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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最恐怖的封號，誰得到誰就得死！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社會體制往往是有尊卑之分的，而這其中以帝王最為尊崇！除此之外，為了獎勵自己的親信大臣，帝王、君主往往還會對有功勞的人進行加封，賜予其稱號，這就是封號！在中國，封號最遲自周朝開始，直至清王朝伴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始終；在歐洲，封號自封建時代開始到現在的君主立憲國家一直存在；「封號」與「分封」一樣，很大一部分體現在「爵位」的賜封。

封號，是古代一種身份的象徵，只有為國家做過特殊貢獻的人物，才能夠得到皇帝欽賜的封號，這不僅是一種尊貴的象徵，也是權利的集合，對個人來講是一種榮譽、能力的象徵。許多名門望族的爵位不但是世襲的，同樣的封號也是可以世襲的，也就是說，你的父親被皇帝加封為ＸＸ王了，那麼在他百年過後，你就可以承襲他的封號，自稱為ＸＸ王！同樣的，隨著時代的變遷，朝代的不同，許多封號也是會撞車的，比如說「淮南王」就是一個多次出現在歷史舞台的封號，這其中有漢朝的英布（又稱黥布）、劉長、劉安、劉喜。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曹邕、司馬允、劉沖、石昭、符生、劉諱、劉子孟、直勒它、高仁光、陳叔彪、拓跋他、拓跋世遵、拓跋宣洪；隋唐時期的李鍔、李茂等。　除此之外，比較耳熟能詳的還有漢中王這個稱號，歷史上首位漢中王為劉邦，而他的後代劉備佔據巴蜀後也自封為漢中王，當然最後一個漢中王則是明末清初的吳三桂了。

歷史上許多封號均是世襲的，許多封號會給人物的運勢帶來好運，也有的封號讓主人的人生變得慘淡無光，而我們今天要說的這個封號就是著名的「武安君」，「武安君」這個稱號是從西周時期開始流行，戰國時期得到這一稱號的人最多，當時的統治者為了嘉獎對安邦定國有益或者有特殊戰功的人才會用到這個最高的殊榮。可以說這樣的封號是榮耀的象徵，但是不知為何，這個封號似乎天生伴隨著厄運一般，他們的結局往往都很悲壯，以至於在後世之中，再也沒有人敢用這個封號了。

歷史上被稱為「武安君」的人並不多，只有四位而已，而這四位均是戰國時期響噹噹的英雄人物，比如歷史上第一位被稱之「武安君」的就是秦國的戰神白起！白起可謂是戰神級別的人物。同樣的，他也是最厲害的武安君。在當時，所有的國家對他都非常的忌憚，甚至聽說是白起領兵後，往往不戰而降。最著名的莫過於長平之戰，秦國為了讓趙國輕敵，甚至採取了讓白起偷偷指揮的戰略，也正是因為這樣，最終導致了趙國的失敗，而經此一役，白起竟然坑殺了四十萬的趙國士兵，也正是如此，讓當時戰國的許多人聞白起而變色！儘管白起打仗的本領十分高強，但是在朝政上則完全是門外漢了，最終他因為無法處理好朝中同僚的關係，只能落得個被秦王賜死的結局。

第二位被稱之為「武安君」的人也是歷史上響噹噹的人物，那就是趙國的李牧大將軍。李牧是戰國末年東方六國最傑出的將領。深得士兵和人民的愛戴，有著崇高的威望。在一系列的作戰中，他屢次重創敵軍而未嘗敗，顯示了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尤其是趙破匈奴之戰和肥之戰，前者是中國戰爭史中以步兵大兵團全殲騎兵大兵團的典型戰例，後者則是圍殲戰的範例。因其在宜安之戰重創秦軍，從此得到了武安君的封號。而在公元前２２９年，李牧與秦國的大將王翦的交戰中，雙方進行了長時期的拉鋸戰，雙方彼此久攻不下，而此時，秦國買通了趙國的奸臣，在趙王面前說李牧有造反之心，多疑的趙王根本就沒有思考，就派人將李牧殺死。他的無辜被害，使趙國自毀長城，令後人無不扼腕嘆恨。在戰國末期，李牧是趙國賴以支撐危局的唯一良將，甚至後人評價「李牧死，趙國亡」。

第三位「武安君」較前兩位不遑多讓，他就是戰國時期著名的縱橫家蘇秦。蘇秦作為鬼谷子的徒弟，精通各類戰法謀略，最厲害的是他在風水學的造詣也非常的高，甚至有傳言他有預測未來的能力。蘇秦在軍事指揮上並沒有什麼出色的表現，而他的功勞主要是憑藉著一張嘴，一張可以說服天下君王的嘴。在當時的戰國時期，秦國的國力最為強盛，雄踞西方，隨時有吞併天下之勢，而其他六國國力略弱，單獨一國都難以抗衡秦國的侵略。於是蘇秦出世後，遍四處遊說六國，讓六國能夠團結起來，共同對抗強大秦國。蘇秦合縱六國後，返回趙國，被趙肅侯封為武安君。蘇秦把合縱盟約送交秦國，從此秦國不敢窺伺函谷關以外的國家，長達十五年。可惜後來聯盟解散後，齊國攻打燕國，蘇秦說齊歸還燕國城池。後自燕至齊，從事反間活動，被齊國任為客卿，齊國眾大夫因爭寵派人刺殺，蘇秦死前獻策誅殺了刺客。最後因為太過聰明，遭人嫉恨，被人陷害後，落得個被車裂的下場，連一個全屍都沒有。

最後一個被稱之為「武安君」的人名叫項燕，他的家族世代為楚國將領，受封於項，後用為姓氏。項燕是楚國著名的軍事將領，是武將世家出身，他的後代中最著名的就是西楚霸王項羽。在戰國末期，楚國的國力十分貧弱，軍事能力也不強，但是憑藉著項燕優秀的指揮能力，甚至在公元前225年大破秦將李信率領的20萬大軍，追其敗軍三天三夜，斬殺了七個都尉。直到後來，秦國大將王翦又率60萬大軍進攻楚國，項燕終寡不敵眾，在和秦國的戰爭中兵敗自殺。

也許是歷史的詛咒，也許是歷史的玩笑，得此封號的人都沒有善終，也正是如此，「武安君」這個稱呼就再也沒有君王作為封號賞賜過，這個像徵榮譽的封號慢慢的被人們遺忘。即使封號不再，但是歷史卻充分的描繪了擁有這些封號的戰神們所作出的偉大成績。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網站簡介：
歷史春秋網（www.lishichunqiu.com）成立於2010年6月，是一個以歷史為核心的文化資訊門戶網站，提供中國古代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醫養生、書畫藝術、古董收藏、宗教哲學等內容。致力於傳承國學經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作者曹長青：中國病毒源頭找到了
(轉載自:《看》雜誌)

武漢病毒重創中國，現已蔓延成全球流行病，危及整個世界。在人們防治武漢病毒之際，也在追究病毒到底怎麼來的？源頭在哪裡？

最早被質疑的武漢海鮮市場（野生動物傳染）、後被外國專家質疑的中共軍方背景的武漢P4病毒實驗室、武漢市疾控中心實驗室等，都可能是病毒源頭。這與2003年的薩斯有相似之處，該病毒傳染初始也被說成是源自野生動物，但2004年中國有北京、安徽兩處的官方實驗室有薩斯病毒泄出，中共曾處分相關負責官員等。

病毒蔓延責任在中共當局

無論最後確定是哪種情況，責任則是確定無疑的，它是人為制度的惡果：如果是野生市場，那就是管理問題。中國早就制定野生動物管理法規，為什麼武漢政府不檢查、不制止、不取締「野生動物市場」？如是病毒研究所「洩露」，之前已有薩斯「殺死」全球七百多人，為什麼再次發生「外洩」？這不更是中共管理的問題嗎？

更嚴重的是，既然很早（2019年12月初）就發現了疫情，中共當局卻一直隱瞞，甚至把最早發出警告的八位吹哨人醫生當作造謠者追究。直到1月23日武漢封城，這中間足足耽誤了近兩個月。武漢市長說，這期間有500萬人離開武漢，成為傳染源，蔓延到中國各省，波及世界多國。

誰下令隱瞞？現已確定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中共官媒說習在1月7日主持過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討論疫情。武漢市長說他們對疫情已上報，但沒得到上級批准不能公開。這個「上級」清清楚楚就是習近平。因中國自2003年薩斯之後就建立了疫情直接上報中央的制度。習近平在第一時間就知道疫情，卻有意隱瞞。甚至在武漢封城之際習近平還做指示，要把政治穩定、社會穩定，即維穩，作為主要考慮。在如此緊急的疫情爆發之際，他想到的不是人命關天，而首先是自己權力的穩定、共產黨統治的穩固。此舉典型地展示了共產政權的核心：專制統治高於一切，人命在獨裁統治面前不過是一個數字。

在僅中國官方承認就有八萬多病毒感染者、三千多死亡（實際數字肯定遠大於此）、疫情完全沒有控制住的情況下，習近平政權仍然一次再次堅拒美國一流專家進入救援。多少本可以挽救的生命就因此喪失！從隱瞞疫情近兩個月，到拒絕美國專家救援，習近平手上的人命已難以計數，他已經犯下了應送紐倫堡審判的反人類罪！習近平把毛死後共產黨的集體領導制改成了獨尊他自己，獨攬大權，而且永不退休，所以這次疫情的最大責任者、最大罪魁就是習近平。

這場疫情再次清晰地展示出黨天下制度的嚴重危害。從病毒源頭（管理制度問題），到隱瞞疫情（黨國利益超過保護百姓生命）都證實，極權制度不僅沒有能力避免災禍，而是製造災難、人禍不斷。

疫情成了中國醜陋的大展示

除制度層面一覽無餘的弊端之外，武漢疫情也暴露出各階層中國人劣行、劣跡。首先是惡警、國保和那些帶上紅袖章的所謂疫情防控人員（很多原只是普通的街道閒雜人員等），他們強制人們隔離時粗暴、辱駡，甚至大打出手，像納粹蓋世太保一樣野蠻兇殘；那種對普通民眾的施暴、毫無人道，令人髮指。

而民間自發的隔離行為中，也暴露出很多人的極端自私、毫無公德，甚至毫無做人的基本概念。在不少城鎮鄉村，居民自發地封路、建牆、拆道；對外來的武漢人圍堵、歧視、甚至毆打，視他們為「瘟神」。人性、人道、人心，不見了；憐憫、同情、慈悲，沒有了。疫情成了中國醜陋的大展示。

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專制靠愚民維持。這種劣質中國人的背後，是共產黨獨尊的文化，文化塑造人。而力挺這種文化的是政治制度。在中國已形成三者惡性循環：專制制度，落後文化，劣質人。獨裁制度獨尊黨文化，這種劣質文化則塑造了皇民/暴民/刁民（就是沒有公民），而這種劣質人，就默認著、支持著邪惡的制度。

怎樣打破制度、文化、人這三個扼死中國的鏈條？不少知識份子一直在思考。早在民國初期、剛結束帝制的中國，梁啟超到美國考察，就發現中國人的素質問題。他在舊金山看到那裡的華人勾心鬥角、一盤散沙，也不參政問政。他痛心疾首地總結：如果中國人的素質不改變，不塑造出新人的話，什麼制度（民主）到了中國都沒用。他看到了人的問題，提出「新民說」。後來毛澤東想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可能就從他崇拜的梁公那裡得到靈感。

文學家和思想家魯迅則看到了文化問題。他在代表作《狂人日記》中寫道，中國文化的本質是吃人，線裝書的字縫中寫著兩個字：吃人。吃掉人的尊嚴、人的個性、人的自由靈魂。所以魯迅一輩子大聲疾呼「救救孩子」（未來），痛批封建禮教吃人的舊文化。

梁啟超看到人的問題，魯迅看到文化問題，同時代的另一文化人胡適則不僅疾呼改造傳統文化，更提出「全盤西化」，要學習西方，全盤民主化、自由化，引入西方憲政制度。

三個惡性鏈條，要先打破制度

今天的中國疫情更凸顯制度、文化、人這三位一體扼殺生命、泯滅人性的鏈條。怎麼解決這個惡性循環？當然，根本在於文化，只有新的文化、人性的文化，才可能塑造出看重生命、尊嚴、自由價值的新人。但要有這種文化，前提是結束黨天下，因為極權制度是黨文化的保護傘。制度不改變，黨文化的獨尊地位不可能撼動，而文化土壤不改變，就不會有新人。所以改變制度不僅是當務之急，更是一切改變的前提。

另外從時效和速度來看，改變文化、塑造新人，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文化的改變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兼收並蓄、百花齊放、相互競爭，最後優勝劣敗，包括保存中國文化中好的部分，改變泯滅人性、限制個體權利的部分。文化不能像法國大革命、中國文革那樣，通過政治權力（甚至暴力）來翻天覆地，而只能是一個漸進、選擇、融會貫通的過程，它需要時間。

而制度則不同，專制統治，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推翻、終結。像有70多年歷史的蘇共政權，俄羅斯人民起來抗爭後，三天就垮了。原東歐國家的共產政權幾乎都是這種模式被終結。黨天下被剷除，才能為西方憲政制度和文化的進入提供條件。所以，無論是時間性還是前提性，結束共產制度都必須、只能是第一優先、首要目標。

中國疫情再次對中國人，以及全世界對中共獨裁政權仍抱幻想的人，重錘猛砸、當頭棒喝：病毒的源頭不是野生海鮮市場，主因也不是病毒實驗室，而是中南海，是制度導致的惡果！只有結束黨天下，從制度層面根本改變，建立憲政民主，確保新聞和言論自由，才不會再有劣質管理導致薩斯、武漢病毒等外洩、蔓延，才可能不再產生隱瞞疫情的獨裁者習近平，中國人才可能活得有自由、有健康、有尊嚴。

這場疫情大災難，到底會在多大程度上改變專制中國，首先取決於中國人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覺醒。沒有覺醒，就沒有推翻專制的勇敢。災難只有成為契機、帶來轉機，生命的喪失才不會是白流的血。

作者曹長青：中國病毒源頭找到了
(轉載自:《看》雜誌)

武漢病毒重創中國，現已蔓延成全球流行病，危及整個世界。在人們防治武漢病毒之際，也在追究病毒到底怎麼來的？源頭在哪裡？

最早被質疑的武漢海鮮市場（野生動物傳染）、後被外國專家質疑的中共軍方背景的武漢P4病毒實驗室、武漢市疾控中心實驗室等，都可能是病毒源頭。這與2003年的薩斯有相似之處，該病毒傳染初始也被說成是源自野生動物，但2004年中國有北京、安徽兩處的官方實驗室有薩斯病毒泄出，中共曾處分相關負責官員等。

病毒蔓延責任在中共當局

無論最後確定是哪種情況，責任則是確定無疑的，它是人為制度的惡果：如果是野生市場，那就是管理問題。中國早就制定野生動物管理法規，為什麼武漢政府不檢查、不制止、不取締「野生動物市場」？如是病毒研究所「洩露」，之前已有薩斯「殺死」全球七百多人，為什麼再次發生「外洩」？這不更是中共管理的問題嗎？

更嚴重的是，既然很早（2019年12月初）就發現了疫情，中共當局卻一直隱瞞，甚至把最早發出警告的八位吹哨人醫生當作造謠者追究。直到1月23日武漢封城，這中間足足耽誤了近兩個月。武漢市長說，這期間有500萬人離開武漢，成為傳染源，蔓延到中國各省，波及世界多國。

誰下令隱瞞？現已確定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中共官媒說習在1月7日主持過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討論疫情。武漢市長說他們對疫情已上報，但沒得到上級批准不能公開。這個「上級」清清楚楚就是習近平。因中國自2003年薩斯之後就建立了疫情直接上報中央的制度。習近平在第一時間就知道疫情，卻有意隱瞞。甚至在武漢封城之際習近平還做指示，要把政治穩定、社會穩定，即維穩，作為主要考慮。在如此緊急的疫情爆發之際，他想到的不是人命關天，而首先是自己權力的穩定、共產黨統治的穩固。此舉典型地展示了共產政權的核心：專制統治高於一切，人命在獨裁統治面前不過是一個數字。

在僅中國官方承認就有八萬多病毒感染者、三千多死亡（實際數字肯定遠大於此）、疫情完全沒有控制住的情況下，習近平政權仍然一次再次堅拒美國一流專家進入救援。多少本可以挽救的生命就因此喪失！從隱瞞疫情近兩個月，到拒絕美國專家救援，習近平手上的人命已難以計數，他已經犯下了應送紐倫堡審判的反人類罪！習近平把毛死後共產黨的集體領導制改成了獨尊他自己，獨攬大權，而且永不退休，所以這次疫情的最大責任者、最大罪魁就是習近平。

這場疫情再次清晰地展示出黨天下制度的嚴重危害。從病毒源頭（管理制度問題），到隱瞞疫情（黨國利益超過保護百姓生命）都證實，極權制度不僅沒有能力避免災禍，而是製造災難、人禍不斷。

疫情成了中國醜陋的大展示

除制度層面一覽無餘的弊端之外，武漢疫情也暴露出各階層中國人劣行、劣跡。首先是惡警、國保和那些帶上紅袖章的所謂疫情防控人員（很多原只是普通的街道閒雜人員等），他們強制人們隔離時粗暴、辱駡，甚至大打出手，像納粹蓋世太保一樣野蠻兇殘；那種對普通民眾的施暴、毫無人道，令人髮指。

而民間自發的隔離行為中，也暴露出很多人的極端自私、毫無公德，甚至毫無做人的基本概念。在不少城鎮鄉村，居民自發地封路、建牆、拆道；對外來的武漢人圍堵、歧視、甚至毆打，視他們為「瘟神」。人性、人道、人心，不見了；憐憫、同情、慈悲，沒有了。疫情成了中國醜陋的大展示。

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專制靠愚民維持。這種劣質中國人的背後，是共產黨獨尊的文化，文化塑造人。而力挺這種文化的是政治制度。在中國已形成三者惡性循環：專制制度，落後文化，劣質人。獨裁制度獨尊黨文化，這種劣質文化則塑造了皇民/暴民/刁民（就是沒有公民），而這種劣質人，就默認著、支持著邪惡的制度。

怎樣打破制度、文化、人這三個扼死中國的鏈條？不少知識份子一直在思考。早在民國初期、剛結束帝制的中國，梁啟超到美國考察，就發現中國人的素質問題。他在舊金山看到那裡的華人勾心鬥角、一盤散沙，也不參政問政。他痛心疾首地總結：如果中國人的素質不改變，不塑造出新人的話，什麼制度（民主）到了中國都沒用。他看到了人的問題，提出「新民說」。後來毛澤東想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可能就從他崇拜的梁公那裡得到靈感。

文學家和思想家魯迅則看到了文化問題。他在代表作《狂人日記》中寫道，中國文化的本質是吃人，線裝書的字縫中寫著兩個字：吃人。吃掉人的尊嚴、人的個性、人的自由靈魂。所以魯迅一輩子大聲疾呼「救救孩子」（未來），痛批封建禮教吃人的舊文化。

梁啟超看到人的問題，魯迅看到文化問題，同時代的另一文化人胡適則不僅疾呼改造傳統文化，更提出「全盤西化」，要學習西方，全盤民主化、自由化，引入西方憲政制度。

三個惡性鏈條，要先打破制度

今天的中國疫情更凸顯制度、文化、人這三位一體扼殺生命、泯滅人性的鏈條。怎麼解決這個惡性循環？當然，根本在於文化，只有新的文化、人性的文化，才可能塑造出看重生命、尊嚴、自由價值的新人。但要有這種文化，前提是結束黨天下，因為極權制度是黨文化的保護傘。制度不改變，黨文化的獨尊地位不可能撼動，而文化土壤不改變，就不會有新人。所以改變制度不僅是當務之急，更是一切改變的前提。

另外從時效和速度來看，改變文化、塑造新人，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文化的改變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兼收並蓄、百花齊放、相互競爭，最後優勝劣敗，包括保存中國文化中好的部分，改變泯滅人性、限制個體權利的部分。文化不能像法國大革命、中國文革那樣，通過政治權力（甚至暴力）來翻天覆地，而只能是一個漸進、選擇、融會貫通的過程，它需要時間。

而制度則不同，專制統治，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推翻、終結。像有70多年歷史的蘇共政權，俄羅斯人民起來抗爭後，三天就垮了。原東歐國家的共產政權幾乎都是這種模式被終結。黨天下被剷除，才能為西方憲政制度和文化的進入提供條件。所以，無論是時間性還是前提性，結束共產制度都必須、只能是第一優先、首要目標。

中國疫情再次對中國人，以及全世界對中共獨裁政權仍抱幻想的人，重錘猛砸、當頭棒喝：病毒的源頭不是野生海鮮市場，主因也不是病毒實驗室，而是中南海，是制度導致的惡果！只有結束黨天下，從制度層面根本改變，建立憲政民主，確保新聞和言論自由，才不會再有劣質管理導致薩斯、武漢病毒等外洩、蔓延，才可能不再產生隱瞞疫情的獨裁者習近平，中國人才可能活得有自由、有健康、有尊嚴。

這場疫情大災難，到底會在多大程度上改變專制中國，首先取決於中國人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覺醒。沒有覺醒，就沒有推翻專制的勇敢。災難只有成為契機、帶來轉機，生命的喪失才不會是白流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