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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台灣需要廣設靶場？

4月初為文《台灣應該廣設靶場》，論述了兩點：1）以台灣的地理條件，國家安全上，民防比軍防更關鍵；2）民防備戰是一種「明碼標價」的舉動，明確標出敵意方將會付出的最高代價，以及明確標示善意方介入的最低代價。

不同意「廣設靶場」的意見大多可歸為兩類：1）現代戰爭是高科技武器的戰爭，不是手槍/步槍的戰爭，民間逞勇沒用；2）廣設靶場，槍枝流入黑道怎麼辦？不是自己添亂嗎？

看來台灣社會對「戰爭」的理解和意識還沒到位。利用此文，容許我拿起手術刀，直接切向要害。

沒人喜歡戰爭，但若被迫一戰，就要事前知道輸贏的關鍵。台灣若戰火燒身，一定是被迫的；在被迫的情況下，什麼叫贏？什麼叫輸？

台灣只要不被土地佔領，就叫做贏。全台土地被佔領了，才叫做輸。

敵方要的是台灣這個島；即使摧毀了島上的一切，若佔領不了這個島，敵方就算輸了。

因此，駭止敵方啟動戰爭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讓敵方知道，無論是用封鎖戰、電磁戰、飛彈戰、登陸戰、或任何形式的摧毀戰，它都無法佔領全台的土地。

當敵方百分之百的清楚認知到這點，它的計算公式裡才會認真考慮「賠了夫人又折兵」的結果：攻擊了台灣而又無法全面佔領，等同瞬間拉拔了台灣的國際聲勢，到時要求台灣獨立的恐怕不是台灣自己，而是國際社會。

只要台灣社會現在就表現出「絕對不被你佔領」的意志力，就是止戰、避戰的最有效武器，比軍機、軍艦、潛艇、飛彈還有效。

除了正規部隊、後備部隊，台灣的利器還有平民的在地、在鄉的抵抗意志。依鄉里劃分，廣設靶場，讓全台養成30萬的不懼戰者，就是敵方無法佔領台灣土地的最有效、最即時的方式。直白的講，這比招募30萬正規士兵還要有效，因為一旦成為正規軍，就只能聽從統一號令、服從上級。其對佔領企圖的駭阻力，遠遠比不上一群散落各地本鄉本土、自發組織的不懼戰者。

只要得到國防部的同意及相關單位的支持，台灣民間絕對有能力在半年之內，在主要城鎮以經營自足的模式，至少創建30個真實的靶場（而非遊戲場）。可採證照方式進行，如效法世界潛水界規範，以初級、中級、高級、教練級、特殊級劃分SOP。如此，退役的特戰人員、實戰兵種、績優刑警等等國家花費了巨額培養的人才，就有了做靶場教練、管理人員的第二春職業生涯，不必去屈就與專業無關的業種。

假以時日，在每十萬人口一個靶場的比例下，台灣應設兩百個商業經營的靶場，全面培養台灣的尚武精神以及武德。設備方面，可由氣槍（AirSoft） 晉級到合法可購的模擬鎮暴槍，再進至由軍警負責管理的實槍。

台灣是兵家必爭之地，還沒聽說過這個地球上有哪個其他兵家必爭之地的國家之人民是如此怕槍的。新加坡男人不當兵不能上大學，後備役一直到中年。以色列男女皆服役。瑞士中立，但瑞士人乃山民出身，人人會用槍，多數家庭有槍。台灣不能再桃花源了。

這可以是一件一蹴可及、完全不增加政府負擔的國安項目，經營盈虧，完全由各地民間自理。會有足夠的「市場」嗎？認為沒有市場者，只能說是未接民間、尤其是年輕世代的地氣。

最後半開玩笑的說，在證照制度下，民間經營靶場者一定賺錢，只要遵循一個商業原則就可以了：女生半價！

（本文原刊於 2021-09-28 聯合報）

（更多有關台灣國安分析，請參考《被迫一戰，台灣準備好了嗎？》一書（八旗出版社8月）

更多相關議題，請造訪《前哨預策》InsightFan.com

工作、職業與辦事能力，這些與性別差異有什麼連結？當我們自詡為進步且開放的社會，已經能夠以開放的態度接受多元成家，已經選出女性元首的情況下，性別的不平等還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之中嗎？在職場與校園環境中提供哺乳室、生理假、育嬰假與產假等措施，就是性別平等的表徵了嗎？實際上，工作與職業的生涯規劃，以及能力被重視等面向，也就是真正的有著職業生涯發展的條件下，女性與男性的能力評估、升遷甚至是薪水登記是否平等，是否是依照真正的能力去評估，還是說評估的時候仍然會不自覺的帶入了性別差異的觀點呢？人類學的研究中，也有部分的研究在描述某些社會的現象，從我們眼光看來是十分「性別平等」的，但實際上深層的文化價值上，仍舊會讓女性感受到不自由或被壓迫的感覺。例如喜馬拉雅地區藏人的一妻多夫，看起來是由妻子掌控了家中的資源，甚至能夠決定哪一位丈夫可以同床共眠，但實際上，由於這個多夫的婚姻制度是父系的，所以多半是兄弟（有時是父子）共妻。當兄弟的年齡差距太大時，年紀小的弟弟可能會另外娶妻，在不分家的前提下，新娶的妻子也是要共妻的。所以，從女性的角度來看，表面上看來對女性較有利的一妻多夫，實際上並沒有男性一夫多妻那麼具有優勢，反而搭配上深層的文化價值來看，反而有可能成為女性被束縛的一種機制。或是中國西南的拉祜族，以要求丈夫必須參與妻子待產、生產到育嬰的每個步驟，在家務與勞動上也要求男女平等而聞名。看似平等的社會機制與文化價值，卻讓女性少了自由選擇婚配對象或不同生活規劃的彈性。從這些不同社會的規範與文化價值面對性別時的民族誌資料來看，對於性別與職業生涯發展的話題裡，最為核心的「男性適合工作，女性適合照顧家裡」，與過去的「男主外，女主內」有著怎樣的文化邏輯關係呢？這些性別與職涯的文化價值差異是否只針對女性，是不是也有處理男性與工作倫理態度上的論述呢？

小編今天要分享的文章，就是由研究職場性別不平等的學者所調查、撰寫的內容。同時，我們「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團隊，也即將於9月初舉辦一系列關於女性、人類學以及職涯的講座活動喔！尤其是今天推薦的關於女性職場平等以及女性職涯規劃與性別議題的內容，將會邀請奧沃市場顧問創辦人林宛瑩來進行講座，千萬不要錯過喔！系列講座的訊息請參考貼文最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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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研究職場性別不平等的學者，企業通常會請我們調查，為什麼他們難以讓女性留任，並晉升到高階職位。這是普遍存在的問題。在1970和1980年代，女性在晉升到位高權重職務方面，有顯著進展，但這個進展在1990年代明顯減緩，到了本世紀就完全停滯不前了。
如果你問人們，為何女性擔任高階職位的比率如此低，你會聽到絕大多數人哀嘆這情況，大致說法是這樣的（這是不幸但避免不了的「真相」）：高階職位需要極長時間工作，而女性必須照顧家庭，因此無法在工作上投入那麼多時間，結果就是職涯受到損害。我們稱這種解釋是「工作與家庭難以兼顧」的說法。2012年，一項針對各行各業超過6,500名哈佛商學院校友進行的調查發現，有73％的男性和85％的女性採用這種說法，來解釋女性晉升受阻的情況。然而，相信這種解釋並不代表它是真實的，而且我們的研究嚴重質疑這個說法。

企業文化阻礙女性員工發展
幾年前，我們從一家全球性顧問公司那裡聽到這個解釋，這家公司沒有現成的解決方案，於是尋求我們的協助，以了解文化可能會如何阻礙女性員工。該公司從頂尖的大學和企管碩士班招募人才，在頗負聲望的顧問公司名單上名列前茅，但和大多數其他專業服務公司一樣，它的女性合夥人很少。
我們和那家公司合作了18個月，其間我們訪談107名顧問，包括男性和女性，也包括合夥人和資淺顧問。幾乎每個人都採用某種版本的工作與家庭難以兼顧說法，來解釋缺少女性合夥人的現象。但正如我們去年和同事艾琳．里德（Erin Reid）一起提出的報告那樣，我們和該公司的人員共事的時間愈長，就愈發現他們的解釋與數據資料不符。女性升遷受阻，並不是因為難以兼顧工作與家庭的需求；男性也有難以兼顧這兩者的問題困擾，但仍舊能夠升遷。和男性不同的是，女性升遷受阻，是因為她們被鼓勵要配合調整職務，而男性則不必，她們做出的調整包括改為兼職工作，以及轉為內勤人員，這些都妨礙了她們的職涯發展。真正的罪魁禍首，是企業普遍的「工作過度」文化，這種文化不但同時傷害到男性和女性，也造成性別不平等的情況根深柢固。

人們告訴我們的故事，和資料顯示的實況大不相同
在好幾個層面上，該公司的資料所透露的現實情況，和員工告訴我們（以及告訴他們自己）的故事截然不同。我們觀察到這些不一致的情況，因而質疑為何這種故事有如此強大的掌控力；即使該公司的資料導向型分析師，理應看得出這是虛構的故事，卻仍受到這類故事的掌控。

來看看留任情形。雖然這家公司來找我們的動機之一，是希望協助處理「女性流動率較高」的問題，但我們仔細檢視他們之前三年的資料之後，發現女性和男性的流動率幾乎沒有差異。另一個不一致情形是，雖然公司成員把工作與家庭衝突的苦惱，大多歸諸於女性，但我們發現，許多男性也有樣的困擾。一位男士告訴我們：「我一星期出差三天，每週只有一、兩次能在孩子上床睡覺之前看到他們，每次45分鐘。」他回憶起一個特別痛苦的星期六，告訴兒子無法去看他的足球比賽。「他放聲大哭，當時我真想立刻辭職，」這位男士說。我們訪談已為人父的資淺顧問，其中有三分之二提到這種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情況，但只有一個人接受調整職務的做法，以緩和這種衝突。

職務調整，是該公司說法和資料不一致的另一個領域。接受職務調整的員工幾乎都是女性，而她們被「汙名化」，並發現自己的職涯受到阻礙。在個人層次，結果是女性犧牲了權力、地位和收入；在集體層次，這意味高層職位是男性專利的模式延續不變。這結果是事與願違，該公司原本試圖解決女性晉升受阻的問題，卻使問題更加根深柢固。

我們還發現，工作與家庭難以兼顧的說法本身，也有不一致之處。就以這名男性總結問題的方式來看：「女性會想要生孩子而不想工作；或是她們想要生孩子也想要工作，但不想每週出差和一週工作六、七十小時，而這些正是顧問的生活方式。」他堅信女性的個人偏好，是她們成功的障礙，但他無法解釋無子女的女性這種特殊現象：她們的晉升紀錄，並不比為人母的女性更好。在他的推測中，所有的女性都是母親，而像這樣硬是把兩者結合起來的情況，在我們的訪談中很常見。人們回覆的內容，並未提及無子女的女性，或許是因為她們與難以兼顧工作和家庭的說法相牴觸。

在最後一種不一致情況中，我們訪談的許多人都會提到的一種經歷，令人質疑工作與家庭難以兼顧說法的基本前提：一天24小時、一週七天的全天候工作安排，是不可避免的。他們談到要花費大量時間，去做一些既昂貴又不必要的事情，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過度銷售（overselling）和超值服務（overdelivering）。我們聽到許多合夥人的故事，正如一位資淺顧問說的，他們「承諾客戶做到不可能的任務」，卻沒有考慮到，履行這些承諾要耗費多少時間和精力。他解釋，他們的訴求方式如下：「我們將做X、Y和Z，而且只要花你以為所需要時間的一半，就能全部完成。」他告訴我們，結果客戶喜出望外，迫不及待要簽約。

資淺顧問覺得有壓力，必須要按照那些要求而加班工作，因為他們想在高素質的同事中脫穎而出，成為明星。「我們花好多小時工作，做出這些瘋狂的幻燈片。」一位人士說：「這種態度是：我要用一百張幻燈片征服這個客戶。但其實那個客戶用不到那麼多！」另一個資淺顧問懊惱地敘述，她每個週末的時間都花在這類任務上。「我真的非常非常努力工作，」她告訴我們：「犧牲家庭事務，犧牲我的健康，最後當我回顧這一切時卻會想，『嗯，我們真的必須這樣做嗎？也許不必。』」

“公司若要解決性別問題，就必須解決員工長時間工作的問題；並且要從停止過度銷售和超值服務著手。”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tent_AR00094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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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國會僵局 拜登促成兩黨共推基建法案》

{稿頭}
兩年前，2019年的時候，美國民主黨內部曾發生一起種族言論的風波，事件的主角，是當時已表態要參選總統，但還不是民主黨指定候選人的拜登。拜登在一場紐約募款餐會上，拿起麥克風就大談自己過去在參院擔任菜鳥議員的時候，曾和種族主義的南方州議員一起合作，推動重大法案過關；當時拜登的言論一經媒體報導之後，可以想見，立刻就引發了軒然大波，因為2019年那時，正是美國白人警察對黑人施暴案例頻傳，種族對立情緒不斷升高的一段期間，而拜登竟然自己承認，他曾和種族歧視的議員關係良好，不僅多數的輿論都認為這位未來的白宮主人發言不當，同黨的其他總統參選人，當時更是重砲抨擊，要求拜登必須要出面道歉。但事實上，如果撇開拜登講話不經大腦，常有失言的性格缺陷，仔細去聽他的話中含意，其實拜登在募款餐會上的那段話，真正目的是要表達他對美國國會失能，政黨對立，陷入意識形態對抗而無法通過任何重大法案的失望和不滿。他所想要表達的是，不管有再多歧見，過去的政治人物至少都會努力尋找合作和妥協的方法，來讓議事和國家大事順利運行，不至於因為政黨惡鬥，而完全癱瘓。某種程度上，拜登去年之所以擊敗川普，入主白宮，原因之一就是美國民眾已經受不了兩黨惡鬥，不斷撕扯族群裂痕，所以他也很清楚，自己必須在上任後，用行動來證明他有能力解決國家分裂的問題，才算是不負選民對他的期待。而上個周末，美國兩黨參議員共同端出來厚厚一疊的基建法案初稿，在拜登看來，就是他實現政黨合作承諾的第一步。

{內文}
俄國文豪托爾斯泰曾寫道：幸福的家庭，幸福的原因都一樣；但不幸的家庭，卻每一個都有不同的問題；如果，我們可以把整個美國，看成一個大家庭，那麼在這一家子3.3億人當中，親人反目的原因，不但是無所不包，家人之間的裂痕，更是無所不在，不管是政黨間的惡鬥，

聯邦眾議員 艾瑞克坎特（2009）：沒有一位共和黨議員，會投贊成票...

還是種族間的對立，

川普支持者（2016）：你才是法西斯，你才是，別誣賴我們...

從貧富之間的鴻溝，

國會暴動群眾（2021.1.6）：他們背棄了我們！

國會暴動群眾（2021.1.6）：沒人幫我們！我們只能靠自己！

到階級之間的對抗，

國會暴動群眾（2021.1.6）：是政府逼我們的，我們原本是守法認份的公民，是你們逼我們的！

美國的兩極化，是如此徹底；認同的分裂，又如此內化，以至於當拜登在2020年競選講台上，喊出「團結」口號，堅持「兩黨政治」可能性仍在，政黨合作精神未死，台下的支持者與選民，即便仍然懷抱希望，願意戴上粉紅色鏡片，與拜登一同懷想那美好願景，為理念應援，但私底下，造勢場外，夜深人靜時，已經沒有太多美國人敢對華府重回過去「好日子」，繼續抱持樂觀的幻想；正因為如此，當拜登在六月底那個參院休會前的星期五，親自走上白宮車道，在兩黨議員簇擁下，宣布基礎建設法案已「達成協議」，聚集在北草坪上大批媒體記者，不只驚訝於總統的無預警露面，更對兩黨竟能在國會水火不容的氣氛下，暫時休兵，取得法案的共識，感到不可思議。

記者vs.拜登（2021.6.25）：有協議嗎？達成協議了嗎？談得如何？

美國總統 拜登（2021.6.25）：過來吧，一起來，大家都站過來...我們談得很順利，回答剛才大家的問題：我們有協議了。我想最重要的是，我們都能體認：沒有一黨可以佔盡好處，我自己就必須做出讓步，而他們也做了退讓，比原本預期的又多退幾步...

CNBC主播（2021.6.25）：...拜登表示，他已經和兩黨參議員代表，在基建預算草案上達成了一致共識，在此之前，他邀請五位民主黨和五位共和黨議員，一起到白宮研商細節...

美國總統 拜登（2021.6.25）：...如果大家覺得外面有點吵，那是因為我本來應該上直升機，飛往北卡訪問，事實上，在跟各位報告完之後，我馬上就要上機了。
美國總統 拜登（2021.6.25）：過去我曾一再強調：只要大家同心，沒有什麼辦不到，團結力量大，今天的發展證明了我的理念是正確的...

時任美國總統候選人 拜登（2020）：我們必須為美國的靈魂奮戰...我們要找回美國魂！我是認真的，我們必須重振美國魂。

時任美國總統候選人 拜登（2020）：團結...團結...團結...團結...大家必須團結！

找回美國魂，重回上世紀，華府兩黨以大局為重，以妥協為常態的純真年代，是拜登在2020年重出江湖，挑戰川普民粹政治的最主要訴求。從川普五年前掀起的反建制潮流中，再次掉頭迴轉180度，拜登這位年近八旬，國會打滾半世紀的政壇耆老，之所以能在兩極分化的美國政治變局中，再次披上民主黨戰袍，歷經慘烈廝殺而奪回白宮大位，所仰仗的時也運也，就是拜登這個名字，多年來在選民心目中打下的印象基礎。他所代表的「妥協」、「溫和」、「中道」等性格關鍵字，不但令飽受川普疲勞轟炸，心力交瘁的中間選民，突然間深感懷念，也在拜登終於擊敗川普，上台執政後，成為新政府急於兌現和印證的施政方向。

PBS記者：...這個兩黨背書的重大法案，就像拜登最渴望抓捕的「大白鯨」，競選期間他不斷一直強調，他要重振兩黨政治，與反對黨積極合作，所以現在白宮上下士氣高漲，幕僚們認為這象徵著拜登的理念獲得伸張...

庫克政治報告總編 艾咪華特：這是拜登第二次豪賭，上一次是黨內初選時，他押寶，結果贏了，跌破大家眼鏡。他第一次壓注是賭民主黨員會選擇他這個建制派、政治圈內人，一個不像桑德斯、華倫那麼激進改革的中道人士，作為他們的共主。當時所有人都認為，拜登不可能贏，但他卻贏了初選。當上候選人之後，他堅持兩黨合作路線，聲稱參院他很熟，他大半輩子都在參院工作，知道怎麼搞，也一定搞得成，即使大家都告訴他：兩黨合作已是過去式，不流行了，但結果呢，事實似乎又證明了：他是對的。

時任民主黨總統參選人 拜登（2020）：大家都說，拜登昏庸了，現在怎麼可能跟共和黨人談合作，時代已經不同了，可是各位，我是政治運作老手啊！

時任民主黨總統參選人 拜登（2020）：我過去一直都在搞兩黨合作，如果你們投給我，我就證明給大家看！

拜登對兩黨合作的信念，來自於他的從政經歷。1972年，拜登以30歲法定最低聯邦參議員年齡資格，擊敗當時共和黨對手，成為美國史上年紀最輕的參議員。這位當年意氣風發的政治明星，一路在參院做到資深議員，參與過無數法案協商、預算協調，在他的人生邏輯裡，「妥協」、「條件交換」、或「密室協商」，不是混水摸魚，更不是菁英寡頭，而是為了國家整體利益，確保溫和漸進改革，必須要熟稔和精通的政治藝術。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拜登曾為了安撫共和黨同僚，在聽證會中逼問性騷壤受害者，也曾為了要讓法案過關，與打壓黑人民權的議員稱兄道弟，這些過往紀錄，放在當今MeToo和種族平權的尺度下來看，顯然極度政治不正確，但從上一個世代政治人物以大局為重，相忍為國，體認不同族群必有利益衝突，只有各退一步，才能避免暴力失序的思考模式來看，妥協，卻是治國的必要之惡。

時任聯邦參議員 拜登（2008）：...（共和黨議員）杜爾站起身，用他的「堪薩斯式幽默」請大家站起來，然後他俯身──順道一提，他身材高大英挺──他要我們所有人都舉一隻腳，踩進小船裡，大家一齊上船，然後再把另一隻腳也踩進來，因為我們今後就同在一條船上，有難同當。然後我接著說：現在我們來談條件，兩黨都必須承諾：如果1982年的國會大選中，有任何一位民主黨候選人違反我們今天達成的協議，他將遭到民主黨除名，而相反地，你們共和黨，如果有人違反這項協議也會被你們除名。我們就用這種方式改變了制度，大家各退一步，讓社會安全法案輕輕鬆鬆通過了表決，從此美國人再也不用擔心他們的社會福利...

華郵記者 麥特懷瑟：他進入政壇的年代，是一個「朋黨」政治的年代，所以議員們常三句不離「我朋友」，你懂嗎？拜登必須跟同僚打好關係，費盡心思與他們合作，甚至包括了麥康諾，這個民主黨眼中的大魔王，但拜登就是能與狼共舞。

7月底，兩黨基建法案初稿程序表決，獲得包括少數黨領袖麥康諾等17名共和黨議員的支持，光是這個動作本身，就足以替近來每每上演叫囂謾罵，議事流於形式的國會山莊，帶來氣象一新的曙光，而在實質意義上，除了法案本身預期效益，基建法案其實原本是川普當選後最早提出的政策概念之一，但川普的版本內容草率，從未獲得正式討論，只有徒具形式的每年一度「基建周」宣導活動，淪為電視嘲諷節目的長年笑梗，反觀拜登上台後，不僅在防疫吃緊時期，持續研擬規模更大、範圍更廣的基建計畫，而且在送交國會之後，也成功打破國會僵局，取得兩黨議員的共同支持。根據紐約時報報導，除了十位撰寫法案的議員，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功不可沒，拜登本人在過去幾個星期積極遊說，多次打電話給立場中立的議員，反覆邀請意見不同的兩黨人士到白宮交換意見，親自做出各種退讓或是條件交換，才是法案推進背後最大的動力來源，因為畢竟，基建法案的成敗，不僅關係到拜登政績，更是拜登的妥協哲學，和他的中道政治，在下個世代是否仍然管用的終極試煉，和觀察的指標。

眾院議長 裴洛西：你拿到法案了嗎？我還沒，所以你要我怎麼評論一份還沒看到的法案？我們樂見法案過關，也希望它能夠過關...

這份規模近一兆美元的龐大預算案，接下來仍須通過參院全院表決，同時送交眾院審理，而立場更為激進極左的眾院民主黨議員，已有多人放話，除非能與社福教育相關法案一起包裹通過，否則不惜阻擋基建法案過關。在兌現跨黨派合作的競選諾言，努力縮小兩黨鴻溝之後，拜登恐怕沒料到的是，他竟又遭遇另一頭的反向拉扯，這回要處理的，是自家門戶內的分裂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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