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熟悉巴菲特的人來說大部分是老生常談,不過還是值得一看囉!
【巴菲特最新專訪:先懂會計,才會看懂資產,然後才有投資】
在這次專訪中,巴菲特給予年輕投資人的最新忠告是: 學習會計學。此外,他警告投資者 不要沉迷於股價圖表,並敦促他們專注於購買優質企業。巴菲特説, 「正確的投資態度比任何技術技能都重要得多。」
安迪·塞爾沃:對年輕的投資者您有什麼建議?
沃倫•巴菲特:必須要懂會計。對你(投資者)來説,會計就像一門語言,你必須知道你在讀什麼。有些人在這方面會比其他人更有天賦,但我是自學的。雖然我後來我選修了一些課程,但大部分的會計知識我都是自學的。(注:巴菲特在童年就開始了送報紙、挨家挨户地推銷口香糖和可口可樂等創業活動,11歲時就自學了會計基礎知識)
你(投資者)必須這樣做。同時要知道(投資)是在買入一家公司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買入某個在圖表上搖擺不定的東西,或是有阻力區域的東西,或是有200天移動平均線的東西,或是買進看跌期權或看漲期權的東西,或諸如此類的東西(注:巴菲特指的是投資者不要依靠技術分析,即通過研究股票價格在不同時期的走勢來做投資)。
如果你明智地投資了一家企業,你就會賺錢,那麼你就必須買這家公司的股票。在我看來,如果你買了一家5年內都無法報價的公司,例如,明天證券交易所就要關閉5年,你會很高興擁有這家公司。
例如,如果你擁有可口可樂,它與在1920年上市時沒有任何區別。重要的是它如何對待客户。如果30年或40年沒有任何市場表現,你可能會過得更好,因為那樣你就不會受到出售它的誘惑。你只要看着這個行業,看着它成長,你就會感到快樂。
因此,正確的投資態度比任何技術技能都重要得多。
安迪·塞爾沃:幾周前,您在接受CNBC記者貝基採訪時提到,經濟數據比6個月前有所疲軟。我知道您經常會追蹤鐵路方面的數據,現在的情況是什麼樣的?
沃倫·巴菲特:事情已經發生了很多的改變。數據顯示,航空公司和郵輪運營商正因為該病毒而導致旅客減少。疫情帶來了各種各樣的連鎖反應,而這也是經濟的本質。
我可以告訴你一件有趣的事。例如,我們看到過去兩週報告的事故減少了(注:指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Berkshire hathaway)旗下的GEICO保險公司),通常每天它們會收到約2萬份報告。而我們知道,當人們開車的時候(我們會收到)很多報告記錄。但在過去的10天裏,人們開車的次數明顯減少了。
現在我們必須等待天氣回暖或者使用其他各種手段(來控制疫情),但人們的行為已經發生了改變。就像蓋瑞·凱勒在接受CNBC採訪時所説,直到2月的最後一週,一切都很正常。好像突然「有人吹了口哨一樣」,公眾們對此次疫情開始覺醒,從而帶來他們行為的改變。當前很多行業都將受到這種病毒的影響。例如,雖然現在銀行總體狀況良好,但它們將改變對能源貸款的看法,很多事情都將會有所改變。
安迪·塞爾沃:那您如何看待新冠肺炎病毒?
沃倫·巴菲特:這方面必須聽醫生的意見。我們從以往數據中可以看到,流感病毒導致的死亡率是國家正常死亡率的20倍甚至40倍,此次冠狀病毒可能也是如此,甚至更為嚴重。這是一種流行病,雖然我也不清楚字典中對流行病的確切定義是什麼,但我們可以看到,它在中國、韓國、意大利、伊朗等國家不斷蔓延擴散,我認為這符合我對流行病的定義。但現在沒有人知道它將持續多久,或者蔓延擴散的規模有多大。
我們所知道的是,從幾個月前開始,維度已經發生了變化,且可能仍處於最壞的情況下沒有好轉。它仍在不斷擴散傳播,意大利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因此,我不知道我們會和它共存多久,也不知道會有多嚴重,這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都將是不確定的。
安迪·塞爾沃:您個人採取了什麼預防措施了嗎?或者為此改變了自己的哪些習慣?
沃倫·巴菲特:事實上,我還在喝可口可樂。這似乎可以避免生活中的一切問題。生活中的其他事情,因為我已經89歲了,我只是需要不同的醫生告訴我,我現在的身體狀況好多了。幾年前,我不確定我如何來讓身體更健康,但出乎意料的是,我在每年的心臟檢查等體檢中,醫生都告訴我,身體從來沒有這麼好過。我天生是個喜歡概率的人,每年都有很多人因年長而去世,我更有可能屬於這一類人。但説來説去,目前為止,疫情對我的生活還沒有什麼真正的影響,我可以在家裏輕鬆地辦公。
安迪·塞爾沃:那你認為現在需要改變了嗎?
沃倫·巴菲特:我的醫生告訴我不要去人員聚集的地方,但我原有的計劃行程還沒有改變。(注:此處指年度股東大會,受訪時巴菲特正為今年股東大會做準備,但13日晚間,巴菲特宣佈,考慮到疫情對健康的影響,取消線下股東大會,僅以線上直播形式呈現。)
安迪·塞爾沃:現在是3月10日,股市崩盤的第二天,道瓊斯指數下跌了2000多點,石油生產商的股價跌至每桶30美元左右,其他10年期債券跌至5%以下,您怎麼看?
沃倫·巴菲特:哈哈(笑),我早就説過了,如果你在市場上交易的時間足夠長,您什麼事情都會遇到。但如今這個場面也是我活了89歲第一次遇到。但市場就是如此,新聞每時每刻都在影響着股價,而且市場對新聞的反應很大。昨天股市因大跌觸發了熔斷機制,我認為這是因為冠狀病毒和石油價格暴跌帶來的「一套組合拳」。這次的大跌和1987年10月19日的市場有點類似。這種病毒是可怕的,但不必恐慌,更不必擇時,目前股市價值長期優於債市。因此,我認為這不應該影響你的股票投資。
安迪·塞爾沃:這次暴跌有沒有讓您想起以往哪些經歷?
沃倫·巴菲特:我在華爾街確實經歷過很多次這種類似的情形。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當天週一收市後,紐交所一些很重要的公司都破產了。第二天早晨,芝加哥結算中心都忙不過來,有些業務都辦不成。雖然股票交易所最終決定第二天正常營業,但當時真的已經在破產的邊緣。還有2008年的金融危機,那次的情況比現在的市場情況還要糟糕,9月1日3500萬人還沒有開始為他們的賬户資金擔憂,但到了9月15日、16日,貨幣基金賬户開始虧損,他們才開始恐慌。
安迪·塞爾沃:這是哪一年?
沃倫·巴菲特:我指的是2008年。當時有大約3.5萬億美元在貨幣基金賬户裏,很多人把這筆錢當做是現金,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筆錢也是有可能會虧損的。我為什麼記得這麼清楚,因為當時我正在參加一個生日party,很多朋友都有貨幣基金,當天幾乎所有人都在討論這個問題。
幾天後,財政部長保爾森成立了外匯穩定基金,當時人們都知道發生了什麼,恐慌籠罩整個市場,貨幣市場發生悄無聲息的電子大擠兑,客户共贖回3.5萬億美元,其他基金面臨資金流出1750億美元。保爾森當時也是兵行險招,因為這些貨幣基金背後都是商業票據,如果當時還不干預,什麼都沒得救了。
現在的市場波動很劇烈,但目前為止還比不上08年那一場浩劫。
長期不必過分擔心需求下降,石油公司仍是投資的好地方
安迪·塞爾沃:石油是現在非常受關注的話題,昨天(3月9日)的石油走勢非常糟糕。您從1991年開始石油投資。去年您投了100億美元到西方石油公司,之後您可能還會繼續投入更多。我知道您持有的是優先股,不受股價影響。但那筆投資現在已經大幅縮水了,您怎麼看?
沃倫·巴菲特:我們擁有100億美元的西方石油公司優先股,不在市場當中,這是一筆私人交易。但我們也同時持有西方石油公司2%的普通股,這部分已經大幅縮水。
不過,就像我所説,我在做這筆投資的時候,最大的變量就是石油的價格,我無法預測石油價格每天的漲跌和變化,例如油價是33美元或者其他類似的東西。現在又回到了他們所説的期貨溢價,也就是遠端溢價。當我們從長遠視角來做這筆交易時,現貨溢價是有折扣的。但如果你對石油有自己的看法,你可以持有石油公司一年、兩年、三年等等。
在1930s的時候,石油價格變化非常大,這也給擁有油田的公司帶來了很多痛苦。
美國頁巖油生產商在很多領域進行鑽探是不是值得?沙特阿拉伯的情況並非如此。他們很多石油的生產幾乎不需要任何運營的成本,或者説他們有着而非常便宜的操作。
本週,沙特和俄羅斯爆發了石油價格戰,以及考慮到氣候變化帶來的長期需求下降,引發了油價的大跌。但我認為,這真是個投資的好地方。可以肯定的是,當前的需求已經發生了變化,但我不認為人們的生活需求會發生非常大的變化,例如,因為肺炎疫情影響人們乘坐飛機出行,或者開車上班的出行需求會就因此大幅減少。
那當每天的石油產量達到2億桶的時候,情況會改變嗎?如果改變5%,那也將是很大的。如果每個國家都想繼續保持原有的產量,這在我上學學習經濟學的時候,給這叫做邊際效用決定價格理論。在我們看來,石油合理的產量是每天1億桶,小規模的供需變化將會帶來不成比例的變化,這是一個適當的價格變化,而且它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自我修正。從我的角度來看,油價在25美元左右,企業將不會再增加石油的擴產。但油價暴跌對沙特的石油公司影響不是很大,因為它們不需要鑽探來提高產量。對美國頁巖油生產商而言,也只是數字發生了可怕的變化而已。
安迪·塞爾沃:在政治左派中,有人呼籲對億萬富翁徵税,而民主黨人則要求對他們徵收財富税。這些東西會有用嗎?會縮小貧富差距嗎?
沃倫·巴菲特:我想這大概是我七八年前所寫的東西。但事實是,雖然階層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但社會上是存在階級鬥爭的,而且我所處的階級正在獲勝。
毫無疑問,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擁有市場技能的人(無論市場需要什麼)和其他人之間的差距會越來越大,除非政府採取一些介於兩者之間的措施,比如城市勞動所得税收抵免(一種針對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工作個人或夫婦,特別是有孩子的夫婦的可償還的税收抵免)或其他的事情。我認為這是一個合適的函數,並不是什麼邪惡或陰謀的觀點。
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回到1880年,那時大家都是農民,你是奧馬哈最好的農民,我是奧馬哈最差的農民,我們的價值的差距可能是2:1。如果我們在那裏摘玉米,或者做其他種植的事情,你的價值可能是我的兩倍。
但現在美國有3000萬年齡處於20歲~35歲之間的男性。如果你在籃球、橄欖球、棒球等運動中,排名進不了1%那基本上就一文不值了,而如果你處於1%的前1%(萬分之一),那你就接近(富人)了,獲得的回報也是巨大的。因為許多年前人們發明了電視,後來又有人發明了付費電視或者有線電視。
因為天賦,泰德·威廉姆斯(美國棒球運動員)因406次擊中球而獲得每年2萬美元(注:口誤,應為200萬美元)的報酬。現在,如果你進入大聯盟,並最終成為那萬分之一,那就將擁有數百萬的財富。而如果你繼續在小聯盟,薪資將仍然不高。所以,那些在某件事情上特別擅長的人將會得到極端的獎勵。
市場需要娛樂,人們需要娛樂。他們顯然在邁阿密有套利證券,因為他們擁有特定的專長。將錢或其他資源從窮人階層奪走,這不是很多人坐在一個房間裏拍腦袋做出的決定,而是因為市場體系造成的。我們當然希望市場體系能夠保持這種功能,但我們同時也不希望在人均GDP6萬美元的社會體系中有人掉隊。但事實上,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們已經落後於國家整體取得的成就,他們的情況比20年前還要糟糕。因為像Iphone這樣的東西,非常有用,也適用於所有人,即使我一無所有也可以從搜索中得到好處。但問題是如何保持一個對每個人都有巨大好處的系統?體育是一個簡單的例子,因為我們都喜歡看他們。很多男人喜歡你的擊球技術,滿足這樣的球(技),那這是會賺錢的。
安迪·塞爾沃:那我們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沃倫·巴菲特:我們通過勞動所得税抵免來解決這個問題。讓每個人每週工作40個小時,擁有多個孩子的家庭,他們也不需要再做第二份工作就可以過上體面的生活。
安迪·塞爾沃:這是否意味着提高最低工資,增加勞動所得税抵免?
沃倫·巴菲特:我覺得那樣更好。因為他們口袋裏需要擁有更多的錢。現在通過增加最低工資來增加他們的收入。我不希望我的工作有很多人在做,但確實需要採取一些措施來使得他們口袋裏更有錢。在我看來,確實需要對(富裕)人羣徵收更高的税,在他們出生的地方,當他們擁有特殊才能的時候。200年前,我們可都是一起在地裏摘玉米。
安迪·塞爾沃:那能把對富人徵收的高税收直接計入所得税抵免嗎?
沃倫·巴菲特:是的,可以。
安迪·塞爾沃:如果設一個專門(税收)項目,當税負增加的時候人們會抱怨。
沃倫·巴菲特:沒人喜歡被徵税。這是政府需要處理的事情。當他們在辯論台上的時候,現在是民主黨人,他們告訴你他們所有的新項目,儘管他們為這些項目買單。但他們不會告訴你,已經存在的那些項目的痛苦,沒有人討論過萬億美元的赤字。我們要討論的是如何引入新的力量。但基本上我們不想出現赤字。毫無疑問,這顯然增加了GDP之間的關係。
在某種程度上,它會導致真正的問題,儘管我們還沒有在很多地方看到它,你可能期望看到它。但是這個國家有生產能力讓像我這樣的人,或者體育明星或藝人們生活得非常好。但對於處於社會底層的人來説,每個家庭必須兩人都工作,並且做原來的兩份工作,因為你需要養活你的孩子們。如果是每小時50美元或每小時10美元的工作,你們可能都不會去做,但我們所處的這個階層是可以做到的,因為我們有資源來做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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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維權路漫漫,逝者家屬受監控威脅
從政府瞞報導致公眾放松警惕,到權力介入醫療診斷、核酸檢測政治化,再到封城後後勤服務缺失、社區人員冷漠瀆職,新冠疫情的死難者家屬滿懷冤屈卻求助無門。受難者眾但追責者寥寥,維權之路彌漫著威脅、恐懼和壓迫。
2月1日,張海的父親因新冠病毒並發症在武漢一家醫院逝世,終年76歲。張海的憤懣無處發泄,他注冊了微博,試圖將名字叫做“血在手中”,但是微博驗證沒通過,他索性改名為“雪在手中”,以提醒自己莫忘報仇。三個多月了,他的內心從未能平靜:
“要麼解決我的問題,要麼把我抓起來,很簡單,沒有第三條路可走。如果不敢為父親的冤死去追責、去發聲,我還不如一頭撞死。我怎麼向父親交代?”
張海提出三個訴求:1.追究地方政府瞞報責任;2. 武漢政府正式道歉;3. 經濟賠償。他通過微博微信和媒體發聲、公開籌款設立遇難者紀念碑、撥打武漢市長熱線,換來的只是警察的無盡騷擾,電話和社交媒體的全面監控。
張海:微信群成警察群,嚴防抱團
他的父親張立發是一名愛國老兵,曾受到核輻射落下終身損傷。張海在微博中寫道,“害怕您問我,兒子,我這一生無愧於國家,62年在青海海晏參加中國第一個絕密核武器工程,64年試爆成功的第一個原子彈就是在這裡誕生的……為什麼?為什麼卻落得這麼悲慘的結局?”
張海聽信政府的早期宣傳即新冠肺炎不會人傳人,1月17日把父親從居住地廣東送到武漢就醫做骨折修復手術,住院一周多後就感染病毒,不到兩周就搶救無效去世。對他來說,這就是一場“他殺”。
張海形容自己從前是個一心照顧好小家庭、沒有政治理念,甚至有些麻木的普通人,直到父親的死亡帶給他無法消彌的傷痛和憤怒:
“去世的是我的父親。我很愛國,但我更愛我的父親。中國人有句老話,事情不落在自己身上,就沒有心痛的感覺。”
不過,他仍然堅信,瞞報和濫權的是基層人員,如果中央政府或者習近平知道真相,就可以公正處理他的冤情。自2月1日張海父親去世以來,武漢公安、武漢商業服務學院的人反復警告張海不要接受外媒采訪。回到深圳之後,張海多次受到深圳南山區派出所的問話。
家屬不僅不能發聲,也被禁止抱團取暖。張海曾見證一百人的家屬微信群被封,群主被警察上門訓斥。他現在所在的家屬群也充斥著網警,很難討論維權策略,大家只能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因為只要有人號召聯合超過5個人就會被抓:
“武漢有個家屬,公安到他家,明確地說,如果維權召集超過5個人,肯定要被抓。要維權,你自己去。”
武漢互助共濟會(群)的志願者張毅曾遭到警察十多次訓誡,微信群也被多次拆分解散,他告訴本台,“大陸從搞‘網格員’開始,大概有四五年,目的就是沙漠化,不讓你們聚集。警察認為,對付五個人有困難,現在就盡量讓你們一個一個的,不要互相聯系。”
據本台早期報道,基層社區安插的一名網格員要負責監視網格內15-20戶居民,如同中國歷代王朝的甲保連坐制。
劉沛恩:嚴禁發聲、威脅家人
3月底,和張海有著相似經歷的劉沛恩在武漢官員的陪同下埋葬了父親的骨灰,官員拍下葬禮照片後離去了,但是這對劉沛恩來說,只是維權之路的開始。
劉沛恩的父親劉偶清曾任武漢市糧食局書記,今年1月6日依照待遇去協和醫院做一周多的住院體檢,不料出院前一天就開始高燒不退,29日去世,死亡原因是“疑似新冠肺炎”。
劉沛恩開始在網上發文發視頻討論疫情,並接受《紐約時報》等外媒采訪,說地方官員寸步不離地跟著他領骨灰。湖北官媒《長江日報》也為劉偶清留下一篇新聞,寥寥六十字,“劉偶清系湖北省武漢市人,1961年8月參加工作,1865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謝謝你,《紐約時報》。由他們來講述父親的生平和貢獻很悲哀。”劉沛恩寫道。
他的行為引來全面監控,以及警察和社區的人上門警告他要考慮11歲的女兒的求學和生計。劉沛恩4月9日在美國視頻平台油管公示:
“我答應了警察一個月不在國內發聲,不接受境外媒體采訪,警察還提到了陳秋實。警察也簽了責任書,看緊我,我也緩和一下,進去了就沒法抗爭了。”
劉沛恩人在武漢,他深知在國內起訴政府,只會讓自己消失。關於如何有效維權,劉沛恩認為,訴苦賣慘都沒有用,政府早期瞞報信息是最關鍵的突破口,盡管多篇媒體報道和視頻被刪帖,家屬全套保留,都是鐵證。他已經醞釀好下一步計劃,但是暫時無法向公眾曝光。
一推二嚇三騙,家屬最終放棄維權
自三月初發起成立“新冠法律顧問團”,旅美公益人士、福特漢姆訪問學者楊占青收到了十多個維權申請。而維穩部門也緊隨其後,目前已有至少兩個家庭因不堪威脅放棄維權。楊占青的表弟也遭受兩次傳喚。
一位當事人的商業保險只能賠付給確診病人,醫院不肯公布核酸檢測結果,而單位領導逼迫她刪除英文媒體的采訪文章;另一位當事人的父親在隔離酒店被疏於照顧後去世,她在聯絡楊占青後遭到戶籍地派出所的長臂管轄和威脅。
本台致電微博名為“哭泣的亡魂”的逝者家屬,但是她表示不能接受媒體采訪,否則可能會危及生存。
她在這次疫情中失去了24歲的女兒,並在網上質問, “那些始作俑者、不作為亂作為的市政府官員,竟然沒有一個人被追究……但是我可以明確的告訴他們,沒有一個公正的說法,死了的人不會同意,活著的人更不會答應!”
楊占青說,家屬面臨的最大困難是政府的打壓,一方面是警察、社區、當事人工作單位的威脅。其次是取證困難,大部分醫院不願提供病例復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主動權、忌諱媒體可能會讓維權難上加難:
“大部分維權者非常被動,把自己孤立起來,很難得到社會關注。他們在群裡很少主動維權,指望著張海往前衝。一聽說張海被警察找,大家比張海還緊張。”
香港執業大律師、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認為,數據監控升級了恐懼,有十幾個人找楊占青援助已實屬不易:“比起汶川地震那個時代,大家能夠組織團結起來維權。現在打人打得太快了。整個大數據的監控管理能掌握每個人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情,把維權抗爭壓在萌芽狀態。”
鳥盡弓藏,志願者遭清算
2020年4月19日起,端點星網站的三名90後志願者被警察拘押,陳玫家人至今未收到被捕通知書,蔡偉及女友分別以“尋釁滋事”、“尋釁滋事與包庇”為由執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成立於2018年的端點星致力於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備份微信、微博等平台被刪文章。陳玫的哥哥陳堃告訴本台,至今無法確認這個案子是否與端點星有關,也沒有陳玫的下落,朝陽公安局、昌平派出所等機構輪番踢皮球,甚至律師本人也遭三個警察帶著攝像頭上門警告。
弟弟的消失讓陳堃想起了在汶川地震後獨立調查豆腐渣工程而被判刑五年的譚作人,“到底是什麼人在辦案?政府到底認為哪些事情對它有好處?哪些沒好處?沒法猜。我們不知道政府在按照什麼樣的標准在做。”
2014年,中國第一家民間教育公益組織立人鄉村圖書館被關停,理事會成員在抗疫標語上寫著“焚而不毀,向死而生”。
陳堃作為立人大學的最後一屆總干事被監視居住八十多天,期間被吊打和電擊。陳玫也曾是立人大學的學生和志願者,陳堃沒想到弟弟會在六年後經歷自己遭受過的一切。
“我相信所有志願者在一月底、二月初,不論是分發物資,還是整理信息,沒有人想過自己在做著一件有危險的事情,肯定都不是衝著 ‘我要危害國家安全’去的。到了三、四月,開始被喝茶、傳喚,甚至像我弟弟被抓。這很讓人心寒。” 陳堃發問,“萬一幾年之後,又有一場災難,那個時候如果還有人想做志願者,他還敢不敢做?”
本台致信多家志願機構是否受到官方壓力,比如“華科NCP”、“A2N抗擊新型冠狀病毒”、“武心援團隊”,截止發稿皆未回復。
“nCovmemory”項目組是另一個系統收集、保存疫情深度報道的網站,端點星出事之後該網頁也被關閉。他們在回復網友查詢的郵件中說,成員都安好,不必掛懷,“為了規避潛在的風險,我們把網站設置成了私人可見,不再公開。”
此外還有多家民間組織自發搜集新冠患者和逝者名單,如“jilufeiyan”、“wuhancrisis”、”“新冠病毒:未被記錄的Ta們”。端點星事件後,本台多次聯絡一位身在大陸、參與“wuhancrisis”項目的匿名志願者,未再收到回復,撥打電話則是空號。
鄒幸彤認為,志願者所累積的信息在民間自由流通,是中共最不能容忍的:“中國政府在用盡一切辦法控制關於疫情的議論,鬥爭的長臂不僅是國內,還要控制國際怎麼理解疫情。它的控制角度是關於疫情的資料、信息,如果民間有它控制不了的人,哪怕僅僅是記錄,也不能容忍。”
張海於5月4日發布的籌資立碑公告,召來警察變本加厲的騷擾。劉沛恩和張海通話,勸他三思,極有可能會被扣上“非法集資”的帽子然後被捕。
5月6日,張海在微博宣布,放棄立碑紀念,將捐款一一退回。網友勸慰他,“你試過了。很勇敢。我們人人心中都有一個碑”,“留存一個信念在心底,保護好自己才有實施可能,保護好自己!”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薛小山華盛頓報道
本新聞由自由亞洲電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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