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最惡劣的敵人通常都是自己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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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覺台灣媒體真的挺有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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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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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來不曉得原來打疫苗後過世，尚未證實有關聯，還要被意識形態檢查，凸顯他的政治立場，翻遍他的臉書，進行竄改語境的嫁接，只為了滿足媒體預設的荒謬－「他打了高端，他呼籲其他人去打，然後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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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打高端後猝死　曾說願向病毒獻祭！『用少數人犠牲，換多數人平安』」，附上大大的一張他的相片，上面寫著「用生命相挺」，再附上「翻攝至臉書」，可以知道，完全沒經過他們家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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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彿正在嘲諷他，他有多麼傻，有多麼活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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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高端猝逝作家黑特柯文哲！曾言『敵人就在北市府』　鐵桿支持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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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他支持蔡英文，或批判柯文哲，跟他逝世有什麼關係－他的政治立場，跟他打高端又有什麼關係，毫無疑問，這樣子惡劣的報導吸引來的效應，就是一堆深藍與柯文哲支持者在進行網路霸凌，「死得其所」、「求仁得仁」、「神經有問題，北市長是神醫，怎麼可以批評他」、「台獨吉娃娃」，似乎暗示死者就是因為支持蔡英文，批評柯文哲，所以這是他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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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這一路蔓延到死者的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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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打ＡＺ和莫德那的，在８月２３日各有一人死亡，卻不見得有這樣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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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打疫苗的人這麼多，打完莫德那和ａｚ猝死有６５３例，沒有人，沒有人像他一樣，他大概是第一個，被赤裸裸的肉搜言論，討論政治立場，然後被網路霸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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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已經過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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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看到這一個偏頗的媒體挾著一群人，對著所有人說，「他打高端，他有罪」，在台灣，原來，當一個本土派支持者，竟然不被當人看待，死後，還要被不斷踐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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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作家的言論，是在６月２５日，全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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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疫苗是一種國民義務。
抗疫攸關國家安全，所以接施打疫苗是一種國民義務，而不是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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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挑三揀四、這不打那不打，結果就形成防疫漏洞、死角，危害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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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只能有什麼疫苗、就打什麼疫苗，即使有人會因此致死。
但畢竟不是每個人打了都會死。大家都打，整體染疫死的人、確診的人，肯定會少一點，疫情會趨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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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話：打疫苗利大於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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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有些人，選擇完全不出門、在家與世隔絕，否則都應該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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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打了疫苗死了，也只能視為向病毒『獻祭』——用少數人的犠牲，換取多數人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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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這跟他打高端有什麼關係，６月２５日，也根本沒有高端可以打，那時，是環南市場疫情爆發，台北市疫情最嚴重的時候，然後許多人在提倡拒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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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媒體故意在此時轉死者不相干的評論，斷章取義，就等於暗示群眾，他的言論是針對高端，要強迫其他人去打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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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作家站在公眾利益的角度，希望人們趕緊去打疫苗，獻祭之說，也屬於一種無奈的語氣，「大家都打，整體染疫死的人、確診的人，肯定會少一點，疫情會趨緩．」他是以群體免疫的觀點，用意在於希望疫情能趨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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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如果沒有疫情，沒有變種病毒，自然也不需要疫苗，他希望的是人們有疫苗就趕快去打，沒有特定鼓吹哪一個牌子，否定他這樣觀點的人，其實就是否定打疫苗罷了，要人們不要去打任何一劑，這樣就不會有任何風險，但，其實只是把風險轉嫁給其他人，而自己同樣也會面臨病毒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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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韭菜，他只是一個善良的人，他擔憂自己，也擔憂其他人，他喜歡在臉書上擺自己做的菜，還有一些飾品，鼓勵其他人，我不曉得，媒體檢查他的瑕疵，假造他的語境，把他６月擔憂疫情的言論嫁接他現在打高端去世，的用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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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標誌高端的不安全，一個例子證據力是不足的，打高端的人昨日有１７萬人，相比ａｚ或莫德納，這沒有超過太多的背景值，如果想要否定高端的安全性，應該先等法醫驗完確認有關聯後，或者有明確的數字和依據，在下這種結論，營造這種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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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幫死者喊冤，或譴責政府，也不應該消費死者，讓他被誤解，請報導事實，而不是選擇性呈現報導，最起碼的起碼，時序要搞對，而不是讓他蒙受不白之冤，一群人瘋狂地分享他的文章，四處在他死訊下留言，謾罵他「納粹、會下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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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究竟對他有何仇恨？只是因為他去打了疫苗，死後就應該被這樣糟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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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沒有人應該被這樣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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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嚷嚷著「死者為大」的人，在許崑源議長死去，傳播這樣的想法，現在，這就不適用了，你們的良知，到哪去了？難道你們受的教育，是可以對特定人殘酷，而消去自己的同理心？他甚至不是一個政治人物，只是一個平民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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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政府來說，一定慎重的處理這件事情，後續的撫卹，家屬的慰問，一定要做到圓滿，然後，請詳細調查他的死因，如果確認和施打疫苗有關聯，一定要進行補償，因為他是相信政府，相信國產疫苗，跟隨總統的主張，才去施打的，一定要給出一個交代，不論打任何疫苗，都要負起後續產生嚴重不良反應的責任，只有這樣，人們才會擁有意願繼續施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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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你連這樣信任自己的民眾，都無法保護的話（儘管他已經死了），讓他好好地走，我不知道你存在的價值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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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已經施打高端或尚未施打高端的人而言，我想有一點必須注意，如你本身有心血管或急性嚴重疾病，在施打後產生不適症狀，要多加注意避免和施打疫苗產生的副作用混淆，「以為只是疫苗的副作用」，而忽略了就醫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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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的副作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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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高端後常見副作用為注射部位疼痛、壓痛，頻率７１.２％，可適度冰敷，請勿揉抓接種部位；其次是痠痛、全身無力頻率３６％、肌肉痛２７.６％、頭痛２２.２％、腹瀉１５.１％、注射部位腫脹或硬結１０.５％、噁心或嘔吐７.７％、注射部位泛紅４.９％、發燒０.７％．常見的不良反應通常呈現輕度或中等強度，大部分於接種後７日內觀察到緩解或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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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持續發燒或嚴重過敏反應，如呼吸困難、氣喘、眩暈、心跳加速、全身紅疹等不適症狀」或者並不屬於打高端疫苗的症狀，請盡速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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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奪走最多人生命的疾病，不是武漢肺炎，是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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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造成了約４億人死亡，他終結在一名鄉下醫師的手上，愛德華．詹納，他在擠牛奶的女工身上，發現了得過牛痘的人，便不容易再感染天花，於是他進行了牛痘實驗，創造了「預防接種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Ｖａｃｃａ就是牛的意思．他認為，牛痘和天花有相同的來源，但牛痘感染人的毒性較弱，所以接種了牛痘，就不容易感染天花，他創造的概念，讓其他人開始追尋免疫和產生抗體的預防疾病方法，直到１９８０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天花的死亡率，為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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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聽起來是很輕鬆而且偉大的，但背後有許多沉痛的內幕，這個方法被發明而且證明有效，取之而來的，不是讚美，而是一群人無情的撻伐，他們說，詹納的接種法是褻瀆上帝，是撒旦的話語，報紙上，報導著接種牛痘疫苗的人會長出牛角，變成牛，詹納的家被包圍，甚至連他的病人，相信他而來接種的人，都被不斷的嘲笑與謾罵，然後丟石頭在他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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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作家，此時遇到的，就是這樣的不理智吧，他們總是毫無目的的攻擊那些尋求所有人都能得救的人，而以為，使他們消失，就會讓自己安全，詆毀他們自己就能免疫，他們以為，能使自己得救的，不是疫苗，而是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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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給他們災厄的，不是病毒，而是那些與病毒對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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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刺的是，現在早已不是１８世紀，已經過了兩百多年，有些人做的事，說的話，仍然與從前沒什麼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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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施打到現在，並沒有像其他疫苗，那樣顯著的副作用，以猝死來說，從擴大二期試驗的４千人，到昨日接種的１７萬人，只有兩個例子，一個高血壓病史，另一個死前手裡握著毒品，相比ａｚ開打後許多高齡者猝死的情形，累計死亡５３６例，莫德那２個多月累計的１１７例，這樣的背景值，很難說，具有嚴重的安全問題，去打的人是一種錯誤．當然逝去的生命都有同樣的重量，是不能比較的，請體諒我只能用這樣的方法去面對龐大的惡意，他們的言論過於無知，嘲諷死者的人，不但低能，而且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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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逼得死者家屬得出來捍衛自己的家人，真的是，人性掉落了糞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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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說人們的敵人是病毒，有些人的敵人，卻是彼此，那些希望所有人都活下去的人－他說的獻祭，是一種不得已，一種沒有辦法，一種莫可奈何，一種「想開點」，而那群侏儒口中的「獻祭」，是期待一個人的死去，好映證他們妄想的使全人類至於風險之中的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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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溫柔的，他們是無情的，他是沉痛的，而他們喜悅，他說的，不是一種恐嚇，而是一種悲傷，他訴求的，不是一種絕望，而是盼望人們主動尋求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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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們喜孜孜的在他的屍體上跳舞，在家屬的痛苦中飲酒作樂，一個希望更多人活下去的人的肚皮上，在他摯愛的家人面前，他們以為他已經閉上眼睛，但是所有人都看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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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那些侏儒能平安健康的，攜上他們的惡意，去面對病毒，謝謝他們告訴我們，原來，台灣有一群人，活著這麼像病毒一樣，比病毒還有迫切的需求，希望人命的逝去，幸災樂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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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納還有一項特別的觀察，使他聞名於世，他發現，杜鵑的雛鳥會把同一個巢裡，其他鳥的幼雛推出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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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就像一個溫暖而巨大的窩，這座窩裡，顯然，養了太多杜鵑一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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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馬來西亞來的候鳥，或許刺痛了他們的內心，他比居住在這座島上的杜鵑，更愛這座島，更願意珍惜其他人，而牠們，只想到了自己，自私，而且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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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他飛走了，留下許多思念，希望他在另一個世界，能過得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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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他的死，能激發出人們，本質上希望其他人能過得更好的美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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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呼籲蘋果日報撤下不實的報導，這無疑是給家屬帶來二次傷害，如不撤下，神父個人往後將永遠不會分享蘋果日報的任何新聞，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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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的完成　感謝　＃蘇素秋　ｔｏｍｏｙｏ的贊助．

【抗戰曙光─德式中央軍(第一部：建軍)】蔣、魏衝突

在歷任德國顧問團團長中，魏澤爾是唯一在抗日、剿共、軍閥內戰都有所經歷的將領，這也讓他有許多透過實戰證明自身能力的機會，而從戰果來看，除了實力太強的日軍，魏澤爾都能協助蔣介石贏得勝利，而這一切根基於平時的練兵有方，因此魏澤爾的能力之強無庸置疑。事實上，蔣介石在贏得中原大戰勝利後，就將原為中將軍銜的魏澤爾晉升為上將，可見兩人是有一段合作愉快的蜜月期。
但3年時間過去，蔣、魏兩人的關係卻變得惡劣無比，甚至已經嚴重到蔣介石每次發表軍事行動，魏澤爾都會表達抗議，搞的兩人都頭暴青筋、火冒三丈。這兩人之所以從相愛變成相殺，除了都是一副暴脾氣，最直接的引爆點就是對於德式師的使用理念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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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魏澤爾的想法：「德式訓練的新部隊，應該當作其他部隊的榜樣，不可輕易投入作戰以免耗損。」
蔣介石最初表示：「了解。」
結果當一二八事變爆發，蔣介石立刻把德式訓練最扎實的87、88師推到前線作戰，氣的魏澤爾大罵：「Was zum Teufe(德文的：搞、什、麼、鬼) ！不是說好德式師不用於作戰嗎？你把我的話當塑膠嗎！」
如果說一二八事變是因為強敵壓境，不得不讓精銳部隊參戰，等到第五次圍剿，蔣介石又讓德式師投入戰鬥，這更讓魏澤爾暴跳如雷：「就跟你說不要亂消耗新軍！結果連打人絕對弱勢的共產黨都要動用新軍！你腦子有病吧！」

這時我們需要先停下來討論：有關德式師的使用，究竟蔣、魏二人孰對孰錯？

站在魏澤爾的角度，國民政府當時財政窘迫，新軍的成立大不易，要是在戰場上折損，依照國府的財力，不但重建困難，還可能影響其他方面的軍事改革。事實上，一二八事變中，兩支德式師損失4000多人，圍剿戰役裡，不但折損人數更多，甚至有1個旅及1個團的編制被徹底打殘，這表示不少負責帶兵的中下階軍官就此犧牲。從上述經歷來看，魏澤爾的擔憂並非一廂情願。

可站在蔣介石的角度，他卻有魏澤爾不能理解的苦衷，那就是國民黨內部的派系問題。
即便可能說到大家都煩了，我還是要說：國民黨並非靠自身實力獲得政權。正因為本身根基不夠強大，就算擊敗對手，除了共產黨，蔣介石通常不會趕盡殺絕，而是藉機收攏敵對的殘餘或叛逃勢力，成為「名義上」的下屬。
像是中原大戰時期，原屬於西北軍馮玉祥的韓復榘就叛逃到蔣介石麾下，但蔣介石卻根本指揮不動他底下的部隊。所以表面上，蔣介石是掌握軍政大權的委員長，實際上，老蔣真正能調動或值得信賴的兵力並不多。
以第五次圍剿舉例，表面上蔣介石可以動用70萬兵力，但其中屬於南路軍的10多萬人，其實是桂系的部隊，而他們壓根不想為了蔣介石和難纏的共產黨開戰。所以蔣介石只能交待桂系部隊：「無須進攻，只要圍堵。」這才讓想穩守自身地盤的桂系在南路負責給老蔣壯聲勢。
所以老蔣並不是不愛惜德式師，而是他也實在沒有餘裕讓部隊保養生息。

因此單方面來看蔣、魏二人的主張都各有其道理，但兩人身處不同位置下的思考差異，卻成為不可調解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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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魏澤爾與蔣介石在戰略及戰術上也有著巨大分歧。
中原大戰中，魏澤爾面對敵手會認為用武力直接懟，剛死敵人就完了！但蔣介石卻想盡可能保留自身實力，所以很多時候更喜歡花錢收買對手，這讓純粹的軍人，也就是主張「能動手就少瞎BB」的魏澤爾感到非常不恥。
而在圍剿戰役中，魏澤爾認為共產黨裝備落後、火力貧弱，所以應該展開更積極的進攻；可是曾有過同樣主張的蔣介石卻在先前的圍剿中吃過不少大虧，所以他更主張步步為營的緩進。雖然最後德國顧問團最中按照蔣介石的理念，制定出深具效果的堡壘戰術，但商議的過程中魏澤爾對蔣介石是罵罵咧咧，這自然讓蔣介石大動肝火。
更令老蔣仇恨值爆表的，是後來有國軍因為執行魏澤爾的積極進攻而遭殲滅時，當時他就把戰況轉給魏澤爾，希望殺一下這魏德國顧問的銳氣。結果魏澤爾卻回答：「不是我的構想有問題，是中國軍隊聯繫太差、支援速度太慢，沒辦法執行我的理念，這才錯失戰機呀。」此話一出，老蔣的小宇宙整個大爆炸：「敢情所有人都有毛病，就你魏澤爾沒毛病！」

同時，不只老蔣，許多國軍將領對於魏澤爾引進的新式德國訓練也反感頗多。
看到這可能有讀者想說：「德國軍事科技以及現代化戰爭經驗，完全凌駕在同時期的中國之上，中國將領哪來的底氣反對德國訓練？」
原因有二，第一，魏澤爾認為德國顧問應該更深介入中國軍隊的訓練，甚至提出應該讓德國軍官統帥部分層級的中國軍隊。這就碰觸到一些視軍隊為私人財產的中國將領底線……你ㄚ的是想架空老子的兵權嗎？
第二，不少國軍將領自認作戰經驗豐富，對德國顧問的新戰術也就不待見；扣除思想較為古板的守舊派，有些比較通情達理的中國將領也不贊同德國訓練的新戰術，而原因卻頗為悲哀……德國戰術太先進，通常要消耗大量但要先進行火力壓制，咱窮，實在玩不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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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原因外，最讓蔣介石及國軍將領對魏澤爾忌憚的一點：是魏澤爾涉入到中國政治的派系之爭。
前面提到，主持財政的老蔣小舅─宋子文，為了加強麾下稅警部隊的實力，找上魏澤爾進行合作。說起宋子文，他雖然跟蔣介石沾親帶故，但在許多政策理念上卻與他的妹夫唱反調，這其中就包含對日抗戰的態度。
話說日本在九一八事變佔領東北地區後，隨即成立滿州國，並找來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擔任國家元首。但這不是日本陸軍行動的終結，此後，日本陸軍開始向華北地區擴張，持續與國民政府發生衝突，其中在1933年1月，國軍與日軍沿著長城爆發多場戰役，史稱「長城抗戰」。
如果大家能夠記得前文提到的諸多歷史事件，應該會知道1933年1月的局勢相當紛亂，因為除了日軍在北方的衝突，當時國軍(確切來說是蔣介石的中央軍)精銳正集中在江西繳共，而閩變也是在此時爆發。
此時的蔣介石選擇堅持「先安內後攘外」，對於日軍的侵襲，他選擇有限度的作戰，好保留國軍在北方的主力，這樣他才能集中心神消滅共產黨。可宋子文卻在此時大力鼓吹積極抗日，他甚至在一次會議上喊出：「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諸位擔保，吾人絕不放棄東北，吾人絕不放棄熱河(註：熱河省是長城抗戰主要的交戰地點)，縱令敵方佔領我首都，亦無人肯做城下之盟！」如此熱血的發言，搭配當時因為領土被入侵而激發起的民族意識，宋子文獲得滿堂喝采，同時無疑在打臉因為避戰策略而導致領土丟失的蔣介石。同一時間，魏澤爾也來到長城抗戰前線策畫作戰，對於諸多限制的蔣介石，認真於軍事的魏澤爾不意外地又開始罵罵咧咧，而他對於高調提倡抗日而且早有合作情誼的宋子文自然更有好感，兩人因此時常出雙入對去巡視軍隊。

「宋子文跟魏澤爾走得很近，魏澤爾有挾宋子文以自重的情況。」
當部下回報宋、魏二人惺惺相惜情不自禁的狀況，這立刻引起老蔣的注意。想到管經濟的跟管軍事的走到一處，然後管經濟的一再公開反對老蔣對日忍讓的政略，管軍事的則多次反對自己的軍事行動，而且還希望能擴大對軍隊的掌握……娘希匹！你兩人是想搞掉我這委員長不成！

於是身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授意軍政部抵制魏澤爾在前線提出的要求，結果魏澤爾破口大罵：「軍政部官員有意抵制我建議，使我為數甚多的工作計畫為之流產。中國官員腐敗無能，工作效率低下，我不屑與之合作！」
魏澤爾這一頓怒噴有沒有讓他消氣我不知道，但軍政部官員倒是徹底被激怒，於是狀告委員長：「魏澤爾干涉中國內部事務，他的發言更是傷害中方官員自尊，他的行為已經使兩國共同合作根基為之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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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魏澤爾太得罪人？事實上，他連德國以及日本人都一起得罪。
德國顧問團其實最初是以工業建設的名義來華，加上首任團長─馬克思‧鮑爾，本身同時具有經濟與軍事的長才，所以除了軍事改革，顧問團另一大任務是促進中德的貿易合作，並且推銷德國商品，好賺取外匯收入。可是魏澤爾是個純粹的軍人，他致力於軍事的同時，就把經濟合作給忽略了(其實我認為，就算他不忽略也沒用，因為魏澤爾不具備經濟方面的學識)，所以德國企業抗議魏澤爾並沒有為德國工業爭取到更大的軍火銷售量以及增加貿易出口額。
而魏澤爾在長城抗戰前線的積極動作，也讓日本人抗議：「德國顧問團怎麼介入中國軍事？這不是違反凡爾賽條約的禁令？德方此一行徑更是破壞德、日兩國的邦交情誼！」這使備受指責的德國政府反感道：「魏澤爾幹的太招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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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魏澤爾被嫌棄的原因，如果要用一句話歸納，我會說：「魏澤爾是純粹的軍人。」他只懂軍事，所以也只對軍事負責。什麼蔣委員長的政治權力、德國的外貿銷售、中國政治的派系……那都不是他關注的重點，他只有一個目標：「善盡自己德國顧問團團長職責，打造現代化且有戰力的中國部隊。」
你可以說他純粹，但也可以說他不夠有智慧，或是直白地說：你不懂中國社會。畢竟許多事情不是單靠拚勁或專業就能成就，而往往需要就不同的人事時地物去做彈性調整，但不能否認：魏澤爾克盡職責且做出成績。連蔣介石都承認：「魏澤爾將軍之忠誠與作戰經驗能力皆極可佩(服)。」
可如今，魏澤爾滿世界得罪人，讓德國駐華公使陶德曼都向母國報告：「魏澤爾在華與在顧問團內之聲望均已開始下降，彼已無法在領導此一受人尊敬之組織。」而老蔣面對性情暴躁、行動偏激的魏澤爾，則認為：「唯一有效制服而又可使其平心靜氣工作之辦法，似在此人頭尖上加上一頂重帽。」換言之，各界都認為需要更換新任團長，而且這人的能力威望必須在魏澤爾之上。

1933年5月，一名白髮蒼蒼的老者抵達中國，隨即前往位在廬山的蔣介石別墅。老者雖然因為長途跋涉的旅程而顯得精神有些困乏，但依舊展現不怒自威的氣質，而他習慣配戴的單邊眼鏡，更是給外人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廬山別墅中，蔣介石熱情的歡迎老者，而中國的媒體記者也大肆報導老者來華訪問的消息，畢竟他的名聲是那麼的如雷貫耳。
同時，因為日軍進犯華北，而身處前線處理長城抗戰事宜的德國問問團團長─魏澤爾，也趕緊置信給老者，表達對其來華的敬意以及不克前來迎接的歉意，畢竟老者不但在一戰中建立赫赫威名，還是他的昔日上司，更是德國在戰後軍隊重建的靈魂人物。只是魏澤爾沒料到，這名老者未來將會在毫無異議的情況下取代他的團長職務。

老者名為：漢斯‧馮‧賽克特（Hans von Seeckt），他的到來，同時也將改變中德合作的格局。

圖片為：德國顧問團團長─魏澤爾上將

練先生，太樂觀了。六桶冷水會令人清醒？不，我都說過幾個類似的觀點，結果惹來什麼？泛民打手連登招呼呀。因人廢言，乃方塊字文化。見你可以棒打再有利益之時，那些賤貨一定會不留情面的拿著你的文章說「剩係識潑冷水」、「咁叻你做過咩？」來招呼你。有些說話都是自己私下說好了。香港人要死，就由得他們尋死好了。

#流亡就是無能
#不是我說的
#我quote練生quote㗎咋
#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
#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

//今天和大家談香港社會運動的海外翼。當本土翼遇到前所未有的壓阻力之後，不少香港人寄望海外翼有所作為。一些響叮噹的社運骨幹透過各種途徑離開香港到海外立足，這些人物帶着不少港人祝福飄洋過海到異域，矢志做外國政府和民間的游說和解說工作，也盡力在香港人社群裏發揮影響力，壯大各方對香港民主自治運動的支持。游說似乎真有用。近月歐美政府的一些作為，包括對若干「鎮壓有功」的中港黨政幹部制裁、為香港人提供「救生艇」、犧牲若干自身經濟利益同香港攬炒等等，反映了國際線上的汗馬功勞。不過，我認為香港人看了先別高興，倒應該也很快看到，儘管各國有所行動，但中港軸心政權並沒有絲毫退縮，反而加倍鎮壓、氣勢如虹。

如果這個全景象令人有點泄氣，那麽我還可以給大家澆幾桶涼水清醒清醒。

一、人權說帖不是符咒
首先要明白，國際游說有個限度，而這個限度，在一些最賣力、最同情香港人的國家裏，已經幾乎觸碰到了，往後難再有甚麽突破；也就是說，游說已經到了經濟學說的收益遞減區，事倍功半無可免。游說存在極限，因為事實上各國是為了你香港人在捱義氣──看到你的人權受壓，引發了他們的同情心，對中港軸心政權作出制裁，但制裁對他們而言是有經濟和其他各方面代價的；他們要對自己的國民負責，包括在經濟方面負責，不可能無限度付代價替你打人權仗。這不能怪人家。

說到底，你若要民主要自治要光復，主要還得靠你自己付出，人家不可能代你去搞這個那個革命，國際政治的餐牌上，沒有這一道免費午餐。辛亥國民革命成功推翻清帝國，關鍵恐怕不是英法日俄等國的道義制裁罷？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在旁支持，最後還是十三州殖民地的建國者拿了槍炮把英國人的十倍兵力打垮了。中共打敗國民黨，有蘇俄的强大支持，但關鍵還是他們的三大法寶特別是最後階段的那張王牌解放軍。三十年的香港民主運動從政權那裏爭取不到絲毫讓步，說明了一個事實：面對的原來是專制極權，香港人的付出因而遠遠不足；現在大家清楚了，光是磨損幾雙鞋底磨不出民主雙普選，哪怕是幾百萬人都經年纍月在那裏磨。

那麽，2019年的勇武又如何？不少手足流血了，還死了幾個人，於是有人罵政權麻木不仁──怎麽你特府黑警可以那麽無動於衷？換作是民主國家政府早倒台了！誠然。問題是大家面對的是專制極權；過去二十多年北人搞韜晦，所以大家錯覺了。所以，不光是「飯民」搞錯了，勇武和他們的支持者也許還是搞錯了；原來，香港人2019年的付出還是遠遠不足；光是流幾灘血死幾個人，別說換不來民主，連送中也阻止不了，12人的遭遇不是說明政權給大家「加倍奉還」了嗎？

好了，這邊廂的搞錯了就搞錯了，但如果舊運動的名人、新運動的骨幹，都跑到海外面對民主國家的政府搞游說，以為以人權民主價值寫在說帖上，人家就會超限量給你支持、中港政權就會讓步，那就依然會是「搞錯了」。幾十百個人磨嘴皮不會比幾百萬人磨鞋皮有效。說帖不是符咒，沒有神力。

但有人會說，游說可以很有效啊，你看當年基辛格不是成功游說中國聯美抗蘇？《左傳·定公四年》不是記載有超級楚國說客申包胥「哭秦廷」哭了七日七夜，結果秦國答應出兵攻吳救楚嗎？

游說在某些條件底下當然可以非常有效。中蘇當年已經撕破臉，中國便是在社會主義陣營裏也非常孤立，朋友只剩東歐兩個小國；文革搞到後期，中國經濟已非常惡劣，基辛格於是有機可乘。秦國答應出兵救楚，絕不是被申包胥磨眼皮感動了；秦楚本來就有姻親關係，而且如果吳滅了楚的話，秦的頭號敵人晉就能夠坐大，秦稱霸中原的目的就難似登天。這些都是赤裸裸的大國利益關係算計，游說的內涵不涉絲毫道義。況且，游說者都帶了手信。基辛格準備好要出賣台灣。楚國答應秦國，事成之後讓出六百里商於之地。國際線上的流亡人光用人權反共等道義理由游說，不是沒有作用，而是力量很有限。如果沒有新的形勢突變，西方國家的現有反應，幾乎可說已接近他們的道義極限。

二、流亡組織十居其九泡沫化
西方學術界於二次大戰之後興起了「播遷學」（diaspora studies；也有譯作「離散學」）及「流亡政治學」 ，其中不少結論相當悲觀。1972年，匈牙利猶太裔作家 Paul Tabori 寫出了第一本流亡學專著《The Anatomy of Exile: A Semantic and Historical Study》, 指出一個大致規律：絕大多數流亡或播遷者當中的反抗運動，一代人光景就消失。這一點我有親身體驗。十年前我每到加拿大省親，常會應當地港僑團體邀請座談香港民主運動和政經狀況，聽眾九成以上是上了年紀的香港移民，特別多是89年離開的那批次。主持者給我指出，較年輕港僑關注的是當地社會和生活；在那邊出生的不用說，便是在香港出生和上過學的年輕移民，也很快對香港的事務淡忘，支持香港民主的意識薄弱得幾乎可說沒有。這當然是人之常情。2014年之後有變化，座談的聽眾以年輕人居多，而且人數比之前幾年的暴增。不過，我不認為這個變化可以持續；一代人（25-30年左右）之後，如無意外，那時的新一代又會忘情。Tabori 的結論放在香港人身上是對的；香港人不是猶太人。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歷史教授 Idesbald Goddeeris 於2007年寫了一篇關於流亡研究的文獻綜論，劈頭第一句就說 “Exile is the experience in impotence.” 這幾乎把「流亡」和「無能」畫上了等號。他列擧二十世紀一系列流亡經驗，包括1917年的俄羅斯反革命流亡、1930年代的西班牙反法朗哥流亡、二次大戰期間的德法等國的反納粹流亡、大戰後東歐國家的反共流亡等，不是流亡者客死異鄉就是流亡組織無聲無色急速泡沫化，就算最後流亡者所針對的政權消亡了，也主要不是由於他們的在外吶喊和努力。文章指出，政治學文獻對流亡者的貢獻通常認定得比較大，但那是因為不少那些文獻是出自流亡者手筆，而所謂貢獻，通常是難以量度的。至於歷史學文獻，總的來說則是對流亡者的貢獻認定低得多。

Goddeeris 的文章還指出了非常有意思的一點：如果流亡運動產生代表性或正統性爭論的話，那這個運動就無可避免一事無成，因為正統性的爭論不僅佔據了他們的主要精力，還往往導致運動的最惡意分裂再分裂。要大台，終歸連小台也沒有。據我所知，八九六四那批中國流亡者的運動泡沫化了，爭大台是一重要原因。香港的2019批次的流亡者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可能好一些，因為2014年之後就批判、摒棄了大台主義； 但一個問題是，流亡運動在海外沒有强大的公民社會監督，會不會重新掉進大台、正統之爭而虛耗精力？大家不要忘記了，大一統觀念在中國文化裏出現得特別早，自宋朝以後，中國人就普遍掉進大一統裏意淫；歐陽修《正統論》說：「《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那個《傳》指《春秋公羊傳》，戰國時期的東西。正統思想活在我們的部份文化基因裏，根深柢固，所以運動裏的人，就算主觀上反對大台，也容易「以我為中心」，彼此為之打個半死。

三、流亡團體多是道德糞坑
馬克思是流亡界的常客，一生流亡三次，第一次兩年在巴黎，第二次三年在布魯塞爾，第三次在倫敦最長，達34年，直到他去見上帝。前兩次他都被當地政府請走；當時最先進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英國對他仁至義盡最寬大，他卻最憎恨資本主義民主。他的流亡經驗豐富，因此對流亡團體的種種惡習十分熟悉。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失敗幾個月後，恩格斯寫信給他，痛駡流亡團體的內部失德，他十分以為然：”...(it) is an institution which inevitably turns a man into a fool, an ass and a base rascal unless he withdraws wholly therefrom, and unless he is content to be an independent writer who doesn’t give a tinker’s curse for the so-called revolutionary party. It is a real school of scandal and meanness in which the hindmost donkey becomes the foremost saviour of his country.” (...除非你徹底從那所謂的流亡革命黨抽身而去搞單幹，否則它一定會把你變成一個儍瓜，一頭笨驢，一個低等壞蛋。那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出產醜聞和習得尖酸刻薄的學校，最屁的驢子在那裏給認作最一品的救國者。）（《馬恩全集卷38》）

熟識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共「長征」（內流亡）到了三不管的延安，高幹生活腐化不堪，給王實味、丁玲、艾青等文人黨員寫文章捅破，毛惱羞成怒，找個特務罪名把王秘密處決。不只共產黨如此，同盟會人士在日本的時候，醜聞耳語不少，孫大炮志大才疏獨裁專橫而且不是正人君子的一些說法已經傳開，只不過後來的人寫黨史都為尊者諱。

如果用理論分析，流亡革命黨因為多是地下組織，便是終極主張民主的，也不免在運作層面採用高壓一元化領導，但在革命階段，組織運作就是一切，權力於是極度集中，又因為沒有法治和社會監督，於是出現各種弊端；如果再加上不同派系之間的矛盾、十分有限的資源的爭奪、個人作風的近距離衝突、執行「家法」時的種種不公，等等，狀況的確可以非常惡劣。這僅僅是就那些尚未喪失革命鬥志和初心的流亡團體而言。換作是一些喪失了鬥志、徒具虛名不事生產而以欺騙所在地政府和NGO津貼度日的那些團體，當然就更不堪。

四、勇武無法適應流亡日常
流亡者離鄉別井，舉目無親到一個異文化裏生活，若無法適應，會產生難以承受的心理壓力。2019離港的那批次當中，就有不少如下事例：流亡者到了目的國，人家慷慨接收，居留手續和基本生計都給苦心安排好，但因為流亡者飲食不習慣，於是沒多久就回流，寧願送頭。看官，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當然，那也並不奇怪，因為大家都「真係好撚鍾意香港」。不過，做出那種取捨，心理因素方面是否欠缺了甚麽？西方心理學家已經做了不少研究，證實流亡者當中，或深或淺患上各種精神病的比率偏高，自殺傾向更明顯，而香港的流亡者對此束手無策。

2014年的佔運日子裏，我在佔領現場和一些年輕抗爭者交談。他們有一些告訴我，今後要進行嚴格的體能訓練，以備日後抗爭時「打得應、掟得遠、走得快」，令我大吃一驚。回想，原來勇武抗爭的體力本錢，幾年前就開始累積。不過，2019之後，我卻覺得，心理質素方面的弱點，可能更加致命，而克服這些弱點的本事，則更難練就，不是舉舉重、跑跑圈就可以。出身於港式大都會的抗爭者被迫要面對的，是兩種截然不同卻一樣沉悶的環境和孤獨的長時間，其一就是流亡，其二就是坐牢，所包含的心理挑戰，並不是有了勇武所需的體格就能具備。

十多年前，我的老友程翔先生出獄回港，久別重逢，我問他受刑期間最難挨的是甚麽，他說：「係冇人同我傾偈，幾乎發癲。」因此，培養堅强意志力和在大異環境裏的中長期心理適應能力，對抗爭者非常重要。歷史上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刻意鍛煉心理質素的最著名故事，就是春秋時代越王勾踐為了光復己國而强迫自己睡不舒適、吃不甘美，即「卧薪嘗膽」的傳說。我不知道今天的抗爭青年當中，有多少人能夠對自己作出這種鍛煉要求；也許很多，或足以令我再次感到驚訝，但我估計其實很少很少，少到接近零。

五、學猶太人窩囊復國？
近聞海外各派抗爭者的中生代有一共同點，就是非常欣賞猶太人的堅忍承傳，播遷世界各地幾乎兩千年之後最終復國並實行民主。這種欣賞，擺在 Paul Tabori 說的「流亡意識一代即消亡」旁邊看，非常有理。不過，要兩千年才能實現一個理想，凡事慣即食的香港人，真是難以認同；莫說兩千年，就是兩百年，對那些嘴邊常掛一句「希望有生之年乜乜乜」的老一輩民主派而言，也是不可想象、遙不可及。因此，以猶為師，文化上不對號。

猶太人自公元初給羅馬征服乃至驅散之後，很快喪失鬥志，變得窩囊怕事，膽小如鼠；千百年來世界上排猶、猶太人遭殘殺、財產被掠奪的事例不可勝數，但它們只會逆來順受，受不了就走，好死不如賴活着。二十世紀猶太建國，也很大程度是英國開綠燈並撐腰。 這種性格容或不足以稱道，但頗值得留意的是他們有信仰的軟硬件，後者指遍佈世界各地每一猶太人聚居處的教堂（synagogue），那是他們發揮軟力量即信仰本身力量、達至文化承傳和民族凝聚的物質建設。支持這種物質建設的，就是猶太人的雄厚經濟實力。他們認為勤奮賺錢是本分，但同時認為所得財富不過是神託付給你今生管理的東西，死的時候應該盡量捐出。他們流亡，代代堅守信念，而且相信自食其力，不靠政府救濟或NGO施捨，和很多八九六四的中國流亡人不一樣。

還值得留意的，是他們對信仰的執着，香港人看簡直是到了病態的地步。猶太人的信仰規條以及由之而來的行為守則多如牛毛，例如單是安息日不可點燈着電發熱的規矩和例外規定就有好幾十條，電燈泡不可用但LED不發熱卻比較認為可以，安息日之前就已經開着的就可以，如此等等。規條多得連他們自己也吃不消，於是各教派和地方都會發明一些巧妙理由去盡量繞過、取得方便但名義上不違反這些規條。儒家會說那是沒有了仁的內涵的禮，徒具形式，但從他們寧願辛苦挖空心思將就也要保留那些規條，倒可看出他們的一種極度執着。大概就是這種執着讓他們窩囊地死守着復國信念近兩千年，最後神推鬼擁之下成功了。香港人很難效法猶太人復國（那是違反國安的）；但有些人認為能夠從猶太民族身上得到啟發，例如不靠正規學校教育而能夠有效作語言文化承傳。我則認為香港人連這一點也難學到。別說流亡在外國，就是在香港，大部份家長也以子女習得英、法、德、日、普通話等外來語為尚。

學猶？算罷啦！

六、流亡者不懂流亡學
香港人一向輕視學術，凡事靠直覺扭計精乖高轉數，所以縱有大批人流亡移民搞海外抗爭翼，卻鮮少有人提出要學懂弄通流亡學。本地翼搞民主抗爭，一代人光景下來，才發覺搞錯了，因為未弄清抗爭對象政權的本性，遂以磨鞋底抗爭三十年一事無成。海外翼現在一窩蜂搞國際游說，我估計一樣錯誤，因為未弄清楚民主國家政客要對投票人負責、包括要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因此不可能以人權為武器與中國周旋到底。若又因此磨破嘴皮一代人一事無成，那麽海外翼也是無效的，知道的時候，如 Paul Tabori 所說，已經夠鐘消失。我估計在西方很多幾十年一事無成的流亡運動，包括西藏獨立、古巴復國等，都是糊里糊塗抗爭幾十年，最後又糊里糊塗地夠鐘消失。前車本來可鑑，但香港人很可能缺乏必要的文化資源去解決這個問題。

一口氣給大家淋了六桶涼水，估計會清醒，然後迷惘，因為不知路在何方。指路不是我的角色，我也無此能力。沒有大台了，也沒有唯一的正確途徑，找路因此是每個人的獨立責任。讓我改寫一位法國哲人的一句話：當你感到完全迷惘，也許就是你觸到了智慧的邊沿。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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