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富足意味著更幸福嗎？- 加文 • 凱利
隨著一個糟糕的十年落下帷幕，是時候思考一個問題：如果英國經濟在金融危機過後的表現更好，英國人會更幸福嗎？
想想一個比英國富裕得多的國家的好運吧。經濟規模高出逾3,000億英鎊，生產率比英國高出近四分之一，工資通常高出7,000英鎊。家庭富足，可以在消費上多花幾千英鎊，同時公共服務的資源也要充足得多。這個經濟體仍然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 包括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地區發展失衡和氣候變化 — 但繁榮通常讓日子變得好過一點。
如果這個想象中的國家聽起來既陌生又熟悉，那麼它理應如此。如果不是金融危機後失去了十年的經濟發展，這就會是當今英國經濟的景象。
隨著一個糟糕的十年落下帷幕，值得想一想這種反事實場景 — 不是為了用本來可能發生的事情來折磨我們自己，也不是為了重新辯論經濟緊縮的是是非非。相反，現在是時候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事情有所不同，我們會有什麼樣的感受？換句話說，更富足意味著更幸福嗎？
對許多人來說，這個問題聽起來可能有些白痴。在英國的任何城鎮或城市走一走，經濟停滯的人類成本都顯而易見。然而，國家繁榮和個人幸福之間的聯繫是複雜的。現代社會科學中被引用最多和爭議最大的發現之一、所謂的伊斯特林悖論 (Easterlin paradox) 認為，隨著國家變得越來越富裕，人們往往不會變得更幸福，儘管在一個給定的社會內部，有錢人往往會更滿意。
一個原因可能是低迷時期的痛苦遠遠超過景氣時期的收益。正如研究表明，在個人收入方面，人們強烈厭惡損失，宏觀經濟表現同樣如此。估算似乎表明，在發達經濟體中，要彌補國內生產總值 (GDP) 下降1%對個人福祉造成的損害，需要經濟增長2%至6%。結果？在一個經濟周期期間，各國可能難以取得進展。
然而，就人類幸福而言，國家平均水平掩蓋的東西可能和他們揭示的東西一樣多。如果我們主要關心的是避免痛苦，那麼幸福分布的變化，以及它的整體水平，應該讓我們感到擔憂。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細微之處。根據安德魯 • 克拉克 (Andrew Clark)、莎拉 • 弗萊徹 (Sarah Flèche) 和克勞迪婭 • 森尼克 (Claudia Senik) 的研究，資本主義民主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幸福不平等」隨著國家逐漸富裕而下降 — 極度苦難的人群和非常滿意的人群都有所減少（美國是一個明顯的例外）。
然而，這種不斷縮小的差距往往會在經濟低迷期間逆轉。在英國，整體幸福水平在危機期間被證明具有彈性，在危機過後有所上升，但弱勢群體：失業者、殘疾人和學歷最低者的處境惡化。即使在更為景氣的時期，幸福不平等下降也有賴於一個社會的公共產品和機構的質量：政策選擇是重要的。
隨著2010年代接近尾聲，這十年來人們對幸福和經濟之間聯繫的興趣激增，對我們駕馭2020年代的風浪有何啟示？其中一個潛在影響是，低迷可能比我們先前以為的更具破壞性，而持續擴張時期 — 最為弱勢的群體終於實現就業 — 更為有益。
充分就業既是經濟獎品也是社會獎品。一旦取得就必須嚴加守衛。在歐洲，失業率上升1個百分點導致的幸福下降，估計是通脹上升1個百分點導致的幸福下降的5倍：在權衡政策選擇的風險時，這一「痛苦比率」應該促使政策制定者考慮。
負面收入衝擊對幸福感造成的傷害，應該促使我們重新思考體面的收入保險體系，尤其是在像英國這樣的國家 — 英國的家庭收入波動水平高得異常，近年還大幅削減福利。最重要的是，有證據表明，聚焦於精神健康、公共衛生和就業支持的新一代服務應該得到充足資源，而不是政治辭令。
展望未來十年，有理由產生一點季節性樂觀嗎？也許吧。當然風險在於，我們已經學會降低期望值：2010年代降低了我們關於正常的概念。然而一線希望是，2020年代不需要很多東西就會給我們驚喜。
如果，儘管有種種逆風，出現了類似更美好時代的形勢，我們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更加珍視它們。如果是這樣的話，讓我們希望樂觀主義被用來應對未來十年的新老挑戰。
原文：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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