做好統籌地區的角色，各區的部門各自為政，地區問題得不到妥善處理。或者今屆政府未必會積極回應這個問題，但我希望下屆特首和政府能夠正視有關問題，讓下屆民政事務局局長在地方行政上，能夠有更大的承擔，決心改善地區管理。

講完地區行政，現在我想講公務員方面。今年《施政報告》只有兩小段的篇幅談及公務員隊伍，新措施包括政府將加強為公務員提供的臨床心理服務，並增設專科牙科手術室。事實上，過去有不少公務員及工會曾向我反映公務員的福利待遇問題，包括醫療福利不足、服務質素和效率未如理想等，我希望政府能夠正視有關問題，全面檢視及完善公務員的福利待遇，以維持公務員團隊士氣，以及優質的政府服務水平。

主席，我認同特首在《施政報告》所講：「政府能夠落實各項惠民措施和推出公共服務，全賴一支團結高效、優質專業的公務員隊伍。」近年社會上的訴求越來越多，市民對政府的期望亦越來越高，加上近年政府就各個政策範疇，推出多項政策和措施，以回應和滿足市民的訴求和需要，令公務員的工作量增加不少，但他們都能夠保持，甚至繼續提升效率和服務水平，實在值得讚揚。期望公務員團隊能夠維持良好士氣，在下一屆政府繼續為市民提供高效、優質的服務。

找到自己的熱情，才會容易會找到自己的快樂與收入來源。

有個大三的同學問我，要不要休學準備轉學考，因為當年選填志願，好像不是自己喜歡的科系。現在有兩個選擇，第一，趕快畢業不要轉學，以減輕父母的負擔；第二，休學考上自己喜歡的科系，但會延緩賺錢幫助父母的時機點。

孩子，你有這份孝心很好，但你應該選擇的，是自己的熱情。

在遙遠的康熙年間，大概是我高中的時候，當時進大學只有聯考一種制度，所謂聯考，就是一群小孩子公平的在考場上考好多科目，然後加計總分填志願，按照分數分發，只有一次機會，錯過明年再來。至於選填科系的問題不大，在康熙年間，所有科系的名稱一目了然，例如：考古學系，就是考古；營養學系，就是學習營養；圖書館系，就是跟圖書館相關。但是現在老子都不老子了，當然很難選擇。

我的少男時代，念的是社會組，當時還要考三民主義，就是背誦一堆孫文的名言，大概就是現在的「在非洲，過了一分鐘，就等於台灣的六十秒」之類的。我的三民主義非常強，數學則是超爛。但那次的考試，我的數學第一次及格，三民主義則是一塌糊塗。選填志願的最後一個晚上，我輾轉難眠，按照我的分數，大概可以上台大圖書館系，但是也可以上政大財稅系。第一時間，因為虛榮，我把所有的志願都填台大，接著才是政大，然後安心的去睡覺。

But，人生最重要的but又出現了。當晚在床上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著，因為我覺得我對圖書館管理應該沒興趣。雖然心裡總想著，以後再轉系就好。但是，心裡另一個聲音在吶喊，萬一要是轉不過，那麼我豈不是要去當國家圖書館館長。雖然這也是很棒的志向，但是總不是我的興趣。

我的興趣是什麼呢？

當時的我，年幼無知，以為學商，就是賺錢。錢，誰不喜歡呢？可是我的分數又進不了政大的商學院，剛好看到財稅，竟然落點是差不多的，我就把台大文學院的科系全部塗掉，改成「看起來」喜歡的科系，而我就這麼進了財稅系。

所以我是選校還是選系？是選系，但是我選錯了，因為我根本不曉得，自己喜歡的是文學、史學與哲學，不是商學。或者說，我是曉得的，但是我為了大人們的期望，所以選了「看起來會賺錢」的科系。想當年，我總以為念企管就是老闆、念法律就是律師、念政治就是政客、念哲學就是哲學家，所以我就去念了財稅，因為有個「財」字，看起來很有錢，而且我想念商學院，其他商學院的科系我填不上，「財」看起來又像是「商」，我就這麼進去這個科系了。結果，進去才知道，這是法學院。畢業的時候，系名又從財稅系改成財政系，最後改隸屬社會科學院。

有沒有這麼悲情，畢業的時候，只有校名還一樣，其他都變色了。

為什麼說「我是曉得的」？因為我在高三升大一的暑假，在書店買了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緒論來看。你們猜哪一本書我先看完？

答案是萬曆十五年、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柏楊版資治通鑑。

往後的故事，大概就是這樣了。財稅系的課業勉強過關，但是從大二開始，我就認真的開始修政治系的學分。別人覺得很無趣的政治思想史，我覺得那簡直就是天籟。也就是我唸兩個星期的會計學，比不上同學念兩個鐘頭；但是我唸兩天的政治學，比得上同學唸兩個月，所以我在大二就決定要報考政治研究所。沒天分就是沒天分，還是早點洗洗睡比較實際。當時我覺得，政治系的課程，每個學分都好可口，只是因為我當了財稅系的系代表，總覺得一日是財稅人，終身財稅人，基於不能背叛祖國，所以我等到研究所才跳槽。

我報考了五間研究所，錄取率百分之百，順利進入台大政治所，而且在一年半以後拿到碩士，於同年考進博士班，四年半以後拿到博士。

往後的唸書就更都是興趣了，我喜歡法律，所以去念了東吳法研所、考律師。我覺得財務金融還是很重要，所以去念了台大EMBA。總之從我複雜的求學歷程中，我體會到一件事情：

「興趣，是人生中不可缺的熱血。沒興趣，那麼早點洗洗睡，硬拼絕對不會成功。但是如果有興趣，那麼成功的鑰匙就在其中，你會發現任督二脈突然打通，突然增加一甲子神功。」

學校跟系所一樣，沒有這麼重要。不然你以為郭台銘是台大畢業的嗎？那不過就是一張車票，有車票就能搭上車嗎？那可不一定。不喜歡唸書，或是學校排名不夠好，那又怎樣？學校不會對你的人生負責，自己的人生，還是得靠自己燃燒熱情去實踐，你的學校名稱，不會養你一輩子的。在社會上獲得尊重的人，許多沒有耀眼的學歷，但是他們有過人的精力，這精力，就來自於興趣，而不是來自於學歷。

進入什麼科系，基本上與未來要從事什麼工作，確實是相關的。但是我只能說，所有的科系，教導學生的，並不是飯票，比較像是思維模式。我們透過這些科系，理解自然或社會科學的邏輯，以我唸過財稅、政治、法律、企業管理、財務金融等不同的背景來說，科系真的不重要，而且不要逼迫孩子去念他沒興趣的事情。認真的發掘孩子喜歡的科目，例如討厭數學就不要去念商學院、討厭國文、社會科學就不要念法律，讓孩子熟習且喜歡這些科系的邏輯，遠比出路重要多了。

所以，想不想轉學，我不能給你答案。幫助你自己一生的，是思維，不是出路。而科系，只是個名稱，進來以後，學多少；出去以後，忘多少，這都是看自己的本事啊。

至少，五月二十日以後的行政院長，他可不是政治系或法律系出身，他可是我念大學時的財稅系主任啊。

立法會第三日辯論《施政報告》致謝議案，我就教育、青少年發展、市政服務及公務員福利待遇方面發表我的看法和意見。
教育局早前建議向全港公營及直資中學提供一筆過二十萬元津貼，讓學校推動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我歡迎這項建議，但政府亦須深入考慮一些實際操作問題，包括資源問題、學生興趣以及師資培訓等，才能有效加強STEM教育。至於專上教育方面，我希望政府加強監察自資院校的財政開支，並確保受資助的課程有足夠的師資和其他配套設施，以保證課程的質素。
同時，政府也應採取更多適切措施，協助學生建立積極正面的生活態度，支援學生精神和發展需要。
就香港地區規劃而言，我希望政府能夠重新檢視地區規劃與居民實際需要出現落差的問題，積極研究如何提升現有市政和文康服務。我曾再三在議會上要求政府正視居民的需求，在大圍興建綜合市政大樓，雖然我的議案獲得跨政黨支持和通過，但政府依然漠視我們的訴求，加上改善街市管理計劃進展緩慢，我認為政府有必要全面檢討現時對社區設施進行的規劃。
我亦感謝香港的公務員團隊過去一直盡心盡力服務市民，希望政府能繼續完善公務員的福利待遇，以維持公務員團隊士氣，以及優質的政府服務水平。
以下為我的發言全文：
主席，我會先講講教育和青少年發展。《施政報告》建議為每所公營中學提供一筆過20萬元的額外津貼，促進推行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STEM)教育。對於政府在教育方面投放資源，我絕對歡迎，但希望政府同時考慮實際操作問題，撥款予學校推行有關計劃的時候，校方在其他資源方面是否能夠配合，包括是否有足夠教師和技術人員推行STEM教育？是否需要加強與STEM教育相關的師資培訓和再培訓？推行相關校本計劃會否加大教師的工作量，為他們帶來沉重負擔？如何提高學生學習STEM的興趣？以及學生修讀STEM學科的出路如何？這些問題政府都需要一併考慮。
專上教育方面，《施政報告》提出，增加資助考獲入讀大學資格的學生修讀指定專業或界別的自資學士學位課程，由現時每屆約1千名增加至3千名，一方面可以減少因大學學位不足而影響學生升學的情況，另一方面有助補充某些專業人才的不足，同時亦有助紓緩自資院校面對的財政壓力。然而，政府必須加強監察自資院校的財政開支，確保公帑運用得當，並應全面檢視現時在計劃下受資助的課程，是否有足夠的師資和設施，將來納入資助計劃的新課程，同樣應有充足的相關配套，以保證課程的質素。
主席，近日接連發生多宗學童自殺事件，不少人聽到這些新聞都會感到心痛。今年《施政報告》亦有提及要加強學生的心理健康，政府已於本學年開展「醫教社同心協作先導計劃」，由跨專業團隊協助學校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我會支持政府採取更多適切措施，預防學生自殺及促進學生的心理健康，同時希望政府繼續研究如何進一步減輕學生面對的學習和考試壓力，確保學生能夠在健康愉快的環境下學習和成長。
接下來，我會談談市政的問題。近年的《施政報告》都有提到要改善公眾街市營運及管理，但似乎一直未有好大的成效。今年《施政報告》指出，政府會繼續改善現有多個公眾街市的硬件和管理。過去，我多次在議會作出跟進，包括於去年11月提出議員議案及口頭質詢，促請政府在大圍興建綜合市政大樓，提供街市、康體設施、安老護老中心、幼兒園、停車場、圖書館等方便健全及殘疾人士使用的設施，議案獲得跨政黨支持和通過，但遺憾民政事務局局長和局方代表當時均未有出席答辯。
事實上，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解散後，民政事務總署負責部分地區服務提供和設施管理，公眾街市以至綜合市政大樓正是地區設施一部分，希望政府能夠重新檢視地區規劃與居民實際需要出現落差的問題，積極研究如何提升現有市政和文康服務，並應再三考慮在有需要地區興建綜合市政大樓，提供適切的社區服務和設施，滿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此外，為抗衡領展獨大，社會有聲音要求政府考慮復建街市，並獲跨政黨支持，但《施政報告》只提出改善現有街市，根本沒有對症下藥。而政府改善街市管理計劃，進展亦十分緩慢。
不少居民對於很多社區設施和服務都有強烈訴求，因為他們實在忍受了很多年無街市、無圖書館、無球場、泊車位嚴重不足等，對他們的日常生活造成很大困擾。所以，按地區人口結構的變化，對社區設施進行規劃是非常重要。
《施政報告》指出，政府在未來5年會增建或重建26個體育及康樂設施的項目，另外會就15個項目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政府增撥資源，在地區增建體育設施，我當然歡迎，同時亦希望政府能夠盡量做到資源平均分配，適切照顧各區居民的需要。有沙田區議員反映，現時大圍連一個康文署管轄的露天籃球場都無，我希望政府能夠全面檢視區內人口增長與康體設施需求的情況，完善現有地區規劃，增撥資源，為居民增建康體設施。
地區行政方面，我認為，單靠增加撥款並不是改善地區行政的良策。因為問題核心不是錢是否足夠，而是民政事務局過往未有做好統籌地區的角色，各區的部門各自為政，地區問題得不到妥善處理。或者今屆政府未必會積極回應這個問題，但我希望下屆特首和政府能夠正視有關問題，讓下屆民政事務局局長在地方行政上，能夠有更大的承擔，決心改善地區管理。
講完地區行政，現在我想講公務員方面。今年《施政報告》只有兩小段的篇幅談及公務員隊伍，新措施包括政府將加強為公務員提供的臨床心理服務，並增設專科牙科手術室。事實上，過去有不少公務員及工會曾向我反映公務員的福利待遇問題，包括醫療福利不足、服務質素和效率未如理想等，我希望政府能夠正視有關問題，全面檢視及完善公務員的福利待遇，以維持公務員團隊士氣，以及優質的政府服務水平。
主席，我認同特首在《施政報告》所講：「政府能夠落實各項惠民措施和推出公共服務，全賴一支團結高效、優質專業的公務員隊伍。」近年社會上的訴求越來越多，市民對政府的期望亦越來越高，加上近年政府就各個政策範疇，推出多項政策和措施，以回應和滿足市民的訴求和需要，令公務員的工作量增加不少，但他們都能夠保持，甚至繼續提升效率和服務水平，實在值得讚揚。期望公務員團隊能夠維持良好士氣，在下一屆政府繼續為市民提供高效、優質的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