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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奧運演出的「宮鬥戲」加長版。
在閉幕式後，日本《週刊文春》又釋出一批厚達208頁的最終簡報，加碼續爆出完整內容，此文也在這兩天做了加長版。
#人生無處不政治
哪有「政治歸政治、電影歸電影」「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歷史上的奧運，就是一齣政治活動，觀眾只是在其中撿拾熱血感動、美好與悲傷的人性細節。
但，這篇文章，講的不是各國家競賽，而是日本。
不太清楚汪小菲是誰，但他在2018年金馬獎後的一席言論，令我記憶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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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記當年以《我們的青春，在台灣》（2018）榮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導演傅榆當時在台上表示「希望有一天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結果來自對岸的影人收到通知，集體缺席了典禮後的酒會（除了婁燁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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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台灣影壇似乎有一種默契，就是雖然知道兩岸間有政治歧異，但盡量不在金馬獎殿堂進行任何表態。但紀錄片工作者在影壇本來就是「獨立個體」，不用考慮兩岸市場等問題。在沒有包袱之下，發表這番言論並非出乎意料。那時兩岸許多名人傾巢而出，言論一個比一個極端嚇人，其中在台經營飯店的汪小菲的言論尤其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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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發文表態「⋯⋯等選舉了，給這幫台獨無知分子一個教訓」、「⋯⋯個別人對金馬獎的褻瀆無法抹滅這些電影人的付出。而我們酒店就是站好這個崗。不管怎樣，就是做好服務，誰要來搗亂，sorry，滾蛋。」後來鬧大了之後，他偷偷刪文，被媒體詢問之後，汪承認「最後用詞有些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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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很多人站在汪小菲這邊，認為傅榆害了金馬獎，中共當局在2019年不再放行中國電影、影人參與金馬獎，也讓此說甚囂塵上。但在後來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與日後越來越多新疆集中營的內幕釋出之後，我幾乎可以大膽說，傅榆其實根本救了金馬獎、也幫所有不敢表態的台灣影人解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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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想像2019年、2020年金馬獎頒獎典禮上，所有與會的來賓對香港與新疆局勢不置一詞、歌舞昇平的樣子嗎？那才是一種「褻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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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衛報》發了一篇很精彩的專訪，訪談對象是現齡74歲的小羽毛（Sacheen Littlefeather，如圖示）。她在1973年代表以《教父 The Godfather》（1972）獲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的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上台領取奧斯卡，引發軒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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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台上首先表明馬龍．白蘭度拒領這個獎項，並發言抗議印地安人在美國電影當中遭受嚴重的歧視刻畫，並喚起世人關注發生當中的傷膝谷圍城事件（Wounded Knee Occu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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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噓聲四起，但同時也出現如雷掌聲，反應兩極。與此同時，向來在執導、主演作品當中將原住民刻畫為化外之民的右派男星約翰．韋恩（John Wayne）立刻衝向台打算阻止小羽毛發言，結果當場被六名保安架走。事後世人才知，小羽毛不是一時興起，她早與馬龍．白蘭度演練無數次，連典禮製作人霍華．科赫（Howard Koch）也預先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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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年，在奧斯卡獎頒獎典禮上發表這種政治言論幾乎聞所未聞。但數十年後的今天，卻是家常便飯了。沒有美國人會跟你說「政治歸政治、電影歸電影」，一切都與政治有關。更重要的是，當你獲得致詞的機會，只要你為你的言論負責，你當然有「自由」說你想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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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報》記者史蒂夫．羅斯（Steve Rose）指出，小羽毛的發言致使當時美國政府刻意封鎖消息的傷膝谷圍城事件為世人所知，成功挽救不少人命。她的一席政治發言，從被嘲諷、詆毀，到現在已經正式獲得翻案，被認為促進了美國原住民地位的提升。顯然這也代表了奧斯卡獎不再「離地」，電影產業也能直接影響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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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時試圖衝上台拉人的銀幕英雄約翰．韋恩，現在的形象卻已經大不如前，在後來提名奧斯卡的《好萊塢的黑名單 Trumbo》（2015）之中，他力主麥卡錫主義迫害創作自由的嘴臉，反而更為新世代觀眾認識。遠離時代之下帶有偏見、人情考量等侷限的喧囂，以現代角度來看，反而更能看出是非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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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金馬獎雖然少了中國電影，看似元氣大傷，但它是不是真的走向衰弱？當然，這要看你從什麼角度來看。在今年，金馬獎增設了最佳紀錄短片獎，也意味著更多紀錄片工作者能透過作品發聲，更具包容性，反倒不見金雞百花獎有任何超越的跡象。回顧近三年變遷，在汪小菲眼中，被「褻瀆」後的金馬獎，似乎越來越站穩自由立場，夠有「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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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不代表我呼籲未來每個金馬獎獲獎者都要「表態」，每個人在台上都有想說什麼、不想說什麼的自由。但在民主社會，沒有人該因為自己說了什麼話，而被要求要「滾蛋」。
【盧斯達：如何評價吳孟達在香港文化系譜的地位？】
香港政治局勢惡劣，市民精神壓力巨大，但沒有短期可見出路，任何問題都可以引起精神火藥庫的火花。例如吳孟達逝世，如何評價？認真深入回答，其實亦是一個重要問題。所謂整理國故。如何看待過去的遺產，是介定和建立群體意識的重要步驟，也是不斷會出現的問題。
清末志士面對烈強壓迫、政府腐敗，也要重新看待滿清遺產，例如多民族帝國的現況，於是有排滿革命和五族共和兩條路線；例如 2000 年帝制，於是有君主立憲和共和革命兩條路線。30 年代起日軍攻打整個東亞，中國面臨亡國，錢穆便寫了充滿愛國主義的《國史大綱》。至於吳孟達，他在近代香港的普及文化，有重要身影，但後期到了中國投資和拍戲，已經鮮有現物香港文化現場，而且晚年也在微博上護旗，表達愛國愛黨之情。此一死，有人懷念，但也有人一往無前，批評吳孟達投共投中，應該春秋筆法善善惡惡，不能含混。
爭論一起，自然也有人討論其中的標準不一。例如遊戲直播界的達哥，其實只是對香港當時的事情多少沉默，就受到黃絲網民巨大壓力，但吳孟達在社交網絡墨落無悔，「罪證確鑿」，為何又得到春風化雨的溫情懷念。那麼備受賤視的楊千樺又是否要「平反」呢？雖然行頭不同，但楊千樺的歌和戲，也算是膾炙人口於一時，只是跟習近平握了一下手，就遭追殺至今，是否用刑過烈？
「吳孟達問題」難答，在於他的能量巨大，而當年的香港電影經過不斷重播，當年的香港又是黃金時期，對於香港乃至東亞各國的影響力，已形成一種超越理性的 nostalgia。然而「人死為大」並沒有思考深度，只是一個教條，並非吳孟達死了就不能批評，否則中文不會有「蓋棺定論」一詞。
對於 90 年代出生的那一代，我們在 2000 年代剛剛「有性」 (《少林足球》已經是差不多最後一套)，品味的真正構成和凝固則在更後期，對吳孟達的記憶，可能都是在「道地星期日影院」後設地重構的。他的表演固然出色，但他對當下香港來說的確已是故人。事情跟上一代和新一代之前爭論許冠傑的地位一樣。事實上不論是許冠傑還是吳孟達，其人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看待他們和香港的關係。如果香港有一個系譜和宗廟，他們放在甚麼位置，這才是跟我們切身有關。
大部份人一生都是好壞兼有，但如果他們的成就特別大，後世就會面臨如何詮釋的困境。說到底，我們爭論的是一種對吳孟達的史觀問題。他的歷史已經大致明白了，我們對他的歷史卻是未水落石出的。
基本事實，是吳孟達有份一齊製造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他和很多人一樣，是香港的文化資本；但也跟很多人一樣，他晚年已經離開香港到中國發展。我們不必像老文青和鄉愿一樣信奉人死為大、政治歸政治電影歸電影、或者以自己一己好惡出發，我們不妨擁抱這股席捲香港的本位意識，確信吳的功業和罪惡都是證據確鑿，兩者皆是真實。然而當你將香港視為一個辯證的實體，也就會明白事物的發展階段，同一件事會映照出不同差異。在這個對立又統一的「香港故事」之中，有善人也有惡人，也有善者變惡，也有惡者變善。即使是惡人，也是歷史的一個進程。
我們都在父祖輩的罪孽之中誕生，例如中國文化，例如民主回歸，這些事情都是我們不同意但也要一併承受。對吳本人的政治立場不需要全盤接受，也可以認可他對歷史的貢獻；討厭吳但也可以表揚他的藝術成就，褒揚卻不代表你全盤認同。褒貶其實都有辯證的成份。
就像跟希特拉過從甚密的德國導演萊尼．里芬斯塔爾 (Leni Riefenstahl) ，她有著可堪進入人類遺產的藝術成就。她的《意志的勝利》令我感動不已，感嘆人類可以達到如此的技法和成就，但那感動不代表你認同德國國家社會主義。
吳在微博上認中，我們不可能干涉他人的身份認同。畢竟所謂想像的共同體，其實真係想像，也是自由的。我對他也沒有研究，不知道他內心世界，但吳孟達是中國人，但他的東西也可以在香港的系譜之中。正如瑞士也深受外國文化影響，有德語有法語，並不妨礙瑞士自己有一個傳統。中大先賢、南來文人也是中國人，但也可以在香港的系譜中。只要我們不把他們當作需要全盤認同的偶像，有自己的史觀，有強烈的意志和主體意識，他們也只是歷史的一部份。
甚至我們的傳統中都一定有邪惡的事物。九龍城寨、黑社會、五億探長等等，都是我們的陰影，但經時間無限的洗刷之後，也成了一個景觀。中共視之前的 2000 年為封建社會，固然有歷史學的疑點 (因為封建制度起碼早在劉邦和漢武帝的時代已經被放逐，晉朝有短暫復興但不得善終)，現在講到 5000 年文明史，其實也是挪用的，但這就是意志力的體現。沒有「封建」，就沒有破脫封建的偉大。子的合法性，在於他洗脫贖還了父祖的罪孽。歷史都是神話，甚至宗教。耶穌為甚麼偉大，因為他為人類贖回了父祖輩即阿當的罪孽。沒有舊的，變不出新的。
所以對過去的事，劃出一個範圍，有範圍之內，都是遵從「批判 — 團結 — 批判 — 團結」的節奏，雖然批判，但也都是「我們的」。共同體是想像的，也是無中生有的，少不免要挪用別人的現成材料。吳孟達是中國人，但他的戲劇也是我們的，也是我們值得驕傲的事物。
這就令人想到張保仔（1786－1822）。之前我們都在慶祝香港開埤 180 周年，其實香港的時間系譜可以劃得更大。 張保仔是廣東歷史人物還是香港歷史人物呢？這也是辯證的。弔詭的地方就是，張保仔死的時候，香港還應該是新安寶安的一部份，還未有「香港」此一獨立概念，但有了香港，就可以追認張保安是香港的英雄先驅。他代表的是「海洋中國」，靠自己在遠洋東南亞的民間商業網絡，就自給自足，與清廷對立，完全表達了如何實行「山高皇帝遠」。
香港不是也有遷界令實行後的廢墟和人道災難嗎？這就是香港受大陸波及和殘害的歷史隱喻，而這事也一再輪迴。張的海盜集團卻根本不在陸地，他代表了海盜信奉的自由精神。他的最後一戰據說是在赤鱲角海面。雖然他最後兵敗，接受了清廷招安，這一轉折，我們可以視為失節，但失節也是「我們的」。就像香港的政治運動，有離開的前人，有後來者加入，有人堅持有人轉變，不會永遠是同一班人走下去。
好的必須學起來，中共評價自己的歷史人物，也是無限而狡黠的兼容。網民參考他們的歷史點評學，也照法泡製了一個戲仿，我覺得很有深度，如下：
//「XXX 是偉大的電影工作者，是偉大的喜劇表演家、藝術家和實踐家，雖然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則『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的回憶和香港電影品牌的創立和發展，為香港推廣粵語文化的成效，為香港觀眾、台灣觀眾和海外華人觀眾共同文化的締造和香港台灣演藝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永遠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虛擬文件《關於 2019 以來某些藝人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佚名，202x //
這不只是中共，連日本都是如此。19 世紀末，隨著培里叩關，日本分裂為改革派和守舊派、倒幕派和親幕派，於是後來便有了新撰組此一幕府招請的武裝力量。後來新撰組戰敗，幕府也解散，日本組成了明治新政府，隨著維新而成為列強之一。如此看來親幕派便是站了在「歷史錯誤的一邊」，但日本人對自己的想像共同體非常「有愛」，二戰以後逐漸多人歌頌新撰組，視為忠義之士，為當中的很多武士立傳。不論成敗，都是日本歷史的一部份。
俊美而虛弱但劍術高超的沖田總司、為幕府在北海道死戰到最後一刻的土方歲三等等，這些與「正史」未必一樣的形象，現在都成為了現代日本膾炙人口的文化之一，不讓「站在歷史正確一方」的坂本龍馬一方專美。有正有反有合，完成了屬於日本自身的文化辯證。
對於作為表演家的吳孟達，也是如此。他是親中的，但「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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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禮拜又是回覆留言就聊了一堆有關台灣的教育亂象，接著就聊到最近很夯的《花木蘭》？
不管是抵制、拒看，還是政治歸政治、電影歸電影、苓膏龜苓膏，用幹話的方式講《花木蘭》應該還OK吧？
想要告訴我們還可以聊什麼幹話，或是有什麼主題、問題想要聊。
都歡迎留言在留言區，與我們討論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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