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典名著看長篇小說的結構】
這次分享的文章,是中國作家孫犁談長篇小說創作的一些觀點。
他以中國經典的四大名著為例,提出寫長篇小說時,整體結構布局的重要性,相當精彩。
一起來看看這篇文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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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典名著看長篇小說的結構 / 孫犁
一
創作長篇小說,感到最困難的,是結構問題。
結構一詞,雖通用於建築,但小說的結構,並非紙上的藍圖。佈局,也不是死板的棋式。它是行進中的東西,是鬥爭中的產物。小說的結構是上層建築,它的基礎是作品所反映的現實生活,人物的典型性格。在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的矛盾、鬥爭、演進中,出現小說的結構。因此,長篇小說的結構並非出現於作者的憑空幻想之中,而是現實生活在作者頭腦中的反映,是經過作者思考後,所採取的表現現實生活的組織手段。建築工程,可先有藍圖,然後再去備料。作品則不然,要根據作者所具有的生活積累,才能有效地設計。而且它不是一成不變的,作品完成後,結構狀態才告終止。俗話說:長袖善舞,多財善賈,生活之於創作是多多益善。生活積累綽綽有餘,而不是捉襟見肘,才能出現理想的小說結構。創作,是有多大本錢做多大生意,不能白手起家,更不能一本萬利。
二
《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紅樓夢》,在中國長篇小說中最為著稱。我們現在就這四種小說的結構方面,進行初步的粗淺探討,作為寫作長篇小說的學習準備。前三種長篇小說,都是在前人的創作(或口頭、或文字)基礎上,進行再創作的。
《三國演義》根據陳壽的《三國志》和裴松之的註。陳志在中國史書中,除史、漢外,最稱得體。而裴註之詳盡豐富,保存了很多古書資料,生動而具體,雋辭逸事,隨手可得,在史註中最有價值。這對《三國演義》的創作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此外,它還利用了以前的話本和戲曲方面有關三國的資料。這些資料裡的英雄人物,已經過無數次演唱說講,典型性格初步具備。《水滸傳》根據它以前在社會上廣泛流傳的水滸故事,這些故事,經過口頭講演,日見完整。《西遊記》是根據一些高僧西域旅行的記載、佛教故事和以此為內容的粗具規模的小說。
四種長篇小說都是宏偉的著作,經過長時間廣泛的流傳,差不多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是中國人民傳統的精神食糧。它們是深入人心的書,不只在思想意識方面,有的並在實際生活上,給予人民以不可估量的影響。
單從結構上可以看出,這四種小說都不是平凡之作,都是大手筆的產物,有獨特的見解和藝術修養,有豐富的知識和組織能力。都是苦心經營,各有時代、藝術特色。小說的結構,也可以叫做佈局。它大致可以分為三部分,即總綱、分目和結局。古人創作小說,是很重視結構的。結構的形成是以主題思想為指導的。
《三國演義》以史實為根據,在寫作中,它確定以蜀漢為正統,但並不削弱對魏、吳的刻畫,它以桃園結義開始,經過對各個重要人物的敘述描繪,突出三國之間的主要矛盾鬥爭。三國時人才眾多、群英崛起,謀士如雲,政治文化多有可采,至如華佗之醫、管輅之卜,也很生動有趣,它不遺漏一個重要人物,不遺漏一件重大事件,精心組織、波瀾起伏。最後得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合乎歷史規律的推論,作為全部小說的結局。
《水滸傳》前幾十回,實際上是各個梁山人物的小傳,它接連寫了晁蓋、吳用、阮氏兄弟、楊志、宋江、林沖、武松、石秀、盧俊義的出身、遭遇,生活和性格。每個人的故事都可以成為一個完整的中篇或短篇。因為當時的水滸故事,是以人為單位的。施耐庵統籌全書,他以誤放妖魔作為楔子,以智取生辰綱展開故事,突出一個「逼」字,以這些人物齊集梁山為一結局。這樣的結構,在藝術上說是完整的。
《西遊記》的結構比較單純,它接連寫那八十一難,難難不同,有趣的故事層出不窮,充滿幻想和幽默,具備藝術特色。以取經回來師徒都成正果為結局。
以上只是就其總綱和結局來談,其中的佈局穿插,輕重、取捨,各個作家的匠心運轉之處,只有進一步研究才可以窺探它的結構藝術的奧秘。
三
藝術的發展,有它自己的規律。多麼偉大的藝術成就,也是在前人的勞作和具體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即使像如此輝煌的藝術精品——《紅樓夢》也不能例外。在結構上,《紅樓夢》是平地起樓臺,並非再創作,但如果沒有歷史上前幾種長篇小說,特別是《金瓶梅》一書的出現,《紅樓夢》是很難產生的。按照《紅樓夢》開端所寫,一會兒叫「風月寶鑒」;一會兒叫「金陵十二釵」,又叫「情僧錄」,又叫「石頭記」。可以斷言,這部小說,是長期經營,屢經易稿,在故事結構上,是發生過多次重大變化的。我甚至猜想,雖然《紅樓夢》是曹雪芹的一人創作,但他身邊一定有一兩個,甚至三四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具備高超的藝術見解,每章每段地和他討論,出點子、提意見,改善補充。因為我實在驚嘆,像《紅樓夢》這樣宏偉的藝術結構,實非一個人的才力所能達到。
當然,我們也不能因此就說,《紅樓夢》是集體創作或是開會產生的小說。
以下就談談《紅樓夢》的結構。《紅樓夢》第一回有言:「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就字面看,這都和結構問題有關。作者為了使這部小說不落俗套,在結構上,苦思冥想、慘澹經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這部小說在綱領提起時就不同凡響,完全是獨創。在進入正文之前,作者把綱放得很長很長。第一回,從甄士隱寫起,然後提到了賈雨村,但主要的是點明小說要宣揚的思想,即「好了」思想。第二回,寫賈夫人仙逝揚州,是為了小說最重要人物之一的林黛玉即將出場。然而又不叫她即刻露面,卻寫冷子興演說榮國府,使讀者得知本書所寫家族和環境的概況,使主角出場時有典型環境的依據,讀者有充分的精神準備。按照習慣,總綱應該放在第一回,作者卻點了一下又放下,接著環境敘述之後,就使一些主要人物上場。這便是第三回,林黛玉初到賈府,賈府的一些頭面人物紛紛登場與林姑娘相見,實際是使他們與讀者相見。這一回,進一步詳寫賈府的勢派。
兩個主要人物見面了,如是俗手,一定就迫不及待地去寫賈寶玉和林黛玉的一見鍾情、情意纏綿、糾纏不已。作者卻寫了出乎意外的寶玉摔玉,黛玉傷心這樣的事件,突出兩個主角的性格特點,反而使兩人生疏起來。接著就去寫別人家的事,即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直到第五回,作者才正式「曲演紅樓夢」,別開生面地表明本書十二個主要人物的一生命運。《紅樓夢》一曲,以「開闢鴻蒙」四字開頭,是作者思想感情的傾注一擲,有天崩地裂的感染力量。是長江大河的奔騰,高山瀑布的狂瀉。讀者一下子陷入作者所宣揚的哲學思想境界裡去。這支曲子,隨著故事的展開,一直在讀者耳邊響著,一直伴奏到第八十回。
這真是千古絕調,第一聲春雷振聾發聵,在任何藝術作品中也沒有遇到過。
四
寫小說應該是因人設事(情節),反過來,又可以見景生情(新的情節),這樣循環往復,就成佈局、就成結構。
《紅樓夢》寫了一些大排場,比如秦可卿之死,這是為了表現王熙鳳的才幹而設;寫了元春歸省,則借此機會表現很多人物的身分、地位、性格。這些大排場,我們也可以叫它中心事件。《紅樓夢》裡這些大事件都不孤立,前因後果都很清楚,而且潛伏很長,波及很遠。比如元春歸省,這不只是繁華場面,它牽動著全書的佈局。最明顯的是歸省修造了大觀園,使姐妹們都住進去,作為故事的中心場地。它又包括著許多小情節,比如:歸省買來了小戲子,這就是芳官等人的出處,歸省要用尼姑,這就是妙玉的出處。而這些人在書中,並非十分次要的人物。在這裡,大的情節又起綱的作用,它牽動著很多小的情節。
曹雪芹在處理大情節時,總是像觀覽大江大河一樣,先找它的發源,細察它的匯流,看好它的來龍去脈。比如第三十三回「不肖種種大承笞撻」,先是用「把他耳上帶的墜子一撥」這樣一個小動作,極其生動地寫寶玉和金釧之調情。然後,出乎意外的王夫人一巴掌,已經使事件嚴重,但作者暫把這個危機放下,接著寫「畫薔」,寫「撕扇子」,寫「麒麟」,寫「訴肺腑」,這就是寫賈寶玉自己仍在隨波逐流地浮在愛情的無邊孽海之上;而林、薛、史、花等人,卻以他為中原之鹿,正在進行殊死的情場大角逐。直到寶玉迷離恍惚、六神無主,才寫「老爺叫他」,接著又是忠順王府來要人,又是賈環告狀,這才是「不肖種種」,步步緊逼、氣上加氣,使得「大承笞撻」有聲有色。打過了,接著又是賈母訓子,林黛玉抹眼淚,這樣情節相連,還容易揣想。而因此引起寶黛交諷,甚至薛蟠耍無賴,玉釧調羹這一系列的小情節,都寫得這樣合情合理、自然生動,就非曹雪芹不辦了。
他寫一個中心事件,總是像在平靜的湖面上投一大石,不只附近的水面動盪,搖動荷花,驚動遊魚,也使過往的小艇顛簸,潛藏的水鳥驚起,浪環相逐,一直波及四岸;投石的地方已經平息,而它的四周仍動盪拍擊不已。
這就叫做精心結構。
五
書沒有寫完,作者就「淚盡而逝」,只留下八十回,並有人說都是草稿。這就給研究它的結構造成極大的缺陷和困難。
按總綱推斷,上半部寫的是「極風月繁華之盛」,即那個「好」字;下半部當然要寫到那個「了」字,即散了的筵席,倒樹的猢猻,乾淨了的茫茫大地。但這種變化,應該是漸進的,絕不會是突變。這樣《紅樓夢》究竟要寫到多少回,就成了永久不能回答的疑難。俞平伯說,可能要寫一百一十回左右,因為五十四回是個轉折。這也是推斷之詞,究竟要寫多少回,即使曹雪芹,當時也很難預先估得那麼死。據魯迅說,八十回也不過剛剛露出些悲音來。
高鶚續書,一開頭的回目,「占旺相四美釣遊魚,奉嚴詞兩番入家塾」,就給人不倫不類的感覺。高的續文對原著來說,是天上地下。但我們也應該退一步想:曹雪芹死後,企圖續貂者,不下百種,皆成狗尾。不管怎樣,高鶚還是忠於曹氏的原來計畫,極力追蹤原來旨意,求其吻合。雖然寫得死板僵硬,大致還是按照悲劇的路子走下來了,最後重露一些起色,這也並不完全違背曹氏的「好了」思想,因為事物仍要向相反的方向發展。有這樣四十回續書,使愛讀完整故事的人,能得到比較圓滿的享受,這就是高鶚的功績。如果他也給你來個大團圓,豈不更糟。高鶚雖然「閑且憊矣」,然而他是一個熱中的人,並不是過來的人。他和曹雪芹的生活經歷、思想見解距離很大,能做到這樣已經很不錯,所以他的書能夠長期附在驥尾上。《三國演義》寫的是三國紛爭、天下雲擾,歷史上少有的動亂時代;《水滸傳》寫的是五湖四海,各種職業身分的人;《西遊記》寫的是西天佛地,近於海外奇談。它們的佈局方面幅員廣闊,可以馳騁,都有方便之處。而《紅樓夢》所寫的只是甯榮二府,實際上是一個家庭,雖也寫到一些親戚,如林如海、王子騰,都很簡略。寫薛家較詳,實際上等於住在一起,分院別居。寫到一些外界景況,如宮廷寺廟,襲人家和晴雯家,也都是小枝小節。它寫的是一個家庭內部的矛盾鬥爭,寫的是一個家庭的盛衰興敗史。這一家庭從何處興起,又從何處敗亡?這就和在那麼一片不大的地方,修建一個大觀園一樣,在結構上,極費經營,極費周折。在十七回,賈寶玉談大觀園的設計修建時,發表的一段議論,可以作為曹雪芹對藝術處理,小說結構的總見解。即:任何藝術都要基於「天然」,「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不能「人力穿鑿,扭捏而成」。因為,「非其地而強為地,非其山而強為山,雖百般精而終不相宜」。我們知道:小說的結構來自故事情節,而故事情節來自人物的思想行動,這都是來源於現實生活,符合生活的發展規律,才能形成的。
我們無妨再作一些註解:曹雪芹所說的天然,就是現實生活裡所有的、所存在的,不是由作者無中生有、胡編亂講的。胡編亂講,便是「穿鑿扭捏」。生活裡一點兒影子也沒有的東西,你硬要把它說成是現實,大加編排,那是說謊,是欺騙讀者,是造謠惑眾。
六
寫長篇小說開頭容易,就像走前幾步棋一樣,頭頭是道,中間佈局已經不易,最後結尾最難。《三國演義》最後以晉朝統一中國作結束,當然很完滿,這是借助于歷史,作者的苦心還很難見到。《西遊記》以取經回來,師徒都成正果結束,這也是故事的必然,事前可以容易安排的。《水滸傳》,以七十回而論,蓼兒窪一夢,已近玄虛,只是等於把更長的《水滸傳》,比較適當地剪裁一下,並非在結尾處做了多大功夫。《紅樓夢》的結尾,因為雪芹已埋地下,世上更無能人,小說影響,雖然如此之深遠,它的結尾,只能無可奈何,將永久沒有下場了。
寫作長篇最容易遇到的問題是:中間枝蔓太多,前後銜接不緊,寫到後來像漫步田野,沒有歸宿;或作重點結束,則很多人物下落不明;或強作高潮,許多小流難以收攏;或因生活不足,越寫越給人以空洞散漫之感;或才思虛弱,結尾已成強弩之末,力不從心。甚至結尾平淡,無從回味;或見識卑下,流於庸俗。
至於中間佈局,並無成法。參照各家,略如繪畫。當濃淡相間,疏密有致。一張一弛,哀樂調劑。人事景物,適當穿插。不故作強音,不虛張聲勢。不作海外奇談,不架空中閣樓。故事發展以自然為準則,人物形成,以現實為根據。放眼遠大,而不忽視細節之精密;注意大者,而不對小者掉以輕心。腳踏在地上,穩步前進、步步為營,寫幾章就回頭看看,然後找准方位、繼上征途,寫完之後再加調整。如此做去,或可稍有補救于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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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話,反覆思量幾天、幾週之後,還是不吐不快。
前幾天因性別議題沸騰的《#消失的情人節》,對我來說,在性別意識這題需要更多檢視的,是近期造成「現象級」的國片《#當男人戀愛時》。以下論點,僅在上個月看完試片時和身邊友人提過,現在此片票房破兩億台幣,也不會因為這篇文章票房暴跌,該賺的都賺到了,就別扣我「阻礙國片發展」的巨大帽子了。
而這一次《當男人戀愛時》還在院線熱映,應該也就沒有上 Netflix 才討論的罵聲了吧。
——以下有雷——
這幾天陸續看到有討論聲浪指出阿成是「跟蹤狂」,從男性行為來檢視,邱澤飾演的阿成的確比《消失的情人節》的阿泰更為積極、侵略,甚至對某些人來說是符合地痞流氓「可愛」的示好形象,這樣的角色形象與《消失的情人節》類似,但本文先不談此議題,相對於跟蹤狂的粗暴示愛,我認為《當男人戀愛時》真正需要被指出的問題,是許瑋甯飾演的浩婷,其女性形象在導演殷振豪的視角中,全然地成為服務、伺候男性的存在。
簡單用幾句話講完浩婷的角色曲線。開場照顧臨死父親,而後遇上強勢求愛的阿成,相愛後因阿成自私地動用兩人金錢導致分手,分手後空窗等待,阿成回歸之後再度認愛,阿成死後照顧其失智爸爸(蔡振南 飾)。
浩婷幾乎似聖女般,「不斷地」、「無條件地」「照顧」和「等待」男性,為什麼浩婷會如此單一與神聖?若爬梳影像脈絡,編導僅給浩婷一個動機——「無從解釋的愛」,但在編導無力、或是無從(不想)解釋的「愛」的意義中,這樣的母愛完全服務了男性。浩婷所碰上的三個男性,相對意義都帶著「失能」,臥病、暴怒、失智甚至死亡,而導演是有意識地去「利用」女性,去論述這件事——「我愛你所以我接納、照顧你的一切,甚至連你的家人都是」。
必須要說,在這背後,浩婷的個人意識基本上是完全被抹煞、拔除,因此,觀眾看不見浩婷為什麼咬牙苦撐父親的債務與病況;觀眾看不見浩婷為什麼在遭遇真正的危機(錢財散去)時,仍執迷等待將「吃苦自己扛」視作男人浪漫的渣男;而當阿成死亡時,觀眾更看不見浩婷為什麼還無怨無悔地照顧根本稱不上是親人的失智爸爸。這些原因,編導僅卸責且便宜行事地推給了「無從解釋的愛」,而女性對男性「無從解釋的愛」,就深刻傳遞出呆板的窠臼——「我愛你所以我接納、照顧你的一切,甚至連你的家人都是」,但是其中,浩婷的意識空洞到近乎愚昧,血肉模糊到不忍直視。
而上述這些橋段的唯二功能表面、膚淺且可怕。其一在於騙取觀眾的眼淚和自以為是的關心;其二,若願意近一步探究浩婷遭遇的危機(片中稱為愛),背後的象徵意義,是肯認綑綁女性的「父權幽魂」。
從開場至結尾的角色發展,浩婷完完全全成為服膺男性的存在,甚至是臣服約束女性的儒家思想「三從」——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而這些所謂的「美德」,甚至還是浩婷尚未「過門阿成」的結果。這就是《當男人戀愛時》大受好評吹捧的愛情與親情,在我眼中看來,這兩種人際關係最終不過是淪為綁架浩婷(女性)的手段之一。
因此,我不禁要問,在 2021 年的當代,從《當男人戀愛時》回看女性姿態,是否急速倒退?還是這樣的意識形態,透過大眾娛樂載體傳遞而出時,台灣社會仍認為「台式浪漫」四個字就能化解?「不合理、不合時宜的意識形態」並非不能出現,但若沒有加以論述其成因如何服人(我只看到被架空的浩婷)?難道真能以一句「看電影何必認真」草率帶過?
進一步大膽點說,沒有阿成的存在,浩婷或許揮別父親的死亡之後,能順利開設手搖飲料店,成為「前程似錦的女孩」(Promising Young Woman),從這個意義上來解讀,《當男人戀愛時》中的浩婷,比起《花漾女子》中的女性受害者更為可悲。《花漾女子》的女性終其一生在對抗父權,甚至是與自我價值的拉扯,直至死亡,而死亡之後,仍能恣意地做自己,上演「公主復仇記」。
然而,《當男人戀愛時》中浩婷的前途被阿成親手毀滅,編導竟然還將「這就是男人之愛」的形象浪漫化,對我來說,浩婷縱使活著,卻如行屍走肉般欠缺自我意識,就此被禁錮於父權社會,永遠輪迴「等待照顧」下一位「失能」男性,這就是《當男人戀愛時》中告訴所有觀眾——女性的真實意義。兩片對照觀看,死亡的意義遠大於活著,而無論從戲中或是後設的角度來看,某程度上,我會說浩婷早已消亡在男性的剝削與消耗之中。
在 2021 年,長期由男性把持的好萊塢,能看見艾莫芮德芬諾(Emerald Fennell)將女性放在「主動進擊」的位置上,在台灣,觀眾則只能呆看著浩婷,在散場之後說出廉價且不明究理的「感人到哭掉一包衛生紙」,而我卻認為,這樣的不明究理,某程度上是根深蒂固的傳統陋習的幫凶。
而當電影的主題是「男女戀愛」,就不可免地描繪兩個主要角色,但因為在「男人」的大前提之下,編導完全單一工具化了女性的功能性,甚至是取巧地讓女性身陷泥沼,妄想召喚觀眾的同情(事實上以兩億票房的標準來看也真的做到了),對浩婷的想像來說,原來「愛情你比我想的閣較偉大」中的偉大愛情,是指無條件地犧牲、奉獻給男性,這樣的傳統規訓,不是瀟灑的兩個字「啥款」,或是浪漫化「給我一分鐘」能迴避的。
從上述的角度來看,《消失的情人節》、《同學麥娜絲》的性別議題,變得相對可愛。對我來說,陳玉勳流露出的是不知所措的中年異男視角,而黃信堯則知曉處理不了女性角色,乾脆雙手一攤,讓女性具象化為「女神麥娜絲」,成為男性侵淫的對象[1]。陳玉勳與黃信堯,都並非真正想「利用」女性做到什麼,但《當男人戀愛時》的女性本質與積極地利用女性做到的事,比起這兩部電影都劣化許多。
再相對來說,張耀升去年的《腿》反倒有點良心。他意識到男性,尤其是所謂渣男的可惡/可憐,因此讓楊祐寧不斷地犯錯,桂綸鎂則不斷地擦屁股(也和《當男人戀愛時》設計了同樣橋段——男性皆私動用金錢,自以為愚昧的善意能幫助女性),而在男性丟、女性撿的垃圾循環中,桂綸鎂卻尋回自我,端看桂綸鎂在片尾站在升降台上升的影像符號,以及在靈堂前的對話,就可清楚知曉張耀升賦予、點燃女性自身意識的意義,而在這個意義上,《腿》中的桂綸鎂是立體的、是有尊嚴的,當然就此與《當男人戀愛時》的浩婷拉開距離,而且是幾乎是光譜兩端。
最後,我要說的是,無論導演殷振豪怎麼思考角色和文本,我思、我寫與創作者皆無關係也不需有關,我篤信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作者已死論,作品的話語權不僅限於作者本身,當代已然不是作者掌握單一溝通的方向與渠道,我從我的所思、所想之中理解作品,非從作者希望或引導的方式解讀,而若評論還有一點力量,能成為創作者與觀眾甚至是與自我溝通、對話的橋樑,那就仍然會是我下筆的主因之一。
而「電影不會是與道德分開的」,電影也並非「不須負起任何教育意義」,影像的危險與力量,上個世紀如德國納粹、義大利法西斯到當代的中國共產黨,甚至標榜自由民主的美國好萊塢,歷史上的各大政權都深諳此道,影像當中的意識形態,需要梳理,縱使在高度娛樂化的 21 世紀中,電影仍不可能僅是單純娛樂,電影更是傳遞意識形態的重要媒介,許多想法與思考,就在潛移默化之中,深植人心,引響後世,在這樣的前提下,一句「左膠」誤國、箝制創作自由的指控,是否太武斷與去脈絡?
備註
[1]同樣是四個男性中年危機的故事,丹麥的《醉好的時光》基本上舉重若輕地化解了黃信堯碰上的性別困境,目前還在院線播映。
後記
上個月在寶藏巖的山城廣場,看了「#石岡媽媽劇團」的演出作品《#梨花心地》,這是一齣動人的作品,是近期讓我傾心的戲劇/影像作品之一。與《當男人戀愛時》沒什麼直接關聯,但女性角色勾回了我的記憶。
特別喜歡《梨花心地》的收尾,透過所有女性團員柔韌且堅定地說出「我是女人」劃下句點。這句「我是女人」的女性宣言,同時回應了劇中激進哀嘆的這句台詞——「女人的命,沒有人看到,就像沒有影子的人」,劇中團員以「後設」的角度,褪去農村女性勞工的表徵符號(外衣、男鞋)以及燒毀用文字書寫而成的框架規訓,在完成某種儀式性之後,以全白的衣裳,擊抗了父權幽魂,進而表現女性的各種可能性,這是對自我的肯認,理解女性後的覺知與醒悟,於是在身份認同上,這齣戲的女性從此有了影子。
在這之後,女性可以是妻子、媽媽、阿嬤等等,更可以是農民、工人、老師、詩人、藝術家等等,女性的多重身份在劇場中透過石岡媽媽劇團的身體表現被觀看;透過對白臺詞被對話,劇場的場域也成了有機的雙向互動,這是富含力量的女性作品,女人就是女人。
《梨花心地》是 2021 年需要的劇,全劇緊扣女性在客家農村的處境,探究父權社會下女性群體與「土地」「語言」「婚姻」「家庭」「勞動」「生孩子」等面向的窠臼,時而悲壯、時而哀嘆,但最終是用一種樂觀的態度看待,而並非侵略與報復,更顯可貴。
這齣劇是由一群在戰後走過戒/解嚴、甚至是遭逢 921 災後而成立的大齡女性演繹,每個角色應該都是其真實經歷,她們汲取自己生命歷程,轉化為戲劇,格外動人。進一步對比當代社會,現下男/女性的厭女氛圍,當晚的寶藏巖因為石岡媽媽分外柔軟,療癒人心。
戲劇有如此力量,或說有什麼積極的實質影響,它能撫平災後傷痕,能搖動意識型態,是我在石岡媽媽身上看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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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快樂] #10
陳舜臣(1924.2.18—2005.1.21)。
閱讀、觀賞、聆聽創作者的作品,是最有效力的生日祝福。
今天適合讀陳舜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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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台灣人接受日本教育,隨著『皇民化』的口號被教育成日本人。然而,台灣『光復』之後,我們就光明正大地變成了『中國人』。」
「成為中國人。——問題是,何謂中國人?」
——陳舜臣,《憤怒的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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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說的『台灣人云云』,恐怕是因為我對於自己是台灣人的身份很在意的緣故吧。自己應該是台灣人沒錯,不過周遭都是日本人,讓還是小孩的自己產生了錯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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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到底是誰?或許長久以來,心中總是沒有拋開這個疑惑吧。年幼時期的自言自語,其實就是我成為作家的出發點,每次只要回頭展望,就能看到當初自己的起點,也能重新找到自己現在身處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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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已覺悟到,必須認清自己是少數派中的少數派並生存下去。」
——陳舜臣《半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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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沒有好好傳承他,中國那邊認為他是台灣人,在日本,他的形象就是個華僑,三方都沒有好好評價過他。」
——陳舜臣姪女、日本兵庫縣立大學經濟學部國際經濟學科教授陳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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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想聊聊對陳舜臣的接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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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日本神戶的台灣人家庭、在神戶成長的陳舜臣,只在二戰後短暫回台三年,經歷二二八事件之後,選擇回到日本。他協助家中經商十年,直到起心動念要寫小說,轉身投入文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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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枯草之根》獲「江戶川亂步賞」;1969年,《青玉獅子爐》獲「直木賞」;1970年,《再見玉嶺》、《孔雀之道》獲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1992年,《諸葛孔明》獲「吉川英治文學賞」,陳舜臣以日文寫作,以推理小說進入日本文壇,以歷史小說與摯友司馬遼太郎齊名,一生獲獎無數。除此之外,尚有通史、隨筆、遊記、評論、漢詩集及翻譯作品。他曾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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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寫五到六個小時,在寫《琉球之風》的時候,寫到手指抬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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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寫的中國歷史小說,以探索中國近代史為其重要貢獻。不僅樹立了日本文學裡中國歷史小說的一脈分支,也深深影響了日本人觀看中國的方式。有趣的是,戰後西川滿回到日本時曾二度改寫《西遊記》,而這也影響了邱永漢、陳舜臣再度翻寫《西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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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舜臣在台灣的出版歷史約略可分為三階段,而這也可以和台灣日語世代作家戰後的命運相互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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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是戒嚴時期的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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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階段,陳舜臣在日本文壇成名獲獎。但是,只有少數作品出現在台灣讀者的視野中,或有台灣日語世代作家如黃得時、楊熾昌(水蔭萍)、龍瑛宗關注他的動向。1963年6月至1976年1月,平鑫濤兼任《聯合報》「聯合副刊」主編,而劉慕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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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五十二年九月)在葛樂禮水災之後,平先生匯來兩萬元,西甯為了早日還債,開始著手寫醞釀多時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貓》,並於次年在皇冠上連載。我亦在聯副連載第一部長篇譯作,陳舜臣的《#黑色喜馬拉雅山》。這麼一來總算結束了不時得變賣下個月眷糧券貼補家用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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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黑色喜馬拉雅山》由皇冠出版,應屬皇冠創社第一年出版的書籍。之後,獲得直木賞的《青玉獅子香爐》也是在聯合報副刊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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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於陳舜臣家族經商,和港、台、南洋、中國都有著貿易往來;加上他多次前往共產中國取材,根據他的自述,不只他的著作曾被列為禁書,他也上過黑名單,長年無法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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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90年,李登輝讓他從黑名單上移除,陳舜臣才再次踏上台灣這塊土地。他更引介司馬遼太郎進行「台灣紀行」,使日本文史學界開始對台灣有了新的視點。
而這時,也迎來第二階段,戒嚴後的盛放。
1990年代,遠流有系統地出版陳舜臣的歷史小說和推理小說,甚至有過暢銷十萬本的佳績,使台灣讀者逐漸熟悉這位歷史小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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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時序進入2010年代,彼時的出版聲勢漸弱漸淡。我對陳舜臣的認識,便要到第三階段,陳舜臣的再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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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游擊文化和內容力合作,推動「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青雲之軸、憤怒的菩薩、半路上」系列出版;2018年,陳舜臣唯一以台灣新莊為推理小說舞台的《憤怒的菩薩》改編為公視四集電視劇;加上2019年出版野島剛《漂流日本:失去故鄉的臺灣人》,2020年出版笹沼俊暁《流轉的亞洲細語:當代日本列島作家如何書寫台灣、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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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階段,出版者更著墨於陳舜臣小說和自傳作品中的「台灣經驗」與「在日台灣人經驗」。如游擊文化編輯群在Okapi專訪談陳舜臣三部曲時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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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三本文類各異、虛實交錯的文體,將小說家的身世回歸到時代的洪流之中,在台灣與東亞歷史的脈絡之下,爬梳在日台灣人的無奈與掙扎、身世的飄零與歸屬,最後反問己身:何謂國籍?何謂國家?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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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緣際會整理逝世的外公外婆書櫃時,我和架上一整排陳舜臣寫的《阿片戰爭》、《太平天國》等日文文庫本面面相覷。原來,經歷過日本時代、受過日語教育的長輩,早就習慣透過閱讀台灣作家以日文寫作的中國歷史小說,作為接觸中國歷史的方式。若與陳舜臣在台灣、日本、中國之間流轉的身分認同和命運相互參看,實在心有戚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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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涉到台灣、日本、中國三方之間的「翻譯」,在小說之外,陳舜臣也寫下了大量的文化隨筆。在這樣的背景下閱讀玉山社2017年出版陳舜臣和妻子蔡錦墩合寫的《#美味方丈記》,讀來津津有味之餘,格外感覺到複雜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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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版搭配了食物插畫,書中寫了台灣的食物如肉圓、春餅、南北粽之爭等,也寫了海參、生魚片、海蜇皮、膽肝、豬腳、紅龜、艾草餅、彈珠汽水等。他們夫婦接龍討論、挖掘中日食物文化的差異,活用典故而不艱澀,再加上譯筆生動,讀來很能拉近和台灣讀者的距離。而在看似信手拈來的閒談中,窺見小說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勤於查考的歷史小說準備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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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陳舜臣、蔡錦墩的後記,或能稍稍領會他們鬥嘴吐槽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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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本《美食方丈記》會變成夫妻共同執筆的作品呢?自從接下這份工作開始,我們兩人就不停思索,回想起來真是相當害臊的故事。《サンデー每日》當時的總編輯高原先生來訪提出這個想法時,丈夫喝得微醺一臉愉悅地說:
食物平常由妻子負責,是她的領域。也該讓她嚐嚐截稿地獄的痛苦,才能體會我平時的苦啊。
說得相當大膽。而妻子則表示,
寫東西是他的工作。
想得可簡單了。
等到二人答應要共同執筆後,酒終於醒了,兩人面面相覷,才知道彼此都把負責推到了對方頭上,等搞清楚狀況時已來不及了,不過也沒有多想。
──總有辦法的吧。
只能用大家熟悉的樂天主義貫徹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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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歷史小說外,輕鬆的陳舜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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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這個階段,還可以注意到中國的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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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舜臣所寫的文化隨筆,由中國畫報出版社在2019-2021年以「陳舜臣隨筆集」系列翻譯出版19冊。中國出版社在此之前也翻譯了他的歷史小說、歷史著作和推理小說。在目前台灣歷史小說出版動能衰退,且幾乎絕版的情況下,台灣出版社引進的簡體譯本,成為讀者不得不的接受媒介。這固然是現實所囿限,但難道不也是另一種弔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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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陳舜臣的國籍曾經數度轉換,「1973年日中建交後,為了方便到中國取材考證而申請中國護照。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放棄中國籍,1990年正式歸化日本籍。」然而,根據野島剛的文章,遠流1990年代為了解決陳舜臣作品的版權爭議,向戶政事務所查詢的結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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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3月19日第81戶司發行8150103號」的文件裡是解釋:「台灣光復之初,居住在台灣者自動就視為擁有中華民國國籍,陳舜臣並沒有表明放棄國籍,因此現在仍擁有中華民國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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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之外,陳舜臣1999年也取得台灣戶籍,設籍淡水。只是,無論是曾經擁有哪一種雙重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雙重國籍;日本、中華民國雙國籍,這些在當代中國對陳舜臣的詮釋裡,自然是被抹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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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舜臣的文學世界,根基於台灣、日本、中國三國糾葛甚深的歷史,其出版發表的歷程,也因於不同時期出版、以不同語言引介,讓不同世代、不同國籍的讀者閱讀,形成文壇曖昧殊異的風景。他的作品巍巍成山,能以多重面向來詮釋;字裡行間也可看見他心懷海洋,在島嶼和大陸之間遊走,波瀾壯闊的一生。1994年,他在《琉球之風》自序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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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之風》故事發生在一六○六年的琉球;《龍虎風雲》是由一六二三年的澳門展開;而《旋風兒:小說鄭成功》則是一六四四年,由長崎揭開序幕。
.....
其中,最重要的是,我所愛的故鄉台灣在這個時期開始浮出具體形狀。故鄉的誕生這件事情,一直留在後有的腦海裡,時時鼓舞著我。
這三部曲的共通主題之一是「海」。毫無國界之分的海,不但是運輸物資和文化的通道,同時也象徵著自由。
......
這三部曲也意味著從海來看東亞歷史。以後,這種視點大概會逐漸受重視吧!
海,今後仍會是我寫作的主題。也許有一天我會試著著寫台灣的歷史。到那時候,這三部曲將會成為那本書的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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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文壇終究沒有等到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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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追想,從曹永和提出在海洋史乃至世界史架構中鋪陳的「臺灣島史」以來,台灣出版了不少以「海洋史觀」為中心,觀察台灣在世界史的地位的史學書籍。近期更有《風之帝國》、《海上傭兵》、《公司與幕府》、《巴達維亞號之死》,或許能稍稍和作家的未竟之志遙相呼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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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到神戶旅行時,「陳舜臣アジア文藝館」當時休館中,沒有機會拜訪。而剛查找資料時發現,財團法人台北市南海文教基金會舜臣圖書館,不確定是否已廢館。在這些地點之外,淡水的「一滴水博物館」中設有「陳舜臣文庫」,決定再找時間去走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