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訪問🇬🇧】BBC的個人訪問十分長篇,也十分formal。有趣的是,同樣的內容,在《蘋果日報》訪問標題是「一國兩制是騙局」,BBC就是「一國兩制不要再退」,其實對大多數朋友而言,口號都是其次,真正需要的生活模式,甚麼時候是最好,心裏有數。
BBC開宗明義的主題,據說是希望向國際讀者,介紹「香港中間派學者的覺醒」,前文後理都用這角度為主軸;每次回看自己既訪問,都會問,「那真的是我嗎」?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好時機,反思一下每一個人的人生。
//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是香港少有擁有20多萬臉書粉絲的「網紅學者」,他身兼多職,是大學教授、報章專欄作家,當過商界的國際副總裁,也成立公司作諮詢、研究、交流等工作。
「反送中」風波前,他是「中間派」的代表,以年輕學者的身份,得到政治光譜左中右的認同;在這場運動中,他成為一個「和理非」、支持雙普選的學者。
他在多家報章撰文、接受國際媒體採訪,分享對香港示威的看法。他的公司以大數據方式研究示威者經常使用的「連登討論區」,曾舉辦研討會邀請不同學者分析「黃色經濟圈」。他用鋼琴彈奏被視為示威者歌曲的《願榮光歸香港》並上載到互聯網,可算是一種政治「出櫃」宣言。
「以前我挺一國兩制」
沈旭暉一直堅持以評論國際事務為主,但在「反送中」爭議中,他更常評論香港的風波,轉折點是7月21日發生元朗白衣人事件。
當天晚上,一群白衣人在地鐵站持棍傷人,但警方延後30多分鐘才到場。沈旭暉見到認識的人在現場被打, 他與一些溫和派學者,把事件稱為「恐怖襲擊」。
而他的中學「皇仁書院」師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與白衣人握手而備受批評。皇仁書院一眾校友發起登報聯署批評何君堯,很少參與聯署的沈旭暉也有留名。
「相當震撼,香港竟然變成這樣,那晚發生的事情,是我們成長的香港,常理之外發生的事情,」他說,「傳統上香港人不是很政治,都是很理智,但過去發生的事情,每個人都覺得到了一個不能回頭的點,當你情感被勾起,你會發覺對此地充滿感情,開始思考自己可以做什麼。」
元朗白衣人襲擊途人後的這一幕引發了爭議。
「過去六個月發生的事情,都超越了我們很多人的底線,很多原本不關心政治、或比較少行動的朋友,都在這場運動以不同身份積極參與。」
他認為,一般國家面對這種群眾示威,都會透過官員下台及調查機制去疏導民怨,但港府立場強硬,令整個運動持續多時,亦讓大家看到「一國兩制」急速被蠶食,不單是「看得見的警暴」,還包括商業機構受到壓力,員工、老師、普通人言論自由受到打壓,這是一種「白色恐怖」。
他曾經撰文形容一國兩制分為1.0、2.0、3.0的階段,主權移交初期,北京比較放手的1.0階段,到後來明顯影響香港內政,加強提倡國民身份認同的2.0,發展到一國兩制3.0,警察具高度爭議性、疑有政治考量的執法、各行各業出現政治審查、甚至有疑似「黑社會」介入政治議題等等。
他說,自己身邊的人都是「離地中產」的專業人士,以往甚少參與政治,但目前香港社會出現「白色恐怖」的氣氛,市民不敢隨便就政治表態,擔心會影響工作等等。
「對比起警暴、無民主、無樓住,這嚴重一百倍,這不是下一代可以生活的地方,」他說。
他相信這場運動發展至今,很多人除了爭取「五大訴求」,也是希望「一國兩制」不要再退下去,能夠回到主權移交初期般,中國政府比較放手的階段。
「以前沒有人會知道誰是中聯辦主任,一般人不會記得他的名字,那時是挺真的一國兩制,而那時沒有人談港獨,也沒有人會說外國勢力……2008年北京奧運,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認同創新高,《蘋果日報》頭條是『我們嬴了』,2009年我是去中國國慶60週年的代表團團員,我當時沒有包袱,覺得很開心。」
作為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過往經常對外強調,自己是全球公民,希望擁有遊走國際的能力,也能用國際視野看待本土問題。
這場運動強化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他自己也感覺到自己對這片土地的情感,「我不希望中國和香港利益有衝突,我會先盡力讓兩者利益可以走在同一線上,但如果真的有衝突,我會站在香港人那邊。」
學者與政府的關係
沈旭暉說,以往政府尊重學者的意見,在發表重大政策前會有一些閉門會議,邀請學者或專業人士去「試水溫」,但現在這個渠道已不復存在,政府聽到的意見不像以前多元。
「《逃犯條例》就是一個好例子,它有諮詢過什麼人?應該找一些懂商界、懂國際關係的人、熟悉內地的學者或是一些民意的代表,其實不難預先知道會有這麼大的反應,這反映制度有問題,學者本身是有功能,可以作出預警。」
他又舉例,香港的一名官員近期高調批評國際權威醫學期刊《刺針》有關催淚彈的文章,「這在學者眼中是不可想象的,你可以不認同該份報告,你便寫一篇同樣水平的文章反駁,但你現在是用官威去壓他。」
特首林鄭月娥提出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希望檢討事件的來龍去脈,但示威者要求更全面、具有法定效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沈旭暉獲邀加入檢討委員會,但他拒絶加入,原因是不覺得能有所作為,「不想被人擺上台面,你想要誠實的意見,我都歡迎,但你要拿學者來消費或做政治工作,這只會適得其反。」
他指出,香港政府在「一國兩制」被蠶食的情況下,難以控制自己的政策, 有時候政府聘請學者等做研究,「適用的便採用,不合用就裝作看不見」。
「美國智庫蓬勃是因為要通過研究達成某些事,中國比較不涉及政治的議題,智庫同樣做到事情,全國會用大數據去研究農業、氣候,可以很科學化,但香港是先有結論,而不是按研究去作出決定,」他說,「港英年代沒有民主,但仍然尊重傳統精英,現在政府不再理會他們的專業,哪怕是醫護、法律,這些人不是因為專業而受到尊重,而是政治的效忠來得到信任。」
被調侃的中間派
沈旭暉母親在《大公報》英文版工作,《大公報》英文版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少數對外的英文溝通渠道。他走入國際關係研究,或多或少受母親熏陶。他的父親是立場傾向傳統民主派的香港學者沈俊明。 沈旭暉在揉合不同政治光譜的家庭下成長
他的家族跟民國時代《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淵源頗深。沈旭暉本人曾在美國耶魯大學攻讀學士,再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政治及國際關係博士。
「有些人因為我家人《大公報》的淵源而認為我是紅底,但在大陸人眼中,我這種人好西方,先天夾在中間,」他說,「我本身家庭內,都有很多不同意見,從小到大的訓練,知道在什麼時候說什麼,不會反面,無論多對立的聲音,我也覺得可以溝通的。」
沈旭暉在2013年舉行的婚禮,是香港近年少有讓政治立場南轅北轍的人共聚一堂,時任特首梁振英、學運領袖黃之鋒、李嘉誠兒子李澤階等左中右人物都有出席。
「網民經常也抽水(調侃)我的婚禮,但那個時候仍然是可以聊天,」沈旭暉說,「我不主張對立,我覺得幾難頂(難溝通)的人,也會找到共通點去聊天,這是我從小到大的訓練。」
精英共識向對抗模式的演變
沈旭暉2003年回到香港後,成立了一個名為「Roundtable」的團體,目標是讓政見不同的人,能夠聚在一起交流。
他認為,香港傳統精英主導的體制,一向是「閂埋門講掂數(閉門談判就好)」,多年來,立場不同的人可以彼此溝通,在鏡頭後可以談笑風生,大家以謀求共識為最大公因數,但2012年的特首選舉,一改政治、官場生態文化,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沈旭暉說,2012年的特首選戰改變了官場文化,一度令他對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
這場特首選舉中,兩個主要候選人梁振英和唐英年個人和團隊,均被揭發不同類型的「黑材料」醜聞,公眾把目光投向這些「黑材料」,而不是論政。
當年,沈旭暉以學者身份,向時任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發表公開信,指這場選舉道德規範被打破,選舉不再是「君子之爭」,無論誰當選也很難施政。
「我當時有參加過他們的活動,聊過天,親身觀察中,以那時候來說,我算是接觸到類權力核心最年輕的一群人,但見完他們之後你很不舒服,你預測的未來就是這樣,你讀到了背後某個結構。」
他說當年也因為一些文章,而遭到直接人身威嚇。
「以前比較講道理的北京或政府的朋友,都開始被邊緣化,強硬的聲音開始出現,鬥爭模式主導,」他說,「本身的內部矛盾,以動員抹黑、篤灰(告密、告發)等很多這些手法,把人性好多負能量釋放出來,香港從一個精英共識的模式,變成對抗式模式,一開始了便回不了頭,激進的聲音取代了本身想有共識的聲音。」
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令主權移交後,香港的利益集團有所變化,一批在大陸有更大利益的人,發現香港傳統精英「不完全是自己人」,希望扭轉權力和利益分佈,打散原本的權力結構。
當年這場選舉讓他對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開始轉向專注建立自己的海外事業和置業,他說,這不是逃避或是擔心出事,而是預測到香港的發展方向,要凖備後備方案。
但在「反送中」爭議爆發後,他放棄了與一些大陸院校和企業的合作,希望自己可以暢所欲言下不影響他人。
香港示威者呼籲多光顧支持示威的「黃店」,希望建立「黃色經濟圈」,但做法引發爭議。
《大公報》最近點名批評沈旭暉舉行一個有關「黃色經濟圈」的研討會,形容他變成了香港「本土派」的先鋒。沈旭暉強調自己不是「黃色經濟圈」的專家,但有很多有心人希望研究這一課題,值得學術界去討論。
「你覺得很正常、很理性、很平和、沒有煽動性的東西,在一個上綱上線的時代也會有人不滿。這十年來感覺越來越多紅線,想又不行、說又不行,這樣下去就不是一個大都會……香港不應該這樣,不應該在思想、言論、行為上受到制限,大家就是喜歡這個地方有百花齊放的自由。」
他說以平常心看待被親中媒體點名,不會太過擔心,「我們不喜歡上綱上線,所以也不可以對它們太過重視,我們要加強抗壓能力,平常心 ……香港此刻要捍衛自己的核心價值,就是要好像平時般說平時能說的話,不要被白色恐怖嚇怕。家人總是擔心這樣那樣,正是多年來白色恐怖的產品,我深信,下一代絶不能夠在這樣的環境長大。我們必須改變。」
「有些激進聲音想取代爭取共識的聲音,為何社會會有激化的現象,是某個利益集團想得到一些東西,多了批評學者的聲音,是因為有些人不想有和平解決問題的路線,希望破壞他們的關係,令你們不想再聊下去。」
他說,無論立場如何南轅北轍,都可以溝通到,社會愈分裂愈要珍惜以前建立的信任,否則會正中他人下懷。
展望未來
香港示威者與警察街頭衝突這幾個月來暴力升級,黑衣人「裝修」(破壞)被指親中的企業以及「私了」(私下暴力對待)不同意見人士。
沈旭暉認為,事件發生至今,也令很多「和理非」積極參與運動。要有效解決街頭衝突,需要由處理制度暴力開始。
「一個運動能否持續不是看街頭有多少勇武、多少交通燈被破壞,還是是否再有一百萬人參與遊行,運動是可以歷時幾年、或者幾十年……香港這半年來形成了一個機制,就是政府做具爭議性的事情,人們是有機制去抵抗,這個機制已經完善建立,是一個持久戰的基礎。」
他坦言,沒有人願意看到任何形式暴力,也不相信有人為了暴力而暴力,但也希望前線示威者理解,如果衝擊和升級不合符比例,可能會引來「散水」(令人離開運動)。
他認為2022年的特首選舉,將會是一場「終極之戰(end game)」,希望有一個能夠認同「五大訴求」的人參選特首。
目前香港特首由一個由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提名及投票產生。隨著民主派在剛過去的區議會獲得壓倒性勝利,預料新一屆選委會的1200人中,有約500人是親民主派。
沈旭暉指出,民主派人士擔任選委的數字會更高,有望在特首選舉中有更大的話語權,而開明商界和溫和建制派也希望有所變革,「這可能是最後希望」。
他憧憬說,只要這方陣營能夠勝出,那麼將來香港是可以透過內部立法實現「普選立法會」,亦可以不經中央通過下決定如何組成「選舉委員會」,「那時候,立法會全面直選、選委會能反映民意選出特首,就是『真‧一國兩制』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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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即場拆人情!
先講「有誰捐、有誰沒捐」,資助內地的香港富豪之中,李嘉誠、呂耀東、鄭志剛、李家傑和李家誠、陳啟宗、吳光正;榜上無名的一線富豪,包括新鴻基的郭氏家族、信和的黃永祥家族、何鴻燊家族,有點出人意表,當然不能夠排除,這些一線富豪其實有捐錢,只是被中聯辦遺忘了。
第二就是「捐多少」,香港富豪之中,捐款金額最多的是去年頻顏被內地網民漫罵的李嘉誠,旗下李嘉誠基金會捐資1億港元;剛剛取代李嘉誠成為《福布斯》香港富豪「一哥」的李兆基,兩名兒子李家傑和李家誠,以家族名義捐出僅1000萬元人民幣。
第三點就是「捐給誰」,李嘉誠捐助的是「武漢前線醫護」,鄭志剛捐助的是「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均是「到位」的資金。
但另一方面,李家傑和李家傑則是成立「恒基抗疫基金」、恒隆則是成立「恒隆抗疫基金」、九龍倉則是成立「九龍倉緊急支援基金」,未有具體說明這些基金的實質用途、資助對象、捐助時間表,值得進一步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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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非與勇武的神秘紐帶]
過去一個周末,旺角、油麻地、中環、大埔、沙田等港鐵站,設施被破壞,港鐵宣佈封站。我曾乘坐過因為警察行動而改道的巴士上,有老年人粗口大罵年輕人「搞搞陣」,也看到星期日休假外出的外傭,困擾地拿着大包小包,煩惱着如何去目的地。
星期五,示威者在油麻地毃打車站玻璃。有目睹過程的日本記者認真問我,「為甚麼示威者這樣暴力,『和理非』人士也能夠接受?」(他來了近一個月,熟讀了運動的專有名詞,且會說普通話)我跟他說,明白日本社運在近幾十年經歷了低潮,因為早年日本社運激進化,令日本人普遍都被暴力示威所嚇怕,是故日本社會接受衝突的承受力不高。
我回答他:「其實香港人在三個月前,也是很保守的,根本沒法想像,扔磚、縱火、打爛港鐵站這些事情會發生。。。。。。」日本記者追問:「示威者連油麻地站的升降機也打爛,這對行動不方便的老年人造成麻煩吧。」日本人的確很怕為別人做成麻煩。
幸好這位日本記者熟悉國際歷史。我舉例,或許,南韓和台灣的抗爭歷史,會較接近現在香港的狀況吧。激進的抗爭手法,也源自於政府對和平示威的冷漠,警察相應武力升級的一種回應,市民會思考背後的脈絡。但為麼示威者抗爭手法升級,和理非的一批人,至今仍然沒有公開大規模地指責示威者的破壞行為?這是令不少人覺得迷惑的現象。
昨日中環集會,是少數近日獲批不反對通知書的合法遊行。我在人潮中找到50歲的林先生,他與14歲的兒子一同出來。他形容自己一向關注時事,過往會參與六四七一都會遊行,但限於和平示威,遊行完畢多數直接回家,鮮有逗留。
雖然兒子正值青春期,不少同齡年輕人都會上街,但兒子卻不太熱衷成為「衝衝子」,林先生笑言:「我比兒子更激進」。他解釋,昨天出來,那個美國人權法案主題他不太特別關注,但更重要是他感到憤怒:「現在已經不是撤例,而是警察濫權的問題。若不成立一個具公信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件事都難以平息。」
他坦言,自己年紀大有家累,較多顧慮,知道早前入東涌機場高危,但想支持,一度提議由他出錢請朋友租車,請有車牌的友人開車入去義載年青人離開。
若他的親兒子走上激進抗爭之途,他為人父會怎樣?「坦白,做人是自私的,你看我兒子那麼瘦弱,很可能跑得慢會被拘捕。若他要扔石和扔汽油彈,我會勸他不要這樣做,但若他堅持去上前線,我唯有陪伴他。」
林先生解釋對他對勇武的看法:「早在六月之時,百萬計的人和平遊行,政府不聽你的,沒有用。反而佩服啲後生仔沒有太多思慮,承受被捕受傷風險,去向政府施壓。」
另一位男子,一副激進示威者的裝束,以頭巾包到鼻子上,只露出一對眼睛。有路過婦人勸他:「今天請你們不要衝。」黃先生有點哭笑不得,近距離細看,面巾下的皮膚粗糙,已經人到中年,52歲。「我把自己的臉包起來,不是因為我要去衝擊,只是因為我要經常要進出中國大陸。」
在內地工廠工作的黃先生,這個月開始發現,每次過關都經常被檢查手機。按指示打開手機,讓內地執法人員查看有沒有與示威遊行相關的照片或帖文。「我現在已拿一個乾淨的手機回去,設置一批假帳戶,貼些飲飲食食的照片,好讓過關順利。」他說,年輕人被查更頻密,若驗出不妥當,在關口被留難幾個小時,對他來說也是很麻煩。
這位中年人坦言,自已一向「政治冷感」,不看新聞,不關心時事,但這個夏天,前所未有的熱情:「遊行了7至8次」。「一切源於看到年輕人為香港自殺的事開始,好心痛,想保護年輕人」。他說,自己女兒都有去示威,但應該不是很前線。擔心她嗎?「擔心也沒用.但至少我們父女立場一致.」
黃先生解釋,即使現在目睹示威者對港鐵站的設施進行破壞,他不會大力責備:「覺得不好。」我追問,覺得不好,希望他們最好不要做,還是覺得不好,但做了也不會怪責?黃指是後者。
兩位中年受訪者說的話很一致:「坦白講,如果我年輕,沒有家累,我也會上前線,做和現在年輕人一樣激進的事。」值得注意是,示威者喊「黑警」,我留意到黃先生沒有跟隨喊,他說,覺得警察是磨心,黃先生即使身在人群之中,還是思考周密,謹慎不衝動。
我也曾經在搭的士的路上,遇過一位中年司機。我沒有說我是記者,問他,如何評價今次示威。他說:「我的車子被催淚彈射中兩次,你要我說誰對誰錯,我不懂說。」談下來,才知道他曾經載過一批大學生,從市區到機場,250元的士費,到落車眾人才東併西湊,發現大家身上只有200元,原來大學生們買口罩頭盔等裝備用了很多錢。
到最後,司機怎樣呢?「我收了他們80元。」我追問,司機為何這樣做?「你怎麼忍心呢?另外,我又曾經在便利店外,看過兩個女孩子,參加遊行的,兩個人分吃一個杯麵,我放下200元就走了。我說不清誰對誰錯,但對着年輕人,誰忍心?」
他說,有熱血司機一度為年輕人抱打不平而被拘捕,看到年輕人在拘留所被如何對待,又一時激動在警署內與警察交峰,最後當然難受。「誰沒有年輕過?誰沒有衝動激情的日子?我們開計程車的,每一個司機都有過過去,有些更不是光彩的過去吧。」
中年人出於想保護年輕人的心態,無論年輕人幹了甚麼過火的事,這種心態,直至如今,還是在運動裡一個實在的力量。我的中文大學同事李立峰和他的民意調查團隊,自六月開始一直訪問運動的參與者,至今訪問逾六千人。發現這種心態,至少在六、七月之間存在。
他們發現,6月期間,有一半的示威者認為「和理非示威已經沒有效用」,越來越多示威者認為「激進的示威手段可以令政府聆聽民意」,但大部份示威者也是知道,「激進手段會令社會上其他人反感」。
而有趣的,大部份人都認同「和平集會和衝擊行動互相配合,才可以達到最大效果」,而七月期間,示威者表示,「在政府一意孤行的情況下,抗爭者使用武力是可以理解的」這個說法,認同感亦呈上升趨勢。
雖然最新的民調數據未出現,但至少昨日在中環,不少出來一心參加和平集會的人士,對勇武抗爭者的付出至少是理解甚至表示感謝。也有一些朋友,內心爭扎,但總的來說還是沒法公開大力批評年輕人.
還記得,我跟日本記者解釋這種和理非人士與勇武者之間的奇異關係,解釋得有點吃力。日本記者懂得讀漢字,我就在他的筆記本上,寫了兩個詞:「忍受」「包容」。對,那不是支持抗爭者的暴力破壞行為,而是「不忍」「愛惜」「憐惜」。
無獨有偶,富商李嘉誠今日在一個佛教活動中說了幾句話,也是近日城中名人,少有的一句像樣的人話:
「香港和平好多年,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外,今次是最大最大的衝擊,再繼續下去,是非常不好,我都擔心的,我們希望香港人能夠渡過這個難關,我們希望年青人能夠體諒大局,而執政的亦都能夠對我們未來主人翁,亦都能夠網開一面,雖然法律和人情有衝突,但任何事都好,在政治問題都要兩方面,大家能夠為對方想一想,好多大事都可以化為小事。」
或許,李嘉誠都是一個「理解」年輕人的老年人.
「反逃犯條例修訂示威」現場調查報告:
https://sites.google.com/view/antielabsurv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