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教育的目的 哲學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108新課綱有多新？其實他是老爺爺👴了（誤）108新課綱的精神「核心素養」，百年前杜威先生就提出了呢！尤其在實用主義哲學、現代教育學上特別契合，也能與聯合國提出的17項永續發展目標呼應👋。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 劉晨慧副組長，帶著我們拆解108課綱，再以實例分享在108課綱下，課程內容的設計怎麼與SDGS如何連結。最精彩的案例分組討論交流，跨領域夥伴各自分享自己所做與見解，從發散到整合、建構出連結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的課程規劃。

(智慧學習產業夥伴慢熟但認真，熱情點燃後討論時間直接延長一倍，課程精彩程度大概要一學期才能執行完吧，我猜😂😂😂)

📝重點筆記🌟跟我一起記起來！
✳️杜威的教育理論與108課綱連結：
🔸實用主義：知識不應該是抽象的理論學習，而要伸展到技能及生活實踐
🔸教育即生活：教育應與生活結合，在學校、家庭或社會中的生活實踐
🔸教育即生長：教育的目的是使孩子的興趣與能力得到應有的發展
🔸教育即經驗：教育是經驗不斷地重組跟改造，包含嘗試錯誤以及修正的過程

✳️108課綱的「三面九項」
🔸自主行動：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溝通互動：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社會參與：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教育之道無他，唯愛與榜樣而已! 晨慧結語時分享：這個愛-對於我來說是「對某個東西的熱情」；而這個榜樣是-我有沒有「持續的行動去回應我在乎的事情」。這個下午教育愛爆發呀❤️💕讓我們攜手從好奇到熱情，帶著孩子一起想像，擁有繼續前進的動力💪

（失敗者回憶錄0702）

確立左傾價值觀

1948年來香港在培正讀了兩年後，父親1950年讓我轉校到中共領導的愛國學校香島中學。記得剛踏足這學校時，真是耳目一新，與在培正時同學間的嬉鬧、冷漠、孤單完全不同，這裡的同學老師的親切友愛，就像大家庭一樣。在那裡四年，是我青少年成長和確立左傾價值觀與人生觀的關鍵時期。老師真心相信「只有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這信念推動他們的教學熱誠，而整個校風就洋溢互愛互助精神。我認識了許多好同學，包括後來成為妻子的梁麗儀。

那時的左派機構，在香港居次等地位。愛國學校的老師薪資低，畢業生的社會出路狹窄，而且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在這樣的機構工作、學習，所依恃的就是政治信念。

儘管教育的目的，是要學生「愛社會主義祖國」，但不是用硬銷的、不可違背的「洗腦」方式，而是循循善誘，老師和「幫助」你的同學都真誠相信他們說的一切，他們是希望你也「覺醒」「進步」，走上他們認為的光明大道。

當時閱讀的幾本書，對我政治信念的形成，起了關鍵作用。

一本是我早前提及的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顯淺、生動，通俗的語言，通過許多具體故事和形象來講唯物論、辯證法、社會發展規律等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道理，我讀時十四五歲，讀後認為自己已經認識了這些哲學道理。艾思奇，原名李生萱，筆名是愛（艾）、馬克思（思）、伊理奇·列寧（奇）的意思。《大眾哲學》1934年至1935年在《讀書生活》半月刊連載，1936年出版單行本。從抗戰到中共建政的整個時期，在宣傳中共的思想意識上起了很大推動作用，許多年輕人不會看馬列的原著譯本，只看《大眾哲學》就認為自己已經掌握了真理，並以此成為他們的思想武器，引導他們走上追隨中共革命的道路。在國共鬥爭中，國民黨有學問的人很多，但沒有人以通俗語言、通過講哲學的方式寫出這樣的書。國民黨的對策是將此書列為禁書。現在看來，《大眾哲學》根本不是哲學，而是政治宣傳，是為達到當時中共的政治目的而寫的。

一本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寫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英文本在1937年出版。中譯本有許多名稱，為了逃避國府的查禁，用得最多的書名是《西行漫記》。我少年時購入的版本，書名是《長征25000里》，是1938年出版，1949年重印的版本。美國記者斯諾，在1936年通過一些人的介紹、聯絡，進入中共西北根據地延安，進行了三四個月的採訪後，寫成這本巨著。通過對毛澤東和中共高級領導人周恩來、彭德懷、朱德等的採訪，生動地講述了中共紅軍在國民黨圍剿中大逃亡的「25000里長征」，建立西北根據地的「民主政府」的面貌，其中最突出和生動的，是由毛澤東自述的「一個共產黨員的來歷」。後世有關毛澤東早年的成長和活動的資料，許多都來自這裡。

斯諾不是共產黨的信徒，他以自由記者的身份，帶著當時無法理解的關於革命、紅色政權、蘇區的文化政治經濟、共產黨人的信仰等疑問，如實報道他的所見所聞。在當時來說，在中國大部分地區，以至全世界，都彷彿撥開了中共的神秘面紗，展現了斯諾筆下的中國共產黨的面貌。這本書迅速被譯成多國文字，並由暢銷書而成為經典著作。在中國廣大地區，影響力尤其驚人。當時許多年輕人都是因為讀了這本書而奔赴紅色根據地，或直接間接為中共奪取政權效力。

在中共建政之初，我讀到這本書，也禁不住對中共革命者為建立新中國的努力無限敬佩，亦嚮往這種革命生涯。

斯諾所寫，是不是中共紅色根據地的真貌？毛澤東和其他幾位領導人的事跡是否真實？

我想到的是，在美國作家Barbara W. Tuchman所寫的《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45》一書中，記載了抗戰期間，有幾位記者訪問延安回到重慶，向蔣介石夫人宋美齡讚揚共產黨人廉潔奉公、富於理想和獻身精神。宋美齡感觸良深，默默地凝視長江幾分鐘後回身，說出了這樣一句話：「如果你們講的有關他們的話是真的，那我只能說他們還沒有嘗到權力的真正滋味。」

已經嘗到權力滋味的蔣夫人這句睿智而感傷的話，可惜當時沒有被傳播。而在斯諾訪問延安後幾年，紅色政權在西北較為穩固，就開展了鬥爭運動，而我那16歲的小姑姐也在那次的所謂「搶救運動」中被批鬥，並抑鬱而死。

在中共建政後，好長的一段時間，這本當年鼓舞了無數青年投奔延安的《西行漫記》，居然沒有再重版，後來重版也只是因應斯諾再訪華而作「內部發行」。我對此未有深究，但相信必有中共認為不適宜在掌權後公諸於眾的原因。中共的政策此一時彼一時，沒有真正要堅持的理念，一切都以有利於掌權者權力為依歸。

《大眾哲學》和《西行漫記》兩本書，對中共在國共鬥爭中佔取社會意識的上風，大有幫助。
對我年輕時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有影響另一本書，是一本蘇聯小說。下一篇再談。（31）

圖1，中學一次郊遊與同學們合照，後排左一是我，前蹲者右一是梁麗儀。
圖2，1938年初版、1949年重印的《長征25000里》（西行漫記）。

洋務教育：近代中國教育的轉折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洋務教育簡介

洋務教育是較教會學校起步稍晚的西學性質的近代教育形式，也是19世紀60年代至1895年之間、由少數開明的上層官僚主辦的中國官方或半官方性質的近代教育形式。

在改良主義教育尚未實施之前，洋務教育始終在推動中國教育近代化的運動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並且一度成為「同治中興」的象徵性政績。

洋務教育的主要內容

一、興辦新式學堂

自同治元年(1862)京師同文館起，先後辦學22所，分3類：

1、同文館或廣方言館(外國語學校);

2、武備、水師學堂(軍事學校);

3、船政、機械、電訊學堂(技術學校)。培養一些買辦、翻譯和陸海軍軍官、士兵，也訓練工業技術人員。

二、辦理留學教育，派遣學生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軍事、技術和自然科學

十一年，曾國藩、李鴻章接受容閎倡議，聯名奏請清政府選派幼童赴美留學。此後即由容閎帶領幼童赴美，此即中國近代派遣的第一批官費留學生。

光緒二、三年(1876、1877)，又繼續派遣學生到德、英、法等國學習陸軍、海軍和造船等。洋務派舉辦的學堂，無統一的學制，未形成學校系統。

教學內容除「四書」、「五經」等外，主要是「西文」和「西藝」，比舊學堂講求實用，並開始將近代天文、數學、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知識和技術學科作為課程，有些學堂還學習萬國公法、外國史地等人文科目。

建立一套有別於封建主義的學校管理制度，對招生、考試、學習的年限、經費來源以及學生畢業後的任用等都有詳細規定。

提出「中體西用」的教育思想，突破傳統中體中用的思想框架，成為中國近代教育的肇始階段。

對洋務教育的評價

洋務教育的破產，雖以甲午戰爭的慘敗為其標誌，但這種戰爭上的慘敗，也實導源於洋務教育自身所存在的致命弱點。

作為一種全力服務於軍事目的的教育體制，在甲午戰爭徹底失敗以後，已經失去原有的活力，從此一蹶不振也是必然的結果。而且，數額高達2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也使清政府國庫枯竭，財政危機更為嚴重，再也無力支撐這些成本太高、收效甚微的洋務學堂。同時失去了戰爭活力和財政來源的洋務教育，必然地衰落下去。

儘管在甲午戰爭之後，仍然有一批武備、水師學堂陸續問世，以求重振國力，但無異於迴光返照，最終不能挽救滿清王朝江河日下的命運。

事實上，早在洋務教育初創並臻於鼎盛的時候，就已播下了最終要導致其失敗的種種惡因，甲午戰爭的慘敗只是加速了這一頹敗的過程。

首先，洋務教育的目的，與其說是求謀自強之道，毋庸說是為了延長腐朽的滿清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在這一點上，無論是洋務派，還是以倭仁等人為首的頑固派，認識都是一致的。

其次，洋務派倡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雖較頑固派的主張有很大的進步，也不失為折衷中西文化衝突的一項策略。但在這一前提下，任何教育變革都不得觸動封建的綱常禮教，不得觸動封建國家的政體及與此密不可分的封建教育制度和科舉制度；正因為如此，洋務教育進行了幾十年，都沒有提出任何有關國家教育體制的宏遠規劃和建設。

洋務派幻想在絲毫不觸動封建教育舊體制的前提下僅作最小限度的改良，便能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結果必然只能是到處碰壁，難免失敗的命運。

再次，洋務教育本身也存留著種種的劣根性，這是腐朽的滿清政治制度及其弊病在洋務教育內部的必然反映。以同文館為例，清廷雖對其寄以重望，並不惜重金維持學務，但其內部管理卻十分混亂，種種腐敗的現象，與舊式官學並無二樣。

1883年，監察御史陳錦在一篇奏文中揭出同文館內部的四大弊病：考課不真，學生與副教習聯絡聲氣，試則前茅，食則全俸，叩以算學則茫然不知。銓補不公，保舉一節，尤多蒙保、混保之弊。獎賞不實，學生本多寒峻，提調赳扣學生應得獎賞，中飽私囊，吮眾人之膏血，肥自己之身家。館規不嚴，提調晚餐醉飽，食足洋煙，概不過問館內大小事務；蘇拉傚尤，作樂唱戲，喧嘩達旦；學生酗酒賭博、蕩檢踰閒。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此外，中國長期閉關自守，開埠以來風氣稍開，但大多數官紳仍滿足於自守，眼光短淺，興辦洋務教育的初衷，原不在拓展國力，走向世界，而是為了禦敵自守的實用目的，故洋務教育的規模狹小，拘束小器，素無泱泱大國風範。

相當一批工藝技術學堂，只是為了訓練所在地區或所屬企業急需的技工，任務一告完成，學堂便自行停辦，可謂是淺嘗輒止。

即使沒有甲午戰爭這樣的重大考驗，洋務教育自己也會迅速衰落下去的。當然，洋務教育是特殊時代的特殊產物，儘管它是在內憂外患的強大壓力下，不得已而為之的被動的教育措施，但畢竟是邁出了中國教育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並且培養出了中國最早的一批近代化人材。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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