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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家子孫皆成材 曾國藩教育子女有何秘訣？｜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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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是清朝歷史上最有權勢者之一，他位列三公，拜相封侯，可謂顯赫一時，然而他教育子女的方法卻遠比我們現在的溺愛式、呵護式的家長要高明得多。

注重家教勤儉持家

在曾國藩看來，要教育孩子立足社會，並讓這個家庭能夠一代一代地延續下去，關鍵就是兩個字：勤與儉。他要求孩子們一生銘記十六個字——家儉則興，人勤則健，能勤能儉，永不貧賤！

曾國藩對於勤和儉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一個家能夠保持興盛發達，一個最簡單的道理要學會勤儉過日子，富的時候不驕傲，貧的時候不氣餒，由儉來打理自己的生活。勤既可以健壯自己的身體，同時又使勞作變成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一件事情。永葆勤和儉，一個家族才會永續地發展下去。

曾國藩的小女兒晚年留下一個年譜，其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曾國藩小女兒只有十幾歲時，跟隨母親來到曾國藩任兩江總督的總督府。小女兒入總督府總要穿得體面一些，光鮮一點，所以上面穿了一件藍色的小裌襖，下邊穿了一條綴青邊的黃綢褲，就這條黃綢褲其實也不是她的，而是她的長嫂，也就是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過世的妻子留給她的。但就是這條褲子的一個青色花邊讓曾國藩覺得太繁複、太華貴了，就指責小女兒不應該穿這樣的褲子，讓她趕快換掉。小女兒趕緊回到房間換了一條沒花邊的綠褲子。由此可見，曾國藩是見不得繁複，見不得孩子身上帶有太富貴的東西的。

曾國藩在信中多次苦口婆心地陳述自己這種勤儉的緣由：「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曾國藩認為，子女在驕奢淫逸的環境之下是不可能立大志的，開始是驕逸，繼而就是流蕩，然後就是敗家。一個官宦之家能夠延續一兩代，真的是很少很少的。所以曾國藩覺得應該由勤儉入手教育孩子懂得如何生活，這才是最好的教子之道。


以身作則平民生活

曾國藩曾經告訴家人，他的衣服一共不過三百兩銀子，做了一件衣服之後，會十幾年乃至三十年都在穿用。

曾國藩不僅在穿著等方面嚴格要求自己和子女，而且在日常飲食上也有嚴格的要求。曾國藩吃飯的時候，碰到飯裡面有帶殼的穀物的話，他要把這個殼磕開，把裡面的穀物吃掉。可以說曾國藩這個農家子弟，對於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是理解得非常深刻的。

曾國藩的「住」也是很普通的。曾國藩的家和他弟弟曾國荃的豪宅相比，簡直是差遠了。我去過曾國藩的家鄉，曾國荃的房子和曾國藩後來的府第富厚堂我都去過，兩者相比，富厚堂只能用寒酸來形容。

就這樣的一個富厚堂，曾國藩聽說花了那麼多的錢，他都不忍去住。富厚堂沒有雕樑沒有畫柱，就是一種非常拙樸的木結構建築。這個房子有一個書樓，體現出的就是湖南人的耕讀之風，整個房子只不過比一般的農戶的院落大一些而已。

至於「行」，在那個時代，官宦人家一般坐轎子。可是，曾國藩卻在信裡告訴孩子，你要步行去辦該辦的事，絕不許使喚轎子。同時他對孩子們還這樣要求，不許使喚奴婢給你添茶倒水，你自己能做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去做。

在曾國藩的家書中我們還看到，他會讓自己的子女去幹些在常人眼中只有下人才做的拾柴、撿糞之類的事情。在一封家信中，他對自己的長子有這樣的要求：每天早晨天未明就要起，起床之後的第一件事情是去灑掃庭院，然後坐下來練字一千，而第一個字一定要寫「儉」。這就是讓自己的孩子們千萬不要沾染官場之氣。他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幾可以成大器。」

思想開明注重實際

曾國藩認為孩子讀書未必是為了做官，讀書在於明理，所以當長子曾紀澤連著三次考科舉不成功，並向父親提出不再走科舉之路的時候，曾國藩同意了，他寫信告訴曾紀澤，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

曾紀澤後來的路，在當時人來看絕對是旁門左道。那個時代，一般人根本想不到去接觸西方文化，更不要說去學說洋文了，而曾紀澤居然在32歲的時候學英文。這個遠見卓識，應該說既有他認識到的，也有他父親告訴他的，這說明曾國藩在這一時期對文化的理解更為深刻了。作為中國人，秉持、學習中國的傳統文化是應該的，但是當國門被人強迫打開之後，你不去了解外國的情況，你如何能夠在世界之林立足呢？

曾紀澤在曾國藩的鼓勵和支持下潛心研究西學。1881年2月24日，曾紀澤以外交官的身份代表清政府在彼得堡同沙俄談判並且簽訂了《中俄伊犁條約》，收回了伊犁城。正是由於曾紀澤對西學的了解，正是因為他有了一個非常好的英語基礎，在與俄國人談判的時候，可以說是針鋒相對，外交手段運用又足。當時沙俄曾威脅說，你想要收回伊犁，我馬上就派兵打仗。曾紀澤不軟不硬地回了一句話，說，你要打仗，我們也無奈，但是我們絕不怕你來打仗。因為他太了解當時沙俄虛張聲勢的心態。如果沒有對西學的了解，沒有西學的根基，有可能這個時候就被嚇倒了。所以有人說這一次談判是清末外交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勝利。

還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曾紀澤曾經用英文撰寫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國先睡後醒論》，發表在倫敦的《亞洲季刊》上。用英語撰寫文章介紹中國，這是當時很多中國人所做不到的。

長子曾紀澤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次子曾紀鴻則是一位數學人才，他喜愛自然科學，精通天文、地理，最精代數，曾著有《對數詳解》、《圓率考真圖解》等書，還計算出一百位的圓周率。兩個兒子的成材和曾國藩提倡子女學習科學知識，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和文化大有關係。

曾國藩難得的是，不光他的兒子成才了，他的後代子孫曾寶蓀、曾約農都成為了大教育家和大學者。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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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為剿太平軍四次陷入絕境 卻終死於清廷之手｜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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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以一介書生而成為軍事集團首腦，鎮壓太平軍挽救了清王朝，四次遇險，最終均有驚無險，於是成就了一代名臣。

曾國藩（1811-1872）字伯涵，號滌生，1811年11月26日（清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出生在湖南省長沙府湘鄉縣南一個名叫白楊坪的偏僻的小山村裡。他在世時，兼有「中興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頭」、「曾屠戶」、「賣國賊」的罵名。1853年1月，曾國藩以在籍禮部侍郎的身份任湖南團練大臣，編練湘軍，從此成為太平天國最強勁的對手。曾國藩從一介書生，搖身一變而為一個軍事集團的首領，指揮湘軍四處征戰，最終鎮壓太平天國，挽救了風雨飄搖的清王朝。這也使得他的名聲威望達到頂點，一度官至直隸總督，成為清王朝最為倚重的漢族官員，死後被清廷追贈為太傅，謚號文正。曾國藩雖然取得了輝煌的個人成就，但是在他十幾年的軍事生涯中也並不是一帆風順，其中，有四次遇險差點使得他功業未成而命歸黃泉。

第一次，靖港大敗。1854年2月，曾國藩已練成湘軍水陸兵勇各十營五千人，雄心勃勃地進行所謂的「東征」，臨出發之際，還發佈了著名的《討粵匪檄》。然而，這次「東征」出師起初並不順利。當他還駐軍長沙時，太平天國西征軍石祥禎部就已經佔領岳州、湘陰、寧鄉等地，兵鋒直逼長沙。曾國藩派軍進攻寧鄉，損兵折將，大敗而歸，初戰敗績。然太平軍情報偵察不明，見湘軍來勢洶洶，以為清軍主力將至，連夜撤到靖港等地。曾國藩急忙派軍進佔岳州，以圖扭轉湘北敗局。適逢太平軍湖北援軍大至，與湖南太平軍一道圍攻岳州，殲滅守軍大部。湘軍水陸傷亡慘重，逃歸長沙。不久，曾國藩也抵達長沙，以保全省城。是時，長沙清軍「二三千有餘，僅敷守垛之用」，力量較為薄弱，而且，由於出征以來連連受挫，官兵心驚膽顫，士氣低落，「人自以為必敗」，「聞吹角及火光，皆自驚」，惶惶不可終日。後來靖港民團前來報告說，那裡的太平軍人數較少而且沒有防備，「可驅而走也」，並稱已經搭好浮橋，願意為湘軍助攻。於是，曾國藩決定對太平軍實施反攻，並改變原先制定的陸路進攻湘潭的計畫，於4月28日親率大小戰船40隻、陸師800人奔襲靖港，妄圖僥倖取勝。但是，由於太平軍已作好戰鬥準備，更加上天時不利——風速過快，湘軍戰船無法在靖港停泊，只得停靠在靖港對岸之銅官渚。太平軍順風勢焚燬湘軍水師戰船10餘隻。曾國藩驚悉水師慘敗，急派陸師分三路進攻靖港，企圖挽回敗局。然「陸勇見水勇失利，心懷疑怯」，亦潰散而逃，「爭浮橋，橋以門扉、床板，人多橋壞，死者百餘人」。曾國藩見士卒反奔，親自仗劍督陣，並豎令旗於岸邊，上書「過旗者斬」。可是湘軍兵敗如山倒，士卒都從旗邊上繞道而奔。曾國藩又羞又憤，遂決定跳水自殺，一死了之。幕僚陳士傑、李元度見他支開隨從，神情有異，遂指使「小委員」章壽麟乘小船悄悄跟在他後面，以備不虞。曾國藩行至銅官渚，章壽麟見他跳水尋死，急忙搶救，將其背負船上，與陳、李一起勸回大營。曾國藩靖港大敗之後，受到長沙眾多官員的參劾。他悲觀到了極點，甚至密令弟弟曾國葆買來棺材，準備自殺以謝喪師敗北之罪。幸而湘軍悍將塔齊布率陸師於湘潭擊敗太平軍林紹璋部，獲得大勝，使得咸豐皇帝對湘軍刮目相看，救了曾國藩一命，也正由於此，曾國藩遂在湖南士紳官員中站穩了腳跟。

第二次，湖口慘敗。曾國藩從靖港逃回長沙之後，即進行嚴厲的整軍，將在戰鬥中潰散的營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僅留下敢戰之士，連他的弟弟曾國葆也在裁撤之列。長沙整軍使湘軍的戰鬥力大為提高。在經過添募新勇、修補戰船等一系列的休整、補充後，湘軍重新發動攻勢，經岳州城陵磯和武昌兩次大戰，給太平軍水師以毀滅性打擊並奪得上游重鎮武漢。咸豐帝被突如其來的勝利沖昏頭腦，賞給曾國藩兵部侍郎銜，並命令他迅速順流東下，進攻江西、安徽的太平軍。湘軍經過惡戰，亟需休整，但是在咸豐帝的嚴旨逼迫下，曾國藩只得硬著頭皮繼續進攻。田家鎮一戰，湘軍再給太平軍水師以重創，使其基本瓦解。湘軍陸師乘勝連陷湖北廣濟、黃梅，兵臨江西九江城下。太平軍方面，由於上游戰局惡化，石達開再度受命主持西征軍務，督師安慶，與猛將羅大綱共同指揮九江、湖口會戰。太平軍在九江、湖口防線深溝高壘，堅壁不出，使湘軍寸步難行。1854年12月8日，湘軍陸師進攻九江，拉開戰幕，但進攻多日沒能破城，形成相持狀態。

1855年1月3日，湘軍水師進抵湖口之八里江一帶，太平軍早已嚴陣以待。兩軍經連日作戰，均傷亡慘重。太平軍用於防守湖口的木簰水城被摧毀，石達開立即重築湖口防線，命人將大船鑿沈載江中，「實以砂石，僅西岸留一隘口，攔以篾纜」。但湘軍也被太平軍的「驚營」戰術弄得疲憊不堪，由驕而躁，急於求戰。不久，戰端重啟。29日，湘軍水師貿然衝擊湖口水卡，斬斷用以攔截湖口的竹篾纜繩，一百二十餘艘長龍、舢板等輕便船隻衝入鄱陽內湖，橫衝直撞，焚燬太平軍大量戰船。石達開抓住時機，令將士在湖口再行設卡築壘，修築兩座浮橋，橋下填上泥土，構築炮台，斷敵歸路，切斷內湖、外江湘軍水師之間的聯繫，準備各個擊破。同時，他出動小划20餘隻，圍攻外江湘軍快蟹大戰船。湘軍水師作戰，必須快蟹、長龍、舢板等大小戰船相互配合行動。快蟹、長龍火力猛，舢板機動性強，這樣大小相依，火力與機動性相結合，才使得湘軍水師戰鬥力較強。但是長龍、舢板既陷於內湖，「外江所存多笨重船隻，運掉不靈，如鳥去翼，如蟲去足，實覺無以自立」。快蟹大船無法應付太平軍機動靈活的小划襲擊戰術，敗退回九江大營。石達開決定乘勝對九江城外湘軍水師實施第二次打擊，以徹底解九江之圍。2月11日，石達開乘月黑無光、天色迷漫之際，命令三十餘隻裝滿引火之物的小划火攻湘軍水師，另派三十餘隻小划圍攻曾國藩的拖罟坐船，搜獲曾國藩的家書、奏章、地圖和咸豐帝給他的上諭。危急之中，曾國藩再次投水自殺，又被幕僚救起，「急掉小舟駛入羅澤南營」。他遙望江內水師紛紛潰散，念及自己慘淡經營數年的水師竟落得如此下場，既羞憤又心痛，欲倣傚春秋時晉國大將先軫的榜樣，策馬赴敵而死，慌得羅澤南、劉蓉緊緊抓住韁繩，眾幕僚寸步不離，經過好一番拉扯勸解才作罷。

第三次，困守南昌。太平軍自從九江、湖口大捷之後，主力乘勝直搗湘軍後方，力爭向上游進軍，收復武漢。湘軍另一頭子胡林翼這時署理湖北巡撫，要求曾國藩撤回在江西的湘軍主力，回救武漢。而曾國藩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害怕被政敵參劾，更害怕受清廷責難，堅持固守江西。他駐紮在南康府，與內湖水師相互依存，繼續指揮湘軍圍困九江，僅派遣悍將羅澤南迴救武漢。湘軍前期陸師的兩大將領分別是滿人塔齊布和漢人羅澤南。此時，塔齊布因久攻九江不下，已嘔血而死。羅澤南一走，曾國藩手上就沒有得力的將領了。這期間，他在江西主要依靠的是被困在南康的內湖水師和塔齊布的舊部（由塔的助手周鳳山統領）。1855年4月，太平軍三克武昌。在穩定了湖北的軍事形勢後，石達開便帶兵回到江西，乘羅澤南回援湖北之機，在江西展開強大攻勢。自1855年11月起，石達開聯絡廣東天地會起義軍，連下江西瑞州、臨江、袁州等府，並圍攻吉安府城。曾國藩只好從九江撤圍，調周鳳山部陸師駐紮在戰略要地樟樹鎮，以圖南下救援。但是曾國藩對能否解救吉安並沒有把握，而且又擔心省城南昌的安危，便命周鳳山在樟樹鎮堅守，以觀望形勢。石達開利用周鳳山軍舉棋不定的時機，於1856年2月攻克吉安，並乘勝攻破樟樹鎮湘軍大營。潰兵紛紛湧入南昌城，曾國藩也只好進入南昌城收拾殘局。

到1856年4月，西征太平軍佔領了江西13府中的8府46縣，曾國藩哀嘆說：「自鄂渚以南，達於梅嶺，賊蹤綿亙數百里，眾號數十萬。」為了挽救江西的危局，曾國藩急調在武昌城外攻堅的羅澤南回救。羅澤南為迅速攻破武昌城以回救其主子，加緊攻城，卻被太平軍擊傷致死。這樣，曾國藩所依靠的湘軍陸師兩大悍將雙雙斃命，處境愈加艱難。曾國藩困守南昌，文報不通，聯繫中斷，連送家書都不得不用隱語蠟丸，化裝潛行，即便如此，送信人往往還是被太平軍識破，被捕殺者達百人以上。曾國藩後來描寫當時的情形說：「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徬徨」，「方其戰爭之際，炮震肉飛，血瀑石壁，士飢將困，窘若拘囚，群疑眾侮，積淚漲江，以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余昔久困彭蠡之內，蓋幾幾不能自克」。可見曾國藩當年的處境是何等狼狽。石達開在樟樹鎮擊敗周鳳山軍後，大可乘勝直搗南昌，活捉曾國藩。很可惜的是，正當曾國藩在南昌城內岌岌可危的時候，太平天國東王楊秀清將石達開調回天京參加攻破清軍江南大營的戰鬥，並帶走大批太平軍，使曾國藩得以死裡逃生。1857年3月，曾國藩接到其父的死訊，於是奏請回籍丁父憂，並且不待諭旨到來便委軍而去，離開江西回到老家，借此擺脫困境。

第四次，祁門被圍。1858年7月，曾國藩在家守制未滿，即奉清帝諭令再次出山，先後奉旨增援浙江、福建，將石達開驅入贛南、湘南，遠離主要戰場。8月，清廷應胡林翼疏請，詔曾國藩與胡林翼共圖安徽。曾國藩提出圖皖的戰略總方針：「……必先圍安慶以破陳逆之老巢，兼搗廬州，以攻陳逆之所必救。」根據這一「翦除枝葉，並搗老巢」的戰略總方針，曾國藩決定發動安慶會戰，與陳玉成決戰皖北，以奪取戰爭的主動權。為此，曾國藩制定了四路進兵的具體計畫，並始終貫徹執行之，甚至因不救蘇、常而受到清廷朝野上下責難也不為所動，終於在1860年6月將安慶嚴密包圍。為便於指揮，曾國藩將大營移至戰略位置十分重要的皖南祁門。太平軍方面，在二破清軍江南大營之後，領導者們即制定了分兵兩路合取武漢以解安慶之圍的計畫，稱為「二次西征」。根據這一軍事部署，太平軍決定兵分五路援贛，其中有一路便是攻打曾國藩的祁門大營。

1860年12月1日，李秀成帶2萬人「突由羊棧嶺竄入，圖解休寧之圍，斷鮑、張兩軍糧路」，但是被湘軍悍將鮑超、張運蘭擊敗，被迫退出羊棧嶺。李秀成的這一次進攻，對曾國藩震動極大，因為羊棧嶺距曾國藩祁門大營僅60餘里。祁門防守兵力單薄，他的身邊僅有三千餘人，而太平軍卻是人多勢眾。當時，曾國藩料定難以活命，連遺囑都寫好了，向弟弟曾國荃和曾國葆妥善安排了後事。然而，李秀成此次出兵的目的「並非欲爭此處，實上湖北招兵」，尤為重要的是，他對「二次西征」始終不感興趣，更多的是注意保存自身的實力，故而被擊敗後，便退出了羊棧嶺，致使進攻祁門的大好戰機喪失，使曾國藩絕處逢生，白撿一條性命。不過，曾國藩並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困境，太平軍在皖南的實力還是要優於湘軍。

1860年12月中旬，太平軍兵分三路再次向祁門地區發動進攻，曾國藩四面楚歌，又一次陷入驚恐之中。他在家書中說：「自十一月以來，奇險萬狀，風波迭起。文報不通者五日，餉道不通者二十餘日。」可見當時情況已十分危急。後來，曾國藩急調悍將鮑超救援，擊敗了太平軍，恢復了糧道，暫時渡過了危機。可是，此後不久卻又發生了更為嚴重的情況。1861年3月起，太平軍連續對祁門大營發起進攻，多次擊敗湘軍的抵抗，進至離祁門僅僅二十餘里的地方，又使得曾國藩文報不通，餉道中斷，陷入絕境。此時，他悲觀到了極點，在日記中寫道：「是以憂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殊不知生之可樂，死之可悲矣。」在給兒子曾紀澤的遺囑中寫有「此間局勢危急，恐難支持」、「目下值局勢萬緊之際，四面梗塞，接濟已斷，如此一挫，軍心尤為震動」、「爾等長大以後，切不可涉歷兵間，此事難於見功，易於造孽，尤易於貽萬世口實。余久處行間，日日如坐針氈」。可見他當時的心情是何等灰暗，情緒是何等沮喪。恰在此時，湘軍另一首領左宗棠於江西景德鎮一帶大敗太平軍，威脅著圍祁門太平軍的後路，迫使其撤圍而去，曾國藩再一次撿回了性命。

至此，太平軍的五路援贛戰略計畫徹底破滅。自到祁門以來，曾國藩就沒有一天輕鬆過。一波三折的戰局使他恐懼不已，經常處於一日數驚的境地中。乘太平軍撤圍之機，他趕緊離開了祁門這一險地。1861年5月6日曾國藩從祁門出發，10日抵達東流，將大營設在靠江岸停泊的大船上，由水師護衛，這樣，就再也不用擔心會遭到太平軍的圍殲了。

這四次遇險沒有要了曾國藩的性命，卻使他最終得以指揮湘軍鎮壓了太平天國，建立「不世之功」。但是，同歷史上許多功臣一樣，「功高震主」的曾國藩也並沒有逃脫「兔死狗烹」的命運。從天京被攻下的那一天開始，清廷便積極對他進行打壓，提拔和扶植他的部下，使之與其地位相當，以便與他分庭抗禮，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最突出的一個例子便是曾國藩推行「防河」戰略圍剿捻軍遭到挫折後，清廷便以李鴻章取而代之，諭令他回兩江總督原任。而李鴻章接手「剿」捻事務後，仍舊推行曾國藩的「防河」戰略並取得成功。對於清廷的這種做法，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的情由。1868年9月，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1870年6月，著名的「天津教案」發生，天津的愛國群眾打死法國殖民者二十餘人，並焚燬了一些外國人的建築物。曾國藩在處理這次事件時對法國侵略者卑躬屈膝，以極為屈辱的條件接受了法國人的要求，極大地損害了中華民族的尊嚴和利益。一時間，斥責之聲充滿朝野，愛國官紳對他的痛罵不絕於耳，甚至有人當面把他比作秦檜，給他戴上了「賣國賊」的帽子。曾國藩在精神上受到極大的打擊。本來曾國藩的做法是秉承了清廷的旨意，但在全國輿論的強大壓力下，清廷不得不讓曾國藩做了替罪羊，而且，清廷借此機會再次對他進行打壓，又派李鴻章來接手「天津教案」。李鴻章對曾國藩先前處理的結果幾乎沒有大的變動，卻得到了清廷的肯定。1870年8月，清廷將曾國藩調回兩江總督原任。1872年3月12日，曾國藩在一片「千夫所指」中，死於兩江總督任上，時年6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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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驚訝，我講前仆後繼，竟然有人說是前赴而非前仆。我小學老師也如是說，但前仆後繼又同前僕後繼，顯然是同假字。是讀仆，而非何文匯式讀附。

（開啟字幕）《地母經》云庚子年必大亂！「晚稻無可割；山頭起墓田」果真應驗？20200331 https://youtu.be/8KseIHbTZjw

《清史稿．卷四一三．曾國荃傳》：「賊環攻六晝夜，彭毓橘等乘其乏出擊，破賊營四。賊悉向東路，填壕而進，前仆後繼。」也作「前仆後起」。又唐·孫樵《祭梓潼神君文》：「跛馬慍僕，前僕後踣。」

楷書曾國藩致曾國荃詩歌-左列鍾銘右謗書，人間到處有乘除。 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吳啟禎書法教室教學

曾國藩致曾國荃詩歌：
左列鍾銘右謗書，
人間到處有乘除。
低頭一拜屠羊說，
萬事浮雲過太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