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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为该书写的一篇推荐文。

《理解廖金华的两道钥匙》

丘光耀博士

廖公金华是我行动党政治上的启蒙“师父”，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尊称他为“契爷”，我亦是“华沙”廖家军的二徒弟，大师兄是黄永安。

我和永安都是在1987年“茅草行动”爆发，大马处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那段日子，因满腔热血反对马哈迪政权而在火箭总部和廖公结缘的。

我那时在组织上还未参加行动党，但思想上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火箭仔”，这是因为我高中毕业后设立漫画工作室，在出版了《族魂林连玉》后准备编绘《人民英雄林吉祥》的关系，通过陈泽坡而联系上廖公，免费拿到了行动党总部的所有出版品(以林吉祥的文告集最多)。我当年19岁，在下笔前，用三个月时间，通读了获赠的火箭书籍。

★茅草行动的黑暗时代

1989年的廖金华，是行动党全国宣传秘书，和时任林吉祥政治秘书的黄永安，坐镇火箭总部的“中央宣传局”。他们靠频密的新闻文告、编辑《火箭报》文章、收发传真机文件，肩负起整个党日常的对外宣传工作。当年还关押在甘文丁扣留营的林吉祥，每每在关键时刻，靠暗中传送出来的便笺和口语，来给全党发出“重要指示”，这当然也是廖和黄执行工作任务的“手谕”。

在上世纪80年代杪，那是一个还没有发明手机、互联网、电邮、网页、脸书、微信和推特的“前数码”年代，那时所谓的“和平抗争”，可想而知，条件何其坎坷。

在马哈迪铁腕管制下的马来西亚，正正是“亚洲价值观”包装下的警察国，电视台全然由国阵(巫统)牢控，各语文报章也处于白色恐怖的重重笼罩之中，法官被开除，社运被钳制，异见份子被收监，民间舆论很难浮出水面，形成威慑性的浪潮。然国内经济矛盾和种族关系却越发尖锐，邻国的民主化浪潮又澎湃汹涌，大马犹如一个随时爆发的压力锅。

在斗争条件如此严苛的大环境下，廖公督导的《火箭报》能定期出版、发行和销售，正是行动党连接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唯一喉舌，也是廖公在黑暗时代中维系一道不灭烛光的艰辛使命。

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当年廖金华的工作，理解廖金华不屈不挠的精神，更重要的是，理解林吉祥在逆境中曾对他的信任(相对同一历史条件下脱党的李霖泰)，理解廖金华和林吉祥长年并肩作战的同志情谊，这就是综合理解廖金华晚年和林吉祥发生过节时(KOKS运动)那种悲苍和义愤之第一道钥匙。

★火箭的华沙和英沙

再则，若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廖公在行动党的角色，就离不开分析华裔政治领袖在行动党斗争史中的分工脉络之第二道钥匙。

行动党作为一个标榜“非共民主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之多元民族主义政党，自1966年3月18日建党以来，就云集了一批又一批既不认同巫统单元马来霸权主义，也不支持马共武装革命路线的抗争者。他们有英文教育源流的自由派(律师和医生)和社会民主派(工运份子)，也有华文教育源流的社会主义思潮追随者。

英文教育源流领袖对捍卫宪政民主下的公民自由权(civil liberties)比较执着，而华文教育源流领袖则对追求民族平等和争取少数族裔尊严不受践踏为主要奋斗目标。就此，我称之为行动党斗争的两大分工脉络，即“自由人权派”和“民族平等派”，其实两者严格而言并无矛盾，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在政治认知和斗争情感上有所侧重而已。

新村和华校出身的廖金华，加上南洋大学的中文系背景和受中国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影响的缘由，他显然，是属于“民族平等派”。所以在行动党内，廖公被看成是“华沙”大将，即同陈庆佳、陈国杰、戴新标、陈泽坡、欧阳丁清、刘德琦等人被归类为一个阵营(非派系)。

而另一阵营，则以受英文教育，用英语来思考的领袖，他们多是不谙中文的二毛子，对林连玉和董教总没有感情。他们以看英文版的《孙子兵法》来理解中国兵家智慧但又不屑和社阵毛共左派为伍。这些火箭高层精英(还包括不暗淡米尔语的印度领袖)，以华裔专业人士为多，社会地位较高，对华人基层社会的认识和情感相对比较疏离，在政治议程上以捍卫宪政自由、世俗民主、抗拒封建皇权和神权主义为标杆。这些精英份子，党内俗称“英沙”。

坦白说，“英沙”是行动党历届中央领导层的主流，“华沙”则在基层党员和华社拥有广泛的支持力量。这个分野，其实李光耀早年领导下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一直存在，只不过他们的分野，导致该党的大分裂，最终成为李光耀主导下的人民行动党和林清祥控制的社会主义阵线之间的对峙。

所幸民主行动党的“华沙”和“英沙”矛盾，没有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情况那样糟糕。根据我的党史研究，火箭半个世纪以来的多次党争，其实多以权力争夺为主，意识形态之别只有范俊登在1976年对林吉祥发出的挑战(林和范都属“英沙”)。至于其他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派系斗争，主要都是环绕在议席分配和个人ego所衍生的矛盾。

而林吉祥，作为行动党的最高统帅，一直都在“英沙”和“华沙”之间维持平衡。林在捍卫“自由人权”和争取“民族平等”两大主旋律的处理中不仅游刃有余，他还有一个更突出的表现，能让两大阵营诚服，那就是他敢于在议会内外揭发贪污丑闻，这需要无比的勇气，因为财经弊案直击敌营的心脏(在朋党资本主义横行的大马尤其严重)，会遭到敌营滥用国家机器的强力打击。继林吉祥之后的林冠英，要坐第一把交椅，就难逃牢狱之灾和种种串莫须有的司法迫害。

★执政后的保守趋势

在晚近10年，托政治海啸之福，行动党告别了“万年反对党”的宿命。在开始践行半个世纪的建党理念、取得渐进改良的成绩之余，也造就了不少的机会主义苗头，如未经考验就能轻易当上议员，为了拓展组织和强化派系势力而广招党员又不加培训，再加上为了急于要转型成为所谓的“全民党”，不惜向保守的政治舆论妥协，尤其不愿再旗帜鲜明地捍卫世俗价值(因为伊斯兰鼓吹政教合一)，不愿再坚定地追求民族平等(因为不要被视为挑战“马来特权”)，不愿再如卡巴星那样敢于按《联邦宪法》精神挑战封建力量(避免被政敌扭曲为行动党反皇室)，不愿在环保议题上站稳立场(关闭莱纳斯稀土厂被认为是违反马哈迪的亲商和亲日政策)，甚至在处理“爪夷文风波”上也一再进退失据，这，看在“民族平等派”元老廖金华眼里，行动党509后的表现，为了执政的“大局”，42席的大党，給马哈迪过多的荣誉，给自己党过多的耻辱。一句话，行动党在参加希望联盟执政的22个月，对马哈迪没有发挥“是其是，非其非”的功能，2020年3月不幸倒台，未来的历史将会如何记载和评论？难道只批判后门政客夺权，我们自己完全没有责任吗？

历史学的功能，就是纠正“社会的集体失忆症”。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家庭记忆、宗族记忆、学校文化记忆、社会记忆，国家记忆，他的脑海中没有前人的任何印记和坐标，不晓得自己从那里来，为何站在此，将到那里去，那么这个人，等同于患上“老人失忆症”，在喧闹的城市中迷失方向，回不了家，也不懂今晚在那里露宿。

一个民族，也可能如同上述的那个人一样，因为被同化、被流散、被清洗，不幸断了文化的根，或者被其他民族、统治集团、外部势力强行灌输错误的、扭曲的、虚假的历史印记，那么这个民族，就等同患了“社会的集体失忆症”，那是多么可怕和可悲的事。

这种通过抹杀他人的记忆，改变他人的记忆，重新塑造他人的记忆之手法，在任何权力机构，为了统治之便，都可能发生。

故此，历史学者要知道前人和记载过去，就是为了正确地认识今天，让后人更好地走向未来。

而治党史，就是为了要认识、尊重和记载前人的斗争，他们因追求一个“非共的民主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之建国目标而前仆后继，并为此而付出了青春和血泪代价。换言之，没有他们的过去，就没有今天的我们，没有50年的“逆境斗争”，就没有308到509的相对“顺境建设”。

有鉴于此，我们要从前人的斗争历程中，总结出经验教训，提炼出斗争的核心要义，什么价值需要坚持，什么手段可以扬弃，这都需要一个开阔的胸襟，多元的视角，超越主流派系对党史的诠释，才能丰富和补充“林吉祥史观”的内涵，避免任何人为了短期执政的考虑，而遮蔽了历史上任何一位志士仁人对行动党的付出和贡献。

我希望廖公的这本回忆文集，能协助年轻的党员和领袖“认识你的党”和“认识你自己”。我提出的两道钥匙，可以作为你阅读时的参考，希望行动党人在当前的乱世中，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这是我四年前在“東方日報”的專欄文章，今天FB重弹，我觉得还是值得给行动党人参考，同意的话，歡迎大家share。

从“文化民主”看火箭的华教风雨路

文/丘光耀博士

民主行动党建党50年来，在促进社会民主化、捍卫宪政自由权、争取民族平等權和肃贪倡廉方面，都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

然而作为一个遵循议会斗争的选举党，民主行动党在街头抗争的表现被批评动员不足，力度有限；这除了党领导层的世界观使然（中央多是英文教育精英），也包括多元民族但社会两极分化（土著和非土著）的大马，对于动员群众上街的“政治成本”，难免有很多复杂的考量。

再则，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天然臂膀--工运，在大马却是“软趴趴”的黄色工会（yellow union）。而民主行动党在大马捍卫非土著权益的最主要平台----华教运动，从地方基层到董教总中央，亦并非铁板一块，其中有不少是由马华、民政和人联党控制的董事部，他们对巫统的亲和，对民主行动党的敌视，导致大马的华教运动数十年来，不断在“协商”和“施压”之间摇摆。

在这种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检视民主行动党的华教抗争史，既能看到局限，也要看到贡献，才能比较客观公允。

首先，民主行动党支持华教运动，是对巫统同化霸权的一种顽强反抗，目的是为了捍卫大马的多元民族/多元语文/多元文化特征，避免大马沦为一个由马来霸权主义支配的单元化国家。

回溯到上世纪60和70年代，凡是敢于公开捍卫华教享有宪赋地位的斗争，总会被执政当局扭曲成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因为在巫统右翼份子眼里，华人就是等同于共产党，而华校就是培养亲共分子的温床。

而作为“非共左派”（当年李光耀的形容词），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行动党，其抗争的理据不是建基在华人民族主义，而是文化民主（Cultural Democracy），这个抗争的理论基础在当年显然比许多华团都来得进步。但是，巫统依然将民主行动党形容为共产党，并将该党的华教领袖如陈国杰和陈庆佳当作共产主义的同路人，他们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了四年八个月，是为民主行动党人坐牢最长的记录。

话说回来，“文化民主”这个论述的时代意义，在当年没有被高度认识。其实，和民主行动党意识形态同源同宗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工党，在二战后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论述只有四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然而，处在大马政治现实的民主行动党，在1968年已经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即是首倡“文化民主政策”。由此可见，当年的民主行动党领袖，如林吉祥、范俊登等人，包括他们师承的蒂凡那，这些英文教育左派的理论水平，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因为在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针对“文化民主”的论述，一直要到1982年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文化政策大会”才通过相关的宣言和建议。换言之，民主行动党提出的“文化民主”政策，比欧洲左派至少早了15年。

对比当年的其他大马左翼政党，如人民党内的马来民族主义者，他们醉心于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Raya）的论述、独尊马来语、反对各族语文平起平坐，这跟巫统的立场基本一致；而劳工党内的华人领袖和干部，则深受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所以他们对华文教育的强力支援，主要是激进的华人民族主义使然，不如民主行动党那样，是建基于“文化民主”。坦白说，“文化民主”这字眼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都不是华社主流舆论界所习以为常的字眼和论述。

由此可见，民主行动党对捍卫华教的政治论述，不是从狭隘的华人民族主义出发，而是以争取“平等”的理念为基础。“平等”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它可以被理解为是民族地位的平等/文化自由发展的平等/各族语言在公共领域使用权的平等/华教作为母语教育应该享有国家资源制度性拨款的平等。

众所周知，联盟/国阵的马来同化主义幽灵，一直困扰着大马的建国政策。它所推行的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一种宗教的所谓“三一政策”，不断威胁非马来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之生存和发展权利，而华教运动作为大马华人捍卫其母语教育的一场跨阶级/行业/籍贯之社会运动，一直都被民主行动党领袖视作天然的盟友。

遗憾的是，因为大马华教运动的领导骨干，对前身是人民行动党的民主行动党，存有一种莫名的猜疑和敌意，这应该是延续自南洋大学校友对“雪茄社会主义”、“二毛子”李光耀的痛恨。当年民主行动党最高领导层的英文教育背景，以及被某些媒体蓄意炒作的党内派系斗争（华文教育派系被英文教育派系压制），都让民主行动党和华教运动的关系若即若离，组织和组织之间的互信基础不足，这也是1982年董教总“三结合”（派员参加民政党）同民主行动党冲突的隐性历史因素之一。

1990年8月18日，董教总精英参加民主行动党，这是“民权起义”的伟大尝试，虽然两线制在大选时功败垂成，但是华教运动在理念上已经大大超越1982年的“三结合”，因为“壮大反对党，促成两线制”是建基在“以权力来制衡权力”的民主理念，而“三结合”主要还是华社精英要同巫统精英周旋的权谋之计。

然而，参加民主行动党的董教总精英，也因为在1990年大选后对马哈迪推出的“2020年宏愿”，与林吉祥的认知有差异而闹矛盾。他们认为那是“假开放”，林吉祥则形容为“小开放”，这个矛盾最终导致1995年大选惨败后，柯嘉逊和李万千等领袖退党，柯甚至出书痛批林吉祥和民主行动党为“机会主义”和“尾巴主义”。今天看来，柯嘉逊的左派幼稚病（他的博士论文早就用欧洲极左的理论来数落民主行动党）以及李万千在世界观和情感上对民主行动党的不信任，是埋下双方分道扬镳的深层次矛盾之一。

事过境迁，今天的民主行动党和董教总关係很微妙。简单地说，民主行动党第一线的华教领袖，如陈国杰、陈庆佳已离逝，廖金华则退休多年。民主行动党新一代，再没有人旗帜鲜明地扮演陈、廖当年的角色，避免被人标籤为“华沙”，这又和该党近年来的“爱马来人”路线息息相关。所以民主行动党已经没有“华教发言人”，自然和董教总的关係也淡如水。再来，董教总近年来内斗连连，两边都有火箭的朋友，也有敌人，据此民主行动党中央左右为难，所以只被动参加受邀的饭局，不便主动表态支持哪一方。

回顾民主行动党半个世纪的华教抗争史，是大马社会多元属性的型塑史，“多元文化”随着国际大气候的变迁，日益被接纳为一股丰硕的建国遗产。换言之，如果没有民主行动党50年以来昂首走过的华教风雨路，今天的国家面貌或许早就被巫统的同化政策所彻底腐蚀，沦为苏哈多当政时的印尼。华文/印度文/英文（除了文字，也包括文明）都被马来单元霸权主义所边缘化，这无疑会严重打击大马在21世纪的全球竞争力。

当然，民主行动党的华教抗争路还没有走完，巫统一日不倒台，“马来支配权”（ketuanan melayu）就永远都会威胁其他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之发展。所以，火箭的“文化民主”当延续下去，我期待民主行动党新一代领袖能堂堂正正地，旗帜鲜明地为华教运动（本质上也就是民族平权运动）当发言人，不要再忌讳什麽“华沙”的标籤。

能否推翻国阵，改朝换代，来届大选将是一场关键的战役。万一希望联盟的选战成绩不如505，甚至倒退到2004年那样让国阵重新以三份二优势执政，巫统的马来种族气焰势必意气风发，它和伊斯兰党联合的宗教霸权更大肆进击，而作为多元文化主义和民族平等象征的华教运动，将面对更严苛的钳制和打压。

我强调，“华教运动”不是，也不应该是“华教工作”，好比民主行动党的斗争不是“政治工作”；而是，也应该永远是“政治运动”。我们的理斗争念/论述抗争/社会动员都必须持续运动化，这一场抗争运动才能避免因某个领袖的离异或组织的官僚主义而被腐蚀或收编。

政治民主的落实，公民社会的勃兴，都是母语教育和民族平权运动永续发展的关键前提。来届大选则将是大马民主化能否转型的一次大抉择。希联盟党、民主行动党、华教团体以及其他社会运动组织，都肩负推翻国阵政治霸权的共同历史使命。让我们团结互助、协同步伐，以民主手段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理解廖金华的两道钥匙

/丘光耀博士

廖公金华是我在民主行动党政治上的启蒙“师父”，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尊称他为“契爷”，我亦是“华沙”廖家军的二徒弟，大师兄是黄永安。

我和永安都是在1987年“茅草行动”爆发，马来西亚处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那段日子，因满腔热血反对马哈迪政权，而在火箭总部和廖公结缘的。

我那时在组织上还未参加行动党，但思想上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火箭仔”，这是因为我高中毕业后设立漫画工作室，在出版了《族魂林连玉》后准备编绘《人民英雄林吉祥》的关系，通过陈泽坡而联系上廖公，免费拿到了行动党总部的所有出版品（以林吉祥的文告集最多）。我当年十九岁，在下笔前，用三个月时间，通读了获赠的火箭书籍。

★前“数码时代”的文宣

1989年的廖金华，是行动党全国宣传秘书，和时任林吉祥政治秘书黄永安，坐镇火箭总部的“中央宣传局”。他们靠频密的新闻文告、编辑《火箭报》文章、收发传真机文件，肩负起整个党日常的对外宣传工作。当年还被关押在甘文丁扣留营的林吉祥，每每在关键时刻，靠暗中传送出来的便笺和口语，来给全党发出“重要指示”，这当然也是廖和黄执行工作任务的“手谕”。

在上世纪80年代杪，那是一个还没有发明手机、互联网、电邮、网页、脸书、微信和推特的“前数码”年代，那时所谓的“和平抗争”，可想而知，条件何其坎坷。

在马哈迪铁腕管制下的马来西亚，正正是“亚洲价值观”包装下的警察国，电视台全然由国阵（巫统）牢控，各语文报章也处于白色恐怖的重重笼罩之中，法官被开除、社运被钳制、异见份子被收监；民间舆论很难浮出水面，以形成威慑性的浪潮。然国内经济矛盾和种族关系却越发尖锐，邻国的民主化浪潮又澎湃汹涌，马来西亚犹如一个随时爆发的压力锅。

在斗争条件如此严苛的大环境下，廖公督导的《火箭报》能定期出版、发行和销售，正是行动党连接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唯一喉舌，也是廖公在黑暗时代中维系一道不灭烛光的艰辛使命。

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从这个角度来解当年廖金华的工作，理解廖金华不屈不挠的精神，更重要的是，理解林吉祥在逆境中曾对他的信任（相对同一历史条件下脱党的李霖泰），理解廖金华和林吉祥长年并肩作战的同志情谊，这就是综合理解廖金华晚年和林吉祥发生过节时（KOKS运动）那种悲苍和义愤之第一道钥匙。

★“华沙”和“英沙”阵营

再则，若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廖公在行动党的角色，就离不开分析华裔政治领袖在行动党斗争史中的分工脉络之第二道钥匙。

行动党作为一个标榜“非共民主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之多元民族主义政党，自1966年3月18日建党以来，就云集了一批又一批既不认同巫统单元马来霸权主义，也不支持马共武装革命路线的抗争者。他们有英文教育源流的自由派（律师和医生）和社会民主派（工运份子），也有华文教育源流的社会主义思潮追随者。

英文教育源流领袖对捍卫宪政民主下的公民自由权（civil liberties）比较执着，而华文教育源流领袖则以追求民族平等和争取少数族裔尊严不受践踏为主要奋斗目标。就此，我称之为行动党斗争的两大分工脉络，即“自由人权派”和“民族平等派”，其实两者严格而言并无矛盾，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在政治认知和斗争情感上各有侧重而已。

由此，新村和华校出身的廖金华，加上南洋大学的中文系背景和受中国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影响的缘由，他显然，是属于“民族平等派”。所以在行动党内，廖公被看成是“华沙”大将，即同陈庆佳、陈国杰、戴新标、陈泽坡、欧阳丁清、刘德琦等人被归类为一个阵营（非派系）。

而另一阵营，则以受英文教育，用英语来思考的领袖，他们多是不谙中文的“二毛子”，对林连玉和董教总没有感情。他们以看英文版的《孙子兵法》来理解中国兵家智慧，但又不屑和社阵毛共左派为伍。这些火箭高层精英（还包括不暗淡米尔文的印度领袖），以华裔专业人士为多，社会地位较高，对华人基层社会的认识和情感相对比较疏离，在政治议程上以捍卫宪政自由、世俗民主、抗拒封建皇权和神权主义为标杆。这些精英份子，党内俗称“英沙”。

坦白说，“英沙”是行动党历届中央领导层的主流，“华沙”则在基层党员和华社拥有广泛的支持力量。这个分野，其实在李光耀早年领导下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一直存在，只不过他们的分野，导致该党的大分裂，最终成为李光耀主导下的人民行动党和林清祥控制的社会主义阵线之间的对峙。

所幸民主行动党的“华沙”和“英沙”矛盾，没有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情况那样糟糕。根据我的党史研究，火箭半个世纪以来的多次党争，其实多以权力争夺为主，意识形态之别只有范俊登在1976年对林吉祥发出的挑战（林和范都属“英沙”）。至于其他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派系斗争，主要都是环绕在议席分配和个人“ego”所衍生的矛盾。

而林吉祥作为行动党的最高统帅，一直都在“英沙”和“华沙”之间维持平衡。林氏在捍卫“自由人权”和争取“民族平等”两大主旋律的处理中不仅游刃有余，他还有一个更突出的表现，能让两大阵营诚服，那就是林吉祥敢于在议会内外揭发贪污丑闻。这需要无比的勇气，因为财经弊案直击敌营的心脏（在朋党资本主义横行的马来西亚尤其严重），会遭到敌营滥用国家机器的强力打击。继林吉祥之后的林冠英，要坐第一把交椅，就难逃牢狱之灾和种种串莫须有的司法迫害。

★“华沙”元老的愤慨

在晚近十年，托政治海啸之福，行动党告别了“万年反对党”的宿命。在开始践行半个世纪的建党理念、取得渐进改良的成绩之余，也造就了不少的机会主义苗头，如：未经考验就能轻易当上议员，为了拓展组织和强化派系势力而广招党员又不加培训；再加上为了急于要转型成为所谓的“全民党”，不惜向保守的政治舆论妥协，尤其不愿再旗帜鲜明地捍卫世俗价值（因为伊斯兰鼓吹政教合一）、不愿再坚定地追求民族平等（因为不要被视为挑战“马来特权”）、不愿再如卡巴星那样敢于按《联邦宪法》精神挑战封建力量（避免被政敌扭曲为行动党反皇室）、不愿在环保议题上站稳立场（关闭莱纳斯稀土厂被认为是违反马哈迪的亲商和亲日政策），甚至在处理“爪夷文风波”上也一再进退失据！这，看在“民族平等派”元老廖金华眼里，行动党在509后的表现，为了执政的“大局”，一个四十二席的大党，給马哈迪过多的荣誉，给自己党过多的耻辱。一句话，行动党在参加希望联盟执政的廿二个月，对马哈迪没有发挥“是其是，非其非”的功能，2020年3月不幸倒台，未来的历史将会如何记载和评论？难道只批判后门政客夺权，我们自己完全没有责任吗？

历史学的功能，就是纠正“社会的集体失忆症”。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家庭记忆、宗族记忆、学校文化记忆、社会记忆，国家记忆，他的脑海中没有前人的任何印记和坐标，不晓得自己从那里来，为何站在此，将到那里去，那么这个人，等同于患上“老人失忆症”，在喧闹的城市中迷失方向，回不了家，也不懂今晚在那里露宿。

一个民族，也可能如同上述的那个人一样，因为被同化、被流散、被清洗，不幸断了文化的根，或者被其他民族、统治集团、外部势力强行灌输错误的、扭曲的、虚假的历史印记，那么这个民族，就等同患了“社会的集体失忆症”，那是多么可怕和可悲的事。

这种通过抹杀他人的记忆，改变他人的记忆，重新塑造他人的记忆之手法，在任何权力机构，为了统治之便，都可能发生。

故此，历史学者要知道前人和记载过去，就是为了正确地认识今天，让后人更好地走向未来。

而治党史，就是为了要认识、尊重和记载前人的斗争，他们因追求一个“非共的民主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之建国目标而前仆后继，并为此而付出了青春和血泪代价。换言之，没有他们的过去，就没有今天的我们，没有五十年的“逆境斗争”，就没有308到509的相对“顺境建设”。

有鉴于此，我们要从前人的斗争历程中，总结出经验教训，提炼出斗争的核心要义，什么价值需要坚持，什么手段可以扬弃，这都需要一个开阔的胸襟，多元的视角，超越主流派系对党史的诠释，才能丰富“林吉祥史观”的内涵，避免任何人为了短期执政的考虑，而遮蔽了历史上任何一位志士仁人曾对行动党的付出和贡献。

我希望廖公的这本回忆文集，能协助年轻的党员和领袖“认识你的党”和“认识你自己”。我提出的两道钥匙，可以作为你阅读时的参考，希望行动党人在当前的乱世中，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廖金华的回忆录《政海浮沉卅载》即将出版，全书384页，届时欢迎大家邮购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