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強王朝為何而亡?|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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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爭論從明末到現在,一直沒有停止過。
關於大明究竟是亡於嘉靖還是亡於萬曆,關於崇禎是不是個好皇帝,關於袁崇煥是忠臣還是叛徒。
連那個只會幹木匠活的明熹宗朱由校也放下錛鑿斧鋸對袁崇煥大加讚賞。
從現在的史料來看,袁崇煥肯定不是叛徒,因為就是他取得了對後金戰爭的第一場重大勝利,也就是寧錦大捷。那場戰役中,駐守皮島的總兵毛文龍也是居功至偉,連袁崇煥也在上奏中說:「孰知毛文龍徑襲遼陽,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搗虛,錦寧又受敵矣! 毛帥雖被創兵折,然數年牽制之功,此為最烈!」要不是毛文龍在敵後襲擾,寧錦大捷可能就會變成寧錦大敗。
也就是說,戰事糜爛,內訌不止,大明不亡才怪。
可是後來袁崇煥殺了毛文龍,崇禎又殺了袁崇煥,好不容易出來個老漢孫承宗收拾殘局,又被朝中大臣掣肘,只好告老還鄉。已經放棄了最後一次機會,連返照的回光都沒出現,就那麼一命嗚呼了。
而拒絕李自成近乎投誠的議和,等於崇禎為首的大明朝廷,
袁崇煥為什麼要殺毛文龍?
因為毛文龍的牽制,袁崇煥才在寧錦之戰中一戰成名,袁崇煥曾經很感激毛文龍,成就了自己「大明對戰後金(即滿清)第一功」。
說到底,就兩字:權利。
袁崇煥和毛文龍曾經十分默契地配合作戰,但是後來為什麼又勢成水火了呢?
他提出的「五年復遼」,既是「聊慰上意(忽悠崇禎)」,也是奮鬥目標。
袁崇煥進士出身,建功立業固然是他畢生的夢想,但是明末文人內鬥的習氣,袁崇煥也未能免俗,而最可能跟他分功勞的,就是同樣戰功赫赫的毛文龍。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或者說要自己「竟全功」,就容不得別人分權力或者分功勞,只考了個武舉人,是一刀一槍血海裡殺出來的「左都督平遼總兵官」。
而毛文龍從九歲就失去了父親,也沒唸過太多書,自然不會像袁崇煥那樣有充足的後方補給,所以他要想堅持下去,就只能靠一些非正常的手段。毛文龍的根據地,是自己在後金的後院自己打出來的,因為後金阻隔,毛文龍實際是孤軍奮戰在敵後,搶後金也搶海盜和海商(其實海上的盜和商也沒什麼區別),比如向過往的海船收保護費,比如搶掠。
但是進士出身的袁崇煥不可能理解毛文龍的艱難,也不會允許毛文龍與自己分庭抗禮(當時毛文龍比袁崇煥級別還高)。他上任之前,就已經決定:「毛文龍這個人,聽話就用,不聽話就殺。」但是既然是掌握了薊遼督師的大印,袁崇煥就要全軍上下「只有一個聲音」,而進士文官出身的袁崇煥要做武舉人出身的游擊司令毛文龍的思想工作,當然是雞與鴨講。
袁崇煥雖然給毛文龍定了十二條大罪,但是有十一條都是很扯淡的,因為那些事情明朝的文武官員都在做。有些乾脆就是子虛烏有,真正能殺人的,是那條「結交近侍(說他是閹黨)」——這四個字曾經讓嘉靖殺了內閣首輔夏言。
袁崇煥的證據是毛文龍曾經向魏忠賢行賄,並且給魏忠賢修了生祠。可是雖然大家不知道袁崇煥給沒給魏忠賢行賄,但是袁督師也給魏忠賢修過生祠,還在上奏中說:「廠臣魏忠賢功在社稷,海內之共見共聞,業已銘刻金石。」這倒不是袁崇煥和毛文龍品格低下,而是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你不討好魏忠賢,就拿不到軍餉和武器。給魏忠賢修過生祠的袁崇煥用「給魏忠賢修生祠」的罪名殺了毛文龍,這就有點搞笑了,不過這也證明了一點:內訌栽贓,不是文官言官的專利,武將也會。
毛文龍被殺,那可真是「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了」。
孔有德、耿仲明(三藩裡耿精忠他爹)、尚可喜紛紛降清,成了清軍(或者叫後金軍)的炮兵締造者兼急先鋒,以至於後金能夠跟明軍展開炮戰,全是這三位出的力。
收拾殘局的孫承宗又被誰收拾了?
袁崇煥與毛文龍之間誰是誰非,爭論很大,但孫承宗有能力輓狂瀾於既倒,現在倒是一致公認的。
孫承宗卸職還鄉後,還堅持抗清,面對多鐸的勸降,依然選擇了從容就義,所以他是忠臣,這一點毋庸置疑。熟讀明史的人都知道,這個孫承宗是個高人,袁崇煥見了他也得叫聲老師,而且他的軍事才能也真的比袁崇煥要高明。孫承宗前面的戰功咱們就不說了,史書記載孫承宗坐鎮遼東四年期間「關門息警,中朝宴然」,但是兵部不給他兵,工部不給他刀槍。太監魏忠賢和不是閹黨的高第都聯手要搞掉他——反正遼東守住了,這功勞應該自己的嫡系來拿。
於是孫承宗只好回家。
袁崇煥被抓起來之後,寧錦前線一片混亂,崇禎又搬出孫承宗來鎮場子。孫老督師一出馬,馬上就安撫住了袁崇煥舊部,並且很容易就收復了被後金佔領的欒城、遷安、遵化、永平,後金四大貝勒的老大阿敏也差點丟命。
形勢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於是崇禎放心地殺掉了袁崇煥——有孫承宗在,你沒用了;於是朝中大臣開始踩孫承宗——戰局好轉,換我的人上去也能立功。於是孫承宗也被彈劾回家了,而彈劾他的「朝中大臣」是誰?一向獨斷專行的崇禎怎麼耳根子變軟了?有沒有答案已經不重要了。因為我們已經看到一個如日西山的王朝那種糾纏不清的內訌,和人性極端自私狹隘的醜陋。
孫承宗回家了,毛文龍的舊部叛逃了,袁崇煥的舊部祖大壽內無糧草外無救兵,也投降了。大明朝,沒救了。
崇禎為什麼要拒絕李自成伸出的橄欖枝?
雖然殺了袁崇煥,罷免了孫承宗,但是大明朝也還沒有到非亡不可的地步,因為大明朝還有個李自成。看到這裡有人要開罵了:大明不是李自成給滅掉的嗎?怎麼到你這兒又成了大明朝最後的希望?
筆者這裡要解釋一下,雖然這解釋在教科書的影響下未必有人信:李自成之所以要造反——這裡應該按規矩說起義,第一是為了吃飽飯,吃飽飯之後還能保住命,第二是能在保住命的基礎上當個大官。事實上李自成差一點就成功了,在攻陷北京之前,他先派出了使者,跟崇禎「講和」。
現在想來,李自成是有一些軍事頭腦的,瓦剌打過北京,沒打下來,灰頭土臉地敗了,皇太極也打過,連塊牆磚都沒摸著,也被「勤王」兵馬打跑了。這樣的金城湯池,自己也未必打得下來,就是打下來,損失慘重的自己也未必守得住——吳三桂正往這裡跑呢。
於是李自成向崇禎開出了價碼:你封我做西北王,再給我一百萬軍餉,在國內,我給你剿滅賊寇張獻忠(內遏群寇),然後我再去把皇太極幹掉(外剿清妖)。
崇禎動心了:這是送上門來求招安的宋江呀!可是朝中大臣一致反對:堂堂大明怎麼能跟流寇議和,簽訂城下之盟?
我們與李自成不共戴天,再說了,我們上哪找一百萬兩銀子給他?
於是崇禎殺了議和的中間人,而那些「與李自成不共戴天」的「正人君子」、「貞節大臣」,卻爭先恐後地開城迎接李自成去了。這裡面有兵部尚書張縉彥、成國公朱純臣。拿不出錢的大臣們,被李自成搜出來七八千萬兩銀子。原來不是沒錢,那要看是給誰,怎麼給。
不管明朝曾經如何強大,但是總逃不掉滅亡的命運,這裡面有崇禎的狂妄自大、獨斷專行、狐疑寡恩。也有滿朝文武道德淪喪、極端自私、掣肘傾軋,更有陽奉陰違、口蜜腹劍、兩面三刀,瘋狂內訌,王朝末日,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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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盜王直之死:坐小轎子上刑場 罪名竟是叛國|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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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月二十五,還有五天就要過年了,杭州城卻突然戒嚴,十分肅殺。
這一天,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560年年初),官巷口外設了法場。
今天的死囚十分特殊:他不僅沒有慣常死囚那種被嚴刑拷打後的行走艱難,而且居然還是用小轎子抬到刑場上的。轎子來到了法場,死囚才知道今日走到了人生的盡頭。臨刑之前,他希望能與兒子再見一面。衙役們將他的兒子帶到面前,父子兩人抱頭而哭,死囚將一支金簪交給兒子,嘆息道:「沒想到要死在這裡了!」說完伸頸受刃。
這位死囚,就是大名鼎鼎的「淨海王」、橫行大洋的「倭寇」大首領王直。
鋼刀橫空,碧血四濺,一個時代在這道駭人的刀光中終結——那就是王直已經建立的海洋帝國。
誘殺陷阱
經歷過大風大浪的王直,還是天真地小看了官府的背信棄義能力。在複雜的官場鬥爭面前,胡宗憲只好拿王直作為投名狀來洗刷自己……
王直人頭落地的不遠處,總督衙門內,作為抗倭前線的最高領導人,總督胡宗憲很清楚,處決王直只能令「倭患」更為惡化。在王直被監禁的兩年內,胡宗憲竭盡全力向中央上書,希望能免王直一死,並放寬海禁,從根本上解決「倭患」。但在殘酷的官場鬥爭中,他的建議很快被政敵們當做把柄。有關他收受了王直巨額賄賂的傳言開始可怕地流傳,令胡宗憲這位麾下擁有戚繼光、俞大猷等良將的統帥,也望而卻步。在一個崇尚空談、爾虞我詐的體制中,一個實幹者如果要保住自己,首先就只能韜光養晦、夾緊尾巴。
令總督胡宗憲畏懼於人言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與這位「海賊王」王直居然是老鄉。胡宗憲是績溪人,王直是歙縣人,都屬於徽州。這種老鄉關係令胡宗憲贏得了王直的信任,得以實現「誘捕」王直的「壯舉」,「老鄉騙老鄉」也依然是「兩眼淚汪汪」。
嘉靖三十三年(1554),42歲的胡宗憲被任命為浙江巡按監察御史,一個正七品的小幹部。而當時,他的老鄉王直,已經在東海之上稱王兩年,自號「淨海王」及「徽王」,以日本平戶港為基地,部眾數十萬,戰船無數,控制三十六島的「島夷」,勢力遍及日本及東南亞,是不折不扣的海上霸主,及「倭寇」的總後台。
當時,浙江官場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是「抗倭」。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之外,朝廷還派來了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督察沿海軍務。趙文華是嚴嵩的義子,背景深,關係硬,他與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關係都不好,工作能力本來就很強的胡宗憲因緣際會,就成了趙文華的親信。
在趙文華的保駕護航下,胡宗憲官符如火,不久就被破格提拔為正四品的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接替巡撫差使。隨後,又升任正三品的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接任總督,從一個中央機關下派的小幹部,一躍而為肩負抗倭重擔的封疆大吏。
上任不久,面對抗倭的僵局,胡宗憲祭出了在山東任職時的「剿撫兼用」手段,在用軍事力量進行攻擊之外,開始運用「外交」手腕,「攻謀為上,角力為下」。他清晰地認識到,「首倭而作亂者,徽人王直也」,「其餘皆鼠輩,毋足慮。」「要須誘而出之,使虎失負隅之勢,乃可成擒耳。」
他派遣了蔣洲、陳可願兩人到日本「宣諭」,向王直傳遞自己的善意:王直的老母和妻兒已經從金華的監獄中釋放,安置在杭州,生活過得十分不錯;王直如果能夠回到偉大祖國,則可以保證他的生命安全。
經過兩年多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王直同意接受招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月初,王直率千餘名「驍勇之倭」,乘戰船來到了岑港(舟山群島)。
經再三的猶豫、尤其是官方答應派出指揮夏正作為人質之後,他決定接受胡宗憲的邀請,上岸談判,此時已經是十一月。這位「徽王」率兩名助手葉宗滿、王汝賢離船上岸,受到胡宗憲的熱烈歡迎,勁敵兼老鄉觥籌交錯、推杯換盞,儼然是「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胡宗憲偕王直回省城杭州,「設供帳,備使令,命兩司更相宴之。直每出入,乘金碧輿,居諸司首,無少遜避,自以為榮。」
但此時,胡宗憲的政敵、浙江巡按使王本固橫插一槓。次年正月二十五日,在王本固的堅持下,王直被捕入獄,關押在按察司獄。
胡宗憲在政治上的起家,靠的是浙江督撫們與中央特派員之間的矛盾。如今,作為方面大員,他自己也陷於這種權力鬥爭遊戲,只能徒喚無奈。胡宗憲倒是真心想招安王直,以利用他的力量平定海疆。胡宗憲上疏請求皇帝赦免,但「其後議論洶洶,遂不敢堅請」。王本固甚至上書彈劾胡宗憲,而京城已經開始傳言,說胡宗憲收了王直集團的高達數十萬兩白銀的巨額賄賂。眾口鑠金之下,胡宗憲「大懼」,只好附和大多數人的意見。
王直雖然入獄,但其所部力量很大,在為王直報仇的名義下,他們開始四處出擊。明帝國做了兩手準備,一方面繼續監禁王直,並不釋放,另一方面則給予其特殊禮遇,形同軟禁。
如此拖延了兩年之久,中央才最後下決心處決王直,罪名卻不是海盜,而是「叛國」,在以聖旨名義下達的判決書中,指責王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儘管王直並非聽命於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聽命於他。
令後人唏噓的是,王直既不認為自己就是「倭寇」,更不認為自己是「叛逆」。他在獄中寫了一份《自明疏》,認為自己只不過是「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不僅「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情」,而且,「陳悃報國,以靖邊疆,以弭群凶」。除了詳細開列自己「為國捍邊」的種種事蹟之外,還提出應開放海禁,才是令「倭奴不得復為跋扈」的上策。
第一桶金
在明朝慷慨的「厚往薄來」政策下,足利義滿每派出一次朝貢船隊,就能獲利20萬貫左右,這成為日本「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
沒有確切的史料記載王直出生年月,但據胡宗憲的幕僚謝顧日後在回憶錄中說,王直在下海經商前,曾經問其母親:「生兒時有異兆否?」其母答道:「生汝之夕,夢大星入懷,傍有峨冠者,詫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
王直聽了,欣喜地認為:「天星入懷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勝乎?」
根據謝顧的記載,王直「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
徽州之地相當貧瘠,「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卻又十分注重教育,民眾多以經商謀生,成為徽商的大本營。
嘉靖十九年(1540),王直也如同許多老鄉一樣,南下廣東,尋找商機。他們選擇了越洋貿易,向日本等國販運貨物,當然,在嚴厲的海禁之下,這種貿易都是「非法」的「走私」行為,「將帶硝黃、絲綿等違禁物抵日本、暹羅、西洋等國,往來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資。」王直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就來自對日貿易。
此時,中日貿易基本停頓。明朝立國後,倭寇肆虐,並大有與反朱元璋勢力聯合之勢。在胡惟庸謀反案中,發現了寧波衛指揮林賢「通倭案」,林賢從日本借兵,日本使者則借進貢巨燭的機會,暗藏兵器。案發後,朱元璋下令斷絕了日本朝貢,並由此導致明朝的全面「禁海」。
日本當時是「南北朝」時期,南朝統治者被朱元璋冊封為「日本國王」。但不久,北朝室町幕府的將軍足利義滿出兵征服了南朝,於1401年,派使節前往明朝要求冊封。期間,明朝發生「靖難之役」,燕王朱棣舉兵反叛,並奪取政權,改元永樂,這就是明成祖。朱棣隨後再度派遣使節東渡日本,冊封了足利義滿。
朱棣冊封日本國王後,日本正式納入明朝的朝貢體系。日本從禮部領取「勘合」憑證,才能前來貿易,史稱「勘合貿易」。日本的勘合貿易安排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寧波港,朝貢使團到達後,可以上岸交易,並等候進京許可。進京許可獲批後,使團便攜帶國書、貢物及自己私下攜帶的貨物,在中國官員護送下前往北京,統一入住會同館。使團的首要任務就是遞交國書、呈送貢物、領取賞賜,然後就可以將自己攜帶的物品出售,不過先必須由中國政府機關挑選收購,餘物才可以上市交易。在明朝慷慨的「厚往薄來」政策下,足利義滿每派出一次朝貢船隊,就能獲利20萬貫左右,這成為日本「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
但是,足利義滿死後,接班的兒子足利義持認為朝貢「有辱」日本國體,於永樂六年(1411)停貢,直到20年後(1432年)的宣德八年,足利義持的兒子足利義教即位才恢復。而在這20年間,倭亂反彈,倭寇入侵多達17次,可見中日貿易的重要性。
日本爭貢
兩個日本朝貢團在寧波的血腥火拚,令明帝國徹底取締了日本的勘合貿易,為走私打開了廣闊的空間……
到了1467年,統治日本的足利將軍家,發生了內亂,史稱「應仁之亂」,自此,日本進入了「戰國時代」。
「應仁之亂」後,大內氏迅速崛起,奪得了明朝正德皇帝新頒發的「勘合符」,而它的對頭細川氏則手持老皇帝弘治頒發的舊的「勘合符」。
嘉靖二年(1523),這兩派都派出了使團向明朝進貢。大內氏派出的使節,名叫宗設謙道。細川氏派出的使節,名叫鸞岡端佐,同時,還有位寧波人宋素卿(朱縞)作為副使。
持有效「勘合符」的大內氏船隊先到寧波,而持過期「勘合符」的細川氏船隊晚到3天。令人不解的是,後到的細川氏船隊,反而被允許先入港查驗,佔了先機,大內氏船隊的有效「勘合符」反而無效。在市舶司於「嘉賓堂」舉行的歡迎宴會上,雙方爆發激烈爭吵,而明朝官員卻袒護細川氏。
宗設謙道的憤怒終於失控,他下令手下抄傢伙,當庭攻擊細川氏使團。細川氏使節逃出了宴會,宗設謙道隨即縱火,焚燬了嘉賓堂,然後趕回港口燒燬了細川的船隊。
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等逃出寧波,宗設謙道居然一路追殺到了紹興,然後又殺回寧波,沿途追擊的明軍及無辜百姓不少被殺,宗設等「大肆焚掠,所過地方,莫不騷動,藉使不蚤為之計,寧波幾為所屠矣」。最後,宗設謙道在寧波奪船出海,還劫走了被其俘虜的明軍指揮使袁璡。
朝廷震怒之下,下令鎖拿了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而逃走的大內氏使團中,有一艘船被風吹到了朝鮮海岸,朝鮮將船上的數十人悉數縛送給明帝國。經過幾方對質,才發現,禍源在於細川氏使團的副使宋素卿向浙江市舶司主管太監賴恩賄賂,賴恩枉法,導致這場大風波。
這場風波之後5年(1527),根據巡按御史楊彝的建議,明帝國重申對日本朝貢的四項限制,即十年一貢、人百、船三、禁止帶用兵器,否則「皆阻回」。大內氏派遣的兩次朝貢,都因不符合規定而被阻擋。
更多的日本私人商船,只能轉而求助於走私渠道。
不久後,給事中夏言(後來官居內閣首輔大臣)上奏建議撤銷浙江市舶司,朝廷接受,這實際上將中日貿易逐漸逼入地下狀態,「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奸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而王直下海經商的1540年,正是中日間走私貿易最為紅火的年份,「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
從建文三年(1401年)日本首次朝貢,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日本大內氏政權被滅,日本的朝貢使團共計18批,至此成為絕響。武裝走私成為主旋律,亦商亦匪的「倭寇」則成為主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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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覆亡前的三個事件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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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大明究竟是亡於嘉靖還是亡於萬曆,關於崇禎是不是個好皇帝,關於袁崇煥是忠臣還是叛徒,這些爭論從明末到現在,一直沒有停止過。
袁崇煥殺毛文龍
從現在的史料來看,袁崇煥肯定不是叛徒,因為就是他取得了對後金戰爭的第一場重大勝利,也就是寧錦大捷,連那個只會幹木匠活的明熹宗朱由校也放下錛鑿斧鋸,對袁崇煥大加讚賞。
那場戰役中,駐守皮島的總兵毛文龍也是居功至偉,連袁崇煥也在上奏中說:「孰知毛文龍徑襲遼陽,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搗虛,錦寧又受敵矣!毛帥雖被創兵折,然數年牽制之功,此為最烈!」也就是說,要不是毛文龍在敵後襲擾,寧錦大捷可能就會變成寧錦大擺。
可是後來袁崇煥殺了毛文龍,崇禎又殺了袁崇煥,好不容易出來個老漢孫承宗收拾殘局,又被朝中大臣掣肘,只好告老還鄉。戰事糜爛,內訌不止,大明不亡才怪。
而拒絕李自成近乎投誠的議和,等於崇禎為首的大明朝廷,已經放棄了最後一次機會,連返照的回光都沒出現,就那麼一命嗚呼了。
袁崇煥為什麼要殺毛文龍?
袁崇煥曾經很感激毛文龍,因為毛文龍的牽制,袁崇煥才在寧錦之戰中一戰成名,成就了自己「大明對戰後金(即滿清)第一功」。
袁崇煥和毛文龍曾經十分默契地配合作戰,但是後來為什麼又勢成水火了呢?說到底,就兩字:權力。
袁崇煥進士出身,建功立業固然是他畢生的夢想,但是明末文人內鬥的習氣,袁崇煥也不能免俗,他提出的「五年復遼」,既是「聊慰上意(忽悠崇禎)」,也是奮鬥目標。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或者說要自己「竟全功」,就容不得別人分權力或者分功勞,而最可能跟他分功勞的,就是同樣戰功赫赫的毛文龍。
而毛文龍從九歲就失去了父親,也沒念過啥書,只考了個武舉人,是一刀一槍血海裡殺出來的「左都督平遼總兵官」。
毛文龍的根據地,是自己在後金的後院自己打出來的,因為後金阻隔,毛文龍實際是孤軍奮戰在敵後,自然不會像袁崇煥那樣有充足的後方補給,所以他要想堅持下去,就只能靠一些非正常的手段。
比如搶掠——搶後金也搶海盜和海商(其實海上的盜和商也沒啥區別),比如向過往的海船收保護費。
但是進士出身的袁崇煥不可能理解毛文龍的艱難,也不會允許毛文龍與自己分庭抗禮(當時毛文龍比袁崇煥級別還高)。
但是既然是掌握了薊遼督師的大印,袁崇煥就要全軍上下「只有一個聲音」,而他上任之前,就已經決定:「毛文龍這個人,聽話就用,不聽話就殺。」
進士文官出身的袁崇煥要做武舉人出身的游擊司令毛文龍的思想工作,當然是雞與鴨講。
袁崇煥雖然給毛文龍定了十二條大罪,但是有十一條都是很扯淡的,因為那些事情明朝的文武官員都在做。
有些乾脆就是子虛烏有,真正能殺人的,是那條「結交近侍(說他是閹黨)」——這四個字曾經讓嘉靖殺了內閣首輔夏言。
袁崇煥的證據是毛文龍曾經向魏忠賢行賄,並且給魏忠賢修了生祠。
可是雖然大家不知道袁崇煥給沒給魏忠賢行賄,但是袁督師也給魏忠賢修過生祠,還在上奏中說:「廠臣魏忠賢功在社稷,海內之共見共聞,業已銘刻金石。」
這倒不是袁崇煥和毛文龍品格低下,而是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你不討好魏忠賢,就拿不到軍餉和武器。
給魏忠賢修過生祠的袁崇煥用「給魏忠賢修生祠」的罪名殺了毛文龍,這就有點搞笑了,不過這也證明瞭一點:內訌栽贓,不是文官言官的專利,武將也會。
毛文龍被殺,那可真是「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了」。
孔有德、耿仲明(三藩裡耿精忠他爹)、尚可喜紛紛降清,成了清軍(或者叫後金軍)的炮兵締造者兼急先鋒,以至於後金能夠跟明軍展開炮戰,全是這三位出的力。
朝臣猛踩孫承宗
收拾殘局的孫承宗又被誰收拾了?
袁崇煥與毛文龍之間誰是誰非,爭論很大,但孫承宗有能力挽狂瀾於既倒,現在倒是一致公認的。
孫承宗卸職還鄉後,還堅持抗清,面對多鐸的勸降,依然選擇了從容就義,所以他是忠臣,這一點毋庸置疑。
熟讀明史的人都知道,這個孫承宗是個高人,袁崇煥見了他也得叫聲老師,而且他的軍事才能也真的比袁崇煥要高明。
孫承宗前面的戰功咱們就不說了,史書記載孫承宗坐鎮遼東四年期間「關門息警,中朝宴然」,但是兵部不給他兵,工部不給他刀槍。
死太監魏忠賢和不是閹黨的高第都聯手要搞掉他——反正遼東守住了,這功勞應該自己的嫡系來拿。
於是孫承宗只好回家。
袁崇煥被抓起來之後,寧錦前線一片混亂,崇禎又搬出孫承宗來鎮場子。
孫老督師一出馬,馬上就安撫住了袁崇煥舊部,並且很容易就收復了被後金佔領的欒城、遷安、遵化、永平,後金四大貝勒的老大阿敏也差點丟命。
形勢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於是崇禎放心地殺掉了袁崇煥——有孫承宗在,你沒用了;於是朝中大臣開始踩孫承宗——戰局好轉,換我的人上去也能立功。
於是孫承宗也被彈劾回家了,而彈劾他的「朝中大臣」是誰,一向獨斷專行的崇禎怎麼耳根子變軟了,有沒有答案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我們已經看到一個如日西山的王朝那種糾纏不清的內訌,和人性極端自私狹隘的醜陋。
孫承宗回家了,毛文龍的舊部叛逃了,袁崇煥的舊部祖大壽內無糧草外無救兵,也投降了。大明朝,沒救了。
拒絕李自成投誠
崇禎為什麼要拒絕李自成伸出的橄欖枝?
雖然殺了袁崇煥,罷免了孫承宗,但是大明朝也還沒有到非亡不可的地步,因為大明朝還有個李自成。
看到這裡有人要開罵了:大明不是李自成給滅掉的嗎?怎麼到你這兒又成了大明朝最後的希望?
筆者這裡要解釋一下,雖然這解釋在教科書的影響下未必有人信:李自成之所以要造反——這裡應該按規矩說起義,第一是為了吃飽飯,吃飽飯之後還能保住命,第二是能在保住命的基礎上當個大官。
事實上李自成差一點就成功了,在攻陷北京從之前,他先派出了使者,跟崇禎「講和」。
現在想來,李自成是有一些軍事頭腦的,瓦剌打過北京,沒打下來,灰頭土臉地敗了,皇太極也打過,連塊牆磚都沒摸著,也被「勤王」兵馬打跑了。
這樣的金城湯池,自己也未必打得下來,就是打下來,損失慘重的自己也未必守得住——吳三桂正往這裡跑呢。
於是李自成向崇禎開出了價碼:你封我個西北王,再給我一百萬軍餉,在國內,我給你剿滅賊寇張獻忠(內遏群寇),然後我再去把皇太極幹掉(外剿清妖)。
崇禎動心了:這是送上門來求招安的宋江呀!可是朝中大臣一致反對:堂堂大明怎麼能跟流寇議和,簽訂城下之盟?
我們與李自成不共戴天,再說了,我們上哪找一百萬兩銀子給他?
於是崇禎殺了議和的中間人,而那些「與李自成不共戴天」的「正人君子」、「貞節大臣」,卻爭先恐後地開城迎接李自成去了。
這裡面有兵部尚書張縉彥、成國公朱純臣(居然也配姓朱,居然叫純臣)。
拿不出錢的大臣們,被李自成搜出來七八千萬兩銀子,呵呵,原來不是沒錢,那要看是給誰,怎麼給。
不管明朝曾經如何強大,但是總逃不掉滅亡的命運,這裡面有崇禎的狂妄自大獨斷專行狐疑寡恩。
也有滿朝文武道德淪喪極端自私掣肘傾軋,更有陽奉陰違口蜜腹劍兩面三刀,瘋狂內訌,王朝末日,大抵如此。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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