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報週刊」與「週刊王」，宣佈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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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份正式受薪的工作是在山水影視製作公司當編劇。
山水散水後，我加入婦女出版社，在《大人週報》當助理編輯，後來主編葉寧調我去當記者。
《大人週報》停刊後，我再次被調去《時報週刊》當記者，同時幫《婦女》雜誌當特約記者和撰寫專欄。
離開婦女出版社後，我加入《新通報》當副刊記者，期間，《星洲》、《南洋》和《光明》都先後挖我過檔，我念情念舊，選擇留在《新通報》。
直到《新通報》停刊，《星洲》和《南洋》開的條件跟之前的條件不同，薪水低很多，但馬死落地行，本來打算加入《南洋》，但是在等待那繁苛的手續的當兒，我接到當時《生活出版社》總經理劉明志的電話，他邀我當《新潮》雜誌採訪主任，我直言在等候《南洋》的聘書，他叫我考慮，他甚至邀我老婆一起加入，我說她剛懷孕了，他說誰說懷孕不可以工作呢？他的誠意打動了我，但答應《南洋》副刊主任何謹在先，我就再致問詢問聘書的進展，他說還在人事部處理中。我繼續等，等啊等啊等，後來，我給自己一個期限，如果等到某月某日還沒收到《南洋》的正式聘書，我就接受劉明志的聘請。
到了某月某日，《南洋》依然無聲無息，我直接撥電給劉明志，答應加入《新潮》，我老婆也加入《新生活報》當編輯。
第二天，我接到何謹的來電說人事部正式聘請我了，我只好跟他道歉，這一個抉擇也讓我從此離開報界，轉戰雜誌界。
我也忘了在《新潮》工作多少年了，有一天接到以前《新通報》老總吳仲達的來電，邀我加入一本全新女性雜誌當主編，薪水和職位都三級跳，人往高處走，我毅然接受這個新挑戰。
從《美麗佳人》創刊至停刊，足足一年半的時間，在資源不足和協調不良之下，我真的學到很多，直到現在，我依然為這一本內容原創的雜誌引以為榮。
之後，《都會佳人》主編葉寧找我過去當副主編，一年後她離職我就升上主編的位置。
做了兩三年後，我就辭職當個全職自由人，開了《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兩本書和一本有聲書，同時，每星期幫報館、雜誌和網站供稿十多篇，在本地、新加坡和香港都有文字地盤。
期間，《光明》和《女友》都先後邀我加入，但我都一一婉拒，就是不想重複一樣的生活。
2001年1月中，陳峰邀我加入Doggie廣告公司當中文文案撰稿員，當時我在忙著製作有聲書，只好拒絕他的聘請，但期間幫他寫了一個棟篤笑劇本，同時也幫他的公司寫一些廣告文案。
同年3月，陳峰再次邀請，我開始心動，但我還是無法放下手上的工作，我說可能要等到7月，他說他願意等。同樣的，他的誠意打動了我。
直到7月1日，我正式轉行，成為一名中文廣告文案撰稿員。
我接受這個聘請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我從來沒有接觸過廣告創作，這是吸引我入行的最大因素。
回顧三十多年的職場生涯，我很開心自己從事的工作都是自己最愛的文字創作，我常說有甚麼事比這個更幸福的呢？
當在工作過程中遇到各種挫折打擊紛爭時，但跟工作中得到的幸福和滿足相比之下，都變得微不足道了。
從我在《婦女》雜誌中的第一個專欄《天花亂墜》開始，我特別要感謝全部報館和雜誌社的老總和編輯歷年來的厚愛，我寫了三十多年，依然可以寫下去，老土地說，也要感謝各方讀者的支持，開了面子書之後，我才知道有些讀者真的是痴心情長劍，大大話話都有二十多年了。
今天是我加入廣告行的二十週年紀念日，我仍然樂在其中，有人問這是不是一個舒適圈了，但我覺得舒不舒適未必是環境給予，而是視乎自己有沒有停頓下來。
廣告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不停在變，產品變，市場變，消費者變，廣告跟著變，如果你自己不求改變，不向難度挑戰，不撞板不吃虧，那就是活在舒適圈無疑。
所以，不管身在何處，只要不讓自己舒適下來，一直保持學習和求知的狀態，我覺得即使我做到三十週年時，依然可以活得像一個小鮮肉一樣。
#寫了這麼長可以當一篇專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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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新【當言論自由成為祭品——26年《蘋果日報》在港關上最後一盞燈】
「假如夏娃當初不是咬了蘋果一口，世上就沒有罪惡，也沒有是非，當然也不會有新聞。」這是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於1995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夕，向媒體述說的辦報理念。當時豪氣干雲的黎智英如今已在獄中，而咤吒香江26年的《蘋果日報》，這份親民主派大報，6月24日正式在政治的打壓下停刊。
內部員工表示，24日凌晨12時後，讀者無法再瀏覽網站內容，將留下一句停刊通知。23日晚上11時，許多讀者將車子停滿在壹傳媒大樓外周邊，聚集的人群以手機的燈光來送別《蘋果日報》。而最後一刊《蘋果》的頭版標題大字寫著「港人雨中痛別，我哋撐蘋果 （我們撐蘋果）」。
￭香港言論與新聞自由快速萎縮，親自由和民主派媒體首當其衝
黎智英成立的壹傳媒（Next Media Group)（編按：2015年10月更名為Next Digital Limited)，在1990年3月發行雜誌《壹週刊》，在1995年6月20日創立《蘋果日報》，成為香港最暢銷的中文報紙之一，在香港單日最高銷售量有50多萬份。高峰時期在2012年，集團合計約有5,000多名員工。當時它以全港首創的全彩色報紙印刷出版，打著「每日一蘋果，冇人呃到我（沒人能騙我）」的旗號，以大眾化、通俗的語言特色，配以搶眼、煽動的標題，快速拿下香港主流報紙的地位。近年因為黎智英的反共及自由立場，成為香港少數敢於批判北京和港府，同時也鮮明地支持香港反修例運動（台灣稱反送中運動）的傳統媒體 。
香港媒體近年的言論自由快速萎縮，不少做調查性與深度報導的媒體首當其衝。
《報導者》曾採訪前《明報》總編輯劉進圖，這位長期在香港做調查報導的新聞老將，2014年2月26日在港島遭2名歹徒重砍6刀，當時《明報》頭版的報頭和標題套黑，說那是「香港最黑暗的一天」。劉進圖回憶，2003年後，港媒受到的政治壓力愈來愈大，「2003～2013這10年間，媒體首當其衝⋯⋯一旦你批評北京，批評特區政府，中資機構，例如中國銀行就不在你的媒體投放廣告⋯⋯再後來華資的機構、國際的機構，如果它是重視大陸市場的，它也會迴避在北京批評的媒體投放廣告。」
近年立場親自由派與民主派的媒體，大量流失了廣告。其中香港《蘋果日報》每年投放大量資源報導六四周年、七一遊行等議題，也因而流失了紙本的廣告主，於是轉而在數位上爭取付費讀者。國際媒體關注港媒光譜的變化，2019年《紐約時報》採訪黎智英，當時以「香港媒體大亨黎智英（Jimmy Lai），一個有良心的攪局者」（A Hong Kong ‘Troublemaker’ With a Clean Conscience）來形容他，而當時受訪的黎智英說，廣告主的離開使得《蘋果》每年損失約4,400萬美元（約12億新台幣）的營收。
根據壹傳媒的財報，2011年至2014年財政年度，壹傳媒每年收入超過30億元港幣（約108億新台幣），但2016年後連續5個財政年度，累計虧損19.5億元港幣（約70億新台幣）。而《蘋果日報》的銷售量從最高峰的50幾萬份，到2020年不到10萬份；員工也從5,000多人的高峰，降至2020年9月30日約有2,000位左右的員工（其中香港1,228位，台灣866位），現在員工不多於800人。
雖然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開啟後，蘋果日報網站仍是港人追看的主流即時新聞平台，但同時，中國官媒開始鎖定並批判黎智英與他的媒體，《環球時報》就形容他是「大漢奸」、「亂港頭目」、「賣國者」、「被中國歷史唾棄者」。
2020年的5月29日，黎智英曾投書《紐約時報》，文章標題〈我的推文能威脅國家安全嗎？〉（Do My Tweets Really Threate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強調港版《國安法》將終結港人的言論自由，只能說中國政府容忍的話。
￭港版《國安法》以勾結境外勢力罪名，搜索《蘋果》編輯室並凍結資金
就在港版《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落地後，8月港警派出上百人警力，對香港《蘋果日報》報館進行大搜查，並援引港版《國安法》下第29條罪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拘捕73歲的黎智英；2021年5月，香港保安局凍結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股份，以及黎智英所擁有的3間私人公司於當地銀行賬戶內的財產。
上週三（6月17日），港警第二度封鎖蘋果大樓，再次以「勾結境外勢力」罪名，拘捕包括行政總裁張劍虹、總編輯羅偉光、副社長陳沛敏等5名高層，保安局也在同日凍結壹傳媒集團旗下3間關聯公司、共1,800萬港幣的資產，港蘋即時陷入財政危機，管理層一度向保安局申請解凍銀行資金未果，沒有足夠金錢繼續營運下去。
此外，大量蘋果員工即日辭職，旗下網路平台在今（23）日正式宣告停止營運後，蘋果網站裡的各個頻道，包括《壹週刊》、《果籽》等品牌，在Facebook粉專留下告別聲明，內部人員表示，網站內容將在24日凌晨起全數被移除。但在最後一夜，《蘋果日報》仍堅持印刷出最後一份紙本，數量高違100萬份。
6月18日在香港股市中停牌交易的壹傳媒，在《蘋果日報》停刊後，復牌機會減低。根據《香港01》的報導，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規則》的規定，若主板上市的公司未能維持足夠的業務運作或資產，港交所便可根據指引決定是否能將其停牌或除牌；若主板公司因業務運作或資產問題而致連續停牌18個月，港交所可取消該公司的上市地位。有分析指出，在失去主要業務後，壹傳媒可能因業務或資金問題，遭港交所取消上市地位，又或因停牌超過18個月，而被取消上市地位。
￭記者、讀者的哀悼，香港報界生態不再多元化
「很心痛、很傷心，這幾乎是香港唯一一份，敢於向政府對抗、為群眾發聲的報紙。」朱小姐是蘋果達20年忠實讀者，自倒閉危機消息傳出後，市面捲起數次的搶購潮，她每次都排隊買下一份紙本以示支持。
在《蘋果日報》港聞組工作逾10年的資深記者朗峰（化名）表示，觀察到其他業界同行，在2014年雨傘運動、及在2017年6月立法會議員因宣誓風波被褫奪議員資格後，不少報紙都減少人手、或減少篇幅報導示威或抗議的新聞。他以悼念1989年天安門廣場死難者、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作為例子，「蘋果是願意投放全公司人手和資源去做。由事前的人物訪問，到當天動員及部署等都報導，也到現場朴咪（現場訪問）不同年齡層及職業的市民。」
「以前公司與某些財團或地產商關係密切，不能報導它們的壞新聞，也禁止做反送中抗爭的周年回顧報導，」在去年8月大搜捕後才轉職至《蘋果》的記者心怡（化名）則透露，以前在親建制派的報社工作，經常要「掩埋良心」報導有利政權的論述，而且在反送中運動一周年後，只要是觸碰到「年輕人問題」，即便是軟性角度如「失業浪潮」也成了議題禁忌。她亦強調，針對一些批評香港警方的議題，建制媒體只允許固定同事處理，並大幅縮短文章篇幅，未能讓讀者了解事情的全貌。
「但在《蘋果》，只要你能向上司解釋到故事題目，你都可以做。」她預估到，《蘋果日報》倒閉後，最後一間親民主派的媒體倒下，第四權報導異見、監察及批評政府的空間將愈來愈少。另外，據她收到的行內消息指，不少建制媒體高層即將禁止聘請從《蘋果日報》離職的記者，意圖進一步扼殺記者的生存空間。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表示，《蘋果》正式關閉，意味著最香港會失去一份最敢言的報紙，「因為目前看來，它對政權及北京政府來說，最民主及最具批判性的聲音，」她強調，這一份異議報紙的象徵式死亡，亦預示著香港報界生態不再多元化，「特別是蘋果日報本來的讀者群廣大，代表大多數市民的不同聲音。」
￭香港新聞自由指數創調查以來8年新低
香港記者協會在今年5月公布的「新聞自由指數」顯示，新聞從業員對香港新聞自由的評分下跌，創調查以來的8年新低。港版《國安法》在2020年6月30日訂立和實施後，警方持續搜查新聞機構，也讓新聞採訪工作寸步難行。
《蘋果日報》在1995年的創刊社論〈我們屬於香港〉中，有幾段是這麼寫的：
「我們要辦的是一份香港人的報紙。
尚有兩年香港的政權便要移交了，在這個時候辦報，不怕九七後情況有變嗎？我們怕。但我們不願意被恐懼所威嚇。我們更不願意被悲觀所蒙蔽。我們要積極樂觀地面對未來，因為我們是香港人！
在世界的資訊走廊上，香港雖然只是斗室一個，但我們清明通透，時刻與整個世界資訊交流：每一分、每一秒都受到世界傳媒注視、受世界輿論監察。在舉世眾目睽睽之下，誰敢貿然對香港胡作非為？
我們有緊扣世界脈搏的靈通資訊網絡，優良的自由法治傳統，無數世界級的人才⋯⋯我們對中國和世界貿易發揮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權衡利害，中國能不讓我們有一個自由充裕的生存空間？」
在下了連場暴雨後的晚上，《蘋果日報》在香港關上最後一盞燈。被關閉的命運，映照26年前的創刊詞，難免令人感傷。中共與港府連番打壓香港的新聞自由，有良心的媒體與新聞人已難有棲身之所。（文／李雪莉、金蕊；攝影／陳朗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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