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新古典現實主義定義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這裡是吳軍的《硅谷來信》第3季。這封信我們來談一談著名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思想。

哈耶克的思想對我影響比較大。我這個人讀書比較雜，而且有些別人讀不下去的書，有時我會硬著頭皮往下讀。讀進去了，體會了，人有時就變了一個人。借用我之前介紹過的印度哲學的說法，一個人之所以成為自己，是因為自己曾經的思想和行為。這樣算，在我身上多多少少有一些哈耶克思想的成分。

哈耶克這個名字你可能並不陌生，得到上有不少介紹哈耶克思想的內容。這封信我和你分享的內容主要來自哈耶克的《自由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這本書，也翻譯成《自由秩序原理》。這本書是古典自由主義的經典之作，曾經被美國的《國家評論》雜誌評為20世紀最好的一百本非虛構圖書的第九名，哈耶克的另一本名作《通往奴役之路》在這個榜單里排第四名。英國已故的首相撒切爾夫人曾經在英國保守黨的一次會議上拿著《自由憲章》對大家說，這本書才是我們應該信仰。

接下來我們就借著這本書，來介紹一下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
哈耶克如何定義自由？
說到自由主義，你可能會想到現在美國歐洲的各種左派思想，通常人們也會說左派是自由派，右派是保守派。但古典自由主義的主張和今天西方的左派思想正好相反。今天西方的左派思想其實更偏向於北歐式的民主社會主義，強調結果平等，反應在社會政策上就是高稅收、高福利，政府要提供很多服務。而古典自由主義強調個人的意願、行動和經濟活動的自由，主張政府要少干預個人和商業的行為，同時強調法律和法治。也就是說，其實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放在今天，就屬於保守派。

今天的社會，每個人都非常看重個人的自由，但通常只是出於一種本能，很多人其實並沒有搞清楚自由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有的人在追求自由時給自己套上了枷鎖，還有一些人打著自由的幌子干涉其他人的自由。比如現在在美國，有的年輕人認為警察妨礙了人民的自由，應該減少警察的經費；但是，警察的活動減少了，犯罪分子就猖獗了，大家反而晚上不敢出門，社會缺少了秩序，其實是變得更不自由了。因此，我們有必要更深入地瞭解一下那些我們日常掛在嘴邊的概念，不只是本能地追求自由，還要真正理解自由的內涵，更好地維護我們自由。

哈耶克是怎麼定義自由的呢？他是用人與他人的關係來定義的，他講，所謂自由，就是他人不強制我們的行為。當然，這件事要對所有人成立的話，我們也不能強制他人的行為，因此自由並不是自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根據這個定義，一個宮廷里的高級官員，並不比一個農民或者工匠更自由，因為宮廷官員每天都對國王唯命是從，而一個農民在大部分時間里可以決定自己的行為。

因此，哈耶克講的自由並不意味著的一定有更多的選擇、更大的活動範圍、更多的資源，而是意味著可以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按照自己想法選擇機會。就我自己而言，很多人都會問我，我有很多資源，為什麼不利用起來，獲得更大的發展。其實道理很簡單，我不願意過不自由的生活。很多公司的朋友對我講，你來做我們的CTO或者首席科學家吧，我們給你多少多少股份。我對他們講，現在我們是以朋友身份相處，我也自由，你也自由。要是我真的接受了你們的職務，我顯然不自由，你也要天天考慮不能讓我有意見，又怕壞了朋友關係，你也不自由。

如果自由只是可以按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並不一定意味著更多的選擇和資源，那自由對人到底又有什麼好處呢？哈耶克認為，人類文明的開啓以及後來社會進步，靠的就是人們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目標。一個人為了達到目標，需要擁有更多的知識，這些知識又會讓他人受益。

同時，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由，就會有競爭，而自由競爭就是維持一個開放系統的必要條件。如果沒有了自由競爭，這個系統就會成為一個內部熵不斷增加的封閉系統。同樣的道理，商業的自由也是如此，一個商業被壟斷的社會，也會是一個熵不斷增加的封閉系統。商業的自由其實是人的自由的一種體現。

不過，自由的社會會帶來一個結果，就是發展的不均衡性。因為人的智力和體力不同、經歷不同、運氣不同，因此在一個人人自由發展的社會，每個人得到的結果就不可能完全相同。如果結果一樣了，那就是平均主義，不是通過人的自由發展得到的。

一個社會只要在進步，就不可能是社會全體同時進步的，新知識、新的機會（包括財富）一定是先在某個小範圍內誕生，再向多數人傳遞和分享。因此，社會進步的過程中，一定會出現不平等的現象，但這不是實質性的不平等。按照哈耶克的觀點，不平等的現象應該依靠發展來解決，而不是人為調整來實現。

當然，一定會有人不同意這樣。比如有人會想，那憑什麼張三就比我先富起來呢，為什麼不能多掙了錢就大家平均分，所有人一起同步富起來呢？哈耶克講，如果這樣，那所有的人都不可能富起來。世界上之所以會出現更新的、更好的東西，是因為那些創造出新東西的人可以先一步獲得創造出新事物的成果，如果沒有了這一點，社會的進步本身就會停滯。因此，哈耶克講，經濟上的不平等並不是一種罪惡，我們可以通過發展消除貧困。

實際上，中國社會通過改革開放發展起來的歷程，也是遵循了這個規律。中國在過去幾十年里的發展成績有目共睹，這固然是因為中國人的勤勞和智慧，但也有一個重要的制度原因，是避免了走平均主義的道路。實際上，現在的一些歐洲國家就存在這個問題，過於追求結果平等，影響了經濟的增長。

通往自由之路
哈耶克講，通向自由的道路有兩種，或者說，人類獲得秩序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自發誕生的秩序，古典自由主義信奉這樣產生的秩序才是最好的。第二種則是人為設計秩序，北歐的福利社會主義就更偏向於這一種。

哈耶克認為，自發誕生的秩序才反映了自由的本質，採用漸進的經驗主義方法，比較少涉及強制；而人為設計的秩序則是理性主義的，帶有一定的強制性。自發秩序講究有機生長，緩慢地試錯；而人為設計的秩序則容易陷入教條主義的陷阱，試圖創造不可能的烏托邦。

從哲學上講，自發秩序的哲學基礎來自亞里士多德式的哲學思想，人為設計秩序的哲學基礎來自柏拉圖式的哲學思想，前者強調來自客觀世界的經驗，後者強調人的理性。如果我們承認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且人常常是自私的，那麼就應該對理性設計秩序這種方式有所警惕。

當然，自由不是不講規矩，自由要服從的規矩就是法律。哈耶克講，服從於法律不等於服從於他人。如果我們是服從於一個具體的個人，那是奴役；但如果我們服從於社會共同的、公正的法律，那麼人依然具有自由。

不過，對於什麼叫做公正的法律，哈耶克也有自己的觀點。他說，人在法律意義上是平等的，這意味著法律不能歧視任何人；但法律意義的平等不是現實中的完全平等。而且，如果我們要在法律意義上承認每個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不能侵犯任何人的正當權利，那麼在現實的發展中，就必然會出現不平等的現象。如果要扯平這種現實的不平等，就需要在法律上制定具有歧視性的條款，對一部分人區別對待。也就是說，哈耶克認為，法律的平等和現實的平等是不可兼得的，要實現現實的完全平等，就要犧牲法律上的平等，反過來也是這樣。因此，哈耶克講，人們可以自己選擇，是要法律的平等，還是要現實的平等。

當然，有人會問，如果犧牲現實的平等，那弱勢群體怎麼辦呢？哈耶克認為，只能靠人善良的天性照顧他們，從博愛和正義的角度對他們進行一些補償。比如說，清華和北大在招生時，會拿出少數名額給一些教育資源差的偏遠貧困地區，這是從正義的角度出發給予的補償。其他人要考清華北大，還是要按同樣的標準。但是如果清華北大把招生制度整個改掉，不是按分數決定誰上清北，而是按人口比例分配每個省有多少人上清北，那就不是補償，而是改變了整個系統。

自由和私有財產
最後，講一講哈耶克對於自由和私有財產關係的看法。哈耶克講，保護私有財產是保護個人自由的一部分，而保護私有財產的基石就是契約制度。而契約，則是人們之間基於自願而非強制的互利合作決定。

比如你使用某家互聯網公司的服務，和它簽一個自願的互利合作協議，這就是契約。合理合法的契約可以保障你的數據資產以及你個人的自由。但是，如果互聯網公司悄悄定了一個霸王條款，讓在你不之情的情況下就同意了，這樣的契約就會讓你失去一部分自由，你的數據資產也就得不到保障。

小結
總結一下，這封信和你談了哈耶克的思想，主要是討論了一下自由這個概念。有些時候，我們討論一些事情需要有一定的理論基礎，而這些理論基礎往往就存在於那些經典的著作中。比如今天我們談網絡個人權利，談數據資產，理論根源其實還是在那些哲學、經濟學、政治哲學的經典著作中。哈耶克的著作就是其中之一。這樣的書通常不好讀，你如果打算自己去閱讀，不妨耐心一些，多讀幾遍，仔細體會。」

「你好，歡迎每天聽本書，今天為你解讀的書叫《貨幣野史》。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主題，我會說是「找回丟失的貨幣常識」。
什麼是貨幣常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貨幣是一種特殊商品，它是在經濟發展中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交換媒介。比如說，在原始社會里，有人種田，有人打獵，有人採摘，他們一開始是直接交換彼此的產品，但很麻煩，於是慢慢約定，用某種貴金屬作為交換的中介，形成了貨幣。這就是一般經濟學告訴我們的常識。
但這本書告訴你，這個常識是錯的。書中說到，按人類學家的考察，歷史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經濟，更不用說由物物交換演變來的貨幣；相反，有很多證據表明，貨幣最初的形態是關於欠債的記錄，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比如，五千多年前蘇美爾人的債務記錄，近代英國使用的木條借據，太平洋的雅浦島上使用的石頭貨幣，乃至今天銀行系統中流動的電子數據，都能證明貨幣是一種信用債務記錄，而不是我們常說的交易媒介。
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信用和債務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債務表示負擔，信用強調償還，它們都代表欠債，因此在很多時候可以互換，比如信用卡就是債務卡，信用記錄就是債務記錄，信用擴張就是債務擴張，等等。
那麼關於貨幣是信用的觀點是怎麼弄丟的呢？作者指出，在17世紀的英國，發生過一場關於貨幣鑄造的大辯論，當時德高望重的思想家洛克認為，貨幣作為商業活動的工具，價值要固定，標準要統一，他不認可貨幣是信用，而相信貨幣是金銀，這種觀點贏得了辯論，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把它寫在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中，一直流傳到今天，成為經濟學的常識，也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失誤。
這本書的作者菲利克斯•馬汀，有經濟學、古典學以及國際關係等多個學位，所以這本書不像一般經濟學著作那麼嚴肅，而是很有戲劇性。比如上面提到的貨幣常識的丟失，書中稱之為「謀殺案」，不過作者認為，洛克否定正確的貨幣常識是無心之舉，所以將它定性為「意外死亡」，充滿了故事色彩。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叫「Money：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被翻譯為「貨幣野史」，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按這本書的觀點，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重大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這有什麼用呢？用一位讀者的話說，魚恐怕永遠也不能操縱水的流向，但它明白了自己曾經逆流而動的徒勞，才會去嘗試改變那些可以改變的東西，讓事情變得更好。這就是認知的價值。
接下來，我就分三個部分為你解讀這本書：第一，為什麼說貨幣的本質是債務記錄，而不是交易媒介；第二，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
第一部分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貨幣的本質是什麼？說起這個問題，很多人憑借在書本上學過的知識，也能說出個一二三來，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在原始經濟中，貨幣是不存在的，只有物物交換，效率很低。因為你必須找到一個交換對象，他有你想要的東西，你有他想要的東西，兩方面湊齊才行。這個困難讓人們產生了對交易媒介的需要，比如貝殼、金銀、銅錢等等，你可以賣出商品賺取它，又可以用它來購買一切物品，並且可以囤積起來，作為今後的財富。這就是貨幣的由來。它的本質是交易媒介。
這套理論流傳廣泛、深入人心，因為它符合我們的邏輯想象，並有權威認證。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提出這種觀點，17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洛克也堅持這種觀點，最重要的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經濟學奠基之作《國富論》中發展了這套理論，被後來的經濟學著作沿用，成了經濟學的標準常識。
當然，它有時也會受到懷疑，比如經濟史上有個著名的「拿石頭當錢」的案例，就對這種常識構成了挑戰。案例說的是在太平洋西部，接近菲律賓的地方有一個島叫雅浦島，當地人過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島上只有三種產品——魚、椰子和海參，沒有農作物，幾乎沒有藝術品和手工製品，很少跟外界貿易，可以說是現代人眼中的原始社會。
按理說，這種地方最可能看到物物交換的景象，但恰恰相反，雅浦島有一套高度發達、與眾不同的貨幣，學術上叫「費幣」（中文是浪費的費）。這是一種又大又厚的石輪，直徑從1英尺到12英尺不等，中間有一個洞，可以插進木棒進行運輸。一開始人們認為，當地人選擇這種貨幣形式是為了防盜，因為它不易攜帶，就不會成為偷盜的目標。
但後來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在雅浦島上，交易計算的是彼此的債務，用債務抵消，餘額在以後的交易中再結算。即便到最後結算的時候，如果需要轉移的費幣太大，不容易搬動，它還是會留在原處。這個案例引起了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注意，它不僅對貨幣起源的常見理論提出了挑戰，還引發了貨幣到底是什麼的懷疑。
一般理論認為，貨幣是一件「東西」——是從眾多商品中選出來的，充當中介起到方便交易作用的特殊商品。但雅浦島的費幣並非如此，通常這些石頭比交易的物品更難移動，在大多數交易中根本沒有被交換過，因此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交換媒介，更像是一種信用記錄和債務清算手段。
那麼，雅浦島的狀況是不是特例呢？隨著更多的研究和證據出現，人們發現它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
比如，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中東兩河流域，就有了記錄債務的貨幣技術。考古發現當時的帳簿上有一種叫謝克爾的記賬單位，它記錄了商品、勞動和法律懲罰等各種事物的價格，比如每個月的勞動價值是1個謝克爾，租一輛牛車每天要支付1/3謝克爾，扇別人的耳光要罰款10個謝克爾，等等。這種經濟既不是物物交換，也不靠鑄幣支持，而是靠虛擬的債務和收入記賬系統來運作。這時候貨幣充當的是計量單位和債務記錄，而不是一種商品。
又比如在公元12世紀，英國出現了用木條作憑證的支付系統，人們在木條上鑿出凹口，以記錄貨幣單位的數量，將它一分為二，債權人和債務人各拿一根。債權人那一根可以作為支付憑證流通，當有人把代表債權的木條拿到債務人跟前要求償付時，兩根木條上的切口必須匹配。這種獨特的支付系統，在英國持續了幾百年之久。
今天的銀行體系，更能體現貨幣是信用和債務的特點。這一點我在《現代貨幣理論》這本書的解讀中談過，這裡就不展開說，只做簡單的概括，那就是：銀行通過批准對企業或個人的貸款，能夠憑空創造出新的貨幣，這些貨幣的本質，就是企業或個人的信用（債務）記錄。
總之，這本書通過引用一系列證據和研究，否定了傳統經濟學提出的，貨幣是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商品的觀點，比如美國學者喬治·道爾頓認為，如果將「以物易物」定義為沒有貨幣的市場交換，那麼從來沒有證據表明它是重要或主流的交易模式；劍橋大學的一位人類學家更是直截了當的說：「從來就沒有關於以物易物經濟的直接記錄，更不要說從這種體系中誕生貨幣了。」
那麼貨幣是什麼呢？這本書認為，貨幣是由債務記錄和清算系統構成的社會技術，它的核心是信用。傳統經濟學認為，有形的貨幣才是錢，信用和債務是以此為基礎衍生的虛擬現象；而這本書認為，信用和債務才是貨幣的本質，硬幣、鈔票、存款等等這些具體的貨幣，只是表徵，是用來跟蹤記錄經濟中債權債務關係的工具；打個比方，認為貨幣產生信用，就像說太陽圍著地球轉，那是錯誤的直覺，而認為信用產生貨幣，就像認為地球圍著太陽轉，這才是貨幣的常識和真相。
第二部分
那麼，這種常識和真相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呢？這要從一場辯論說起。因為17世紀的英國，出現了貨幣短缺，因此要重鑄貨幣，人們對此產生了分歧。
當時的英國，主要流通的是銀幣，它在使用中會磨損，還有人把邊角銼下來，鑄成新的硬幣牟利，這些殘缺的硬幣重量或成色不足，卻以法定面值在流通，於是就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就是說，當人們發現成色不同的硬幣都以相同的面值流通，就會把沒有毀損的貨幣貯藏起來，只用那些不合格的劣幣進行交易，這樣就把良幣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結果就是，在17世紀60至90年代，硬幣磨損、偷銼剪切的現象在英國愈演愈烈，劣幣充斥於市場。到了1695年，大多數流通硬幣所包含的銀的成分，只有出廠時的一半左右，相同材質的銀塊的價格，比鑄成硬幣要高出近25%。另外由於當時的金、銀兌價不合理，英國的銀幣外流，導致貨幣短缺，嚴重影響了英國的商貿秩序和經濟發展。
於是，英國政府和議會開始醖釀重鑄貨幣，但對於如何重鑄，爭議很大，其中有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財政大臣威廉·朗茲，另一位是當時著名的哲學家約翰·洛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
財政大臣朗茲建議，把所有銀幣的面值都提高25％，新幣和舊幣同時流通。舊的劣質硬幣雖然重量和成色不足，但可以按面值流通，而新鑄成的優質貨幣，要麼將法定面值提高25%，要麼將實際含量降低20%。總之就是提高銀幣的法定面值，降低鑄幣的金屬含量，這樣可以讓人們願意把白銀送到鑄幣廠被收購，同時那些被私藏的優質銀幣也會重新進入流通，使銀幣短缺的狀況得到改善。
但另一方面，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洛克反對朗茲的意見。他認為白銀才是真正的價值來源，才能充當法定貨幣，貨幣必須保持固有的含銀量，才能維護貨幣的信譽，因此他反對降低鑄幣的含銀量。他主張按原來的重量和成色標準重鑄新幣，取代殘損的舊幣，而在新幣取代舊幣的過程中，由政府承擔損失。
他們的意見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貨幣觀。洛克認為貨幣是一種商品，貨幣的價值是由充當貨幣材料的金屬含量所決定的，因此不能隨意變動標準，這叫金屬主義；而朗茲認為貨幣的金屬含量不重要，重要的是貨幣標識，因為貨幣只是國家規定的計量符號，這個標準是可以變動的，這叫名目主義。換句話說，洛克認為錢是金銀，信用只是硬幣的延展；而朗茲認為錢就是信用，硬幣只是信用的物理表徵。這就是商品本位和信用本位的區別。
最後，這場辯論的結果是洛克的主張獲得了政府認可。1696年1月，英國議會下令，從當年6月起殘缺的硬幣不能再用。在此之前，它們可以用來繳納稅款或購買政府債券，仍然按法定面值計算，從7月起，就只能按貨幣中真實的含銀量以市場價回收。這樣，缺損的貨幣被收集起來，加上政府投入的白銀，按照標準的重量重鑄貨幣，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年。
按照作者的觀點，朗茲的建議是正確的，而洛克的主張把事情弄糟了，但是沒辦法，他們的權威和影響力相差太遠。洛克不僅被後世認為是啓蒙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並且在當時也被看作英國議會制度的首席理論家，是名副其實的意見領袖。他不僅決定了英國鑄幣大討論的政策結果，也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接下來誕生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洛克的貨幣觀就佔據了主導，按原書的話說，「在斯密和他的古典經濟學追隨者的作品中，出沒著一個幽靈：這就是約翰·洛克以及他那套貨幣自然主義。古典經濟學家對洛克的忠誠不可動搖：貨幣就應該是黃金或白銀。」正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到：「和其他商品比起來，金屬損耗較少，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們更抗侵蝕。此外，金屬還可以按任意數量分割成小塊……正是這種特性，讓金屬變成了最適合商貿和流通的工具。」
不僅如此，洛克對價值的認識，也就是「價值是物品的自然屬性」的觀點，對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影響深遠，它極大地簡化了理解經濟的任務。因為如果把價值看作天然的東西，那麼經濟學分析根本不用關心貨幣。貨幣只不過是為瞭解決交易不便的媒介，人們想要的不是它，而是可以用貨幣買到的商品。這樣一來，經濟學的分析最好是從忘掉貨幣開始，而去關注生產、分配、消費等「真實」的經濟問題，就像另一位經濟學家穆勒總結的那樣，「簡而言之，從本質上說，在社會經濟範疇中，不可能有比貨幣更不重要的東西了。」
就這樣，經濟學從創立開始，就把貨幣打入了冷宮，因為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不對經濟產生實質影響，這種觀點一直流傳到今天。而在《貨幣野史》這本書看來，這恰恰是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一個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解決經濟問題。
第三部分
那麼，運用新的貨幣常識，可以分析哪些現象、解決什麼問題呢？按照這本書的觀點，要想正確認識金融危機，保持社會穩定，就需要運用新的貨幣常識。
就拿過去幾十年來說，金融危機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再到2002年阿根廷主權債務危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種動蕩並不是偶然出現，而是反復發生的。這種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這本書的作者認為，貨幣本身就有不穩定的特質，因為它總是傾向於產生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當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金融危機。
比如，在經濟景氣時，資產價格會上漲，導致投機增多，很多人將資產抵押成貸款，進一步買入資產，造成資產價格不斷上漲。而大量投機產生的債務，會讓投資者資金緊張，也就是收入不夠支付利息。當債權人開始要求償還時，負債累累的投資者必須賣掉資產來維持現金流，而這時候，已經沒有交易對手可以支付如此高昂的資產價格，因此出現拋售，導致資產價格跳水以及流動性緊張，最終造成金融危機。
更麻煩的是，金融危機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為它會帶來收入下降和失業。2008年之後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還算是溫和的，往前追溯問題更嚴重，比如2002年阿根廷債務違約引發的金融危機，造成社會騷亂和政局動蕩。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導致房價、股價的大幅下跌，企業大面積破產，造成日本經濟「失去的二十年」。
對此，作者的建議是什麼呢，他在書中說到：
「許多國家目前的金融不平等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或者說它們的債務太多了。而且我也認為，目前嘗試逐漸減輕這些巨額債務的策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經濟上也不令人滿意。而如果參考梭倫書中的建議，我們就能提前處理這個問題，或者通過設計幾年的高通脹，或者通過直接重組債務的方式。」
你看，這裡提到了梭倫的建議，也就是梭倫的改革。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雅典的執政官，展開了一系列被後世稱為「甩包袱」的社會改革，其中首要的一條是取消債務。而所謂通過高通脹或重組債務來處理問題，就是作者認為，為了減少金融危機和社會動蕩的隱患，需要通過技術手段來減輕社會負債群體的負擔，甚至是大規模地赦免債務。
這種建議是異想天開嗎？不是，它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
書中說到，古代中東地區就有這樣的傳統，在整個社會不能支撐債務負擔的時候，國王會宣佈，所有債務一筆勾銷。《聖經》中也有類似記載，在宗教歷史上，每四十九年的最後一個贖罪日結束後，叫「禧年」，這一年每個奴隸都可以重獲自由，每一塊土地都可以物歸原主，每一筆債務可以一筆勾銷，每個人都有機會重新開始。
正是按這個思路，1997年有人發起了「禧年債務運動」，要求取消貧困國家的債務，特別是那些發生飢荒、戰爭和瘟疫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利息，陷入了依賴債務的惡性循環，唯一的辦法是減免或者完全取消債務。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市場經濟中，遵守契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這本書的作者為什麼還主張赦免債務呢？
這就要回到對貨幣的認識上來。傳統貨幣觀點認為，經濟價值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事實，貨幣的職責就是衡量它，但不能影響它。貨幣本位是政治公平的支點，就像物理天平的支點一樣，它必須固定在一個位置，才能保證測量準確。因此，遵守債務契約和尊重貨幣本位是一件順應規律、理所當然的事，不能違背它。
但是這本書認為，沒必要把經濟價值看作天然的事實，而應該看作是為了實現公正繁榮的社會而發明的概念。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不是貨幣穩定，而是實現一個公正繁榮的社會，既然如此，債務重組或通貨膨脹導致的違約或偏離貨幣本位，只要有利於社會穩定，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在《羊群的共識》這本書中有一個案例，似乎印證了作者的觀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冰島整個國家陷入了困境，因為之前他們大量擴張信貸，欠下了巨額債務，危機爆發後冰島三家最大的銀行破產，三十萬冰島人背負了上千億美元的外債，加上資本市場的虧損，平均每個人背負了上百萬美元的債務。於是，冰島政府決定重啓經濟，將危機時期產生的居民負債一筆勾銷，用三大銀行的稅款來補，受到舉國上下的熱烈支持。
結語
說到這兒，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就快介紹完了，我幫你回顧一下它要回答的幾個重要問題。
首先是貨幣的本質是什麼？傳統經濟學認為，貨幣是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特殊商品。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的常識，因為從小到大，幾乎每個級別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是這麼說的。但是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個常識是錯的。因為根據人類學家的考察，沒有發現大規模的物物交換的堅實證據，反而有大量的歷史研究表明，貨幣最初是以債務記錄的方式誕生的，它的核心是信用。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現代銀行通過借貸創造貨幣的機制，更是清晰無誤地展示了這一點。
其次是貨幣的這種常識，是怎麼在經濟學中被遺忘和顛倒的？這本書的作者認為，歷史的偶然造成了這個結果，因為17世紀著名的哲學家洛克，在一場重要的貨幣辯論中贏得勝利，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作者認為經濟學把貨幣看作交易媒介，把經濟看作是去掉貨幣之後的物物交換，進而認為貨幣在經濟中無關緊要，對我們看待經濟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誤導。 只有把貨幣看作信用或債務，才能明白它對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對造成經濟波動影響巨大，這才是貼近現實的觀點。
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作者在書中談到了金融危機，他認為貨幣總是傾向於積累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是金融危機反復出現的根本原因，而要維護社會穩定，我們只能採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比如赦免窮人的債務，這在西方有歷史和宗教的傳統，卻對「欠債還錢」的中國古訓構成了挑戰。
不過我認為，讀完了這本書，如果理解了貨幣是債務、同時也是信用的觀點，會對中國的另一句古訓「人無信不立」有更深的感悟。
過去我們通常認為，「人無信不立」是一種道德要求，跟人的物質利益沒有太大關係。而當我們知道貨幣就是信用之後，「講信用」似乎多了一層理由。它不僅是一種可貴的精神品質，並且會在某個時候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這就是講信用的巨大價值。」

【盧斯達：除「前景仆街」外，黃大仙籤文還說了甚麼？】

亂世過年，傳媒紛紛求籤問事。今年給出的籤文，以香港人的角度來解，可謂大多仆街。

顏回、蘇武和孔子

《蘋果》問黎智英前程，大仙說「顏回樂道」，也就說他沒有放棄西式民主主義，最終在政治上餓死；

問法治，大仙說「蘇武牧羊」，也不是徹底仆街，因為故事說漢朝武將蘇武出使匈奴，到埗後當地情況生變，蘇被扣留不准回國，被人發配西亞利亞附近放羊，歷盡千辛萬苦，但歷史書認為他終無失節，最後也能歸國，看來是並未絕望，會有人堅持下去；

《東方》問香港整體前程，大仙給出「孔子聞衛樂」，孔子討厭衛國音樂，因為孔子喜歡周政，也就是（想像中）一切依封建禮樂行事。他喜歡的音樂應該是雅樂，雅樂追求的境界是哀而不傷、樂而不淫，合乎中道；而衛樂是激烈的、觸動情緒的、使人如痴如狂的。

你可以說是喻示香港的主旋律已經改變，所以香港人不忍聞之，不喜歡不習慣。在我看來，卻可以是代表香港以前那個西中合壁、兩邊不得罪、中庸之道的雅樂時代已經過去，整個香港和世界彌蔓著激烈和變革性的意識形態，由封建家天下走入百家爭鳴、國族互相攻打的亂世，所以孔子惡衛樂，是指溫吞和善的社會賢達（孔子）將面對大勢已變。

孔子其實是斯人獨憔悴，因為其他國君、思想家、食客的經濟，都打開了局面，進入古典文明的全盛時代。這籤，你可以解情況仆街到痺，也可以解為一種對「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即將出現的預言。

朱元璋和功臣

《蘋果》問香港整體前程，大仙給出「朱洪武登基」。這又可以是好，可以是壞，問題是你當自己是朱元璋還是功臣。可以是說朱氏終於成功推翻了異族統治，也可以說香港人是朱氏登基之後被殺光的功臣，但香港人又怎會是跟隨朱元璋打仗的功臣？更加接近朱元璋功臣這個歷史生態位的，是香港的中國和本地官員、建制派政黨和武裝力量。

由於異族（中國想像中的受外國勢力指使的香港示威）已經被誅殺，功臣鳥盡弓藏的時候已經在倒數。建制派現在開始內戰，既爭下一屆大位由自己的人上，也在爭不想淪為斬首示眾爭取民心的棄子。

《蘋果》問傳媒，大仙說「韓文公被貶」，又是一支聽來仆街到震的籤。表面上可以說傳媒是被貶的韓愈，但故事裡他為何被貶則有點複雜。當時韓愈的皇帝唐憲宗要迎取佛骨入宮供養，韓愈上奏大力反對，皇帝一怒之下就將他流放到潮洲，女兒在途中病死，求命運好似真是凍過水。

大仙用韓愈的深意

這支籤的靈秀處，不在被貶，而是韓文公。

韓愈在他自己的時代，是一個文學思想運動的旗手，也是個宣傳家，所以他是一個 KOL 。韓的時代任務是屌柒佛教和道教，認為儒家思想要重新提振起來。類似的人物在很多年之後的日本也出現，將軍之後德川光圀（1628-1701）在自傳就自述為「尊敬神儒而駁斥神儒；崇敬佛老而排斥佛老」，透過否定外來事物來肯定自己的本土性（神道）。

雖然韓崇拜孔子，但沒有孔子的淡約，言辭激越張揚，最終惹怒皇帝。他同時是一個中原中心主義者。他排斥佛教，是說佛教是來自西天（方）的，不是我們本土產生的事物，而且佛教會破壞君臣父子的倫常，子女不孝順父母、父母拋親棄兒出家，整個社會綱常大亂，儀式鋪張浪費錢，寺廟不徵賦遙役，是國家稅網和人力資源的漏洞。韓愈如果是四五十歲為主體的傳媒行業中人，也就是強調自己愛國，但愛文化中國而不愛黨國的情況，但皇帝接受不了，獨愛西天法術（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改朝換代多，故國遺民一波一波，各有信仰，但因為中央政權並沒有辦法統一思想，通常只是消極應付。例如商紂王被滅，周人設了「三監」這個國安處來監視原來的商遺民，後來卻是三監自己帶頭作亂，但中原的東西兩邊，自此就處於兩個大鬆散傳統。東邊慢慢成為「齊魯之地」，是傳統和文化深厚之地；西邊則逐漸荒蕪但卻是有生力量的發源地，被異族入主，後來成為秦人的領地。

西天之法講求的卻是整個國家劃一服臉的嚴密組織，而且名山大川（生產資料）被國家霸佔、鼓勵人民向政府提供不服從法律的貴族情報，那便是後來在「西邊」開始的商鞅變法。

韓愈當然可以附合為上一代香港的主流思想界，上承新儒家的文化中國說和民國史觀、中接火紅年代的社會派進步思想，後來則有全球化背景下北進殖民的頭啖湯和建設民主中國的理想。他們也談本土的，社會派學生講的就是要關心香港本土社會，但同樣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份；本來以前的皇帝也可以接受，以前「愛國者」的定義很寬，就想不愛黨國，但廣義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不和外國人眉來眼去，也當是次要敵人。

然而唐憲宗不接受韓愈說話難聽但終究是為了國家好，等於中國不接受香港要真實自治而能不影響國家安全（和利益），所以韓愈肯定要被貶。

貴族幻覺的退潮

不過故事的後來也很詼諧。韓愈被鐵拳打完之後，晚年也上表向皇帝認錯懺悔，恭順近媚，皇帝也終原諒他，改派他回去江西做官，不用待在荊楚嶺南「野蠻之地」。也許有一天香港的傳媒也會獲得寬待，誰知道？可以肯定的是歷史故事說，自韓愈死後，古文運動就暫時失去能量，到了 N 年之後才被宋人承接，因為上承分裂亂世而出的宋人也很需要建立自己的本土性和正統，又重新講起春秋戰國的尊王攘夷，所以清通易明的議論文和散文又流行起來。

尊王攘夷和香港人建設民主中國從而保障自己的假設，其實十分類似。尊王攘夷是說尊了王，但具有實際能量的國家四處「攘夷」，即香港在有自由有權力的自治狀態，並且認同中國的主權，但可以自行其是，這便是上一代的爭取路徑。大帝國不談尊王攘夷，因為它本身就擁有一切權力，不用迫於形勢而授權其他外判商，而是樣樣自己來。所以東周的戰爭，是一班貴族之間的有限內戰，而後來的戰爭卻是趨向種族和平民鬥爭。國家體制的成熟，其真實後果是在政治鬥爭和戰爭中將更多平民捲入。

例如近幾百年封建王朝對「雲貴之地」的特別統治、蒙古人毀滅了宋朝和遼朝、漢人被元朝殖民之類，大帝國的形式定了下來，小共同體分立情況下產生的尊王攘夷就不會再有現實意義，因為你已不是貴族，戰爭也早就擴張到平民階層。

韓文公被貶，也就是香港人被貶，不能再自欺欺人認為自己也是貴族、認為香港是中國的兄弟之邦，而是受其直接統治的平民。一國兩制「轉變」過來，香港人爭取和計算的方法和心態，也會隨著自我認識的轉變，面貌一新，歷史再也不能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