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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專：別問對方為何傷你，該問自己為何還讓對方傷你

健康的愛情是雙向的，當一個人再三傷你，不懂尊重你的感受，不要只問對方為何傷你，該問問你自己，為何不懂心疼自己，縱容對方不斷傷你，忘記了兩人在一起，最重要不只是你多愛他，還有他一個「我照顧你」的承諾；忘記了轟轟烈烈不是終點，不離不棄不傷害才是完美句號。

面對爛桃花，你總是開導別人離開就天下無敵，可是一旦自己置身其中，則不懂開導自己，原因很簡單，因為你往往對自己和未來缺乏信心，認定對方是畢生摯愛，無可取代。

假如就此放手了，就算找到一個真正懂得疼你的人，你亦覺得自己不夠愛他，尤其當你真的試過華麗轉身，卻發覺單身後似乎失去了愛與被愛的能力，你就更加死心眼，確信自己真的非君不嫁。

於是，你寧願繼續愛得筋竭力疲；繼續熱臉貼冷屁股；繼續將所有負面情緒留給自己，也不指望對方帶你脫苦海，甚至天真以為自己的熱誠能夠感動和改變他，卻忘了改變一個人其實很難的，往往需要一個深愛的人來臨和離去。

需知道，耍心機只能讓你們連繫一陣子，唯有彼此用心才有機會同行一輩子。

在你抱怨對方傷你的時候，其實你的責任更大，因為是你縱容對方繼續踐踏你的脆弱內心，即使讓你等到，也決不是愛情，頂多只是同情。

清醒一下，好嗎？

努力是重要，但選擇對的人則更重要。

若對方真是適合你的人，你們定能做到以下三件事：

1. 兩人在一起，彼此總能得到正能量，心裡有一種安心感覺，雙方均對每天充滿動力和期待，即使偶有衝突，亦能輕易找到繼續相愛的理由。

2. 你不必花上巨大的力氣取悅對方，就能順其自然的相處下去，因為他不捨得讓你辛苦。

3. 在他面前，你不用迫自己太優秀，即使務求變成一個更好的人，也緣於希望彼此的關係更上一層樓。

因此，當你明白這一切後，希望從今開始，你能好好記住這三點：

1. 若然對方不懂欣賞你，你要做的不是擁抱這份破碎的愛，應學會瀟灑離開，因為真正美好的愛情是不用乞求。

2. 對自己說句對不起，因為你曾為了一個錯的人，委屈自己，甚至差點耗盡最好的自己。

3. 在還沒找到最終幸福前，愛情路上未必如你最初想像般美好，但也不是如你想像般糟糕。美好的東西，往往是喜歡遲到的。

願你早日找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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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勵志散文《不要被這世界的常識KO》、愛情工具書《誰都懂叫你善良，但誰懂得教你有底線地善良》《誰都懂說找對的人，但誰懂得教你找對的人？》《誰都懂叫你放手，但誰懂得教你怎樣放手？》、散文集《最幽暗的天空，只為了成就最溫暖的陽光》《幸福就是在沙漠流浪後，找到綠洲》《今晚哭一下好了，明晚還要笑着看星星》，現已各大書店有售＊＊＊

FB Page：李專 Lee Chuen（每日18:45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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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六之四）

國安法第一審繼續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的意義，繼續進行討論。控方由嶺大學者劉智鵬以歷史學者身份，早前指出「光時」有分裂國家意思；而辯方的港大學者李詠怡 (Eliza)則已作供進入第三天。今天下午，和Eliza一起撰寫專家證人報告的另一位學者，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開始作供。

由於辯方兩位專家的姓氏同為「李」，「雙李」容易引起混淆。甫坐下，高個子的李立峯教授說，他想用Eliza稱呼李詠怡教授，獲法庭接納。

李立峯解釋，Eliza專長政治學，故對政治選舉及相關理論熟悉。而Francis自己則是傳播學教授，辯方劉偉聰大狀在庭上先介紹Francis， 指出他畢業於史丹福大學，博士論文研究美國9.11事件中，比較報紙讀者來信和網上論壇的言論，專研範圍為「政治傳播學」。

Francis曾出版學術著作，有講述雨傘運動與傳播關係，將出版另一本書，談及六四紀念活動的集體港人記憶現象，「我對香港近年的大型社會運動，有現代歷史脈絡的理解」。Francis亦曾於2017年成為香港法庭歷史上第一位以「民意研究專家」，為佔中九子案擔任專家證人。以往，香港法庭專家證人多為醫生及物理學家等。

三位法官表示接納Francis的專家證人身份。今天在大狀袍下穿了條子花紋西裝褲的劉偉聰大狀，溫文向法官們道謝：「I am grateful」.

Francis花了頗長時間，解釋社會科學中，量化研究（大型民調）和質化研究（焦點小組）的方法論及兩者作為理解社會現像的用途。

由於過往香港法庭甚少傳召社會科學家作專家證人，三位法官發問了很多問題。唯一男性法官陳嘉信說：「我是laymen（普通人）有這些問題」；女法官杜麗冰亦在休庭前向主問劉偉聰說笑：「對不起我們打斷了你的發問。」

休庭前，三位法官先後向Francis多次問及社科研究法的疑問。Francis越答越興起，語速快了。控方周天行說：「教授請說慢一點。」Francis說笑：「我教書時，學生經常說我說得太快。」此時法庭響起了輕鬆的笑聲。

Francis說，他們進行了的量化研究，就是於2019年從連登討論區上，以電腦程式，抽取討論區上曾提及口號相關的帖子，抽取的口號分別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港獨」、「五大訴求」。由於連登上的留言量可以數以百萬計，需要由懂寫電腦程式的學者作技術上協助，他再進行統計學分析。法官們沒有太多發問。

Francis說：「看數字，以數量計，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就可以處理，但要看人們怎樣建構意義，那要進行質化研究，因為做簡單問卷，是不可以看到意義建構的過程。此時要靠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我們做了焦點小組(focus group)。」

七個焦點小組，每個有五至八人參加，三組是包含了不同年齡性別職業的市民，四組是參與者背景相近的小組，一組是社工，一組是老師，一組是年輕人。總共有40人參加焦點小組，都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有參與示威或同情反修例運動的人。「因為我們要看示威者在想甚麼。」

三位法官發問頗頻密，其中，陳嘉信問，焦點小組只有四十人那麼少，如何有代表性？Francis解釋，質化研究是找「意義成形的過程」，代表性則由量化研究補充：「所以我們用不同研究方法互補不足。」

法官對社會現象的理解，和社科學者明顯有差別。

陳官問道：「參加焦點小組的人，會不會心裡想一樣，答你說另一樣？好像美國選舉你問選民選誰，可能他因為尷尬告訴你一個答案，但去到票站就投另一個。」陳法官形容，這是一個「危險」(danger).

作為社會科學學者，Francis這樣回應：「我不看成一種『危險』，因為人是複雜的動物，人的腦子裡不只有『單一的真相』，面對不同人，在不同處境，會影響人如何建構意義。從社會學及人類學角度，人們會在不同處境『管理自己的形像』，我會形容為因應處境而作出的『調整』，而不是在直白地說謊」。

Francis繼續解釋，「而建構意義是一個過程，同一個人在不同時候，他的想法也有改變。像我們現在在討論『甚麼是焦點小組』，我們（他和法官們）也在集體參與意義建構的過程。」

此時，Francis引述了焦點小組裡，其中一個焦點小組參與者，對「光時」口號的理解，隨時間而出現改變。

Francis在庭上說，其中一個支持反修例運動的焦點小組參與者說：

「最初我面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我說不出口。為何呢？因為我最初認為這口號與『港獨』有關，好像要推翻政府，這不是我的目的，我不支持港獨的。但隨着反修例運動發展下，我理解這個運動是關於爭取普選，關於愛好自由，公義。漸漸我可以喊出口了。這個口號好像承載了一種精神。當我去到集會現場，我喊『光時』口號時，我會覺得和其他香港人連繫起來。」

Francis解釋：「這是一個好例子，這個人最初覺得，『嘩，光時口號好激進』，但漸漸他覺得意義改變了。即使他不支持港獨，他也會嗌這口號。」

「這例子正正示範了，口號的意義建構過程，可以如此複雜，豐富，充滿餘韻(nuances).」Francis說。

Francis還引述了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Lance Bennett對政治口號的見解 “Effective political themes and slogans invite people to bring their own meaning to a situation. Thus, an image is an impression anchored partly in symbolic suggestion and partly in the feelings and assumptions that people have in response to that suggestion.”

(有效的政治口號邀請人們把他們自己的意義加諸其上。所以，一個影象像個錨，作為一個符號提示人們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到其中。)

Francis亦說，焦點小組中發現，只有部份人認為「光時口號」與港獨有關，所以口號是開放式的。「總的來說，光時口號就是關於一些失去的東西，而人們覺得需要改變。至於失去了甚麼又如何改變，則因人而異。」

法官們亦用法律用語詢問，焦點小組裡會否有「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即因為主持者主動提起「港獨」而引導被訪者去提及這個答案。這顯然是法庭常關注點。

但Francis說，焦點小組做法是開放讓大家討論，「而進行焦點小組時間正好在2019年9月，那時基本上整個社會都在討論這句口號的意思，是否和港獨有關。所以在焦點小組裡不需要提示，就會自然進行討論。」

法庭場境裡，引導性問題，會是法官關注的事。

這天早上，李詠怡(Eliza)教授，繼續接受控方盤問。Eliza早前曾說過，為甚麼「光時」口號在7月21日於社會流行起來，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人們對「元朗襲擊」感到憤怒，需要一個口號去表達其情緒。

然而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 則挑戰Eliza，周專員多次指，7月21日口號最初出現於白天，當時中聯辦被示威者包圍，國徽被損毁，當時中聯辦外牆上更出現「光時」口號，周專員指，「光時」口號的意義，應該與中聯辦事件有關。

控方的周專員說：「中聯辦外示威中，清楚反映拒絕中華人民共國和政府的意思，你為何不認為這些示威活動的意義，有助我們脈絡性地理解口號的意思？」周專員亦呈上了多張中聯辦被損毁的照片叫Eliza細看。

Eliza指，她和研究伙伴，曾在7.21後，嘗試從數據了解為何當天之後，光時口號的使用明顯更普遍。於是她從兩張報紙裡，點算傳媒提及過的地區，發現「元朗」字眼出現的頻率，要比「西環」、「中聯辦」及「上環」高出很多。

「媒體注意力反映公眾注意力，而焦點小組發現，7.21大家一致是關注警察暴力，而不是關注中聯辦。故此我們認為令到7.21口號普及化，元朗事件比中聯辦事件重要得多。」Eliza說。

Eliza早前指，梁天琦在造勢晚會曾引述過美國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說「the Ballot or the Bullet」意思，Eliza認為「子彈」只是比喻，並非像控方專家劉教授所說有「武器」的意思。控方更指控梁天琦有意推翻政權。Eliza當時更說，以她所知， Malcolm X不是「分裂國家主張者」(secessionist)。

周專員今日呈上Malcolm X的1964年的演講，讀出部份內容，又追問Eliza知否Malcolm X被指為 “separatist”和知否Malcolm X曾經加入激進伊斯蘭組織。

Eliza語氣有點難以置信地反問：「我們是否要進入複雜的美國種族歷史？美國黑人民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t)和非洲裔美國人那時的分離主義（separatism）, 尤其是於種族隔離(apartheid)的過去有多複雜?要研讀多少歷史脈絡？」

周堅持追問：「那Malcolm X是不是分離主義者？」

Eliza沒好氣答: 「若是說建立一個有主權的國家這個理解下，我認為不是。」

周專員仍在要求Eliza看Malcolm X說話節錄。此時，彭官要求暫停提問，三位法官退後座椅商議一會，然後彭寶琴說，Malcolm X是否分離主義者，與本案案情「拉扯得太遠」（far far removed）, 彭官提醒周專員，Eliza一直不反對梁天琦在選舉演說中對港獨持正面看法。

周專員另一處的追問，把梁天琦與Eliza拉得更近，問答更有火花。周專員引述去年夏天來自《眾新聞》的報導，報導中訪問了三位學者，表達學者們對泛民立法會議員在政府表示因疫情把選舉延期一年後，是否應該總辭。

報導中，Eliza認為議員應該留任，訪問中提到議會是重要「抗爭陣地」「在威權政治下，策略上考慮比民主原則更重要……」周專員反問，梁天琦進入議會，會否也像她所說的一樣，「具策略意義，目的是去推翻政權」？

Eliza罕見地光火起來：「你在引述我？你是否在說我和梁天琦是一伙？說我和他是同黨？(You suggest I am part of his cohort?)……好了，現在我被審訊，我要回答吧？ (I am the person on trial, I have to answer this……)」辯方劉大狀立即站起來抗議，指Eliza是來做證人的。

此時彭寶琴語氣溫和地望着Eliza說：「不是的，妳是來作供，提供專家意見給法庭。請不要覺得來被審判，這不是原來的意思。」彭官打圓場道：「我想周先生要想問妳，會不會梁天琦進入立法會，覺得策略上可以作出改變，而不是留在結構以外。」

Eliza鬆了一口氣，望着彭官說了幾聲：「感謝妳的澄清，感謝。」然後Eliza詳細解釋，她在泛民總辭上的看法，已經算是「溫和派」，因為當時社會上較激進的想法，是主張泛民議員一起總辭以表示對選舉延期的不滿。而Eliza說，我主張泛民留任，是希望有議員監察政府，希望加強政府問責性。

現在仍身陷囹圄的梁天琦，始終成為庭上反覆被斟酌的客體。

Eliza今日完成作供前，有機會詳細解釋，她作為政治學者，如何理解梁天琦為何要使用「光時」口號。Eliza解釋，2016年梁天琦參加的是新界東補選，和以往立法會選舉不同，選舉制度是「單議席單票制」，並非「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之下，勝選者需要的票數不需很多，只拿取選票一成也可以拿到席位。然而補選的規則，則是誰多選票誰便勝出，故要爭取選票數量。

Eliza說，回看2016新東補選中，參選者多達6人，當中梁天琦的對手，有知名度高的政黨領袖，梁天琦當時相比之下，是一個無人認識的小伙子，只有大學宿生會經驗，或參加過一些小型社會運動，但知名度不高。「他需要設計一個非常搶耳的口號，以拿得最多的票數。」

Eliza指，一個知名度不夠的參選者，設計口號會有「不成比例地戲劇化」的情況(dramatizing out of proportion)，故此梁天琦即使說「選票就是子彈」是一種誇張的說法而已。

Eliza進一步指出：「很多提倡港獨的政治組織，大部份沒有具體的行動計劃，只是口說『香港獨立』」。法官彭寶琴補充：「妳所說的沒有具體行動計劃，是在公眾知道的情況下沒有而已。」

Eliza再補充：「究竟（這些組織主張的）是和平遊說，還是使用暴力或武裝力量？沒有看到這些（資訊）。」

今次被告唐英傑的電單車上，插着旗幟的版本，除了有「光時」這個八字中文口號，亦有七字英文“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中英文版本均在法庭反覆被檢驗。辯方學者卻說，原來口號的出現，並非有明確的設計時刻，或單一設計者。

彭官曾詢問，英語口號如何出現，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那裡來？彭官留意到梁天琦2016年造勢晚的佈景板已出現這七個英文字。

但Eliza指出，她曾經從梁天琦遞交給選管會的個人簡介中，找到「光時」的英文版，卻是被譯成「Ignite Revolution to Reclaim Our Age.」對於造勢晚會和選管會的文宣為何有差異，Eliza說她不知道。

而Eliza亦曾找遍不同資料，去嘗試看看梁天琦當初創作「光時」口號的原意，但發現他除了在晚會說過，口號不想專注「世代」差別，除此之外，她沒找到更多解釋。不過Eliza說，原來梁天琦最初創作了另一個八字口號，但她認為，梁天琦最初的口號不搶耳，不令人留下深刻印像。

「選舉口號要搶耳，要令人容易記起這個參選人，而原來梁天琦最初設計的口號很悶蛋，孩子氣得像大學活動口號一樣。」

原來，於社會掀起沸沸揚揚的談論，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被廣泛流傳過，今天被法庭研究是否違反國安法的八個字口號，並不是梁天琦最初的構思。

此時，Eliza翻查文件找到了紀錄，並以廣東話在高等法院朗讀出，梁天琦最初曾經構思，但最後放棄了的意念。這個被埋葬了的口號，原來一樣是八個大字：「知行合一，世代革新」。

如果歷史有如果，假若「光時」沒有出現過，今日香港的光景又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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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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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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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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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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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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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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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第二位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院，明天他會繼續作供）

你的天經地義，毀了我的一生！

我曾經接觸過一位單身女士，當時年近四十，一直沒結婚。她是因為嚴重的憂鬱症來找我的。在我們的交談中，她談到了自己的童年成長經歷。

她父母都是小學教師，對她有很好的早期啟蒙教育，在各方面要求也很嚴。她在很小的時候就會背很多經典詩文，聰明伶俐，而且認字很早，上小學就讀了不少課外書，學習成績一直很好。但她父母在她童年時期犯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這個錯誤發生在她5歲的時候。

起因很簡單，就是有一天她尿床了。父母為此大驚失色，說你2歲就不再尿床了，現在都5歲了，怎麼反而又尿床，越活越倒退了。父母的話讓小小的她非常羞愧，以至於當天晚上睡覺的時候，心裡非常擔憂，好久都沒睡著。但也許是因為太緊張，也許因為前半夜沒睡著，後半夜睡得太香，第二天早上醒來，居然又一次尿床了。這下子，父母特別不高興，說你是怎麼搞的，昨天尿了床，今天怎麼又尿了，是不是存心的啊？當時他們住的是大院平房，有很多住戶，她媽媽一邊抱著溼褥子往外走，一邊說，這麼大孩子了還尿床，褥子曬到外面，讓別人看到多丟人。她爸爸板起面孔嚴肅地警告她說，有再一再二，沒有再三，這兩次尿床我原諒你了，再尿床我可對你不客氣了。

父母的話讓小小的她內心充滿羞辱感和恐懼，所以接下來的一個晚上，她更害怕得不敢睡覺，直到睏得堅持不住，沉沉睡去。結果是，她連著第三次尿床了。這令父母簡直震怒，不但責罵，而且罰她當天晚上不能吃飯喝水。雖然當天因為空著肚子睡覺，沒尿床，但問題從此陷入惡性迴圈中，從那時起，她開始隔三差五地尿床。父母越是想通過打罵來讓她克服這個問題，她越是難以克服。父母可能後來意識到打罵解決不了問題，就開始帶她找醫生看病，吃過很多中藥西藥，都沒有作用，直到成年，仍不能解決。

這件事幾乎毀了她一生。天天溼漉漉的褥子、尿布以及屋裡的異味，是烙進她生命的恥辱印記，她原本可以完美綻放的生命就此殘缺了。考大學時，她取得了很高的成績，完全可以報考名牌 大學，但為了避免住集體宿舍的尷尬，第一志願填報了當地一個學校，以便天天晚上回家。大學四年，她不敢談戀愛，自卑心理讓她拒絕了所有向她求愛的男同學。工作後，談過兩次戀愛，都是男方發現她有這個毛病後，選擇了分手。

她對我說：直到上大學前，她一直認為自己這個毛病是個純生理問題，是一種泌尿系統的慢性病。後來才慢慢意識到是父母的緊張和打罵造成的後果。結束第二段戀情後，她割腕自殺，被救過來，出院回到家中那天，終於在父母面前情緒暴發，瘋狂地向父母喊出她心底積壓多年的屈辱，並以絕食逼迫父母向她認錯。父母似乎終於也意識到問題的來由，雖然沒向她正面道歉，卻在她面前無言地流了幾天淚，痛悔的樣子終於令她不忍，她才端起了飯碗。經過這件事，父母一下子蒼老了十歲，幾天間就顯得步履蹣跚了。她知道他們已受到懲罰，心中既有渲洩後的舒暢，又有報復的快感。自此，這個毛病居然奇蹟般地開始好轉，發生的次數大為減少。

但她的生活卻無法改變，周圍凡認識她的人都知道她這個毛病。她像一個臉上被刺字的囚犯，醜陋的印記無法擦去，只好在三十多歲時選擇北上，希望通過環境的改變讓自己活得自在些。但骨子裡形成的自卑和抑鬱無法消退，再加上工作壓力比較大，很小的一點事就會讓她崩潰，對於愛情和婚姻，完全失去再去碰觸的熱情和信心，對安眠藥和抗抑鬱藥的依賴越來越嚴重。後來她信仰了宗教。她說，宗教是唯一讓她感覺安慰並有所寄託的東西。

像一個醫生在晚期癌症患者面前束手無策一樣，我在她的痛苦面前也同樣感到無可奈何。教育中，有太多這樣的蝴蝶效應，本來小事一樁，家長完全可以用輕鬆愉快的態度來解決，甚至不需要去解決，問題也會自行消失。但由於家長用嚴厲的方式來對待孩子，不但無助於問題本身的解決，還會給孩子留下經久難愈的心理創傷，嚴重的甚至可以毀滅孩子一生。

我還見過一個四歲的孩子，父母都是高學歷，奶奶曾是高階主管會計，也很能幹，且非常愛乾淨。家長從孩子一歲半開始，就因為吃手的問題和孩子糾纏不清。據家長講，最初阻止孩子吃手，採用的是講道理，告訴孩子手很髒，不能吃，他們感覺一歲半的孩子能聽懂了。當發現講道理沒用，就來硬的，採用打手的辦法，輕打不起作用，就狠狠打，但這只能起一小會兒作用，孩子一停止哭泣，就好了傷疤忘了疼，又把手伸進嘴裡。後來，負責照看孩子的奶奶拿出縫衣針，只要孩子的小手一放進嘴裡，就用針扎一下，並把針掛到牆上，故意讓孩子看到，但這也不能嚇住孩子。後來家長還採用過給孩子手上抹辣椒水、每天24小時戴手套等各種辦法，可是問題始終沒能得到解決，並且越來越嚴重。聽家長說，孩子還特別愛發脾氣，因為一點小事就大發雷霆，可以連續哭嚎兩小時，甚至會用頭猛烈撞牆，全然不知疼痛和危險。

我見到這個孩子時，他兩隻手的大拇指已被吃得變形，兩隻小手佈滿破潰的傷口，傷痕累累，但孩子好像完全沒有痛感，還在用嘴啃咬雙手，用指甲摳開血痂。更糟糕的是孩子的心理也出現嚴重障礙，不會和人交流，別人和他說話，他基本不迴應，目光總是避開，神情冷漠，拒人於千里之外。

這個孩子的遭遇，讓我震驚於家長的無知和殘忍。孩子吃手是多麼正常的一種現象，嬰幼兒最初是用嘴來感知和認識世界的，小手又是離他最近、唯一能讓他自主支配的東西，所以吃手幾乎是所有孩子的本能，根本不需要，也不應該制止。到孩子可以動用自己的其它感知器官認識世界時，自然就不吃手了，就像人學會站著走路後，自然就不願意爬著走了。對於這樣一個自然的認知過程，家長卻要想方設法阻止，而且採用打罵、針扎、抹辣椒水等做法，簡直就是在刑訊逼供啊！一個弱小的孩子，在人生初期就莫名其妙地遭遇綿延不斷的殘酷對待，他的生命怎麼能正常展開，怎麼能不被扭曲呢？！

當然有的孩子對吃手表現出固執的喜好，到四五歲，甚至十來歲，還在吃，這種情況往往和孩子的寂寞或自卑有關，是其它教育問題積澱的一個後果，吃手不過是孩子自我安慰的一種方式。遇到這種情況，家長更不該制止孩子吃手。應該做的是反省自己和孩子交流得多不多、相處方式是否和諧等等，並努力從這些方面去解決。
家長希望用各種規矩培養出孩子各種良好的習慣，而這對孩子來說，卻是自由意志被剝奪，活在日復一日的冷酷對待中。他的世界一直以來太寒冷了，已被厚厚的冰雪覆蓋，所以他下意識地要把自己嚴實地包裹起來，迴避和外界的交流，直到失去正常的溝通能力。這是一個弱小生命對抗惡劣環境的本能反應，畸形的生態環境只能讓他變態地成長。

專門研究兒童神經病的蒙臺梭利博士說過：我們常常在無意中阻礙了兒童的發展，因此，我們應該對他們的終身畸形負責。我們很難認識到自己是多麼生硬和粗暴，所以我們必須時時刻刻儘可能溫和地對待兒童，避免粗暴。教育的真正準備是研究自己。

教育學和心理學對於嚴厲教育所帶來的損害的研究已經很成熟了，但時到今日，人們對嚴厲教育的破壞性仍然沒有警覺。在我們的教育話語中，人們仍然特別願意談規矩，很少談自由。哪個青少年出了問題，歸結為家長管得不嚴，太溺愛；相反，哪個青少年成長得比較優秀，尤其在某個方面做得出色，會歸功為家長和老師的批評和打罵。

這樣的歸結非常簡單非常膚淺，但越是簡單膚淺的東西，越容易被一些人接受。於是，一頓“要嘛好好彈琴，要麼跳樓去死”的威脅可以讓孩子成為鋼琴家，一根雞毛撣子隨時伺候可以讓孩子上台大，一通把孩子罵作“垃圾”的汙辱可以逼孩子考進哈佛……諸如此類的“極品”行為最容易得到傳播。

人們不肯往深處想一想，嚴厲教育如果真能讓孩子優秀，天下將盡是英才。一個成年人想收拾打罵一個孩子還不容易的事嗎？誰都會！既威脅不到自己，又能把孩子教育好，省心省力，痛快淋漓——可教育是件“秋後算賬”的事，雖然兒童的緩慢成長給了一些人以暫時的幻覺，但裁下罌粟不會結出櫻桃，惡果不知會在哪個枝條上結出。

有位家長，聽人說孩子有毛病一定要扼殺在搖籃中，所以她從女兒一歲多，就在各方面對孩子進行了嚴格的管教。如果孩子不好好吃飯，媽媽會把孩子碗中的飯全倒掉；如果孩子不好好刷牙，家長會把牙刷一折兩半，丟進垃圾桶；不好好背古詩，就用戒尺打手心……在家長的嚴厲教育下，孩子確實被訓練得很乖，按時吃飯，認真刷牙，會背很多古詩。但她發現，剛剛三歲多的孩子，一方面表現得膽小怕事，到外面都不敢跟小朋友玩；另一方面在家裡脾氣又很大，且表現出令人不可思議的殘忍，比如虐待家裡的小貓，把貓尾巴踩住用腳跺，或用沙發靠墊把小貓捂到半死，看小貓痛苦的樣子，她則表現出滿足的神情。一般小女孩都喜歡芭比娃娃，她則對這些娃娃好像有仇，動不動就肢解芭比娃娃，把娃娃的頭和四肢揪下來，甚至用剪刀剪破。媽媽不能理解，她的孩子怎麼這樣？

兒童天性都是溫柔善良的，如果說一個孩子表現出冷酷和殘忍，一定是他在生活中體會了太多的冷酷無情。媒體不時地報道家長虐待孩子或子女虐待老人的的事件，手段之惡劣，令人髮指。同時，追究一些惡性刑事案件的犯罪分子的成長史，幾乎全部可以看到他們童年時代極端嚴厲的家庭教育。可以說，幾乎所有的極端殘忍者，都有一個精神或肉體嚴重受虐的童年。

經常被苛責的孩子，學會了苛刻；經常被打罵的孩子，學會了仇恨；經常被批評的孩子，很容易變得自卑；經常被限制的孩子，會越來越刻板固執……“身教重於言傳”是教育中的一條被時間和無數事件驗證過的真理性的結論，嚴厲教育本身也是一種示範，如果成年人對孩子拿出的是經常性的批評和打罵，怎麼能培養出孩子的自信與平和呢？

放不下嚴厲教育的人，真正的原因是潛意識放不下莫名的恨意。像一位網友說的：有些人小時候常捱打，痛恨父母打自己，長大了發誓絕對不打孩子，可做父母后還是會打小孩。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正常生活是怎樣的。推翻父母不難，但修補父母刻在自己童年裡的缺陷，非常不易。是否認同打孩子，是塊試金石，可測驗出人們在教育上的認識水平。
孩子沒有錯，只有不成熟，如果你動不動認為孩子“錯了”，那是你自己錯了；如果你遇到的孩子是屢教不改的，那是你所提要求不對或一直在用錯誤的方法對待他。我相信教育是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事，需要“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地解決。前蘇聯教育家馬卡連柯說過：“如果家庭生活制度從一開始就得到合理的發展，處罰就不再需要了。在良好的家庭裡，永遠不會有處罰的情形，這就是最正確的家庭教育道路。

這裡所說的“良好的家庭”並非永遠一團和氣，而是有矛盾也總能得體地解決。不少人對我從未打過孩子表示驚訝，然後歸因為我的女兒分外乖。事實是，我在和女兒的相處中，也有小衝突，但我從不在孩子面前縱容自己的情緒，經常是自己先退一步，想想在哪裡沒好好理解孩子，自己應該如何改變，也會真誠地向孩子道歉。所以，並不是我的女兒比一般孩子乖，而是她像所有的孩子一樣乖，天下的孩子都很乖，沒有一個孩子是需要用打罵來教育的——只有成人對兒童有這樣的信心，他才能放下心中棍棒，繼而放下手中棍棒。

兒童是脆弱的，成長只需要鼓勵，不需要懲罰，一切嚴厲的對待都隱藏著某種傷害。父母不僅應該放下手中棍棒，更要放下心中的棍棒，心中無棍棒是件比手中無棍棒更重要的事。寬容而飽含真誠的教育，總是最美、最動人的，對孩子也最有影響力。

當然，我不希望給家長們太大的壓力，大家都是凡人，偶爾火氣上來了，實在忍不住，打孩子兩下或罵幾句，這也不會有太大問題，正像一個偶爾吃多了的人不會成為大胖子一樣。身體自有它的調節功能，孩子也自然有他正常的抗挫折能力。並且兒童甚至比成年人更寬容，更能理解並消化父母偶爾的脾氣。孩子最受不了的，是父母經常性的嚴厲和苛刻。

尊重孩子，是大自然的法則，是教育最基本的法則。嚴厲教育的目的雖然也是想給孩子打造出華美的人生宮殿，到頭來卻只能製造出一間精神牢籠，陷兒童於自卑、暴躁或懦弱中，給孩子造成經久不癒的內傷。說它是危險教育，一點也不為過。
摘自報刊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