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季節還很炎熱的時候，那天一如往常地將小朋友整隊好之後，舉起交通棒指揮一個又一個小朋友們過馬路。等孩子們都散去得差不多，我開始收起道具準備走回學校時，看見校門前方的樹蔭下坐著一個穿著傳統伊斯蘭服飾的女子，我想應該是還沒接到她的孩子吧。因為外面的太陽實在是熱得過分，那不透氣的衣裳應該很難受，我就請她到警衛室坐著吹個冷氣。
陪她等待一段時間，她突然啜泣了起來，我嚇到了。立刻把手中的遊戲關上，走向前坐在她身旁，坐下的同時發現她雙手拿著一張照片，照片中是個男孩，看上去應該是4、5歲小班的年紀，我輕聲地問她怎麼了，她一句話都不說，只是繼續盯著手上的照片繼續地哭著。
事後從別人口中得知，這名女子是來自印尼的外籍移工，叫做小妮(化名)，小妮的雇主住在附近的老社區裡，她的工作是負責煮飯打掃還有照顧一個行動不便的老爺爺。她來台灣主要是希望能替在印尼的家增添多一點的收入，夢想是幾年之後能夠存到一筆錢回到老家蓋個漂漂亮亮的房子好好和家人相聚。
但沒想到夢想是建立在每晚的惡夢上。
床都還沒睡穩，到了雇主家的第二天雇主就對小妮毛手毛腳，三天兩頭就跑進小妮房間，幾個月後性侵得逞後，雇主食髓知味，抓到機會就對小妮上下其手，小妮每個晚上都活在害怕和陰影之中。
小妮雇主是離婚帶著一個孩子的單親爸爸，我才知道我遇到小妮的那天，她要接的孩子是雇主的小孩，因為沒有準時將孩子接回家，她很害怕雇主又會用這個理由對她施暴性侵，才哭了起來。
而那天照片中的男孩是她在印尼的兒子，每個性侵的夜晚小妮都是靠著手中的那張照片度過的，想著自己揹負著家中的經濟和兒子的生活，她只能咬牙的繼續做下去。⋯⋯」
這個故事呢，是聚會時從認識多年的朋友那裡聽來的，這是他在南部當教育替代役時所發生的事。
因為看到明年1月7日「#看見非公民大遊行」，突然又讓我想了起來。
我知道這樣的故事在台灣絕對不只一件，只是第一次，受害者就在身旁的朋友生活中發生，感覺是那麼的靠近，看著台灣的法律不足以有效的保障他們，當下我感覺到非常的無力和難過。
小妮和所有受害的移工之所以拖延這麼久不敢說出被性侵的事實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經濟的弱勢。
許多人一來台灣就欠下仲介龐大的費用，許多貸款利率是按日計算的，他們擔心一旦說出性侵事實會丟了工作，原本經濟基礎就薄弱的移工沒了經濟來源，根本無法付出龐大的仲介費，因此他們只能默默吞下被性侵的血淚繼續做著他們本來要做的和不應該做的工作。
另外，他們也「欠缺自由轉換雇主的管道」，雇主有權利解約移工，可是他們卻沒有權利跟雇主解約，除非雇主違法，像是違反勞基法、欠薪或是對移工施暴等，移工才能轉出，不然移工們永遠只能處在被動的姿態。
除此之外，性別原因也是他們不敢說出的原因，像小妮的文化裡認為被強姦過的女人是骯髒的，他們擔心別人對他們投以異樣的眼光，只能隱忍不說；語言也是，他們也擔心無法好好表達受害的過程，反而讓有語言優勢的雇主抓到機會，最後落得自己丟失了工作。
#移工 其實跟你我沒有什麼不同，他們也應要有共同參與政治的權利，我們必須重視非公民的政策決定權，尤其和他們權利相關的政策。
這次的遊行 #台灣移工聯盟 再次重提了勞動部始終不去面對的三項題目：
1. 「#是否同意家庭看護工有勞動法令保障」
2. 「#是否同意自由轉換雇主」
3. 「#是否同意廢除私人仲介制度，#強制政府對政府引進勞工」
在台灣這片土地下和我們一起共同生活的移工已經有67萬人。
男性移工或在工地或或在漁場，填補了台灣基層勞力的缺口，女性移工則走進了醫院和家庭擔任看護以及幫傭，緩解了台灣長照人力的缺乏，他們和我們一樣，每一個都是台灣經濟運作重要的螺絲釘。
希望政府能正視這些訴求，從法律的層面有效的保障這些移工們的權利，他們對台灣的付出絕對值得他們擁有一個健全的生活。
每個移工的背後都是一個家庭，能不能將心比心地去體會他們在長年在外地工作見不到家人的辛酸，如果你眼前的早餐是你媽媽每晚忍著淚水用皮肉換來的，你吃得下去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