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蒙聯姻監視蒙古王公？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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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蒙聯姻是清史、滿族史、蒙古史的重要事件，長達300年，涉及近600人次，民國時期仍然延續。這在世界民族上層關係史上亦屬罕見，不僅遠遠超過中國古代中原王朝與少數民族「和親」人數的總和，而且具有諸多特點，如制度性、指婚制、主動派嫁、互相嫁娶、連續性、地域廣、聯姻方式及具體目的的多樣性，並且實施了諸多配合聯姻的制度，在皇帝指婚之外又有滿蒙王公的自行聯姻，等等。同時，滿蒙聯姻也產生了多方面的作用和影響。拙著《清朝滿蒙聯姻研究》對此已有所論述，現對其他問題予以介紹。
皇族以外的滿蒙聯姻
現在提到滿蒙聯姻，往往是指清朝皇室、宗室王公府第及一般宗室、覺羅之家亦即廣義上的清皇族與蒙古的通婚。那麼，皇族以外的八旗滿洲旗人是否也曾經與蒙古結親呢？
雖無這方面的專門記載，但從一些文獻零星、間接的記述仍可窺其一斑。例如，鈕祜祿氏是滿洲八大家之一，《鑲黃旗鈕祜祿氏家譜》即記載了該家族有四樁與蒙古結親之事，均為康熙初年輔政大臣遏必隆的後裔：遏必隆長女嫁漠南蒙古巴林部郡王劄什；遏必隆子彥珠之女嫁巴林蒙古郡王劄什之子郡王桑迪達；阿裏袞第六女嫁東土默特蒙古紮薩克貝子朋楚克琳沁；薩爾善長女嫁巴林蒙古四等台吉托和雅爾圖。
根據李慈銘為漠北蒙古女詩人那遜蘭保《芸香館遺詩》所作的序記載，那遜蘭保「幼受詩于外祖母英太夫人」。英太夫人是滿洲費莫氏英志之妻，滿洲完顏氏（《八旗藝文編目》所收《綠芸軒詩抄》），所生之女嫁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部駐京蒙古台吉多爾濟旺楚克，那遜蘭保即為此女與多爾濟旺楚克所生。這是滿洲旗人英志之女嫁蒙古的實例，時在嘉道年間。震鈞《天咫偶聞》卷四記：「佛怡仙布政使之室人熙春，蒙古烏梁海氏」，說的是雍正時曾任四川布政使的佛喜（字怡仙，鑲藍旗滿洲人），其妻熙春是蒙古烏梁海氏。這是滿洲旗人娶蒙古女的例子。
清代，很多蒙古王公在蒙古本地和北京都有府第，其中不少人長住北京，清後期約有二三十家。這些駐京蒙古王公與滿族貴族、官宦之家結親者不乏其人，前述那遜蘭保之父多爾濟旺楚克便是漠北蒙古駐京者，布政使佛喜之妻蒙古烏梁海氏熙春也可能是駐京蒙古王公之女。
皇帝指婚之外的滿蒙自行通婚
自行通婚在滿蒙聯姻史上始終存在，清初較少，乾隆以後逐漸增多，嘉道以後成為主流。其中，既有滿族宗室王公與蒙古王公的自行結親，也有皇族之外的滿洲旗人與蒙古的結親。前述滿洲旗人與蒙古的結親均屬自行通婚，因為清廷並沒有制定將滿洲旗人與蒙古指婚的制度。
下面介紹一下宗室王公與蒙古貴族自行結親的情況，根據《玉牒》（即皇家族譜）所記，乾隆朝為30人次，佔該朝滿蒙聯姻總人次的17%；嘉慶至宣統朝為156人次，佔這一時期滿蒙聯姻總人次（172次）的91%。這些聯姻人的皇族一方大部分是當朝皇帝祖父之外的宗室。乾隆初年以後，當朝皇帝祖父之外的宗室是不由皇帝指婚的，他們與蒙古的通婚都是自行結親。
這種自行結姻是在以前皇帝指婚所形成的姻親關係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的結果，這些自行結姻的滿蒙貴族不少都是指婚時形成的姻親，滿蒙民族聯姻又有看重門第以及樂於親上作親、世代結姻的習俗，以至出現兩個府第家族之間多次互相結親的現象，如裕親王府與蒙古翁牛特部、肅親王府與蒙古喀喇沁部的聯姻，均屬此類。
滿蒙王公自行結親這種情況，在駐京蒙古王公與滿族宗室王公之間較多。前述漠北台吉多爾濟旺楚克將其女那遜蘭保嫁給滿族宗室肅親王府，即屬於兩家的自行結親，因肅親王一支當時已不在皇帝指婚之列。那遜蘭保所生之子便是晚清著名滿族文人盛昱。另外，應由皇帝指婚的近支宗室，若未經皇帝指婚而與蒙古自行結親，也是被許可的。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上諭說，宗室王公與蒙古「若系伊等之親戚、行走相熟之蒙古，私行給予者尚可，准其私下結親後奏聞」（《欽定八旗通志》卷首十二《敕諭六》）。
滿蒙王公自行結親的事例很多，例如，順承郡王倫柱第十一女嫁阿拉善蒙古親王囊棟布蘇隆；倫柱之子鎮國將軍春定娶漠北蒙古駐京台吉多爾濟旺楚克之妹，即那遜蘭保的姑姑；莊親王綿課第十女嫁翁牛特蒙古郡王敖那克勒迪；貝勒文和（康熙帝之兄裕親王福全的後裔）之女嫁科爾沁蒙古王僧格林沁；僧格林沁的姐姐嫁禮親王全齡；僧格林沁之女嫁貝勒奕綸之子載華；僧格林沁之子伯彥訥謨祜娶怡親王載垣長女郡主；伯彥訥謨祜之子那爾蘇娶瑞郡王奕誌之女；那爾蘇之女嫁毓岐（乾隆帝後裔）；那爾蘇之子阿莫爾靈圭娶睿親王魁斌之女郡主；慶親王奕劻的長女嫁漠北蒙古駐京親王那彥圖；那彥圖的一子祺克坦娶鎮國公溥芸之女，另一子祺誠武娶鎮國將軍毓長之女；那彥圖之女嫁睿親王中銓；肅親王隆懃第二女嫁漠北蒙古的車王府，第五女嫁喀喇沁蒙古親王貢桑諾爾布；肅親王善耆之女嫁科爾沁蒙古親王業喜海順。
皇帝指婚並無監視蒙古王公的意圖
清朝皇帝把皇家女指嫁蒙古，是否有監視蒙古王公的意圖？應該說，清帝即使有這種意圖，也不可能以文字形式留諸檔案或文獻資料之中。究竟有無這種意圖，不能作簡單的推測與臆想，而應根據客觀史實進行事理上的分析與判斷。
清朝皇帝對於出嫁蒙古的格格等，絕大多數是從不見面的。他所能見到的只是他的女兒即公主（包括個別養于宮中的侄女而封公主者），而在出嫁蒙古的皇家女中，公主只佔很小比例，為6％（在432人次之中，公主僅有27人次）。其他眾多的宗室王公之女，不僅平時，即使出嫁蒙古指婚時，皇帝也是不見面的，只憑宗人府提供的綠頭牌所記的簡介予以指配。直至嘉慶十年（1805），嘉慶帝才諭令：婚姻大事，如此做法太簡單，命以後將男性一方引見給皇帝，以見其品貌，為宗女擇婿。而本皇族出嫁的宗女，皇帝仍不見面，這在《宗人府則例 · 請旨指婚》中有明確記載。皇帝連宗女之面都從未見過，不可能囑咐她們監視蒙古王公。
乾隆以後，出嫁蒙古的公主都已長期住在北京的公主府，不再居住蒙古地區，如果清帝有意令出嫁公主監視蒙古王公，是不會讓她們長期居京的。另外，公主的丈夫（即額駙）駐京也出於自願，並可隨時前往自己的蒙古部旗處理事務。因此，也談不到讓這些公主監視他們。
乾隆以前出嫁而入居蒙古的公主大多數是嫁到與清廷關係比較密近的蒙古部旗。乾隆以前溯至順治朝，出嫁併入居蒙古部落的公主共12位元，全部嫁與原來主動歸附清廷的蒙古部落，其中5位嫁科爾沁左翼蒙古，2位嫁巴林右旗，1位嫁喀喇沁蒙古，1位嫁翁牛特蒙古，3位嫁漠北喀爾喀蒙古。
科爾沁部是與清皇室關係最近的蒙古部落，公主出嫁之旗又主要是該部左翼中旗，即孝莊文皇后娘家之旗。以公主出嫁該旗，主要緣于世代結親、親上作親的習俗，所以嫁入該部的公主也較多。
巴林蒙古與清皇室的關係也較密近，清太宗皇太極之女淑慧公主為孝莊文皇后所生，順治五年（1648）嫁與巴林部右旗。康熙三十年（1691），清聖祖又將女兒榮憲公主嫁入淑慧公主所嫁的家族，姑祖母與侄孫女同旗同家族生活，與嫁科爾沁左翼中旗的情況類似。
喀喇沁、翁牛特部是康熙帝另外兩位公主出嫁之部，此舉似有「獎酬」之意。在察哈爾蒙古領主布林尼發動叛亂時，喀喇沁蒙古領主紮什不僅拒絕布林尼的策反，而且向康熙帝告密，並出兵平叛。翁牛特部的劄薩克郡王博和多娶皇家郡主，所生之子畢裏袞達賚襲劄薩克郡王，也積極出兵平叛。其後，康熙建木蘭圍場，大片土地主要是喀喇沁部與翁牛特部劃給清廷的。
康熙帝將其女端靜公主嫁與喀喇沁部領主紮什之子噶爾藏，將溫恪公主嫁與翁牛特部畢裏袞達賚之子蒼津，與這兩部的領主結為兒女親家，當是對他們的忠貞與支持的回報與獎勵。如果說康熙帝將女兒出嫁這兩部旨在監視他們，則不近情理，也不合常情。
另外，這兩部鄰接圍場與避暑山莊行宮，康熙帝每年於圍場舉行木蘭秋獮、駐避暑山莊期間，與女兒見面也較方便，《康熙起居注》、《清聖祖實錄》有不少相關記載，這當系康熙將女兒嫁與這兩部的又一層考慮。
再看嫁與漠北喀爾喀蒙古的三位公主。康熙帝之女恪靖公主，嫁喀爾喀土謝圖汗部領主之子敦多布多爾濟。恪靖公主出嫁後，一直沒有居住漠北土謝圖汗部，而是居於遠離漠北的漠南歸化城（起初居住在歸化城以南之清水河），直至去世，始終在漠南的公主府生活，而不在漠北本部。
康熙另一女純愨公主嫁與賽音諾顏部的策淩，策淩從小被康熙帝教養宮中，長大指為額駙，與公主生活在北京。策淩回歸漠北時，這位公主已死于京城，也從未到過漠北本部。
另一位和惠公主則是宮中養女，雍正帝把她指與土謝圖汗部的多爾濟色布騰，在京下嫁結婚，婚後一年多即死在京城，葬於北京東郊東直門外，她這一年多當主要在京居住。
可見，嫁與漠北的這幾位公主，皇帝或讓她們在北京生活，或在漠南居住，與乾隆以後皆居京的公主一樣，皇帝也沒有讓她們入居本部以監視蒙古王公之意。
有一樁婚事也許有這種可能，那就是入關前皇太極之女出嫁察哈爾部。察哈爾蒙古是蒙古大汗所在之部，清入關前的天聰年間，被後金政權聯合其他蒙古部落消滅，林丹汗死，其子額哲歸降後金。皇太極讓額哲仍領其殘部，安置在盛京附近的義州就近控制，又把二公主嫁與額哲，以示籠絡。
皇太極此舉是否有監視之意，不得而知；也許有這種可能，但只是推測，未必是事實。不過，清帝即使沒有這種用意，其客觀作用又並非不存在。察哈爾這一被清廷消滅的部落，倘若其蒙古王公不甘屈從而萌生反叛之念，也許會因皇家公主在側而不得不收斂或打消這種念頭。
總之，清廷出嫁蒙古的宗女，絕大多數與皇帝並不見面，還有一部分是滿蒙王公間自行結親，乾隆以後嫁與蒙古的公主也不入居蒙古，都不存在皇帝讓出嫁女監視蒙古之事。清入關後入居蒙古的公主，都是嫁入與清廷關係密近的部落。從史事及情理上分析，都看不出清帝有將公主、宗女等出嫁以監視蒙古王公的意圖。入關前嫁公主于察哈爾部是否有監視該部之意，尚不清楚，清帝即使有此意，也是極個別的特殊事例。（《中國社會科學報》，作者：杜家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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