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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14
駐美代表處正名是好事，藍營不要再替中國製造恐懼

邱志偉，立法委員

本月8日，我在立法院舉行「善用國際社會友我力量 全力爭取駐外館處以『台灣』為名」記者會，呼籲外交部應該針對我們非邦交國的駐外館處進行正名，將各種商辦或經文處一律更名為「台灣代表處」。我當時呼籲，應優先針對駐美國、日本代表處正名為：「台灣代表處」（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11日，外媒便報導美國有意讓我國駐美代表處從「台北」正名為「台灣」。然而，消息一出，有藍營人士宣稱此舉恐對台灣有害，針對這些擔憂，本文將提出正名的三點優勢，希望藍營若作為台灣政黨，應為台灣前途發言，為台灣消除疑慮，而非替中國發聲。

首先，美國代表處正名，修正九四年台灣政策檢討基調

我國在和美國結束邦交關係之後，我們駐美館處名稱更改為：「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國辦事處」，不但看不出和台灣關聯，連國家相關名稱都沒有。直到1994年柯林頓總統上台之後，重新針對美國對台政策進行檢討，同意我國駐美代表處更名為：「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簡稱TECRO）至今。

此刻，若能將駐美代表處從「台北」正名為「台灣」，並將名稱修正為更全面的「台灣代表處」，將是暌違27年後，調整柯林頓政府至今的對台政策，對台美關係是實質成長。

再者，有望帶動台灣的國際名稱修正，提升台灣實質國際地位

台灣在國際組織或活動的名稱，不是叫「中華台北」就是「台北」，這都和台灣早期在國際社會的妥協名稱有關。台灣為了保有奧運出賽資格，簽署洛桑協議時將奧會名稱改為「中華台北」，原先只是純屬奧會，與我參與國際組織無關。

然而，這項更名運作，最後竟發展為我國參與國際組織的「奧會模式」，不論是APEC或是我國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民航組織、國際檢察官協會、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甚至是前幾年的航空公司正名，台灣都被更改為中華台北，影響層面相當之大。

因此，此刻由美國代表處正名為台灣代表處，鑒於美國的國際地位，台灣未來在國際組織上的名稱，才有望提出更有說服力的說法，遊說各國協助將台灣的駐外館處或是國際組織名稱予以更正。我們絕不能輕忽每一項更名行動所能帶來的實質效益，也希望美國代表處的正名，成為取代奧會模式的新常態！

最後，美國代表處的正名，提升台灣人對國際的信心

台灣因為長期參與國際社會的經驗不愉快，不但「名不正、言不順」，連參與機會都遭「挑三揀四」，政治性不能參加，與我國切身相關的組織，如衛生醫療教育，也都不能參加。久而久之，台灣人民自然難對國際活動有熱情，更難對國際新聞有期待。

我在國會長期呼籲，國人對國際新聞重視度不夠，本人雖努力深耕國際新聞的評論，但常感國人對此熱情不足，歸根究柢，仍是因為台灣的國際地位長期遭漠視，國人難感受這些資訊有切身相關。但若有更多正面消息，自然就會提升國人的重視度。

例如此次東京奧運，台灣成績優異，國人對奧運重視度也就超乎以往。戴資穎東京奧運羽球女子單打金牌戰高達775萬人收視，其他羽球、體操等收視人口都高達2-300萬人。

國人需要的是信心，唯有我們在國際社會取得更多正面消息，提升國人的國際觀才有望，國人也才會更願意收看國際新聞，媒體獲得正面回饋，才更有動力做出更多產出，如此良性循環，才有正面效果。這部分需要外交部多加費心，本人在國會必定給予最多協助，為國人的國際信心做最大努力。

以上提出駐美代表處正名台灣的三大好處，本人也相當感謝外交部與國安單位，在這項議題上所下的功夫。也希望藍營不要再針對正名議題，發表不利台灣的言論，應該站在台灣角度發言，別再為中國政府製造恐懼。

《推薦閲讀：Thomas Friedman 專欄——反恐之戰後是什麼？對中國的戰爭？》New York Time 2021 年 9 月 7 日

（What Comes After the War on Terrorism? War on China）

過去五年來，美國和中國一直在走上脫離一體化的道路，甚至可能走向徹底對抗。

在Thomas Friedman 看來，這是中國在國內外越來越強勢的領導風格，它的國家領導人、雙方的貿易政策。

而不斷變化的經濟結構，是造成這種逆轉的主要原因。”

“在與中國打交道時，說話要輕聲細語，但美國總是帶著高額關稅（和一艘航空母艦）。”

Thomas Friedman, "What Comes After the War on Terrorism? War on China?"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7, 2021

"For the past five years, 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been stumbling down a path of de-integration and maybe toward outright confrontation. In my view, it is China’s increasingly bullying leadership style at home and abroad, its heads-we-win-tails-you-lose trade policies and the changing makeup of its economy that are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this reversal."

"When dealing with China, speak softly but always carry a big tariff (and an aircraft carrier)."

https://nyti.ms/3l3Zy3b

* 紐約時報知名專欄作家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在911恐怖攻擊事件20周年前夕，呼籲全球應「多合作、少對抗」。

他並表示，如果美國增加在教育和基礎設施的投資，而非把錢浪費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上，如今就能更有效與中國競爭。

1999 年Thomas Friedman出版「了解全球化─Lexus與橄欖樹」（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一書中，點出在全球化新時代「超強憤怒者」正在崛起的危險。

他曾經是紐約時報駐中東的記者：早在911之前，他已經聞到了憤怒組織的味道。他只是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超強憤怒者」的原型是賓拉登：但他們可以一直源源不絕，來自不同的中東非洲地區，而且不斷的產生新組織，新領導人。

因為這些地區和西方的仇恨史太長、太深、而且他們的自我宗教意識愈來愈強。他們要西方人，包括英、法、美、義⋯⋯滾出阿拉伯人的聖地。他們不能接受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領土的不斷吞噬，而美國毫無條件支持。他們感覺自己正在失去耶路撒冷聖城，因為經由西方的強勢語言，耶路撒冷正等同於耶穌的名稱。穆罕默德的聖山、土地、歷史被「消失斬首」了。

早在911之前，1998年夏天，蓋達組織已經轟炸了美國駐坦尚尼亞和肯亞大使館，當時的美國總統柯林頓政府向阿富汗發射了70多枚巡航飛彈進行報復。

這是美國這個超級強權有史以來，首次以個別組織為目標，發射飛彈。

當時Thomas Friedman 警告：除非我們解決了造就賓拉登這類超強憤怒者的社會經濟背景和宗教環境，否則他們將對美國的威脅只會越來越大。

這個隱憂，三年後的以9 月11日的恐攻，化為現實。

隨著冷戰結束，對之後國際秩序預測出現不少爭論。 例如，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預測自由市場將獲勝，而且和平即將到來。

但他顯然錯了，衝突並未消失。

Thomas Friedman 曾預測廿一世紀會出現一個古老和新穎事物並存的世界：種族認同和全球化併存，貿易競爭和生產鏈的世界。

在這樣的新世界裡，部族、宗教、民族主義的衝動和全球秩序保持平衡，偶爾會激烈爭鬥。

二十年過去，Thomas Friedman 認為，這個預測是正確的。

儘管俄羅斯總統普丁在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半島，但他並沒有派軍隊入侵烏克蘭首都基輔。

雖然中國收緊對香港的管控，但並未入侵台灣。

他認為那是因為全球秩序及互相依存，已成功遏制民族主義的衝動。

Thomas Friedman 認為美國於 2001年入侵阿富汗追捕賓拉登，然後在 2003 年攻入伊拉克，錯誤聲稱該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美國浪費了很多時間和金錢。

在過去的 40 年裡，世界本來大致保持和平。

他認為，這種和平的核心是以美國和中國共存為特徵的全球經濟體系。

但這種平衡，現在可能即將改變。因為中國已成為一個更具實力及侵略性的強權 。

#防疫政策最重要的關鍵是什麼？
#套用柯林頓的名言「笨蛋！問題在經濟」
#現在我要告訴陳時中部長～#笨蛋問題在疫苗
陳部長不要再說什麼「疫苗已經夠了」這種廢話！
執政黨的腦袋到底在想什麼？
把預算幾乎都投注在振興經濟
買個疫苗推三拉四
今天的陳時中打昨天的陳時中的臉
這個月的民進黨打上個月民進黨的臉
你們自己不在乎被打臉後的難堪
但老百姓實在不想再看這種拖棚歹戲
買疫苗應該重於紓困更重於振興
疫苗愈快打好打滿
台灣經濟愈快復甦繁榮

#我們要國際認證的疫苗

在拜登可能上台的情況下，大家都非常關注民主黨較為溫和的對中立場是否會導致政策轉向？近來兩任民主黨前總統頻頻出來發言，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指標。

柯林頓與歐巴馬，分別代表美國對中政策的兩個不同階段：柯林頓代表的是90年代，美國要讓中國與全球經貿體系接軌，他的思維就是典型的「以經濟改變政治」。但他現在說出習近平打破任期制破壞美中關係，我認為某種程度上，他是在承認自己當年的模式失敗了。

至於歐巴馬，他一上任就面臨了金融海嘯。金融海嘯帶來的深刻影響，就是讓傳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國際體系受到重創，因此不得不引入非市場經濟體系的中國力量來幫助國際經濟重建，也讓中國有了崛起的機會。大家如果仔細回想，2008年前後幾年正是中國國力的最高峰。歐巴馬特別提到金融海嘯，我認為也是在替他自己辯護，意思就是「我任內與中國和平相處，是不得已的」。

這兩位前總統的發言，共通點就是解釋自己對中國為何不夠強硬，彷彿不夠強硬是他們的「罪過」一樣。但既然已經卸任，選舉也已經告一個段落，他們何必在此時說這樣的話？因為他們已經預料到：未來4年若是民主黨執政，對中國還是軟弱的話會引起非常大的民怨與不滿，這些話是在說給拜登政府聽，同時也側面印證了反中已是全美共識。

尤其拜登的外交班底多是歐巴馬時代的國務院官員，歐巴馬此時的發言就顯得特別重要。他最近出版的回憶錄中，把他當年訪問中國如何遭到監控都寫出來，以前總統的身份寫出這些事，尤其未來4年很可能還是民主黨執政，這只代表一件事：他認為跟中國保持表面關係已無必要。

民主黨的兩位前總統陳述自己對中國綏靖，換來的是如何失敗的下場，這是在說給第三位可能的民主黨總統聽。所以民主黨上台後，對中國的關係就會和緩嗎？看來並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