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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不想維持關係了，對方的種種缺點就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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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110年度心理健康月（線上直播活動）

故事大綱：

在愛情的世界裡，我們是彼此的怪胎。

陳柏青是一名嚴重神經性強迫症患者，有非常嚴重的潔癖，非不得已要出門時都是全副武裝；穿防塵衣、戴手套、戴口罩，還會不停的洗手，所以他幾乎沒辦法正常社交生活。在一般人眼中，柏青就是個異於常人的怪胎。每月的15號是柏青唯一一天出門採買的日子，就在某個命運的15號，他遇見了與他「同病相憐」的另一個怪胎—陳靜。陳靜除了跟柏青一樣有嚴重的潔癖之外，她的皮膚只要在家以外的地方待上超過四小時就會嚴重過敏，全身長出紅斑。原本以為自己要永遠孤單活在這世界上的兩人，老天爺讓他們相遇，發展出一塵不染的愛情，彷彿擁有了彼此就不再害怕被世界遺棄。然而這段看似命中註定的關係，卻在柏青的強迫症突然消失後，漸漸的變了調…愛情的承諾，真的能永保新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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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胎》（英語：I Weirdo，標題設計寫作：i WEiRDO），是台灣第一部全程使用iPhone拍攝的劇情長片，由廖明毅擔任導演、編劇、攝影和剪接四大要職，並由林柏宏和謝欣穎領銜主演。在2020年台北電影節特別放映單元進行亞洲首映，電影於2020年8月7日在台灣上映。

取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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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胎》在金馬獎入圍最佳新導演、最佳攝影、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視覺效果以及最佳美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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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症（英語：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縮寫：OCD）又譯強迫性疾患、強迫性障礙、強迫性病症、強迫症疾患、強迫性神經症，亦譯沉溺，是一種精神病。西方精神醫學中的強迫症包含強迫觀念（obsessions）和強迫行為（compulsions）。

罹患強迫症的人會陷入一種無意義、且令人沮喪的重複的想法與行為當中，一直希望結束卻又無法擺脫這些強迫觀念和行為。強迫症的表現可以自輕微到嚴重，但是假使症狀嚴重而不治療，可能摧毀一個人的工作能力，在學校的表現，甚至日常生活。最常見到的是重複而過度的清潔與檢查行為，有時患者已經害怕重複行為的執行，為了逃避進而引發對於特定髒污產生強烈的排斥心理，例如遇到手上有油汙會在大腦迴路上產生清潔的慾望，正常的大腦會在執行完後清除神經迴路的活性達到降低慾望進而結束動作，但是患者在清潔後卻得不到該有的神經回饋進而讓慾望控制身體。在老鼠動物研究上，對特定神經傳導受體進行基因改造而降低對抑制訊息的活性，實驗老鼠會因為重複的臉部清潔動作而磨光臉部毛髮。患者會感到需要不斷反覆地檢查某些事，並且在患者的思緒中，會持續地重複浮現某種想法，或是感到需要一再地執行某些日常行為。

常見的重複行為包含洗手、計算東西、檢查門是否上鎖、強迫他人、懂禮貌卻不守、重複寄發一樣的電子郵件、要求物品以特定方式擺放或排序。有些患者可能會對丟棄物品有障礙，如果有強迫症的人改了這些習慣就會陷入鬱悶的情緒。這些重複行為嚴重的程度，會對患者的日常生活產生負面影響，比如患者每天會花1小時以上的時間去執行這些行為，大部分的成人患者能察覺他們的行為並不合理，強迫症的狀況和抽搐、焦慮等失調有關，也可能會導致自殺風險提升。

取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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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討厭某個人的時候，要列舉出許多原因並不難。例如，我討厭他優柔寡斷。但同樣的我，過去可能認為他是一個好相處、不會任意指使他人的人。又或者，我原本喜歡一個人是因為他做事井井有條，但後來可能又會嫌他老愛在小事上堅持。或者，以前覺得某個人不拘小節，後來卻覺得他太粗線條。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變化？當我不想和那個人維持關係時（這才是找缺點真正的「目的」），我就不得不找出他的短處。這樣才能把不和他繼續維持關係這件事正當化。
～《阿德勒教你面對人生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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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藍黃，2019 年之後變得冷酷的人們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暴力和犯罪新聞越來越多。一般人得出如此印象：香港腥風血雨。有一些案件似乎與政治無關：例如（休班）警察偷拍女人的風化案、老婆因為爭執消費券事務而斬老公的傷人案，或者幫派仇殺。有一些案件則相當政治，例如七一銅鑼灣事件，或者 19 年以來不斷審理的涉及非法集結、傷人、暴動等的公安事件。各種立場的人都參與其中，有示威者、有白衣人、有執法者濫暴、有官員濫權。

官員親建制派見瘟疫和警察逐漸收拾現場之後，展開一個看似順理成章的論述：是民眾一方先「越界」，而執法者、官員一方守住了建制，之後所作一切行動只為「反越界」。然而白衣人動員、蒙面警察鎮暴、香港要修《逃犯條例》，對很多香港人來說亦是越界。這些有份激化局面的少部份香港人，因為掌握公權力而得以推卸自己的那份責任，指控他人沒有按規矩行事。然而執法者在處理「緊急狀態」時，也沒有跟足那個規矩。

通常舊香港人見到很多事情發生，都會發出「禮崩樂壞」的哀嘆。「禮崩樂壞」只是描述了情境，卻沒有描述到人們活在禮崩樂壞的世界，會產生甚麼反應。根據記載，林鄭說預科後原本想讀社工，「不過為了更宏觀地探究社會問題的成因，最後選了社會學」。社會學對禮崩樂壞中人類的反應確實有一些更宏觀的探討。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認為一個社會在經濟或政治結構劇烈變化時，可能導致集體性失去方向、價值觀真空，但新的世界並未產生，他定義這種尷尬又痛苦的狀態為「失範」（anomie）。

涂爾幹認為自殺不是個人的，而是受社會影響的社會行為。他比較歐洲近代的宗教戰爭，那是一個新教和天主教價值激烈衝突，同樣令人無所適從的年代，但新教地區的自殺率卻高於天主教地區。他解讀為天主教地區有強大社區社會網絡，宗教亦佔據生活較多部份，令人較能抵抗社會失範帶來的壓力，而新教卻不具備類似組織性，新教人口較為疏離；自殺率較高，反映了那些地區肉眼未必見到的混亂。很多現代的講法認為，失範社會中的成員，會產生疏離和絕望感，可能更容易犯法和犯罪。

香港作為一個集體，承受前所未見的政治轉變，一早就反映在自殺現象之上。14 年佔領之後，香港大、中學界都有跨階級自殺潮，導致政府迫於壓力「提供五大措施」幫助學生 [1]，當然是再被批評政策離地無用。對個人或集體所謂無聲的控訴，存在已經很久。14 年的後遺症也包括 16 年的旺角衝突事件。香港的失範年代，大概亦由那時正式開始。

現在很多外面人認為香港人「守法意識」下降，但這種意識很多來自人們在現場目睹警察濫權，對他們來說香港社會是公平的、有一個賞善罰惡機制的信任光環，自 14 年之後就慢慢褪色，最終變成有人越過習俗界線。警察好像難以溝通，合乎邏輯地，人們下一步是將希望守在法庭，然而法庭無法不執行嚴苛法律，只能照本子辦事，最終也好像不太對勁。

不只是遠古年代的黃絲失去信仰、純真幻滅，甚至連警察自己都如此。原來他們的權力界限，有時因為緊急情況的方便可以大為膨脹，而同袍也會支持自己。那麼自然警察的「守法意識」其實也面臨鬆弛。因為大家都知道了，機制不一定賞善罰惡。因此現在傳媒對於官員的私人操守，也是十分敏銳的關注著。

之後的圍觀藍絲見相同政見者，就算有份搞出元朗站事件，也未必有罪，就是有人獲判無罪。當然這也體現司法獨立判案。19 年間在街上打人的「反示威示威者」，很多都追究不了。藍絲自然也是心領神會，在這個環境下，雖然沒有公權力但主張對敵人不擇手段，「守法意識」一樣下降。

雖然我們未必清楚細節，但肯定藍絲內部價值觀也在經歷一場革命。現在，「愛國陣營」的言論領袖可以跟行政長官唱反調。行政長官的權威，先有歷年折騰，後有北京中央政府奧援專政工具，藍絲都知道要頂禮膜拜的真正對象。以前「港府」在一般人心中累積的威望，在不同光譜裡面都有折損。當然失範的進深程度，人人不同，但總體來說，所有人的內心都不再一樣。對於人類這種情感團體動物，失範的風，是一場看不見的價值觀恐怖襲擊。

關於恐怖襲擊。在中國政府反恐主義訊息網，一篇名為《社會轉型、社會失範與恐怖主義》的文章在其結論部份說：

「……既可以將恐怖主義視為同戰爭類似的政治性暴力行為，也可以將恐怖主義當作一種社會現象，但歸根結底恐怖主義是一種社會現象，具有客觀的社會屬性。恐怖主義是社會結構的產品……恐怖主義具有犯罪的屬性。作為犯罪的恐怖主義，是社會的正常現象，它具備犯罪所有的功能，無論消極抑或積極。恐怖主義之於社會有機體的積極作用，恰如疼痛之於人體的積極作用一樣，具有提醒和指示功能。恐怖主義的增多呼喚社會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社會治理的自我調整。社會有機體在結構變化的過程容易出現問題，並需要不斷克服……」

只要社會人道，人們就會很和善。香港情況，在破罐破摔之下，人們雖然無能改變甚麼，但內心也會變得冷酷。

資料：
[1] 《維基百科》香港學生自殺事件列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五大措施幫助學生，預計於 2016 年 9 月完成。五大措施分別為：一、成立專責委員會全面了解分析自殺成因及提出預防方法；二、舉辦五場地區研討會，安排教育心理學家和學生輔導專業人士介紹預防自殺和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三、舉辦教師講座，教導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和相關支援；四、局內成立專責團隊，邀請教育心理學家和輔導人員為有特殊需要的學校提供到校支援；五、以學校、家長和學生為對象，製作知識小錦囊。

【不分藍黃，2019 年之後變得冷酷的人們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暴力和犯罪新聞越來越多。一般人得出如此印象：香港腥風血雨。有一些案件似乎與政治無關：例如（休班）警察偷拍女人的風化案、老婆因為爭執消費券事務而斬老公的傷人案，或者幫派仇殺。有一些案件則相當政治，例如七一銅鑼灣事件，或者 19 年以來不斷審理的涉及非法集結、傷人、暴動等的公安事件。各種立場的人都參與其中，有示威者、有白衣人、有執法者濫暴、有官員濫權。

官員親建制派見瘟疫和警察逐漸收拾現場之後，展開一個看似順理成章的論述：是民眾一方先「越界」，而執法者、官員一方守住了建制，之後所作一切行動只為「反越界」。然而白衣人動員、蒙面警察鎮暴、香港要修《逃犯條例》，對很多香港人來說亦是越界。這些有份激化局面的少部份香港人，因為掌握公權力而得以推卸自己的那份責任，指控他人沒有按規矩行事。然而執法者在處理「緊急狀態」時，也沒有跟足那個規矩。

通常舊香港人見到很多事情發生，都會發出「禮崩樂壞」的哀嘆。「禮崩樂壞」只是描述了情境，卻沒有描述到人們活在禮崩樂壞的世界，會產生甚麼反應。根據記載，林鄭說預科後原本想讀社工，「不過為了更宏觀地探究社會問題的成因，最後選了社會學」。社會學對禮崩樂壞中人類的反應確實有一些更宏觀的探討。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認為一個社會在經濟或政治結構劇烈變化時，可能導致集體性失去方向、價值觀真空，但新的世界並未產生，他定義這種尷尬又痛苦的狀態為「失範」（anomie）。

涂爾幹認為自殺不是個人的，而是受社會影響的社會行為。他比較歐洲近代的宗教戰爭，那是一個新教和天主教價值激烈衝突，同樣令人無所適從的年代，但新教地區的自殺率卻高於天主教地區。他解讀為天主教地區有強大社區社會網絡，宗教亦佔據生活較多部份，令人較能抵抗社會失範帶來的壓力，而新教卻不具備類似組織性，新教人口較為疏離；自殺率較高，反映了那些地區肉眼未必見到的混亂。很多現代的講法認為，失範社會中的成員，會產生疏離和絕望感，可能更容易犯法和犯罪。

香港作為一個集體，承受前所未見的政治轉變，一早就反映在自殺現象之上。14 年佔領之後，香港大、中學界都有跨階級自殺潮，導致政府迫於壓力「提供五大措施」幫助學生 [1]，當然是再被批評政策離地無用。對個人或集體所謂無聲的控訴，存在已經很久。14 年的後遺症也包括 16 年的旺角衝突事件。香港的失範年代，大概亦由那時正式開始。

現在很多外面人認為香港人「守法意識」下降，但這種意識很多來自人們在現場目睹警察濫權，對他們來說香港社會是公平的、有一個賞善罰惡機制的信任光環，自 14 年之後就慢慢褪色，最終變成有人越過習俗界線。警察好像難以溝通，合乎邏輯地，人們下一步是將希望守在法庭，然而法庭無法不執行嚴苛法律，只能照本子辦事，最終也好像不太對勁。

不只是遠古年代的黃絲失去信仰、純真幻滅，甚至連警察自己都如此。原來他們的權力界限，有時因為緊急情況的方便可以大為膨脹，而同袍也會支持自己。那麼自然警察的「守法意識」其實也面臨鬆弛。因為大家都知道了，機制不一定賞善罰惡。因此現在傳媒對於官員的私人操守，也是十分敏銳的關注著。

之後的圍觀藍絲見相同政見者，就算有份搞出元朗站事件，也未必有罪，就是有人獲判無罪。當然這也體現司法獨立判案。19 年間在街上打人的「反示威示威者」，很多都追究不了。藍絲自然也是心領神會，在這個環境下，雖然沒有公權力但主張對敵人不擇手段，「守法意識」一樣下降。

雖然我們未必清楚細節，但肯定藍絲內部價值觀也在經歷一場革命。現在，「愛國陣營」的言論領袖可以跟行政長官唱反調。行政長官的權威，先有歷年折騰，後有北京中央政府奧援專政工具，藍絲都知道要頂禮膜拜的真正對象。以前「港府」在一般人心中累積的威望，在不同光譜裡面都有折損。當然失範的進深程度，人人不同，但總體來說，所有人的內心都不再一樣。對於人類這種情感團體動物，失範的風，是一場看不見的價值觀恐怖襲擊。

關於恐怖襲擊。在中國政府反恐主義訊息網，一篇名為《社會轉型、社會失範與恐怖主義》的文章在其結論部份說：

「……既可以將恐怖主義視為同戰爭類似的政治性暴力行為，也可以將恐怖主義當作一種社會現象，但歸根結底恐怖主義是一種社會現象，具有客觀的社會屬性。恐怖主義是社會結構的產品……恐怖主義具有犯罪的屬性。作為犯罪的恐怖主義，是社會的正常現象，它具備犯罪所有的功能，無論消極抑或積極。恐怖主義之於社會有機體的積極作用，恰如疼痛之於人體的積極作用一樣，具有提醒和指示功能。恐怖主義的增多呼喚社會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社會治理的自我調整。社會有機體在結構變化的過程容易出現問題，並需要不斷克服……」

只要社會人道，人們就會很和善。香港情況，在破罐破摔之下，人們雖然無能改變甚麼，但內心也會變得冷酷。

資料：
[1] 《維基百科》香港學生自殺事件列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五大措施幫助學生，預計於 2016 年 9 月完成。五大措施分別為：一、成立專責委員會全面了解分析自殺成因及提出預防方法；二、舉辦五場地區研討會，安排教育心理學家和學生輔導專業人士介紹預防自殺和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三、舉辦教師講座，教導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和相關支援；四、局內成立專責團隊，邀請教育心理學家和輔導人員為有特殊需要的學校提供到校支援；五、以學校、家長和學生為對象，製作知識小錦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