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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半島千年古國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從柔佛千年古城的探尋，我們或可把視野拉大，放到整個馬來半島來探視。其實，馬來半島的千年古國還真不少。

東北季風與西南季風的吹送，從南中國海，從印度洋，是輾轉地峽，抑或越過馬六甲海峽，自古以來，馬來半島是貿易季候風交匯之地。

馬來半島是中世紀阿拉伯人眼中的「黃金半島」。從地志到傳聞遊記，從《省道記》、《印度奇異錄》、《中國印度見聞錄》，乃至浪漫傳奇的《一千零一夜》等海員口頭的傳說，都有記載著關於馬來半島的點點滴滴。像卡拉（Kalah）、加古拉（Qaqullah）、彭亨（Panhang）、桑芳（Sanfin）、馬伊特（Mait）等地名，學界考證可能都是位於馬來半島諸地。暨南大學高偉濃在其著作《更變千年如走馬──古代中國人阿拉伯人眼中的黃金半島》指說：「當公元一千年前過時的東方知識還在穆斯林的學術世界中普遍流行之時，印度洋的阿拉伯領航員就在積累越來越多關於印度洋各個海域的實際知識。」

相較於中世紀的阿拉伯文獻，中國文獻確實記載了馬來半島上的千年古國。從《漢書》〈地理志〉到魏晉南北朝、唐宋元之正史和文人集子，條條輯錄。中國文獻上的狼牙修和赤土國，當是地處馬來半島北部的古國。高偉濃指說：「狼牙修堪稱是馬來西亞歷史天穹中的一輪皓月，略去狼牙修，馬來西亞古代史必會黯然失色。」

千年古國話未休。中國歷代文獻裡的棱枷修、狼牙須、楞伽修、郎迦戍、凌牙蘇家、凌牙斯加、龍牙犀角等，都應是「狼牙修」的不同中文譯名。另外，魏晉南北朝文獻還有「盤盤」、「單單」等國之入貢中國，進行佛教聖物朝貢貿易。

在唐代，中國文獻記有一個叫「羯荼」的國家。唐代高僧義淨循海道遠赴天竺（印度）求法時屢經此國。一般考證，羯荼就是今吉打一帶。吉打曾是室里佛逝屬國，11世紀至14世紀吉打的轉口貿易發展達致顛峰。在吉打，考古發現，有5世紀印度笈多式的銅佛像和印度化千年古國的建築遺址，中東、印度的玻璃器皿和串珠（4千500餘粒），以及上萬片的宋代青瓷出土。考古和文獻二重印證，吉打實是馬來半島上歷史悠久的千年古國。鍾錫金和崔貴強等均撰有文章精彩論述此事。

迄今約一千年，宋代趙汝适《諸蕃志》提及三佛齊（室里佛逝）的屬國時，記有「蓬豐」、「登牙儂」、「凌牙斯加」、「吉蘭丹」等國，另還記有「凌牙門」。

元代航海旅行家汪大淵在《島夷志略》亦提及「彭坑」、「丁家盧」、「吉蘭丹」、「龍牙犀角」、「龍牙門」、「單馬錫」。
中國文獻早有記載「吉蘭丹」，至少千年歷史。《諸蕃志》的「凌牙斯加」和《島夷志略》的「龍牙犀角」，應均是狼牙修的譯音。「蓬豐」或「彭坑」即為彭亨。今之登嘉樓（或丁加奴），宋元文獻稱「登牙儂」、「丁家盧」。至於「凌牙門」或「龍牙門」、「單馬錫」，當是指今天的新加坡，或是今屬印尼的廖內群島、林加群島一帶。這些國家和港市，均可追溯上千年，至少也有700、800年的歷史。

馬來半島的千年古國絕非稀罕。馬來半島文化一直以來就是多元開放的。在馬六甲王朝建國之前，經由海上遠洋貿易帶來的中國、阿拉伯和印度文化，都曾為馬來半島提供過豐富的文化養料。對馬來半島印度化千年古城的探索，不但不會對光輝燦爛的馬六甲王朝在東南亞伊斯蘭文明傳播的歷史地位構成威脅，反而將更為豐富我們早期歷史的千年篇章。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黑岩城與羅越國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早在10年前，（馬來西亞）柔佛州文化遺產基金會 （Yayasan Warisan Johor） 在哥打丁宜（Kota Tinggi）的柔佛河沿岸進行考古工作，發現不少歷史文化遺跡。在柔佛河支流靈佑河（Sungai Linggiu）和興樓河（Sungai Endau）支流馬帝河（Sungai Madek）之間，他們發現了一個比柔佛廖內王朝，甚至是比馬六甲王朝還要早的古都詹帝本班（Candi Bemban），考古工作隊在那裡挖掘出一些中國宋朝的陶瓷器，以及羅馬時代的珠串。這座遺跡，可能就是古文獻所記之 Kota Ganggayu，距今有千年的歷史。

關於這座古城，泰國暹語稱為 Klang Kio，是「寶庫」的意思，後來訛傳成 Kota Ganggayu，這在爪哇古語中，意即「新鮮的水」之義。有意思的是，爪哇語「寶石」（galah）一字，阿拉伯語剛好就叫做 Jauhar 或 Johor。

關於柔佛千年古城的傳說，在11世紀暹羅和爪哇古文獻中已有蛛絲馬跡。學者推斷，11世紀柔佛曾叫「清水國」，也叫「寶國」。「清水」之「寶地」，這是柔佛原名的考索。許雲樵《柔佛考》一文有精闢的論證（文見《柔佛州中華商會聯合會成立三十週年紀念特刊》，1977年，頁121）。

《馬來紀年》（Sejarah Melayu）也有提及 Ganggayu。該書記載，Raja Suran 攻陷 Gangganagara 後，便至 Ganggayu 這個地方來。《馬來紀年》記說「此地本為一大國，建有黑石堡壘，到現在那座堡壘還兀立在柔佛河上游。國王名叫 Raja Chulan，是一位雄主，東方各國的王都臣服於他。」

Ganggayu 或暹語中的 Klang Kio，應是一個印度化的古城，是探溯柔佛早期古代史謎團的一個源頭。從事柔佛史研究頗有心得的溫士德爵士曾說，如果那座黑岩城能發現，或者馬帝河上的詹帝本班能，有印度化的古跡出土，或者能把柔佛河支流靈佑河旁的一些地名考證出來歷，那麼柔佛的早期歷史，便迎刃而解了。

靈佑河一帶出土中國宋朝瓷器和羅馬串珠，是有力的二重印證。這座千年古城的存在及其確實情況，有待更多考古發現。很可惜，這座古城遺跡據說如今已沉沒在靈佑水壩下。

2005年2月4日，《星洲日報》〈國內第15版〉報導馬來學者萊米仄羅斯對柔佛千年古城的揭露。報章引述萊米的話，根據他手邊的資料和考古學者的意見，柔佛千年古城可能是日本史書中所記載的羅越國都城。羅越國是室里佛逝的一個貿易據點。這則報導，讓我眼前一亮。羅越國在中國唐、宋歷史文獻中都有記載。

關於羅越國的中國正史記載，最突出的是宋代歐陽修所編撰的《新唐書》。該書〈地理志〉卷43下，撮錄有賈耽的《通海夷道》。賈耽是唐德宗貞元年間的宰相，曾任鴻臚卿，主持過與海外各國往來及朝貢事宜，對中國邊境及海外地理風土甚為熟悉。賈耽《通海夷道》記述從唐代廣州出航，經南中國海、越印度洋至西亞、東非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線，是一篇中西海上交通史非常重要的唐代文獻。其航程所提及的地名，歷來受到學者的關注。

在《通海夷道》的航程記述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到軍突弄山（今越南南部），又五日行至海硤，蕃人謂之『質』，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即室里佛逝）。」

「海硤，蕃人謂之『質』」，伯希和考作馬六甲海峽，希爾特和 Gerini 則考作新加坡海峽。筆者從後者之說。「質」應是 selat 的對音。至於文獻中所記羅越國的地望，沒有太大異議，學界公認，羅越國在馬來半島的南端，亦即今之柔佛。

《新唐書》卷222下〈南蠻下．羅越國〉條中記說，羅越國在當時是「商賈往來所湊集，俗與墮羅缽底同。歲乘舶至廣州，州必以聞。」說明羅越國在中國唐代（大約迄今一千三百多年前），是島嶼東南亞海域相當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是海上貿易的商業中介地，是中國廣州「必以聞」的南海知名的港市國家。

羅越在《宋史》中仍有記載，元明清文獻卻不見記述，由此窺測，至元、明以後（即14世紀以後），羅越國可能沒落，甚至是消失了。這是一個沉寂了千年的古國。

50多年前，南洋學會的韓槐準在柔佛河沿岸做歷史考察，並撰有《舊柔佛之研究》（載於《南洋學報》第5卷第2輯，1948年12月）。韓槐準在柔佛河流域曾撿得不少唐代青瓷破片。如此推斷，早在唐代，中國與柔佛之間已有海上貿易的交涉。

至於羅越國，根據韓槐準的看法，是原始馬來人之Orang Laut（海人）的國家。「羅越」二字，唐代音讀作 La Wat，是馬來語 Laut一字的反切。羅越國便是「海國」。

另，《新唐書》記說羅越國「俗與墮羅缽底同」。墮羅缽底一般考證在今泰國湄南河下游地區，一說是今大城（Ayuthaya）；一說為今佛統（Nakhon Pathom），是蒙吉蔑人所建，受印度佛教南傳影響的國家。若說羅越國其俗與墮羅缽底相同，其文化元素不言而顯。

柔佛千年古城的存在，它肯定會比（只有600年的）光輝燦爛的馬六甲王朝還要早。當然，對於柔佛千年古城的探索，文獻與考古二重印證仍待加強。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大唐氣度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不只是背誦唐詩，不只是豐姿美人。喜愛唐朝，更在於她泱泱大度的開放與豪邁。

李氏唐朝，這個雜有胡族血統的混血兒所建立的中國政權，國力的強盛，文化上的自信，更有百川歸海的兼納包容氣度。誠如周偉民和唐玲玲在《中國和馬來西亞交化交流史》中所說的，「華夷雜處，中外文化合流，是唐代文化的主要特點」。

「歷代國威，以唐為最」。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唐玄宗的開元之治，唐朝的繁華是何等的迷人。不論是陸上絲路的西域駝鈴，還是海上商舶的揚帆啟航，唐朝的繁華和開放氣度，就像一個強大的磁盤，深深地吸引了四方異域人士不畏艱險地到來中國。長安、洛陽、揚州、廣州，都成了當時世界各國僑民商旅聚居之地。

宋代朱彧《萍洲可談》說：「漢威令行於西北，故西北呼中國為漢；唐威令行於東南，故蠻夷呼中國為唐。」《明史》也記載：「唐人者，諸番呼華人之稱也。凡海外諸國盡然。」是故，後來的華人遷移海外，也就自稱為「唐人」，稱故土為「唐山」，稱自己聚集的地方叫「唐人街」了。這種習慣性的稱呼，並不是指說唐代就有中國人大量移民海外，而是基於唐朝曾在世界上享有極其崇高的威望和地位。

中國的對外交涉，唐代則是進入了一個嶄新階段。唐朝海洋事業的繁盛，有其一定的主客觀因素。首先，從世界局勢來看，這時期的東西海上交通有了重大改變和發展。幾乎是和唐朝的成立同時，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大食帝國崛起，取代了波斯薩珊王朝，大力開展東非、印度洋乃至東航中土的海上事業。而在東南亞，大約在公元7世紀，印支半島的扶南沒落，取而代之的是島嶼東南亞室利佛逝的崛起，成為了本區域的海上強國，馬六甲海峽的地位也日顯重要起來。

大唐盛世的強大吸引力，使到大食、室利佛逝等海上強國都積極主動地與中國開展了繁密友好的海上貿易事業。另，在東亞，中日交通頻密，日本遣唐使的頻頻到來，主動學習大唐文化和典章制度，促使了日本的「大化革新」。

從東非到阿拉伯、印度洋、馬六甲海峽、南中國海，東至中國、日本，已經形成了一條較為穩定的海上絲綢之路航線。有學者稱謂，這是「世界性海上貿易圈」形成的時期。

《新唐書》撮錄有唐朝宰相賈耽的《通海夷道》，詳實地記載了這條從東非來往中國的海上航路。其中提及，從「廣州東南海行……行至海硤，番人謂之質，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有學者考證，這「海硤」是馬六甲海峽。也有學者認為，「質」就是selat，以地望來說，這「海硤」應是指新加坡海峽，而「羅越國」就是柔佛。不論如何，這則文獻說明了島嶼東南亞海域已成為東西交通的必經之地。

唐朝沒有像明清兩朝那種閉關鎖國的海禁政策，其對外開放政策相當具有積極性。除了設置蕃坊、蕃長制度，優惠善待和保護各地異域商旅僑民之外，唐代政府更是設立了市舶使，專管海貿商舶事務，主動確立招徠海上「蕃舶」政策，並實行海舶貨物抽稅制度，正視了海上之利源，可資作為增加國家收入的重要性。這可是唐代中國開創性而明智的開放舉措。

當時的廣州，是國際性的大商港。萬帆舶影，千舟競發。文獻計載，來往的外國商船，計有崑崙舶、婆羅門舶、師子國舶和波斯舶等，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在廣州貿易。城中經商的外國商客，有伊斯蘭教徒、基督教徒、波斯拜火教徒等。據說曾有數十萬波斯、阿拉伯僑民居住在這裡。

至於中國人之出海，在晚唐五代以後才形成趨勢。關於唐代中國的遠洋船隻，中國文獻記載不多，反倒是阿拉伯文獻記述了中國商船已遠到波斯灣經商，並且還記說中國船的大型化情形。唐代中國海船到達阿拉伯世界，標誌著中國遠洋航海的趨向成熟。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