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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檢控還政治檢控，但特區政府對飯民嘅一堆指控，基本上就係老屈。例如之前話黃之鋒同一眾飯民成員煽動群眾非法集結，但事實上抗爭現場根本個個睬佢地有味（和理非集會果啲我就唔知，因為黃屍可能聽佢地支笛）；如今PK鄧話記協鼓吹人人做記者，現實卻係啱啱相反。
之前我其實已一直批評記協，表面上就話自己保護哂所有記者採訪權益，現實上卻就係分等級制，只有佢地認可嘅「名門正派」、符合一定條件嘅媒體先可以成為佢地嘅「正式會員」獲發記協記者證，其他不被記協認可嘅「非大台」媒體、公民記者，就全部只能做次一等嘅「附屬會員」、「學生會員」，甚至連申請會員資格都無，而差佬好多時只認正式記者證，其他人響採訪時蒙受極大風險，記協亦從來無打算保護佢地。
然後今日你PK Tang就話阿豬阿狗都可以做「記協會員」、「拉攏學生入會」、話佢地有違專業？件事偏偏就係記協從來都係專業霸權，你老屈都搵第樣丫！
//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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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
由國際聯盟發起的新冠肺炎疫苗計劃COVAX，目前有百多個國家參與，聯盟代表與中國和歐盟的磋商亦取得進展，可是華府卻表明不會參與，美國疾控中心更通知各州，準備在11月總統大選前分發疫苗。新疫苗全面投入使用，必須有充分臨牀數據支持，尚未確認安全可靠便倉卒推出，是一場危險賭博，外界普遍關注，華府會否不等齊臨牀測試結果，便大規模接種。COVAX計劃旨在確保疫苗面世後公平分配普惠全球，弱小國家及地區亦能雨露均霑，華府拒絕參與，不利國際抗疫合作，助長疫苗民族主義，令人擔心出現囤積疫苗和抬價的問題。COVAX現時涵蓋9個疫苗項目，包括港大研發中的疫苗，港府應積極參與計劃，同時亦要密切留意疫苗民族主義的影響。
蘋果頭條
2017年案發到今年2月正式檢控，《東方日報》記者指控黎智英恐嚇案橫跨兩任律政司司長。據知袁國強在任時，律政司檢控人員及外間資深大律師法律意見均不建議起訴，認為沒有合理定罪可能。惟到鄭若驊接任，去年9月一意孤行推翻前任決定，親頒「御旨」，指案件有勝算「拍板」檢控。資深大律師梁家傑認為鄭若驊明顯是針對黎智英作政治檢控，無視兩個專業刑事法律意見，做法「傲慢又無知」律政司回覆本報最新查詢，只稱會研究法官判決理據和主控官報告，然後決定是否需要跟進，並無回應鄭若驊和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曾否對案件提供法律意見
東方正論
壹傳媒黎智英刑事恐嚇東方報業集團記者案，從案發到進入司法程序，足足歷時三年零三個月，堪比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淪陷。在受害記者度過無數惶恐不安的日子、在「有圖有片有真相」、在表證成立的情況下，滿以為遲來的公義終得彰顯，不料竟迎來反高潮，黎智英被裁定罪名不成立，又獲放生。「愛國愛港永無好報，漢奸走狗有好下場」儼然特區鐵律，連有證有據的刑恐案也可安然而退，大漢奸涉及的國安重罪會否被繩之以法，可思過半矣。一宗案件，折射回歸廿三年來，餘孽橫行，司法獨大，特區墮落，寧不哀哉乎！
星島社論
新股熱潮升溫，據內地傳媒新浪財經報道，下周掛牌的內地瓶裝水生產商農夫山泉(9633)，超額認購超過一千一百倍，凍結資金六千四百二十四億一千一百萬元，成為香港歷來凍結資金最多的「凍資王」新股，打破十二年前中鐵建(1186)的紀錄。由於農夫山泉股份一手難求，有市場傳言，暗盤開價較招股價高出八成八。農夫山泉在上月二十八日截止認購，據新浪財經報道，一手中籤率僅為百分之四點五。在公開認購渠道入飛金額較大的乙組投資者，最少要認購三十萬股，或約六百五十一萬元，但報道指這類剛進入乙組投資者，也只能穩奪四手(八百股)股份。
經濟社評
全民檢測昨踏入第3天，運作繼續暢順，而當局在化驗12.8萬個樣本後找出6人確診，令檢測初見成效。若以此比率推算，可能仍有488人確診。為了切斷傳播鏈，讓經濟早日重啟，市民應積極參與，政府亦應該延長檢測期。截至昨晚8時，已有88.4萬人預約登記，共47萬人完成採樣。當中6個樣本經衞生署覆檢後為陽性，包括4人屬於早前已確診，當局相信屬復陽，並非二次感染。今次檢測已收到初步效果，成功找出隱形病人，及早隔離治療。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強調，切勿因為檢測數目低，只找出小量確診人數就覺得全民檢測沒用。現時不足90萬人登記，成功找出多名隱形病人，故不能小看其效益，若未來一、兩周染疫人數增加，相信會有更多人想做檢測，故此不應太短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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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
中美墮入修昔底德陷阱，香港成為「戰場」，很多國家也捲入這場世紀鬥爭漩渦之中。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最近發表長文，強調亞太各國不想「被迫歸邊」，呼籲中美放下分歧，避免禍及「亞洲世紀」。國際關係錯綜複雜，實力與利益決定一切，維持地區和平穩定，大國之間需要互相尊重，競爭之餘不損合作，小國與大國打交道，則要小事大以智，大事小以仁。中美短短數年間由合作走向惡鬥，對很多國家及地區來說，都是始料不及的外部環境劇變，牽動長遠定位和發展方向。華府拉幫結派企圖孤立中國，一些有實力的國家不想蹚渾水，有盟友則左右為難，只盼中美鬥爭「適可而止」，給小國留一條生路。
東方正論
官僚臥聽蕭蕭竹，懶理民間疾苦聲。香港飽受黑暴蹂躪復遭疫情打擊，經濟一潭死水，不僅失業率創十年新高，就連港府廢官都要裝模作樣減薪以示共度時艱，房委會居然在此時擬按機制逆市加租，懶理基層死活，令人嘩然。顯而易見，有關機制只加不減，好景的時候可能不算甚麼，逆境的時候卻猶如攞命刀。
根據《房屋條例》，房委會須每兩年檢討公屋租金一次。房署會委託統計處每月抽選二千公屋租戶，要求他們申報入息並計算入息變化，作為釐定租金調整幅度的參考。
蘋果頭條
反送中運動爆發以來，台灣成為逃避政治檢控的香港抗爭者避難所。台灣總統蔡英文繼於港版國安法草案於大陸全國人大表決前表明「將由行政院組成香港人道援助行動專案」後，台灣蘋果新聞網昨獨家報道，專案內容下周三（10日）將由陸委會說明，而受救助港人須先進入台灣，並經國安審查。為抗爭者作法律支援的律師黃國桐表示，赴台者最大困難一來是資金，繼而就是身份，「希望台灣加大力度幫助。」據蔡英文上月27日所言，她與行政院長蘇貞昌討論並達成共識，將由行政院組成專案，而專案將由陸委會主責，盤整相關資源，對港人居留、安置、照顧進行完整規劃。
星島社論
網易及京東等大型中概股回歸香港第二上市，加上港股近期氣勢如虹五連升共千八點，吸引資金流入，港元匯價連連走強，並觸及七點七五強方兌換保證，金管局昨日兩度入市，共承接四十八點五二億港元的買盤，為該局自四月底以來再度入市；銀行體系總結餘將升至九百九十六點四三億港元，距離千億港元水平僅一步之遙。市場人士認為，港匯近期或間歇觸及七點七五，引發更多干預。
本港新股市場有大型中概股回歸，而港美息差雖有所收窄，但仍有一定差距，可支持套息活動，港元匯價步入六月以來節節走強，並於昨日觸及七點七五強方兌換保證。
經濟社評
內地最近催谷地攤經濟，讓過去被取締的小販攤檔湧現，有人質疑是消費倒退，但在疫下就業壓力沉重，當局鬆綁地攤管制，解決部分人就業問題，起穩定社會作用。惟這是權宜之計，還應考慮開放跨省旅遊，加快落實新基建，才是長遠解決就業的方法。
總理李克強本月初在山東煙台視察，大讚地攤經濟是人間煙火，中國的生機，令地攤經濟隨即爆紅，27個城市更鬆綁配合。上海市今天舉行首屆上海夜生活節，揚言要打造具時尚感、國際化的夜上海新形象，並支持特色小店擺攤經營；但大連夜市開業一天，因髒亂和交通問題即時叫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