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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1月4日
地點：北京（紫禁城乾清宮）
事件：
（今日風平浪靜。）

#知史討論 | 鴉片如何由救命之藥到奪命之毒的？

鴉片如何由救命之藥到奪命之毒的

歷史春秋網

罌粟是阿拉伯使者帶給大唐的禮物，在進入中國的最初幾百年裡，罌粟是悅目的觀賞植物和救命的治病良藥，而後卻演變為謀財害命的毒品。
　　
阿拉伯使者帶來的禮物
　　
罌粟原產於西亞阿拉伯半島、南亞印度等地。中國並不是罌粟的原產地，罌粟及其製品鴉片都是從國外傳入的。
　　
罌粟及其製品的傳入始於唐代。《舊唐書》列傳載：「乾封二年(667)拂霖遣使獻底也伽。」經德國學者夏德(Friedrich)等的研究，「拂霖」就是大秦，即東羅馬帝國，其中心位置約在今敘利亞。唐時，由於阿拉伯人的大舉擴張，敘利亞已成為阿拉伯帝國的一個省。
　　
「底也伽」，古音為te ya ka，是當時西方的珍貴藥品。據阿拉伯史家記載，上等的「底也伽」產自伊拉克的巴格達。西方自古就認為，「底也伽」是療效最佳的解毒藥，它由600種物質混制而成，這種丸狀藥的作用可解除一切毒素。「底也伽」的主要成分是：鴉片、龍涎香、縮砂、肉荳蔻、肉桂等，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鴉片。
　　
從這些史料中基本可以推斷出，鴉片是古阿拉伯人傳入中國的。
　　
唐代時，正在急速擴張中的阿拉伯帝國，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十分頻繁，阿拉伯向中國派遣正式使者就達37次。古阿拉伯進入中國，主要有陸、海兩條路。陸路由著名的絲綢之路進入長安，海路則是經馬六甲海峽到達廣州、泉州、揚州等地。成書於10世紀上半葉的不朽名著《一千零一夜》，也反映了西亞與中國的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這種交流的規模即使在交通十分發達的今天看來，也令人歎為觀止。那時在長安、廣州、泉州等地經商的阿拉伯人不下萬人。阿拉伯人帶來了象牙、棉花、白糖、寶鐵等特產，也帶來了罌粟和鴉片。
　　
從文獻記載考證，乾封二年阿拉伯使者貢獻「底也伽」，是鴉片進入中國之最早記錄。但中國人對鴉片的認識要早於這一文獻記載。成書於唐高宗顯慶四年(659)的《唐本草》有「底也伽」一條，載：底也伽，味辜苦平無毒，主治百病中惡客忤邪氣心腹積聚，出西戎。這本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藥典的成書，比史載的阿拉伯人獻「底也伽」還要早八年，而且明確地記載了它的藥用效果。因此，我們有理由推斷：在公元7世紀的上半葉，唐朝初期，底也伽——也就是鴉片——已進入了中國。
　　
阿拉伯人在貢獻「底也伽」的同時，也將罌粟帶到了中國。
　　
美麗的藥物
　　
不久，中國人就開始種植罌粟。由於罌粟花異常嬌豔，唐代人多將它作為觀賞植物。成書於唐開元時期的《本草拾遺》中記載：「罌粟花有四葉，紅白色，上有淺紅暈子，其囊形如箭頭，中有細米。」生活於唐文宗時期(826~840)的郭橐駝，也具有種植罌粟的經驗。他在《種樹書》裡寫道：「鶯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種之，花必大，子必滿。」詩人雍陶在《西歸斜谷》中唱道：「行過險棧出褒斜，出盡平川似到家，萬里客愁今日散，馬前初見米囊花。」這裡的「鶯粟」「米囊」都是罌粟的別稱。
　　
罌粟在傳入中國的最初數百年裡，並沒有造成大的危害。這是因為當初很少有人吸食，罌粟主要還是作為觀賞花卉和藥用植物。
　　
進入宋代後，罌粟花又稱「鼓子花」，被當作妓女的別稱。原來宋人之美學觀念尚淡雅而不喜濃豔，故將豔麗的罌粟花用來形容姿容不佳的妓女。詞人張先，晚年在杭州時「多為官妓作詞」，所以有詩曰：「天興群材十樣花，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官員王元之被謫齊安郡，見當地「民物荒涼，菅妓(宦妓)有不佳者」，便感嘆：「憶昔西都看牡丹，稍無顏色便心闌。而今寂寞山城裡，鼓子花開亦喜歡。」
　　
這時，中國人對罌粟的認識更加深入，其種植也日益普遍。如北宋蘇頌在《圖經本草》裡寫道：「罌粟花處處有之，人多蒔以為飾，花有紅白二種，微腥氣，其實形如瓶子，有米粒極細。圃人隔年糞地，九月布子，涉冬至春始生，苗極繁茂，不爾則不生，生亦不茂，俟瓶焦黃乃採之。」可見宋人對罌粟的植物特徵、種植及採摘已有了一定的認識。
　　
宋代的醫家已用罌粟來治病消災。在楊士瀛的《直指方》、王璆的《百一選方》、王碩的《易簡方》、林洪的《山家清供》等醫書裡，均以罌粟的殼蒴為治病妙劑。著名詞人辛棄疾曾患有疾，後遇一異僧，以陳年罌粟加人參等製成敗毒散，吞下威通丸十餘粒，此後即愈。

金元的醫家承宋朝之傳統，已普遍用罌粟主治咳嗽和瀉痢。到元初，忽必烈於1270年設廣惠司，專門製造阿拉伯藥劑。1292年，元人又設「回回藥物局」，所用之藥當然也包括罌粟。
　　
罌粟不僅被醫家所重視，還得到了民間百姓的歡迎。人們普遍視罌粟子煮粥為大補之物。劉翰在《開寶本草》中記錄了這種習慣：「罌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發動，不下飲食，和竹瀝煮作粥，食極美。」將罌粟子稱作「御米」，一方面我們可推斷出它已進入了皇宮，另一方面也可見其珍貴。實際上，民間使用罌粟已越來越廣泛了。蘇軾有詩道：「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蘇轍在《種藥苗詩》中指出罌粟粥還可治消化不良：「……研為牛乳，烹為佛粥。老人氣衰，飲食無幾，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槌石缽，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調肺養胃……」所以，罌粟在宋代，竟成了醫療與食補兼而有之的物品。
　　
但宋代人們已經認識到了罌粟的副作用。《易簡方》記載：「粟殼制痢如神，但性緊澀，多令嘔逆，故人畏而不敢服。」王碩提出抵消罌粟副作用的良方：「令醋制加以烏梅則用得其法矣。」還可與四君子藥合用，「不致閉胃妨食而獲奇功也」。元代名醫朱震亨對罌粟認識最深，他指出：「其止病之功雖急，殺人如劍，宜深戒之。」 可見元代人對罌粟的毒性已有深入的瞭解。而且我們可以從「殺人如劍」這四個字裡，推測出那時社會上應已有不少因食罌粟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了。
　　
儘管宋、元時期，人們對罌粟的醫學功用已相當瞭解，但那時尚無「鴉片」之稱，也還不懂得鴉片的製法。直到明代成化年間，才有了製作鴉片的記載。
　　
明代醫家王璽在《醫林集要》中記載：「鴉片治久痢不止，罌粟花花謝結殼後三五日，午後於殼上，用大針刺開外面青皮十餘處，次日早津出，以竹刀刮在瓷器內，陰乾，每用小豆大一粒，空心溫水化下，忌蔥蒜姜水，如熱渴以蜜水解之。」 他採集生鴉片的記錄相當詳細，是中國有關鴉片製作的最早記載。王璽曾任甘肅總督達二十餘年，在那裡，他有可能長期與穆斯林接觸，從他們那裡瞭解到了阿拉伯的物產、醫術、習俗等。其後有名醫李梴的《醫學入門》，書中寫道：「鴉片一名阿芙蓉，即罌粟花未開時，用針刺十數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內，待積取多了，以紙封固，曬二至七日，即成鴉片矣，薴急可多用。」從這兩則記錄可以判斷，那時的醫家已懂得熟練採取罌粟之液，製成鴉片，配作藥劑了。
　　
阿芙蓉一詞是從阿拉伯語Afyun音譯而來的，而鴉片一詞的直接來源，則是英語Opium，其同義詞還有雅片、阿片、阿扁等別稱。最常用的是鴉片一詞。另外，罌粟的別稱還有藕賓和蒼玉粟等。
　　
明代人對鴉片醫學作用的認識，已達到相當的高度。根據醫學大師李時珍的調查和實踐，鴉片可以用來治療各種瀉痢、風癱、百節病、正頭風、痰喘、久咳、勞咳、吐瀉、禁口痢、熱痛、臍下痛、小腸氣、膀胱氣、血氣痛、脅痛、噎食、女人血崩、血不止、小兒慢脾風等二十餘種病痛。另外，李時珍已記載了鴉片對性功能的作用，他指出，鴉片「能澀丈夫精氣」，因此「俗人房中術用之」。
　　
綜上所述，中國人知道罌粟至少已有1300年的歷史，懂得罌粟的藥用價值已有900多年的歷史，而製作鴉片業已有500多年的歷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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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繡之城：兩千年蜀錦傳承與成都錦官城｜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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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絲綢的歷史非常悠久，四川巴蜀之地的先民們很早就種桑養蠶，最早的古蜀國君主就號稱「蠶叢氏」。「蜀」字起源若從甲骨文考索，有一種說法也解釋為蠶蟲，代表當地是手工紡織的起源地之一。而蜀錦是古代絲綢品中一種高檔錦緞，今天很多人因為唐代大詩人杜甫的名句知道四川成都有「錦官城」的別稱，但蜀錦究竟何時產生，為什麼成都被叫錦官城，蜀錦在歷史上的演變和功用，都值得今天人們回味和探究一番其中的淵源。

精美的蜀錦

一、成都什麼時候開始生產蜀錦？

古代絲綢的歷史非常悠久，四川巴蜀之地作為中國古絲綢的起源地之一，在學術研究的領域來說，關於中國絲綢的如何起源一直是一個比較有爭議的話題。正如古代傳說中教會人們種桑養蠶的蠶叢氏是古蜀人，畢竟是傳說故事。同樣，關於軒轅黃帝的妻子嫘祖教會世人紡織也是傳說，而且嫘祖的故里西陵到底在哪裡說法不一，但有一種說法就是今天江油市的鹽亭縣，她也是古蜀人。

古代傳說無法作為確信的史實，但能夠側面說明四川與絲綢紡織起源的某種關係。而且，古印度地區也早在春秋戰國時候就有中國絲綢通過以四川、雲南為重要媒介的南方絲綢之路輸出，南方絲綢之路產生於秦漢大一統之前，也是客觀事實。

錦緞作為高級絲綢品種，原本並非四川地區獨有，著名建築學和營造學大家朱啟鈐的《絲繡筆記》中說：「蓋春秋末時蜀未通中國，鄭、衛、齊、魯無不產錦。」又云：「自蜀通中原而織事西漸，魏晉以來蜀錦勃興……」西漢時，蜀錦品種已經因為花色繁多，品質優秀而行銷中原和海外。三國蜀漢時期譙周在《益州志》記述：「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盛於初成」。兩漢到三國，蜀錦的地位一直在國內高級絲綢品中遙遙領先，成為中國優質絲綢品的代言人，也創下歷史上的巔峰榮譽。

三國蜀漢時期，丞相諸葛亮把蜀錦生產放在重要位置，蜀錦不僅是對外貿易的商品，而且也是軍費開支的來源。《太平御覽》引《諸葛亮集》：「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據資料顯示，成都聚集的錦緞織工多達7.6萬人，直到蜀漢滅亡時，庫存的蜀錦綢緞依然多達20萬匹。雖然當時三國之間互相敵對，但像蜀漢和曹魏對蜀錦的貿易一般沒有中止，以曹睿等君主和貴族生活崇尚奢侈，他們對蜀錦卻非常鍾愛。雖然蜀漢北伐階段會中斷貿易，但很多曹魏商人卻會冒險走私大量蜀錦，有時候貴族的需求量大，曹魏官府還會從吳國採購蜀錦，哪怕滿足東吳從中賺取差價。而東吳從劉備入川以後，雙方就開始展開蜀錦貿易。後來劉備伐吳，雙方一度敵對，但諸葛亮恢復與孫權通好以後，貿易就淵源不斷，成為支撐蜀漢經濟的重要渠道。

通過以上，其實大體已經可以了解蜀錦在古代的主要功用，大部分是用於貿易，而變相來說是用於皇帝、貴族的封賞和體現奢華，能夠穿戴蜀錦的無疑都是貴族顯宦。

看到古代諸多文獻資料對蜀錦等高級綾羅綢緞的各種讚美，以及歷史上廣受歡迎，其實並不說明這些高級絲綢品的普及程度非常高，恰恰相反，古代絲綢基本沒有流通民間。儘管全國很多地方都有大量民間百姓加入絲綢生產，紡織技術非常普及，但民間很少有人穿得起綾羅綢緞。之所以大量百姓都會生產紡織各種布匹綢緞，主要是提供給官府充當賦稅，尤其南北朝到隋唐實行租庸調制，一是繳納穀物，一就是繳納布帛。

從古到今，蜀錦通過官方貿易到塞外諸國是一大渠道，正如很多史料提到絲綢之路貿易，不論北方草原之路還是南方海路都如此。例如西域一些邦國的蜀錦都普及，如張騫出使西域見到當地流行蜀錦。好比如今眾所周知的精絕國發現的國寶級文物《五星出東方錦護膊》，是漢代蜀錦體現「五色輕絲」高超技法的一級品種，絕無僅有的實物證明。

著名的五星出東方是漢代蜀錦工藝的實證

南北朝之後，唐代蜀錦技術有很大發展，依然主要用於皇室用錦、貿易用錦，蜀錦的流傳進一步遠銷到日本、高麗、新羅和波斯。唐代蜀錦保存到現代的有團花紋錦、赤獅鳳紋蜀江錦多種。北宋再次建立成都府錦院，繼續以貿易輸出為主，尤其南宋半壁江山依然保持富庶與蜀錦的暢銷不無關係。元明以來品種應用更廣，可從元代《蜀錦譜》中窺見一斑。

二、錦官何時出現？成都＝錦官城？

成都織錦生產源遠流長是沒有多少爭議的，但是，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有錦官，說法有兩種，但兩種說法並不完全割裂。一種比較冷門的解釋，因為四川蜀錦在先秦時期就已經頗有盛名，古人利用流經成都的江水濯錦，色彩明亮鮮豔，而且人數非常多，江水經常呈現五光十色，豔麗似錦，習慣上就稱流經成都的江水為錦江。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張儀、司馬錯等人率大軍攻佔巴蜀。不久，張儀和張若修參考咸陽城而修建成都。有鑑於古蜀以蠶桑紡織著稱，為富庶之地。秦國佔據巴蜀奠定超過中原六國的實力基礎，所以，張儀所建的成都城本就是一座突出商業特徵的城市，於夷里橋南立錦官，專門在蜀錦發達的成都管理蜀錦織造。因此這一說法認為，錦官早在戰國後期就已經出現。

雖然不能完全肯定這一說法的真實性，但西漢張騫出使西域的時候，的確在外邦見到有精美的蜀錦流傳，基本是事實。蜀錦流傳西域的客觀實證，也是凸顯古代絲綢之路名揚天下的一個重要依據。西漢武帝多年開疆拓土，因為張騫出使得到市場需求，為了通過貿易絲綢充實國力，進一步加大蜀錦的生產和管理，再次設立錦官，西漢中期將錦官制度化可能更有說服力。

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提供了秦漢時期紡織機的證據

但另一種流傳比較廣泛的說法，還是三國時蜀漢專門在成都設立錦官，以集中管理織錦工匠。從兩漢到蜀漢時期，成都的織錦手工業特別發達，南北兩條絲綢之路都不斷輸往外邦，蜀錦美名遠揚。蜀漢在三國中處於弱小，蜀錦是對外貿易、支撐經濟的主要商品，因此專門設置「錦官」集中織錦工匠，規模化地進行蜀錦生產，並特別築城以保護蜀錦生產，被稱為「錦官城」，後人簡稱「錦城」。

南朝蕭梁的李膺在《益州記》裡寫道：「錦城在益州南、笞橋西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官也。其處號錦里，城墉猶在。」顯然，成都的確專門為生產蜀錦開闢過一處比較封閉的地方專門叫錦官城，位於城南錦里、其實不完全就等於今天的錦里，而是以老南門大橋以西的一個片區，而錦官官署含糊其詞是「流江南岸」。據《成都街巷志》等書籍考證推測，從今天錦里背後到百花潭一帶都屬於錦官城，而錦官官署大概位於成都以南某處，具體位置測可能是成都百花潭公園以南介於武侯祠之間的某個地方。

據資料顯示，「錦官城」南的織錦工場是當時全國規模最大、工藝技術水平最高的官辦織錦工場。成都東南一直延伸到雙流華陽一帶，還聚集有許多民間手工業織錦作坊。總之，成都城南是最集中、最興盛地區。後來為方便官員和客商往來運輸蜀錦，專門設立錦官驛，是歷史上成都最大的驛站之一，大概位於著名的九眼橋一帶，附近的碼頭也是成都古時候最大的錦江碼頭，著名古詩「王浚樓船下益州」，就是從成都城東南的碼頭出發。

到唐代，巴蜀之地以及成都的工商業一直繁華興盛，號稱「揚一益二」。巴蜀是支撐長安、洛陽京城的經濟重鎮，所以唐玄宗、唐德宗、唐僖宗遇到危難都會往四川逃跑。杜甫的著名詩句「花重錦官城」之所以流傳千古，因為杜甫的優點一貫寫實，他居住在成都城西浣花溪一帶，能夠看到當時錦官城的優美環境，唐朝成都的芙蓉花有名正是從錦官城開始。

杜甫是喜歡花花草草的人，他的草堂周圍樹木，花草，都是他到處向別人要來種子親自種的，所以寫下當時見到城南錦官城花團錦簇樣子。但錦官城並不指整個成都，正如杜甫的另一名句「錦官城外柏森森」，是寫錦官城之外紀念諸葛亮的祠堂。而到五代後蜀的後主孟衍，才把皇宮所在皇城四周也種上芙蓉花，成都就因此流傳蓉城的美名。

成都浣花溪是古代織女們濯錦的地方

唐朝時期的蜀錦在新羅、高麗、日本等地也十分風靡，尤其日本專門流傳「蜀江錦」這一獨特稱呼，在京都正倉院、正隆寺均珍藏有不少高檔精美的蜀錦。從貞觀時期開始，流行古代書法藝術的「文字錦」，例如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之類。

當時，由益州大行台檢校修造竇師倫主持設計的一批蜀錦圖案式樣，被唐代宮廷作為內庫織錦的標準範式。竇師倫作為一流蜀錦織造專家，早年是秦王李世民府上的屬官，但他並不是四川人，而是關中望族竇家一份子，據說父親竇抗是李淵之妻竇氏的堂兄。竇師倫廣泛吸收西域地區的圖案技法，設計出許多精美款式，以對稱圖案為基礎，一直風靡到唐代後期。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記載：「竇師倫，…敕兼益州大行台檢校修造，凡創瑞錦宮綾，章彩奇麗，蜀人至今謂之陵陽公樣。太宗時，內庫瑞錦，對雉、鬥羊、翔鳳、游鱗之狀，創自師綸，至今傳之。」後來新疆吐魯番、青海都蘭等地都出土過這種蜀錦，如新疆出土的國寶《五星出東方錦護膊》《黃色連珠龍文綾》都是精品。如前段時間五星錦才用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的漢代織錦機重新仿製修復了全部圖文，而《連珠龍文》的背後明確寫有景雲元年(710)雙流縣字樣，都能證明蜀錦的風靡。當時唐朝的貴族女子大都以擁有一件「陵陽公錦」為時髦。

唐玄宗以後，四川地區生絲產地以果州(今南充)、保寧(今閬中)等地著稱，成都主打產錦，如貢品五彩背心在長安每件價值百金。唐朝後期南詔屢屢騷擾成都，多次強行帶走許多蜀錦工匠，使南詔地區也廣泛流行蜀錦，客觀上擴大蜀錦和紡織技術在雲南民族地區的傳播。

宋代蜀錦依然興盛，每年十二月中，專門以四月號稱「錦市」，分門別類生產不同的錦緞，貢品生產有花式和標準，用來市馬的花式圖案又有區分。《宋史．輿服志》中，寫了各級官吏服裝用錦的不同品種。如：「中書門下、樞密、皇親、大將軍以上，天下樂暈錦；三司使、學士、中丞……諸司使、廂主以上，簇四盤雕細錦；三司副使、宮觀判官，黃獅子大錦……凡七等。」基本都是以蜀錦為普遍。北宋流行過一段時間上元節穿的「燈籠錦」，寓意一種五穀豐登的吉兆，也是蜀錦。相傳仁宗的張貴妃穿上燈籠錦，皇帝很喜歡，貴妃趁機告訴仁宗說是名臣文彥博設計的，仁宗十分高興，就把文彥博進一步提拔重用。這個故事記錄在梅堯臣所作《碧雲騢》中，因為張貴妃父親當年曾經是文彥博府上的門客，為了幫助文彥博提議用蜀錦討皇帝喜歡。

宋代開始流傳流水落花錦體現了文人雅趣

文彥博這個故事也標誌了蜀錦開始增添許多文人士大夫的審美風尚，宋代蜀錦的一些風格開始轉變，最著名的就是「流水落花錦」，似乎來自李煜的名句「流水落花春去也」，以梅花和桃花圖案夾雜波浪紋為主，這種蜀錦一直到明代都十分風靡，而且其他各地錦緞都大量山寨、仿製。也是從宋代起，以蜀錦為標竿，其他地區織錦開始興起，如打著宋錦旗號的江南地區，尤其南宋主打杭州、蘇州的紡織工業，充分借鑑蜀錦的工藝，迅速提升，成為宋朝織錦的代表。但其審美和工藝基礎是蜀錦，正如南宋大詩人陸游來到成都以後，也曾在《晚登子城》詩中感慨：「錦機玉工不知數，深夜窮巷聞吹笙」。

到清代，四川的蜀錦和其他紡織品生產都是全國重鎮，即使太平軍一度佔據江浙十餘年，也以大量生絲和絲綢品遠銷海外賺取利益。而清朝方面就把「織造府」(即著名的江南織造局，曹雪芹祖上出任的)轉移到成都。據《清朝續文獻通考》記載，光緒年間，「成都有機房二千處，織機萬餘架，織工四萬人；絲織品佔全川總額百分之七十，成都以產錦為主」，有「晚清三絕」的「月華」、「雨絲」、「方方」錦。

四川的手工紡織業在西洋機器布匹大量進入以後，曾掀起過著名的土布洋布之爭，一度受到很大衝擊，跟著也順應歷史趨勢進入縫紉機為代表的機器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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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如何由救命之藥到奪命之毒？（一）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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罌粟是阿拉伯使者帶給大唐的禮物，在進入中國的最初幾百年裡，罌粟是悅目的觀賞植物和救命的治病良藥，而後卻演變為謀財害命的毒品。

阿拉伯使者帶來的禮物

罌粟原產於西亞阿拉伯半島、南亞印度等地。中國並不是罌粟的原產地，罌粟及其製品鴉片都是從國外傳入的。

罌粟及其製品的傳入始於唐代。《舊唐書》列傳載：「乾封二年（667）拂霖遣使獻底也伽。」經德國學者夏德（Friedrich）等的研究，「拂霖」就是大秦，即東羅馬帝國，其中心位置約在今敘利亞。唐時，由於阿拉伯人的大舉擴張，敘利亞已成為阿拉伯帝國的一個省。

「底也伽」，古音為teyaka，是當時西方的珍貴藥品。據阿拉伯史家記載，上等的「底也伽」產自伊拉克的巴格達。西方自古就認為，「底也伽」是療效最佳的解毒藥，它由600種物質混製而成，這種丸狀藥的作用可解除一切毒素。「底也伽」的主要成分是：鴉片、龍涎香、縮砂、肉荳蔻、肉桂等，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鴉片。

從這些史料中基本可以推斷出，鴉片是古阿拉伯人傳入中國的。

唐代時，正在急速擴張中的阿拉伯帝國，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十分頻繁，阿拉伯向中國派遣正式使者就達37次。古阿拉伯進入中國，主要有陸、海兩條路。陸路由著名的絲綢之路進入長安，海路則是經馬六甲海峽到達廣州、泉州、揚州等地。成書於10世紀上半葉的不朽名著《一千零一夜》，也反映了西亞與中國的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這種交流的規模即使在交通十分發達的今天看來，也令人嘆為觀止。那時在長安、廣州、泉州等地經商的阿拉伯人不下萬人。阿拉伯人帶來了象牙、棉花、白糖、寶鐵等特產，也帶來了罌粟和鴉片。

從文獻記載考證，乾封二年阿拉伯使者貢獻「底也伽」，是鴉片進入中國之最早記錄。但中國人對鴉片的認識要早於這一文獻記載。成書於唐高宗顯慶四年（659）的《唐本草》有「底也伽」一條，載：底也伽，味辜苦平無毒，主治百病中惡客忤邪氣心腹積聚，出西戎。這本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藥典的成書，比史載的阿拉伯人獻「底也伽」還要早八年，而且明確地記載了它的藥用效果。因此，我們有理由推斷：在公元7世紀的上半葉，唐朝初期，底也伽——也就是鴉片——已進入了中國。

阿拉伯人在貢獻「底也伽」的同時，也將罌粟帶到了中國。

美麗的藥物

不久，中國人就開始種植罌粟。由於罌粟花異常嬌豔，唐代人多將它作為觀賞植物。成書於唐開元時期的《本草拾遺》中記載：」罌粟花有四葉，紅白色，上有淺紅暈子，其囊形如箭頭，中有細米。」生活於唐文宗時期（826~840 ）的郭橐駝，也具有種植罌粟的經驗。他在《種樹書》裡寫道：「鶯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種之，花必大，子必滿。」詩人雍陶在《西歸斜谷》中唱道：「行過險棧出褒斜，出盡平川似到家，萬里客愁今日散，馬前初見米囊花。」這裡的「鶯粟」「米囊」都是罌粟的別稱。

罌粟在傳入中國的最初數百年裡，並沒有造成大的危害。這是因為當初很少有人吸食，罌粟主要還是作為觀賞花卉和藥用植物。

進入宋代後，罌粟花又稱「鼓子花」，被當作妓女的別稱。原來宋人之美學觀念尚淡雅而不喜濃艷，故將艷麗的罌粟花用來形容姿容不佳的妓女。詞人張先，晚年在杭州時「多為官妓作詞」，所以有詩曰：「天興群材十樣花，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遍，自分身如鼓子花。 」官員王元之被謫齊安郡，見當地「民物荒涼，菅妓（宦妓）有不佳者」，便感嘆：「憶昔西都看牡丹，稍無顏色便心闌。而今寂寞山城裡，鼓子花開亦喜歡。」

這時，中國人對罌粟的認識更加深入，其種植也日益普遍。如北宋蘇頌在《圖經本草》裡寫道：「罌粟花處處有之，人多蒔以為飾，花有紅白二種，微腥氣，其實形如瓶子，有米粒極細。圃人隔年糞地，九月布子，涉冬至春始生，苗極繁茂，不爾則不生，生亦不茂，俟瓶焦黃乃採之。」可見宋人對罌粟的植物特徵、種植及採摘已有了一定的認識。

宋代的醫家已用罌粟來治病消災。在楊士瀛的《直指方》、王璆的《百一選方》、王碩的《易簡方》、林洪的《山家清供》等醫書裡，均以罌粟的殼蒴為治病妙劑。著名詞人辛棄疾曾患有疾，後遇一異僧，以陳年罌粟加人參等製成敗毒散，吞下威通丸十餘粒，此後即癒。

金元的醫家承宋朝之傳統，已普遍用罌粟主治咳嗽和瀉痢。到元初，忽必烈於1270年設廣惠司，專門製造阿拉伯藥劑。1292年，元人又設「回回藥物局」，所用之藥當然也包括罌粟。

罌粟不僅被醫家所重視，還得到了民間百姓的歡迎。人們普遍視罌粟子煮粥為大補之物。劉翰在《開寶本草》中記錄了這種習慣：「罌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發動，不下飲食，和竹瀝煮作粥，食極美。」將罌粟子稱作「御米」，一方面我們可推斷出它已進入了皇宮，另一方面也可見其珍貴。實際上，民間使用罌粟已越來越廣泛了。蘇軾有詩道：「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蘇轍在《種藥苗詩》中指出罌粟粥還可治消化不良：「……研為牛乳，烹為佛粥。老人氣衰，飲食無幾，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槌石缽，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調肺養胃……」所以，罌粟在宋代，竟成了醫療與食補兼而有之的物品。

但宋代人們已經認識到了罌粟的副作用。《易簡方》記載：「粟殼制痢如神，但性緊澀，多令嘔逆，故人畏而不敢服。」王碩提出抵消罌粟副作用的良方：「令醋製加以烏梅則用得其法矣。」還可與四君子藥合用，「不致閉胃妨食而獲奇功也」。元代名醫朱震亨對罌粟認識最深，他指出：「其止病之功雖急，殺人如劍，宜深戒之。」可見元代人對罌粟的毒性已有深入的了解。而且我們可以從「殺人如劍」這四個字裡，推測出那時社會上應已有不少因食罌粟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了。

儘管宋、元時期，人們對罌粟的醫學功用已相當了解，但那時尚無「鴉片」之稱，也還不懂得鴉片的製法。直到明代成化年間，才有了製作鴉片的記載。

明代醫家王璽在《醫林集要》中記載：「鴉片治久痢不止，罌粟花花謝結殼後三五日，午後於殼上，用大針刺開外面青皮十餘處，次日早津出，以竹刀刮在瓷器內，陰乾，每用小豆大一粒，空心溫水化下，忌蔥蒜薑水，如熱渴以蜜水解之。」 他採集生鴉片的記錄相當詳細，是中國有關鴉片製作的最早記載。王璽曾任甘肅總督達二十餘年，在那裡，他有可能長期與穆斯林接觸，從他們那裡了解到了阿拉伯的物產、醫術、習俗等。其後有名醫李梴的《醫學入門》，書中寫道：「鴉片一名阿芙蓉，即罌粟花未開時，用針刺十數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內，待積取多了，以紙封固，曬二至七日，即成鴉片矣，苧急可多用。」從這兩則記錄可以判斷，那時的醫家已懂得熟練採取罌粟之液，製成鴉片，配作藥劑了。

阿芙蓉一詞是從阿拉伯語Afyun音譯而來的，而鴉片一詞的直接來源，則是英語Opium，其同義詞還有雅片、阿片、阿扁等別稱。最常用的是鴉片一詞。另外，罌粟的別稱還有藕賓和蒼玉粟等。

明代人對鴉片醫學作用的認識，已達到相當的高度。根據醫學大師李時珍的調查和實踐，鴉片可以用來治療各種瀉痢、風癱、百節病、正頭風、痰喘、久咳、勞咳、吐瀉、禁口痢、熱痛、臍下痛、小腸氣、膀胱氣、血氣痛、脅痛、噎食、女人血崩、血不止、小兒慢脾風等二十餘種病痛。另外，李時珍已記載了鴉片對性功能的作用，他指出，鴉片「能澀丈夫精氣」，因此「俗人房中術用之」。

綜上所述，中國人知道罌粟至少已有1300年的歷史，懂得罌粟的藥用價值已有900多年的歷史，而製作鴉片業已有500多年的歷史了。
（二之一，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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