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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楊泰興大哥在本版留言，說沒有貼他專訪的文章，讓我覺得非常失禮，因此我趕緊把它找出來。裡面有一段，我當時對來訪的楊大哥提到：

＂王瑞豐案促使邱顯智投身司法改革，「廢除軍事審判制度，成為我畢生心願，法、德已經廢除軍事審判了，台灣也不應該保留，」他說。＂

這應該是洪案發生的前一年。當時我自己以王瑞豐案，聲請大法官解釋，希望可以廢除軍事審判制度。萬萬沒想到洪家委任了一心想要廢除軍法的我。在被軍檢霸凌的情況下，一個月後竟有25萬人上街示威，真的廢除了軍法。

全文如下:

冤獄平反，追求公義的人權律師：邱顯智（德晴法律事務所律師）
作者：採訪撰文／楊泰興，攝影／許育愷、黃于倩

過完舊曆年的一個閃耀陽光午后，走訪了邱顯智的德晴律師事務所，事務所就在台中法院對面四樓，不大但清爽，目前事務所三個人，一個律師、一個法務專員、一位助理，典型的小而美。「專員是我大學好同學，房子他們家的，我們一起打拚，他家是法律世家，剛好有這個點空出來，我便到台中執業，而鄭性澤案這幾個人權案都剛好在中部，我自然參與比較深一點，一切都是冥冥注定的，我投入法律實務工作才兩年，算是菜鳥。」邱顯智說來羞赧，少了些浮誇。

走上律師這條法律實務的道路，有其必然性與其偶然性，邱顯智坦率地說，年少時可沒立什麼偉大志向，一路走來跟一般年輕人一樣懵懂，而幾次轉折點都有幸看到追隨的典範並得到貴人相助，至於投身「廢除死刑運動」等社會公益活動當中，他表示一切都是義所當為，沒什麼太特別的。

從醫科叛逃到法律系

來自嘉義竹崎鄉下的邱顯智，老家就在知名的「奮起湖」附近，唸的竹崎鄉龍山國小才百來個學生，「爸爸在嘉義農專教書，但假日我們全家都還是要回山上務農、灑農藥、種龍眼。」功課不錯的他順利考上嘉義第一志願──嘉義中學，也就讀第三類組，準備考醫科。

邱顯智回想起來，他覺得鄉下小孩對於未來是沒有什麼想像的，也不太清楚什麼是律師、法官，「家鄉普遍認為『唸得上去』就該考醫科，我幾乎沒有選擇。」但高中時期的邱顯智對史地很有興趣，特別喜歡看報紙，那時剛好是政治運動蓬勃的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四年，國會直選也在此時，而這些訊息對青年邱顯智腦袋的衝擊特別大，每天貪婪地吸收報紙上的資訊，他發現到這些頭角崢嶸的政壇要角，幾乎清一色畢業自法律系，自此，他才開始對「法律人」這個身分有了模糊的想像。

「那時候特別著迷於台大法律系憲法學者李鴻禧教授，他那時談什麼『龍的憲法』之類的，我都如數家珍。」一九九二年，有一次李鴻禧到嘉義市中央公園噴水池演講，邱顯智還特別踩著腳踏車去聽，「聽完就覺得怎麼這麼會講、這麼有道理，」邱顯智談到這一段法律啟蒙，聲音不自覺興奮起來，眼睛放出光芒，「不過等進了法律系，就發現是另外一回事了，哈哈。」

邱顯智自認是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高中時代每天很高興地帶便當上學，帶便當放學，別人在猛Ｋ書，他在看報紙，聯考一出來，果不其然落榜，而且還差最後一個志願一大截，家中總算徹底斷了讓他當醫生的心。面對重考選擇時，邱顯智告訴自己，我要幫自己重新選擇生涯，「念第一類組，考法律系。」找到了方向，一切就不同，隔年放榜，他考上中興大學法律系。

「大學時功課如何？」邱顯智面對提問時，總是典型憨憨羞赧的笑容、不顯誇，「說來很不好意思，我功課一直在後半段，當時鄉下小孩一到台北，就發現實在太好玩，功課自然不太好！」「同時，我是山裡的小孩，大學參加登山社，頭一次爬山就發現，原來山才是我的心靈故鄉，大學就瘋狂地爬山，也沒管好功課。」「不過我愛上了讀書，只是都不是課內書。」

「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呢？有沒有參加學生運動？」典型的羞赧表情再次展現，更多了一點惡作劇的促狎表情，還多了一點遲疑，「有是有──啊！我大學也有參加環保社，但是遊行我都走後面，還會偷偷溜走，」他笑道。「反而當年的那些熱衷社會參與的同學都回歸主流價值，我卻越來越投入。」

「大四時，我專心準備預官考試，順利考上軍法官，打算去當兵，連電風扇都送人了，沒料到最後一名考上中興法研，就隨緣繼續唸了，研究所我唸了四年，連律師資格都是唸研究所時，不小心考到，」邱顯智再次強調自己幸運跟隨緣，以及生命冥冥中的安排，自己都料想不到，這次考到軍法官，在軍方台南監獄服役經歷，竟然促成他走向人權律師的第一步。

反對軍法審判制度的決心

他描述親身見證的第一個冤案經驗──王瑞豐案，當時現役軍人的王瑞豐跟友人被控搶劫，審判結果，王瑞豐一路判有罪，最後判五年入監服刑；而友人因為不是軍人，經普通法院判處無罪定讞。看到判決書的當晚，邱顯智因看到友人那份判決書所列舉十幾點被害人指證錯誤，徹底失眠；隔天面會時，王瑞豐劈頭一句「怎麼會那麼扯啊！」讓邱顯智羞愧得無法自已，落荒而逃，因為當時他也是這個製造冤案體制的一員，最後王瑞豐被白關了兩年多後假釋出獄。

這次震撼教育讓他印象太深刻了，在出國看到歐洲制度，更堅決了他反對軍法審判制度的決心。邱顯智解釋說：「從法國大革命以來，法官獨立、檢審分立就是訴訟法上的基本原則，而軍事審判徹底違背這個精神。」「我們的軍法制度有軍事檢察官、軍事審判官，但是他們隸屬同一個上司──國防部軍法司，在軍令如山、上命下從的軍事體系下，身為一個校級或尉級軍官的軍事審判官，怎敢違背上命、獨立審判。法官獨立性在此制度下蕩然無存，發生江國慶案之類的誤判，也就不意外了。」

他鄭重引用拿破崙的話強調：「法國只有一種正義，你首先是一個公民，其次才是一個士兵。」王瑞豐案促使邱顯智投身司法改革，「廢除軍事審判制度，成為我畢生心願，法、德已經廢除軍事審判了，台灣也不應該保留，」他說。

追隨兩位人生導師，走上非主流的法律路

退役後雖有律師執照，浪漫的他並沒有急於投入職場，即便德文不佳，他仍迫不及待地奔向德國，想一圓他的學術夢，原來碩士時他師事陳愛娥老師，陳老師是德國哥廷根大學法學博士，一直鼓勵邱顯智到德國深造，認為所有學公法的學生都應該到德國體驗真正「法的精神」，赴德求學的訊息都是來自陳老師的提供協助，陳愛娥成為他心中想追隨的第一個典範形象。

「德國唸書免學費，台灣法律又大多承襲自德國，在內心當中，要出國似乎除了德國之外，沒有二想，事實上，到德國也是我頭一次出國，」邱顯智娓娓道來在留歐六年對他的影響，除了在海德堡大學研讀法理學之外，最深刻的是來自西方法治精神的切身體驗，「我居住的海德堡旁邊小城曼漢（Mannheim）的法院前面就有一座司法受難者紀念碑，用來紀念曾被這座法院誤判冤獄的受難者，也時時提醒法官們不要因為自己的傲慢與不察傷害到公民權益，這讓我很震撼，另外，當你旁聽德國的法庭開庭時，你會發現法官與兩造律師、檢察官是平起平坐而非高高在上，」他感嘆地說。

「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大埔強拆案後，有鑑於警方暴力濫權逮捕民眾情形日益嚴重，有將近全台五分之一、近千位律師連署，挺身警告公權力違法。／邱顯智提供
原以為會就這樣走入法學象牙塔，循著導師（mentor）陳愛娥的道路回國任教，但老天爺又跟他開了一個玩笑，寫論文時指導教授因病過世，必須重起爐灶，他的女兒又在此時出生，讓他必須暫停學業就職。一方面基於自己的理念，一方面邱顯智看了廢除死刑運動工作者張娟芬寫的《無彩青春──蘇建和案十四年》一書後受到感動，邱顯智在回國前夕寫了一封Email給為蘇案義務辯護的羅秉成律師，表示自己的感佩以及願意向他學習，羅律師接信後立即回信給他表示歡迎，這讓感性的邱顯智激動萬分，一個月後便束裝返國，投入羅律師麾下工作，邱顯智有幸又遇到人生第二位導師。

邱顯智口中尊稱「師父」的羅秉成律師是知名人權律師，與他的相遇讓邱顯智人生再度轉一個彎，在跟著師父投身冤獄平反工作中，讓他很有成就感，也發現到自己很享受第一線與人互動，協助訴訟當事人的過程，而從師父的身上，他也切身體會到偉大的律師不一定要賺很多錢、打贏很多官司、而是擁有庶民與同業的尊重。

邱顯智形容起師父時，平實地評價卻感受到他紮實的尊敬，與提及陳愛娥老師時的興奮頗有不同「羅律師雖然不是像台北理律、萬國那種大事務所的律師，但卻高票被票選進入法官評鑑委員會當委員，你就知道同業多敬重，」他說。「有一回我跟羅律師去新竹一家咖啡廳，老闆認出羅律師，堅持不肯收錢。」

自此，邱顯智雖有動搖過，但是他看到自我成就的其他可能性，依循著師父的道路，一方面自己開一家事務所，自己接案，一方面投身公益案件以及冤案平反。不同導師的偶然性給邱顯智帶來不同人生機遇，但浪漫樂觀的他，自我堅持與選擇走上這一條非主流的法律路，似乎也有其必然性。

留德時因西方法學的衝擊、空間的距離讓他對故鄉的司法狀態有了更多思考，也由於思鄉情切，過去不寫文章的他，開始在網路上對台灣司法寫出建言與分享，這些文字思考的紀錄被廣泛轉載，除了沈澱為他出發的動力，也讓他的理念更廣為人知，逐漸讓他在司法改革運動當中有一定的能見度。

回國之後，他曾短暫再度回德國，也曾跟其他律師一樣，到主流大事務所任職，但他在經歷過這些之後理解到，這不是他現階段想走的道路，他毅然選擇一條壓力較大的開業道路，也獲得較高的自主性。「我的妻子在新竹擔任法務經理，沒她的支持，我是沒法這樣任性地做想做的事，」原來定居新竹的他可是每天搭高鐵通車台中上班。

「正義的圖像，是透過對不正義的想像而得來。」

法學最核心的概念便是正義，正義最一般形式就是「報復」，而一般民眾往往不能諒解律師幫一些爭議人物辯護，爭取權益，例如白冰冰對因謝長廷幫陳進興辯護相當不諒解，甚至製作一支廣告控訴謝長廷，「不是好人，不是壞人，而根本不是人」，那麼，參與死刑犯辯護的邱顯智心中的正義觀又是如何？

邱顯智對這一個問題沉吟不語，特別從書架上翻出一本書表示，接觸法學多年後，現在比較接受的正義觀是比較接近德國的法哲學家馬丁逵爾勒（Martin Kriele）的觀點，「正義的圖像，是透過對不正義的想像而得來。」他解釋道，正義是很難描述的，但是不正義卻相對容易一些，一百個人對正義有一百種想像，很難具體說出正義是甚麼，但是大家對不正義的想像會很具體，而對於這些不義行為的糾正便就是正義。他舉例說，有人被搶劫，路人見義勇為追捕就是正義的，因為這是對搶劫的糾正。

他又舉其義務辯護的桃園關廠工人臥軌案為例，「歷任官員也一再向失業勞工保證絕對不會討錢。請不起律師、眾多不認識字、國語也講不好的老阿嬤們，獨自上法庭，面對法官、律師的壓力，一個由人民納稅錢養的國家，可以這樣嗎？」糾正這樣的行為便是正義之舉。

對於正義這件事情，他認同他的態度有點近似村上春樹所言：「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他對於國家機器是充滿不信任，而他確認這樣的不信任是現代民主國家的基礎，對於庶民與國家的抗爭，邱顯智是更願意站在弱勢庶民這一邊。「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正義，只是強盜集團。」他引用奧古斯丁的名言說。

廢除死刑，避免不可挽救的誤判

對於那些死刑犯呢？對於這個挑動大家神經的議題，邱顯智的態度基本上很簡單，他認為目前被挑起的很多爭端都是模糊而混亂的，例如「犯罪被害人保護」往往跟「廢除死刑」對立起來，同時參與這兩方活動的邱顯智認為這些爭議卻是偽命題，因為這二者都是人權運動的一環，本質精神是一致的。

「律師因為擔任被告辯護人，接觸司法實務，了解判決怎麼做出來的，所以支持廢除死刑改以終身監禁代替，跟接觸原告（被害人），了解被害人的苦，所以加入被害者保護協會，這兩者都是律師的工作，怎麼會對立？怎麼會有衝突呢？」他強調。

邱顯智特別提到他心目中的英雄──美國法學大師亞倫．德蕭維茨（Alan M. Dershowitz）的話，「律師幫他討厭的當事人辯護，是美國最優良的傳統。」他強調作為律師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探究真相，更該是避免國家對於刑罰權的過度評價（擴張），廢除死刑的道理很簡單，在他實務經驗當中，基於人的有限理性，為了避免江國慶案之類的枉殺事件發生，基於死刑的不可補救特質，應用終身監禁替代，「即便在德國那樣法制精確的國家，誤判也是一大堆。」他說。

他指出：「法官的職責是在維護被告的無罪推定，但實務上，台灣法官有強烈的有罪推定的傾向，面對檢、警方掌握龐大的國家機器資源，辯護律師很難掌握超越檢方的證據」，邱顯智表示，警方常僅僅只憑「自白」便宣告破案，檢方也常以共同犯「自白」便將人起訴，儘管刑事訴訟法第一五六條對於自白的「任意性」有嚴格規範，但是由於法院的習慣性縱容，讓檢、警方在程序上一直便宜行事，才造成許多爭議性的案件，喧騰一時的鄭性澤案也是如此，程序上的正義在台灣一直是粗糙而被忽略的，多少冤案因此而產生，面對不及格的司法改革，台灣要追求的不僅止於實體正義，更有程序正義，這也是邱律師憂心同時不得不支持廢除死刑的務實理由。

聊到這兒，邱律師提到對於觀審制度的看法，「儘管有些人稱觀審制度意義不大，可是你要是看到法院開庭有人旁聽時，法官、律師精神為之一振的抖擻情形，你就知道有沒有人看，對於法律工作者能否扮演好角色、確實走完程序，攸關重大。」

幫台灣的正義女神勒緊鬆脫的蒙眼布

除了一般接案維持事務所開銷之外，他積極投入了冤案的義務辯護以及廢除死刑的司法普及教育，樂此不疲，他鼓勵年輕學子即便不投入法律工作，也可以就讀法律相關科系，因為法律教育的薰陶對一個公民助益甚大，法律思維訓練更有助於學子對社會現象分析的縝密跟深入。邱顯智也鼓勵學子多走入法庭旁聽，多看歐美的法律劇，這都可以幫助深化台灣的法治水準。

在西方法院門口常可以看到象徵司法公義的正義女神朱斯提提亞（Justitia），版本眾多但幾乎不離三大特徵，一手持天平、一手持寶劍，而且雙眼蒙著布條，寶劍象徵國家的巨大權力與懲罰，天平象徵度量是非，但是蒙眼布的象徵讓人猜不透，正義不是要目光如炬，明鏡高懸嗎？

柯維爾（Robert Cover）教授提出的解釋廣被接受，西方傳統下的司法中「蒙眼不是失明，是自我約束，是刻意選擇的一種姿態」，而「『程序』就是正義的蒙眼布。」三者缺一，即非正義。

邱顯智律師扮演的角色與其說是幫忙司法擦亮雙眼，還不如說是幫台灣的正義女神勒緊鬆脫的蒙眼布，避免女神因其傲慢與偏見，寶劍誤傷無辜，邱顯智投入這些工作，作為一個法律工作的個體戶，他資淺，但幹勁十足，作為一個司法改革推動者，他兼職，但樂在其中，「唯一的遺憾是讀書的時間太少了，我每天只能從新竹到台中高鐵途中看德文法律書，」他說。看來邱顯智還孜孜不忘他的學術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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