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琴的大千世界】♩.♪ 今天是我曾在德國Koblenz上過一週大師班的已故蘇聯鋼琴家 魯道夫·凱勒 (Rudolf Kerer)逝世七週年,分享他在1963年的一部電影裡為飾演列寧的演員演奏的貝多芬奏鳴曲「熱情」!
Rudolf Kerer (10 July 1923 – 29 October 2013) was a much-recorded Soviet and Russian classical pianist.
▪️童年與少年時代
鋼琴家Rudolf Kehrer於1923年七月十日出生於喬治亞首府提比里斯的德裔家庭,其先祖在1816/7年間移民自德國的符騰堡,是當時許多移民至烏克蘭以及高加索地區國家(包括喬治亞、亞塞拜然、亞美尼亞)的德國家庭之一。
Rudolf Kehrer成長在提比里斯的德裔社區,附近有一間基督教教堂、德語學校,以及一間固定有德國籍醫生值班的醫院。當地的德裔家庭維持著德國的文化傳統,其中也包括了活躍的音樂會活動。
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奧德薩、基輔等地之外,當時在蘇聯各地頻繁舉行演奏會的眾音樂家也經常到提比里斯演奏。正如同著名的音樂家包括歐伊斯特拉赫、柯剛(Leonid Kogan)、李希特皆來自烏克蘭,巴許基洛夫(註一)、伏拉申科(註二)以及薇莎拉茲(註三)都是出生於喬治亞的提比里斯。提比里斯確實是當時蘇聯的音樂重鎮之一。
(註一:Dmitri Bashkirov 1931-,俄國鋼琴家,任教於莫斯科音樂學院以及馬德里蘇菲亞皇后音樂學院,學生包括Arcadi Volodos、Dmitri Alexeev、Nikolai Demidenko、Eldar Nebolsin以及鄧泰山。)
(註二:Lev Vlassenko 1928-1996,1958年柴可夫斯基鋼琴大賽首屆的銀牌,學生包括普雷特涅夫)
(註三:Eliso Virsaladze 1942-,喬治亞鋼琴家,1962年柴可夫斯基鋼琴大賽第三名,李希特非常讚賞她的才氣跟舒曼鋼琴作品詮釋,也多次來台演出)
Rudolf Kehrer父親Richard為鋼琴製造師及調音師,繼承了祖父Hermann的小工作坊。在這樣的社經背景中,Rudolf Kehrer與他的弟弟一起成長。家族的其他遠親也都住在提比里斯。
▫️跨出第一步
在父親的鋼琴事業耳濡目染下,Rudolf Kehrer在六歲便開始接受專門的鋼琴教育。Kehrer的第一位老師是德國女鋼琴家Erna Krause,在德國習樂而後來到提比里斯開設私立學校。儘管Kehrer日後回憶起Krause鋼琴班上的六年,認為學習成果相對而言沒有第二位老師Anna Tulaschwili的課程來得豐碩,但兩位老師都幫他打下了紮實的技巧基礎。
父親在各音樂廳以及演奏會的鋼琴調音工作也讓Rudolf Kehrer在很小的時候有機會認識到頂尖鋼琴家們的演出曲目。
十一歲時,Rudolf Kehrer被選為潛力新秀青年演奏家的一員,獲得了蘇聯文化部的支持,得到機會可以進一步深造鋼琴演奏。Rudolf Kehrer一直到十八歲都受教於Anna Tulaschwili的指導。
Rudolf Kehrer在十二歲時就能夠彈奏蕭邦的練習曲集;在著名鋼琴家Egon Petri(註四)某次來訪提比里斯的音樂會中,Rudolf Kehrer有機會在他面前演奏蕭邦的C小調練習曲《革命》,兩年後Rudolf Kehrer則可以彈奏幾乎全部的蕭邦練習曲。
(註四:Egon Petri,1881-1962,受教於布梭尼,其門下學生包括Earl Wild和John Ogdon)
▪️政治迫害和家庭拆散的年代
德裔喬治亞人長久以來安居在提比里斯的德語區,到了1930年代他們被迫愈來愈屈服於史達林政權對蘇聯境內少數族裔的壓迫。
早在1934年,所有居住於蘇聯地區的德裔居民都必須被造冊登記,而蘇聯政府稍後幾年便利用這些名單逮捕德裔居民並且驅逐其出境。
所謂的「俄羅斯化政策」指的是關閉蘇聯境內少數族裔的文化設施,而俄文則是唯一的法定官方語言。
Rudolf Kehrer也因此只能在德語學校上到四年級結束,最後在另一間俄語學校拿到畢業證書。
隨著蘇聯境內的德裔居民的基本人權不斷地遭到限縮,位於阿爾泰山脈區的蘇聯德語區主管機關也於1938年十一月遭到強制解散,烏克蘭則在1939年的三月底關閉所有的德語區主管機關。
1937/8年蘇聯政府開始了第一次大規模的逮捕行動,德裔、猶太裔、甚至是俄裔的知識份子都牽連於其中。Rudolf Kehrer的兩個叔叔在1938年遭到逮捕,他們之後便下落不明,唯一的可能就是遭到處決。Rudolf的父親則在1939年被指控擔任德國間諜而遭到逮捕,1943年過世在拘留所裡。母親只收到一張短短的通知信告知其夫已死,信上沒有任何關於死亡地點與原因的訊息。
隨著1941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與俄國的全面戰爭開始,德裔居民在蘇聯的生活情況變得更加惡劣。光在1941年的七月到十月就有大約十萬名德裔居民被強制遣送到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
德語區在1941年八月也全面被蘇聯陸軍以及內務人民委員部(簡寫為NKVD,也是日後KGB系統的前身)的特種部隊佔領,與國內其他區域的聯絡也被截斷。
1941年八月二十八日,來自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命令生效,蘇聯境內的德裔居民皆被指控涉嫌與德國通敵且密謀策反,並被大規模地遣送至蘇聯的中亞地區。
光是九月初,就有大約有四十萬名居住在伏爾加河流域、八萬名左右來自蘇聯其他鄰近歐洲區域,以及約兩萬五千名來自喬治亞與亞塞拜然的德裔人口,被強迫遷徙到西伯利亞以及中亞地區。在1942年到1944年之間則又有約五萬名德裔居民從列寧格勒及境內其他殘存的德語區被強迫遷出。
1941年的十月十八日,Rudolf Kehrer和母親、弟弟,以及兩位阿姨一併遭到遣送出境。他們被送上了卡車以及載運牲畜的貨運列車一路被送到了裏海旁的巴庫市(位於亞塞拜然),接著在顛簸動盪中渡過了裏海,繼續被遣送到哈薩克。最後在抵達塔什干(今日的烏茲別克首都)前的七十公里左右,遣送他們的火車停在一片荒漠的正中間。負責遣送的蘇聯士兵讓所有人在荒野中下車,而這些人經過了漫長的等待最終被運送牲畜的卡車分載到不同的當地村落。
▫️軍隊的監視
在嚴刑的威脅下,這些德裔居民只有得到當地指揮官的允許才能夠離開被分派遷居的中亞村落。這樣的執法嚴格地控制了當地居民的行動。
直到1956年,對於被遷居人民自由移動的限制才得以解除。只是這並不意謂德裔居民得以遷回到他們被蘇聯政府移居前的居住地區,他們一直等到80年代才得以回到家鄉。
Kehrer一家人先抵達哈薩克南部的村落Slawjanka,1946年後他們住在名為PachtaAral(字面上的意思是「棉花鋪成的海」)的集體國營農業公社。
當地的居住環境以及生活資源都非常惡劣:住的地方四壁都是乾土牆,沒有窗戶,屋頂是芒草鋪的,地板也僅是夯實的乾泥土;前幾個月配給的主食是玉米,偶爾有一隻陸龜(譯註:原文真的是這樣)。
嚴酷的氣候條件也讓居民吃了很多苦:當地冬天酷寒,而夏天沙漠地區的氣溫則可以來到四十度。
這些德裔居民被迫去做各種不同的勞力工作;Rudolf Kehrer得辛苦地負責照顧好幾片棉花田。
▪️勞工隊的生活
從1941年開始,當地所有能工作的男性都被徵召進勞工隊(Labor Army),1942年開始徵召的對象加入了沒有子女的女性,再晚一點則進一步增加了沒有嬰幼兒的母親們。最後算起來被徵召入勞工隊的德裔人數高達十萬人。
勞工隊負責的工作包括了建造工廠、鐵路、鋪路、以及開鑿運河。極端的工作量和惡劣的伙食條件使得許多人死於營養不良,有些人則是因為在小地方違反了規定便遭到毫不留情地射殺。
Rudolf Kehrer本來也會被徵召進入勞工隊。起初Kehrer因為生了重病而免於入伍,之後他在最後一次動員中受到徵召。正當Kehrer已經坐在準備出發的列車上時,一個舊識在月台上看到了他,讓他下車。舊識並且利用在警察單位服務的職務之便讓Kehrer不會再受到徵召。
▫️沒有鋼琴的十三年
儘管Rudolf Kehrer並沒有受過完整的教師訓練,他在接下來的幾年間開始在小學校教數學,而他的教學成功也讓他最後得以獲准接受函授教育。
在高分通過教師考試之後,Rudolf Kehrer取得了正式的教師證書。Kehrer選擇走入教育事業,卻是因為他很早就放棄了成為職業演奏家的希望。
在這段日子裡Kehrer既不能聽音樂也不能演奏。德裔的蘇聯人民持有收音機是違法的,Kehrer為了能夠記得他最心愛的鋼琴演奏,便在一塊板子上畫上了鋼琴的琴鍵,就著那塊板子舞動手指,讓音樂在腦海中響起。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整整十三年。
▪️新的開始
遷居人民自由移動的限制在1956年得以部分地解除。這時終於出現了一道曙光,前往大城市得到進一步的教育或是新的生涯規劃變得不再那麼遙不可及。
Rudolf Kehrer這時已經三十一歲了。在家庭會議中,Kehrer向家人表示他打算重新接受演奏家的養成教育,只是這個理想自然被認為只是一廂情願,甚至被懷疑根本不可能實現。
Rudolf Kehrer於是報名了塔什干音樂學院的入學考試。他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準備,順利地通過了考試,馬上從三年級開始上課(五年制)。
在重做學生的這幾年Rudolf Kehrer非常努力,有一陣子甚至是一天花上七到八個小時學習。這些努力帶給他非常傑出的成果:畢業考一結束Kehrer便馬上獲得了該學院的教職。
▫️決定性的大突破
要不是參與了1961年的戰後第二屆全蘇聯音樂大賽(註五),Rudolf Kehrer一定會一輩子都一直待在在塔什干的音樂學院教琴。1945年的戰後第一屆全蘇聯音樂大賽的鋼琴首獎正是李希特和Victor Merzhanov。
(註五:全蘇聯鋼琴大賽舉辦年度以及各次相隔年份實在不可考,可以得知的大概是吉利爾斯為1933年第一屆的鋼琴首獎、Yakov Flier為1935年度的首獎得主)
儘管超過參賽者的年齡限制,Rudolf Kehrer仍然被破例允許參加比賽。這一次的成功再次超乎預期:Kehrer獲得了評審團前所未見的五十分的滿分,抱走了大賽首獎。大賽的評審在參考意見中是這樣寫的:「Rudolf Kehrer絕對是蘇聯音樂界的奇蹟,他擁有非常獨特、個人化且圓熟的天賦,他的演奏也具備了鋼琴演奏所能企求的最完美音色特質。」
Rudolf Kehrer馬上獲得了當時蘇聯境內最聲名顯赫的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教職,他同時也成為了莫斯科愛樂固定合作的獨奏鋼琴家。
▪️僅限於鐵幕內的活動
不同於李希特與吉利爾斯等演奏家,Rudolf Kehrer儘管經歷了這些成功卻很長一段時間無法踏上西方國家演出。Kehrer的活動被限制在包括東德在內的東歐國家。儘管巴黎那邊公布了他的演奏會訊息、美國也發出了無數的邀請函,Rudolf Kehrer卻一直無法得到出國許可,也沒能得知蘇聯當局任何的拒絕理由。其實Kehrer的出國文件一再被擋下的真正原因來自於他父親與兩位叔叔死於史達林政權的冤獄,這讓蘇聯當局擔心Kehrer一旦到了西方國家就不會再回來。也因此Rudolf Kehrer的名聲只流傳於東德小小的圈子裡,這些人認識Kehrer要不是因為在音樂會或是廣播中聽過他的演奏,就是聽過他為蘇聯國營唱片公司Melodiya眾多錄音中的其中一張唱片。
▫️終於到達西方國家
在八零年代的末期Rudolf Kehrer第一次得到允許前往西方國家旅行。在1990年──也是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院執教的二十九年後──Kehrer受聘為維也納音樂學院的客座教授,他在這裡一直教到了1998年。
Rudolf Kehrer最後定居在瑞士蘇黎世,他在那裡待到2013年至他在柏林過世,他下葬在柏林弗里德諾的一個所謂的藝術家墓園區。
Rudolf Kehrer教授一生獲獎無數,他同時也是眾多鋼琴大賽的評審團之一,並且舉辦了許多鋼琴大師班,也有愈來愈多他的學生在國際著名的鋼琴比賽中展露頭角。
Rudolf Kehrer在幾近八十歲高齡的今日才被西方世界所認識並獲得肯定,實在是太遲了。史達林的恐怖政治扼殺了一個本來可以向世界開展的偉大藝術生涯,讓人唏噓不已。
(內文文字引用自:http://mainlyclassicalmusic.blogspot.com/2015/03/rudolf-kehrer.html?m=1)
同時也有10000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910的網紅コバにゃんチャンネル,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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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芬蘭新聞:
芬蘭家長們連署反對復課 shorturl.at/hpJL5
芬蘭教師們持續醞釀罷工 https://www.oaj.fi/
赫爾辛基醫院: 兒童氣喘病患者和兒童糖尿病患者不算高危群還是可以上學 🤦🏻♀️ https://www.hs.fi/kaupunki/art-2000006498659.html
芬蘭總理: 口罩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口罩短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不能在口罩短缺下建議戴口罩。https://yle.fi/uutiset/3-11337461
Alexis Kouros是赫爾辛基時報的總編輯,同時也是公共衛生和流行病學醫學博士:
【讓芬蘭孩子現在回去校園2星期是不負責任,沒有用而且動機錯誤】
芬蘭政府決定從5月14日起重新開放基礎教育,直至整個學期結束,該學期於5月29號結束。該決定不會給市政當局,學校,教師或父母留下任何餘地,並且對每個人都是強制性的。高危家庭的孩子或有高風險家庭成員的孩子應出示醫生聲明,以留在家中。那些有“流感”症狀的人也可以待在家裡。
這意味著,5月中,每個芬蘭的孩子和老師都必須重新參加11天的面對面教學。但諷刺的是,芬蘭衛生局在同一時期預測該流行病將在芬蘭達到頂峰。
政府對重新開放設定了一些要求,強調需要與社會隔離,並為班級和飲食提供特殊安排,例如使用“其他設施”分散孩子的注意力,並將教學內容分為不同的班次。
這項決定令正在受到遠程教學束縛的老師和家長們感到困惑和驚訝,這是在停課24天后逐步重新開放社會的第一步。
媒體採訪的老師,父母和學生大多對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持批判和懷疑態度。任何與孩子在一起的人都可以告訴你,不可能強迫孩子遵守社會疏離規則。老師們還發現這些指示常常很可笑。 “我的學校有500名學生。設施早已充分使用。一半以上的學生也坐校車上學。我們必須按班級組織午餐課,輪流教學,安排額外的洗手。這一切都要在兩週內完成?我能說有很多人不會上學了,”薩斯瑪塔拉西爾瓦學校的校長賈里·安德森(Jari Andersson)發推文說。
教育部長李·安德森(Li Andersson)提醒有關父母,所有決定均基於對衛生保健官員的評估,即重返學校是安全的。政府說:“國外和國內的經驗表明,兒童在傳播新的冠狀病毒方面只起了很小的作用。” 芬蘭衛生與福利研究所(THL)的衛生安全負責人Mika Salminen表示,兒童很少感染該病毒,即使那樣,通常也只會出現輕微症狀。他說,兒童將病毒傳播給成人的風險“實際上是不現實的”。
不幸的是,這並非完全正確。在大流行開始時,有人懷疑兒童可能是超級傳播者,後來的觀察結果表明他們並未患上重病,但仍未就兒童在傳播病毒方面的作用及其對兒童的危險進行評估。健康。 關於兒童和Covid-19的科學研究很少,而且我們很多還不知道。
英國牛津大學的安德魯·帕特斯教授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世界服務的採訪時說,儘管兒童本身患嚴重疾病的風險可能較低,“目前,我們對兒童之間或兒童與成人之間的傳播知之甚少。 ”
實際上,有一些相反的證據。 “對兒童進行的一些研究表明,那些被發現感染的人可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將其傳染出去。”教授說。安德魯補充說。 “關於開設學校的問題是,何時發生這種情況,孩子們是否會對傳遞給社會的其他方面做出重大貢獻。”
儘管兒童很少有成年人患有Covid-19的嚴重肺炎,但懷疑還有其他疾病是由兒童Sars-CoV-2病毒引起的。兒童出現的症狀從腎衰竭和血管發炎到川崎綜合徵不等,困擾著全世界的兒科醫生。儘管這些病例很少見,但它們是嚴重的跡象,表明該病毒在兒童中的行為可能完全不同,並具有我們尚不知道的長期影響。許多差異似乎是基於與成年人(尤其是成年人)相比,幼兒的免疫系統運作方式的巨大差異,而不是基於病毒的感染率或傳播性。
兩項新的研究增加了兒童可以傳播冠狀病毒的證據,數據表明,如果學校重新開放,病例可能激增。在發表在科學上的一項研究中,一組研究小組對來自中國兩個城市的數據進行了分析,發現即使兒童對病毒的易感性是成年人的三分之一。但是,由於孩子們在學校中的接觸機會是成年人的三倍,因此被感染的風險是成年人的三倍,這幾乎使孩子的感染風險均勻。研究得出結論,保持學校關閉可以減少40-60%的感染傳播。
由德國著名病毒學家克里斯蒂安·德羅斯滕(Christian Drosten)博士進行的第二項研究比較了接受測試的兒童和成年人,發現進行陽性港口檢測並散發與成年人一樣多的病毒的兒童因此具有與成年人一樣的傳染性。研究發現,無症狀兒童的病毒載量高於有症狀的兒童或成年人。有些甚至具有“高濃度病毒”。
即使這只是兩項研究,我們還需要更多的明確答案,“基於一些未經調查的觀念就要學校復課,那將是非常愚蠢的事情。”哥倫比亞大學的流行病學家杰弗裡·沙曼(Jeffrey Shaman)告訴《紐約時報》
另一個問題是,學校由許多成年人,老師,管理員,廚師,護士,心理學家和其他工作人員組成,孩子們必須使用公共或學校交通工具上下學。就在最近,赫爾辛基市18個幼稚園中有24人確診。
對於這麼多成年人來說,在一個短暫而無用的為期11天的“恢復正常”劇場中扮演演員的危險,真的值得嗎?
當局用於重新開放學校的另一個論點是兒童保護案件報告的減少,由於老師缺乏和學生聯繫而減少發現兒童虐待案件。虐待和虐待兒童是芬蘭的一個嚴重問題,每年報告的案件超過10萬例,僅去年一年就有18 500名兒童被安置在收容所和寄養家庭中。可以肯定的是,托兒所和學校積極參與了這些案件的報告,但是社會必須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案來解決這一問題,並解決造成貧困,失業以及精神健康和藥物濫用問題的根本原因。學校也不應該充當兒童虐待的主要警務機構,
還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決此問題,但是其中不包括重新開放學校11天,使超過56萬的學生及其家庭遭受冠狀病毒感染的風險。
馬林政府在沒有令人信服的退出戰略的情況下徘徊不休。關閉期造成芬蘭每週損失超過10億歐元,但並未有效地用於測試和追踪病例並控制這一流行病。現在,我們已經全面撤回了已失效和危險的“群體豁免權”選擇,儘管這種選擇經常被否認,但似乎是當局從一開始就擁有的唯一“戰略”。
令人遺憾的是,這種選擇不是基於知識和科學,而是僅因為它是政府毫無準備的唯一出路。不幸的是,處理如此大規模的危機所需要的緊迫感缺失了。
我們不應將芬蘭與其他國家的最壞情況進行比較。芬蘭人口少而散,病毒到來較晚,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如果及時有效地加以利用,可能會完全控制這一流行病。
關閉不是治愈方法,而只是一個暫停按鈕。在這段寶貴的時間裡,應該發生很多事情來改變防疫策略,但是不幸的是,我們在進入關閉後就毫無防備地退出了。
社會不可能永遠關閉,政府被迫試水,但是學校並不是最好的開始。兒童不應成為首先要犧牲的白老鼠。
#赫爾辛基18個幼稚園24人確診
#芬蘭教師要求教師工會訴訟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