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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照片啦～

(✪‿✪)ノ排程中晝發文 #國際法法理建國 Q&A

Q99：可是說中國移民後代包進來就建不了國？可是70幾年來世代通婚，怎麼分是台澎原住民和中國移民，如果是用日治時代的戶籍來分，那如果原日治台澎居民說我是中國人，他們投票的結果是和中國統一，怎麼辦？再加上台灣社會新移民日益增加，他們可不可以參加自決呢？我覺得時空環境不同，作法也應該不同，他這點說法，我不太認同，畢竟你也不能保證原台澎人忠於台灣。

A99：
台澎人行使自決權的作用在於讓台澎人決定自己的未來，而不是讓台澎人做出符合某個特定「個人」想要的未來。

台澎人雖然在中國流亡政權七十多年來的洗腦下普遍有將中（華民）國流亡政權跟台澎混在一起的問題，但會想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的比例極低。即使是 2020 年那五百多萬人，他們想要的基本上也不是「統一」 ，而是「兩岸和平發大財」。

除了原日籍台澎人及其後代外，原本擁有其他國家國籍而後來依照中華民國政權《國籍法》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的的人，全都是法律上的中國人，也全都是中華民國政權違反國際法在盟軍佔領地台澎非法放置的中國國民。

原則上將中國難民及將所謂的「新住民」排除在參與自決的範圍外，除了是依法律地位之外，還有就是要避免產生公投法律瑕疵。

當年中華民國政權濫用為盟軍佔領代管台澎的機會，將中國難民大量移置台澎本身就已經嚴重違反國際法規範。若要完全依照國際法中的佔領規則走，這些人其實全都應該遣返回中國本土。只不過我們不是像 1947 年屠殺台澎人的中華民國政權跟中華民國人那樣沒血沒淚沒人性，所以會基於人權的考量，明白肯定中國難民及其後代、後來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的所謂新住民具有成為台澎國家國民的權利。

至於這些人是否具備參與自決程序的資格，單從佔領法中禁止佔領國將國民遷移到佔領地想達成的規範目的來看，當然應該否定其參與自決程序的資格。我們當然可以基於人權考量放寬參與自決程序的資格，但在這個時候就須承擔整個自決建國程序因為讓原本不應參與的人參與，導致結果出現無法治癒的瑕疵而無法得到國際承認的風險。

是要讓在國際法上行使自決權的資格沒有任何疑問的原日籍台澎住民及其後代行使自決權有效建國，然後讓中國難民、其後代、所謂「新住民」可以無痛歸化成為新國家國民？還是要冒著讓整個自決建國程序因法律上瑕疵而無效、導致全部的努力變成白忙一場的風險呢？

堅持讓中國難民、其後代及所謂「新住民」來參與自決程序，這就是每個真心把台澎的未來、兩千多萬台澎居民的未來當一回事的人必須要去思考的。

是要壓抑不滿的情緒與情感，讓行使自決權的資格不會面臨任何質疑的人為大家建立一個國家？還是要以自己的情緒及情感為理由餓飽吵，冒著大家勞民傷財到最後只是白忙一場還是沒有國家的風險，堅持讓行使自決權的資格具有本質上瑕疵的人來參與相關程序？

原日籍台澎與外國人通婚生下混血後代，也是具有參與去殖民化行使住民自決的權利。只要祖上直系血親有原日籍台澎人即可。

（關鍵字搜尋🔍國際法法理建國，敬請期待明天的問與答）

延伸閱讀❣️
👉🏻台澎人做著夢中夢中夢： https://reurl.cc/8yqAdj
👉🏻法理建國派的目標：https://reurl.cc/ZQynqW
👉🏻［英語繁中字］台灣在國際上不被承認的原因與解決方法：https://youtu.be/lss2OdMhi90
👉🏻聖峰演講影片Youtube ：
https://youtu.be/-a_qHXh_URM
👉🏻聖峰演講實錄Podcast：
https://anchor.fm/rotpnetwork-shin-hong-ng/episodes/2019-03-29-ep8kln
👉🏻Apple podcast：https://reurl.cc/a5qZjQ
👉🏻 《台澎法理建國指南》電子書：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FXTxYOtkqrwEyV11w0kQyKujxEZsU8N/view?usp=sharing

看到 美國在台協會 AIT 發文談到簽證，想說提醒大家一個冷知識❣️

👉🏻台澎法理地位：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目前並沒有領土範圍涵蓋台澎的國家存在，所以『台灣還不是主權國家』。（中華民國是中國的流亡政權，不是國際法上的主權國家）

👉🏻金馬法理地位：金馬始終是中國的領土，領土主權屬於中國主權國家法人格。（領土主權只能由國家來主張，而ROC政權跟PRC政權都是中國主權國家內部在爭「代表政府」的政權）

我們在問與答這個單元有說明清楚歷史脈絡，Q&A25台灣的地理範圍有哪些？哪個是領土主權未定？：https://reurl.cc/V3R5gA

美簽在County欄位，台澎人會顯示Taiwan，金馬人會顯示China，這就是法理地位的不同。

新聞🔗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496805

從金馬人美簽寫China，台澎人美簽寫Taiwan，就可以知道美國根本不認為台澎是中國一部份，不然台澎美簽為何不寫中國？正是因為台澎人在《舊金山和約》1952.4.28生效以後，就成為國際法上的無國籍人士，目前台灣治理當局為中華民國政權（美國稱台灣是因為《台灣關係法》內的定義），而簽證欄位County 也不等於是國際法上的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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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外話，領土主權擁有者擁有的就是領土主權，不及於土地上的人民。人民的歸屬取決於國籍。人有擁有、選擇國籍的權利，擁有土地就擁有在當地居住的人民那是人權觀念還不發達的時候會有的想法。

像馬關條約，雖然 1895.5.8 生效時，大日本帝國就取得台澎在大清實質控制下的部分的領土主權，但人民的國籍要等到 1897.5.8 才確定，給了原台澎居民兩年的選擇國籍的機會。

人民的國籍與領土主權是兩個獨立分開的議題。所以不可以透過賦予不屬於自己領土上的住民國籍就幻想可以取得其腳下的領土唷！不然征服世界也太容易了吧～唐人街難道會因為住民是中國國籍，美國領土就會變成中國的嗎？
👉🏻台澎人國籍變化可以看這篇
https://www.facebook.com/100047156705396/posts/28483317309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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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就會有人有疑問啦～那法理建國派推動的自決建國把台澎人跟金馬人分開，這樣合理嗎？

我們之所以分開談正是因為法律意義不同，原日籍台澎人及其後代，因為經歷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所以可以依國際法「去殖民化」程序來行使住民自決權來建國。但是中華民國難民及其後代跟金馬人，因為是中華民國國籍身分，所以沒辦法參與去殖民化公投的資格。

台澎人行使自決權的作用在於讓台澎人決定自己的未來，而不是讓台澎人做出符合某個特定「個人」想要的未來。台澎人雖然在中國流亡政權七十多年來的洗腦下普遍有將中（華民）國流亡政權跟台澎混同的問題，但會想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的比例極低。即使是 2020 年那五百多萬人，他們想要的基本上也不是「統一」 ，而是「兩岸和平發大財」。

除了原日籍台澎人及其後代外，原本擁有其他國家國籍而後來依照中華民國政權《國籍法》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的的人，全都是法律上的中國人，也全都是中華民國政權違反國際法在盟軍佔領地台澎非法放置的中國國民。在這裡主張這些違反國際法安置於台澎的中國人有權參與台澎自決程序，就如同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將漢人大量移民到新疆，強迫通婚，消滅維吾爾人的語言、宗教與文化的種族滅絕行為具有正當性。原則上將中國難民及將所謂的「新住民」排除在參與自決的範圍外，就是要避免鳩佔鵲巢的狀況發生。

當年中華民國政權濫用為盟軍佔領代管台澎的機會，將中國難民大量移置台澎本身就已經嚴重違反國際法規範。若要完全依照國際法中的佔領規則走，這些人其實全都應該遣返回中國本土。只不過我們不是像 1947 年屠殺台澎人的中華民國政權跟中華民國人那樣沒血沒淚沒人性，所以會基於人權的考量，明白肯定中國難民及其後代、後來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的所謂新住民具有成為台澎國家國民的權利。至於這些人是否具備參與自決程序的資格，單從佔領法中禁止佔領國將國民遷移到佔領地想達成的規範目的來看，當然應該否定他們參與自決程序的資格。我們當然可以基於人權考量放寬參與自決程序的資格，但在這個時候就須承擔整個自決建國程序因為讓原本不應參與的人參與，導致結果出現無法治癒的瑕疵而無法得到國際承認的風險。

是要讓在國際法上行使自決權的資格沒有任何疑問的原日籍台澎住民及其後代行使自決權有效建國，然後讓中國難民、其後代、所謂「新住民」可以無痛歸化成為新國家國民；還是要冒著讓整個自決建國程序因法律上瑕疵而無效、導致全部的努力變成白忙一場的風險？堅持讓中國難民、其後代及所謂「新住民」來參與自決程序，這就是每個真心把台澎的未來、兩千多萬台澎居民的未來當一回事的人必須要去思考的。

是要壓抑不滿的情緒與情感，讓行使自決權的資格不會面臨任何質疑的人為大家建立一個國家？還是要以自己的情緒及情感為理由餓飽吵，冒著大家勞民傷財到最後只是白忙一場還是沒有國家的風險，堅持讓行使自決權的資格具有本質上瑕疵的人來參與相關程序？

中國難民、中國難民後代，及所謂「新住民」仍舊可以在台澎建國以後透過國籍歸化而成為國民～

那自決建國以後金馬人怎麼辦呢？
可以看這篇👉🏻Q&A81:建國以後中華民國怎麼辦？金馬人呢？會不會變軍閥內戰？https://reurl.cc/a57Eyl

【黃浩銘就「五‧一限聚令案」自辯之結案陳詞】
全文連結📄：https://bit.ly/36BBDln
案件編號：ESFS 7 / 2020

一、本人被控一項「參與受禁群組聚集」，違反香港法例第599G章《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以下簡稱《規例》）第6(1)(a)及6(2)條。

二、根據《規例》第6(1)(a)及6(2)條：

(1)如有受禁羣組聚集進行，每名以下人士均屬犯罪 ——
(a)參與該聚集的人……
(2)任何人犯第(1)款所訂罪行，一經定罪，可處第4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三、首先，我必須清楚說明立場，我並不是挑戰《規例》的合憲性，而是挑戰控方對於《規例》的詮釋。我認為，《規例》本來就沒有「共同目的」立法意涵，否則一早明文規定，在《基本法》賦予我們的示威權利下，這種詮釋及執法行動都是違憲的。

四、另外，我接納及支持黃宇逸大律師及詹鋌鏘大律師就法律觀點的陳詞。

五、簡而言之，本案爭議在於：
一. 相距1.5米或以上社交距離的不同群組若有共同示威對象和訴求（共同目的），是否同樣屬於「受禁群組聚集」？
二. 如是，該等限制是否不合比例限制《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 案條例》所賦予的示威權利？
三. 行使公民權利是否合理辯解可予免除刑責？

六、根據《基本法》第27及39條：

第二十七條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第三十九條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以及香港法例第383章《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6及17條：

第十六條
意見和發表的自由
(一)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二)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
(甲)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或
(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衞生或風化。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

第十七條
和平集會的權利
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衞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

七、以上條文均清楚說明公民擁有發表自由和示威集會等權利，而我亦當然同意該等權利和自由並非絕對。同樣，限制權利及自由的權力更加不是絕對，甚至法庭應該寬鬆詮釋憲法保障港人的自由權利，終審法院曾在吳恭劭案（HKSAR v Ng Kung Siu [1999] 2 HKCFAR 442）中明言：

「41. 發表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會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法院對其憲法性的保障必須採納寬鬆的解釋。這種自由包括發表大多數人認為令人反感或討厭的思想，及批評政府機關和官員行為的自由。

42. ……特別是須要充分理據支持的究竟是一個廣泛的限制，還是一個有限度的限制。限制的範圍越廣，便越難提出充分理據支持。

46. ……在考慮一個限制的範圍時，對發表自由的權利所施加的任何限制都必須取其狹義解釋，這是早已確立的法律原則……」（粗體為本人所加）

八、而楊美雲案（Yeung May Wan &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中，終審法院在首段亦開宗明義：

「示威自由是一項憲法權利，與言論自由緊密相連。這些自由當然涉及表達可能被視為令人不快或甚至冒犯他人的意見的自由，或表達可能被視為對當權者作出批評的意見的自由。這些自由是香港的制度的核心，而根據已確立的原則，法庭應對憲法就這些自由所作的保證作出寬鬆的詮譯，使香港市民能盡享這些自由。」（粗體為本人所加）

在判辭第43段亦提到：

「法律試圖根據合理性的規定，在各名公路使用者的可能互有衝突的利益之間取得平衡。某種造成阻礙的個別情況是否超出合理的範圍，乃屬事實和程度的問題，並須視乎所有情況而定，包括該阻礙的範圍和持續時間、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作出有關行為的目的……」（粗體為本人所加）

換言之，如果因為公共衛生理由對自由施加限制，控方必須證明其必要性，以及該限制必須符合比例（相稱性），力求取得平衡。

九、控方率先提及的梁志洪案（控方典據3），我認為對本案而言並無任何參考價值。首先，梁志洪本人並無律師代表，只是在非宗教式誓詞中提及《規例》與《基本法》廿七條及廿八條相抵觸，一如周家明法官所言，他「並沒有進一步提出任何理據以支持他的主張」。縱使周家明法官在其後指透過「相稱性分析」認為《規例》合憲，但正如我早前所言，我並非挑戰《規例》的合憲性，只是挑戰律政司一方對《規例》的詮釋。

十、我必須再次申明，依我理解，律政司一方的立場是，我等即使8人分為兩組，每4人一組，又即使相距1.5米或以上，都因為有「共同目的」而被警方視為同一群組，並因超過受禁群組所限而被檢控。當我們閱讀控方結案陳詞當中提及「有關限制」的時候，應該以這個執法標準來理解，而非《限聚令》本身，所以當我們說要運用「相稱性」驗證標準時，要時刻記住現在律政司及警方所提出無間距、無定向「共同目的」的嚴苛限制（或執法標準），是否追求合法目的，是否與合法目的有合理關連，是否沒有超越達到合法目的所需，或者是否屬於控方所主張的驗證標準—「顯然缺乏合理基礎」。

十一、當我們以「相稱性」驗證的時候，正如控方所言，都應先考慮《限聚令》的背景及原因。控方在其結案陳詞中所引用人權事務委員會在關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和平集會權）（比照《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8條中《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七條）的第37號一般性意見（2020年）的指引（控方典據12）：

「四. 對和平集會權的限制
…
45. 例外情況下，可以為保護“公共衛生”而施加限制，例如在傳染病爆發，集會存在危險的情況下。這一點也可適用於集會期間的衛生狀況給廣大公眾或參與者自身帶來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
…
59. 一般而言，締約國不應限制參加集會的人數。凡此類限制，只有在與第二十一條規定的限制的正當理由明確相關的情況下才可接受，例如，出於公共安全考慮規定了體育場或橋樑的最大人員容量，或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原文為簡體字，粗體為本人所加）

我請法庭留意第45段「帶來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以及第59段「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這兩句。今天我們香港是否遭遇「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呢？有些人說是，有些人說不是，但觀乎本案事發日期2020年5月1日，控辯雙方均無爭議的事實，就是案發當前最近期本地確診個案錄於4月19日，換言之，由4月20日開始至案發當天5月1日，足足已是12日連續零確診。

十二、或者，可能有人會認為零確診不算甚麼，因為可能5月2日就再次大爆發，或許就是我們這班示威群組累事的。很可惜，在疫情爆發至今，染上肺炎的有「國慶群組」、「跳舞群組」，就是沒有「示威群組」或「投票群組」。

十三、拜讀控方交付法庭的立法會文件（控方典據15）清晰可見，食衛局在5月9日向立法會表示，行政會議在2020年5月5日（即案發後4日）建議更改《規例》由4人改為8人，食衛局更道明「自2020年4月初起，本港的確診個案逐步減少，反映這些措施初見成效。一般而言，香港已成功『撫平曲線』……」，又提到7個建議放寬措施的原因，當中包括「本地個案數字偏低」、「市民個人衛生方面的警覺度甚高」等等。食衛局的結論是「固然，制定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並無絕對科學標準，我們考慮到相關社會經濟因素及最新公共衛生風險後，決定提升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至不多於八人」。

十四、如是這樣，到底我們還是否「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呢？即使法庭仍然認為是「極端情況」，那麼該《一般性意見》又有沒有甚麼提示呢？就其第59段，答案顯而易見。即使締約國有公共衛生問題，有「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需要限制部份人權，但該《指引》已舉例說明「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而不是一刀切阻止有合理間距的示威。

十五、如果真如控方所言，法庭應考慮聚集人士的「共同目的」，而非單純考慮聚集距離（我會理解控方其實是毫不考慮），那麼就會出現無論是2米至10米距離，都不得有共同訴求的示威，否則均可被視為「受禁群組聚集」的怪現象，這樣嚴苛的限制看來與《指引》所提及的「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並不相符，甚至是曲解《限聚令》想達至減少社交接觸的立法原意（控方典據14）。而如果此例一開，標準提得這麼高，其他公眾活動包括睇樓、拜山、行花市、太平清醮等則無一倖免，牽連甚廣，更影響市民大眾的生活。

十六、控方花了不少篇幅去描述武漢肺炎如何在各地爆發，但卻又不全面地向法庭交代案發背景，甚至借用《香港人權法案》「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的條文，暗指我們示威會為其他人包括公眾、記者和警員帶來染病風險，甚至死亡。其實在控方主問中，與韋高級督察惺惺相惜，答問中亦有類似見解。為此，我必須嚴正駁斥歪理。首先，根據大眾常識，傳染病只會考慮距離，而不是身份、職業、年齡、性別。如果我們示威為記者警員帶來死亡風險，那我可不可以說律政司起訴我們，讓我們足足有四天在封閉空間之中，同樣為法庭、在場記者警員及公眾帶來死亡風險？示威者有示威者的選擇，同樣，警員或記者都可以按他們的分工而作出相對的防疫措施，正如目前封區一樣，都是各自防備，保持間距。當日我們和平示威，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正是既要表達意見，亦是顧及在場所有人士的公共衛生。

十七、當我們竭力在表達意見和公共衛生方面取得平衡時，到底警員做甚麼？韋高級督察在我們仍未開始遊行之前，已經預先警告我們「……無論你哋稍後時間用一個集會或者遊行嘅方式去進行一個嘅群組聚集，亦係屬於……為咗『共同目的』嘅話，亦係屬於一個受禁群組聚集嘅……」另外，韋高級督察亦坦言只有考慮公共衛生及我們有否違法，完全沒有考慮我們本來的示威權利，亦承認沒有積極協助我們表達意見，承認只是叫我們離開和解散。

十八、根據梁國雄案（Leung Kwok Hung &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16. ……政府在作出任何限制時，顯然有責任提出理由以作支持。這種對於涉及基本權利的憲法覆核的處理方法，既已獲本院採納，亦與許多司法管轄區所依循的方法相符。不用說，在一個法治社會中，法庭必須銳意地保護各項基本權利，而且必須嚴格地審查任何可能對該等基本權利施加的限制。

…
22. 在討論施加限制的憲法規定之前，必須指出和平集會權利涉及一項政府（即行政當局）所須承擔的積極責任，那就是採取合理和適當的措施，使合法的集會能夠和平地進行。然而，這並非一項絕對責任，因為政府不能保證合法的集會定會和平地進行，而政府在選擇採取何等措施方面享有廣泛的酌情權。至於甚麼是合理和適當的措施，則須視乎個別個案中的所有情況而定。」（粗體為本人所加）

十九、終審法院明確指出政府有責任積極協助示威者表達意見，縱使有廣泛酌情權，視乎個案而定，但在本案中，韋高級督察清楚說明只考慮我們是否違法，以及公共衛生，因其對《限聚令》的錯誤理解而完全沒有顧及我們憲制保護的自由，沒有顧念法庭銳意保障的基本權利，令人失望。

二十、奇怪的是，在我呈堂的片段（證物D3-2），配合韋高級督察的證供，控方亦不爭議，確認在2020年4月8日同樣是社民連及工黨到禮賓府的示威卻未受阻撓，沒遭檢控。韋高級督察作供指，警方在《規例》實施的初期基於公眾對新法例未必熟識而會採取不同執法行動，包括發出提醒信，在現場勸喻及警告，同時亦表示如受禁聚集持續發生，會再作出票控，甚至拘捕。然而，在案發當日，當社民連及工黨被票控後，陳淑萍總督察卻一直容許社民連及工黨到公民廣場（亦即政府總部東翼前地）示威，雖然有爭議社交距離，但最終仍然容許兩個不同組織或群組在公民廣場繼續表達意見，完整讀畢聯合聲明，亦沒有作出其他檢控行動。

二十一、由此可見，「初期鬆後期緊」的說法完全站不住腳。反而，我們可以見到不同高級警員就《限聚令》作出截然不同的決定和安排。雖然我們沒有證據確認陳淑萍總督察是否有考慮過我們的示威權利，但肯定案發當日，以及4月8日警方沒有完全禁止示威，因此我等認為警方應該會以同樣手法處理，對此有合理期望，雖無作供，但屬合理推測，不辯自明。而且，我不認同警方就法律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決定或觀點，既然控方一直指限制必須依法規定（prescribed by law），那麼，法律就不可能時鬆時緊，在每個警員身上有不同演繹，否則公權力將很可能會被濫用，成為貪腐的溫床。

二十二、《限聚令》的立法原意是減少社交接觸，控制疫情傳播，而不是禁止示威，或嚴苛地收緊示威人數，限制表達權利。如是者，控方所詮釋《限聚令》的限制是追求合法目的嗎？不論如何距離，只要共同目的，一律檢控，變相收緊表達自由，如此嚴厲廣闊的控罪，與《限聚令》的防疫目的有合理關連嗎？

二十三、控方指《限聚令》只是臨時措施，只是限制行使表達及集會自由的形式，沒有限制其實質內容，示威者仍然可以在互聯網或社交媒體上發表意見，如果是這樣，示威可以網上示威，庭審何不又全都改作網上處理？控方言下之意，是否認為在蝸居斗室劏房的基層市民應在網上示威？這是否律政司的觀點？我要很痛苦地告訴你，不少基層市民，連上網的機會也沒有呢！

二十四、如韋高級督察所言，我們乃是「一如以往」地在勞動節示威，表達意見。在我多年參與的五一遊行，不少勞工團體都可以走到街上表達意見，數以萬計熱愛社會的群眾努力爭取集體談判權，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提高最低工資等等，街頭才是他們可以互相聲援打氣，在勞苦中吐冤鬱的地方。去年職工盟一早已向警方提出不同方案處理大型遊行，例如流水式遊行，又或像以色列特拉維夫民眾在保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示威，但都被一一否定，最後未能得到《不反對通知書》。於是，我們兩黨堅持走到政總表達意見，此舉非只形式，親身到現場宣讀聲明，本身也是內容的一部份，如果連8人分兩組，4人一組分開1.5米以上距離的示威都不容許，試問這個限制還在達致合法目的的所需程度之內嗎？其限制恐怕已遠超所需吧？於我而言，如此嚴苛的要求，也是「顯然缺乏合理基礎」！

二十五、如果法庭並不接納我以上的陳詞，我亦請法庭再三思量根據《規例》第7條，接受我們行使公民權利乃屬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控方指出，我等示威無可避免增加公共衛生風險，不但吸引不少記者採訪，警方亦要派出警務人員維持秩序，如果法庭接納示威權為合理辯解，將大幅削弱《規例》的效用，控方認為法庭需在考慮我等示威權外，也要考慮大眾的生存權。正如我之前所言，控方意思的潛台詞，就是沒有示威，沒有風險。如是這樣，其實政府當局應該取消《規例》的附表1，取消所有豁免羣組聚集以達至更低風險，否則都會削弱《規例》的效用，危害公眾的生存權。

二十六、當我們的終審法院曾聲言「發表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會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的時候，律政司竟然說法庭銳意保護的自由影響公眾生存權，不值一顧。我們看看當時可獲豁免的群組：每天都有數以十萬計乘坐公共交通及工作者，政府當局甚至容許20人有「共同目的」地參與婚禮，卻竟然不容許只有8人的示威？究其實，當政府制定法例時，亦非一刀切禁止所有社交活動，每個方面都會權衡輕重，例如法庭、醫院、工作間等獲得豁免，以免影響公共服務及經濟，每個部份都有一個秤去量度到底值不值得有豁免，保障市民權利。我不想猜測為何如此重要，法庭銳意保障的自由未有在豁免名單之上，但我認為法庭有責任遵從終審法院所訂的理想和原則，為公眾守護珍貴的權利和自由。

二十七、我再一次表明主張，在《基本法》賦予示威權利的前提下，即使我等有「共同目的」示威，《規例》理應容許我等以1.5米或以上間距表達意見，以此套用本案，則很明顯本案並未有任何「受禁群組聚集」；如果，總人數超過30人的遊行或超過50人的集會則應由《公安條例》處理，則不是本案範圍。

二十八、在上年至今，社民連和工黨多次向政府要求設立失業援助金，但林鄭政府依然固我，無動於衷。現在，失業率已高達6.6%，接近25萬人失業，14萬人就業不足，差不多40萬人生活在失望和恐懼之中。在疫情期間，他們不僅失去上街表達意見的機會，連他們的生存權也受到真正的威脅。若果我們真的重視生存權，應該推動失業援助金，應該為標準工時、集體談判權立法，而不是假生存權之名，行打壓示威之實。

二十九、子曰：「過猶不及」。我固然明白示威權並非絕對，唔係大哂，但我亦不希望我們的示威權遭到無理踐踏，完全被無視。《限聚令》亦應如此，如果其原意乃是減少社交接觸，控制疫情，就肯定可以容許相距1.5米或以上的聚集，不管其有否「共同目的」。我不介意因《限聚令》而遭受懲罰，但我介意政府輕視人權，漠視民生。綜合以上所言，我認為控方從來沒有考慮我在本案中的憲制權利，其所作出的限制不但未能追求合法目的，沒有合理關連，更超越達致合法目的所需的程度，亦顯然缺乏合理基礎，未能通過「相稱性」考驗，其對《限聚令》的詮釋及執法行動實屬違憲，而我亦因其憲制權利，有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因此請法庭撤銷傳票，判我無罪！

第三被告人（無律師代表）
黃浩銘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在11月30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我就打擊「假難民」動議提出修正案，促請政府全面檢討及優化統一審核機制，增加律師及傳譯員數目，並運用資訊科技如視像和電話通話來協助加快審核免遣返聲請。我希望政府能研究透過立法，收緊審批程序時限，避免出現非法拖延和機制遭人濫用的情況。
政府表示會全面檢討處理免遣返聲請的策略，加快審核程序，並研究措施羈留更多非法入境者。
以下是我的發言全文：
在發言前我要先申報，我以大律師身分參與了當值律師服務計劃，同時亦有處理免遣返聲請個案。
主席，根據入境處的資料，在今年頭10個月，入境處共接獲3,481宗免遣返聲請，而統一審核機制自2014年3月實施至今年10月底，尚待入境處審核的聲請已累積超10,600宗。按入境處新訂的目標，倘若每年可以處理5,000宗或以上的聲請，最快都要2年才能夠完全處理現時過萬宗積壓的聲請個案，還未計算平均每月有約400多宗新增聲請。部分市民會擔心，免遣返聲請數目持續高企，它對香港已帶來不少問題，包括社會、勞工、歧視，以至「假難民」等，如果情況持續下去，將會對香港造成深遠影響；加上政府每年用在審核聲請、公費法律支援和人道援助等方面的開支非常龐大，預計今個財政年度在這方面的開支就高達17億元，對公帑造成沉重負擔，我們絕對不希望見到它變成一個「無底深潭」。
香港在九七回歸後，繼續履行《禁止酷刑公約》的規定，即如有外國人聲稱被遣返原居國家，會遭受酷刑、不人道對待，以及迫害，特區政府就不可以強行把他們遣返。隨著終審法院在2012年12月對Ubamaka案，以及2013年3月對「C等人」案作出裁決，政府亦於2014年3月3日起實施統一審核機制，由入境處一併處理主要以酷刑、不人道及迫害三種理由提出的免遣返聲請。同時，政府明確表示，根據「所有適用理由」而提出的免遣返聲請，會按統一審核機制一次過審核。但其實，統一審核機制實施2年多以來，不少律師對於「所有適用理由」的涵義都感到模糊，尤其是《香港人權法案》第2條在統一審核機制下是否一個適用理由，所以不少律師都向入境處作出查詢。
入境處在今年9月12日終於發出通告，正式闡明處方對「所有適用理由」的立場，即在統一審核機制下，入境處除了評估聲請人如被遣送至另一國家會否遭受《入境條例》第VIIC部所訂明的酷刑風險外，亦會評估聲請人根據《香港人權法案》下的絕對及不容減免的權利會否有個人及重大的風險受到損害，例如《人權法案》第2條所指的生存的權利及第3條所指的不人道處遇。簡單來說，統一審核機制下聲請的適用理由，除了原來的三種，包括酷刑、不人道處遇及迫害，由今年9月12日起，生存權利亦已被入境處確立為第四種適用理由，而聲請表格亦已於該日起作出修訂。
主席，入境處正式將「生存權利」確立為適用理由，雖然已經訂立個別的一次性措施，但是否證明了現在的統一審核機制存在一些漏洞？將來會否因為有更多的適用理由而令到審核聲請再翻炒，讓入境處的工作量百上加斤，清理未處理的案件更是遙遙無期？
針對免遣返聲請及其造成的潛在問題，我在今年4月聯同新民黨葉劉淑儀議員和田北辰議員，以及多名區議員和在港的印度商人，約見了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反映了我們的意見和建議。而我今日提出修正案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促請政府全面檢討及優化統一審核機制，包括研究規定免遣返聲請人士須在抵港後的指定時間內提出聲請、增加律師及傳譯員數目，以及引入電視直播聯繫及電話中心等資訊及通訊科技，以加快處理現時積壓大量的聲請個案，同時希望政府全面檢視公費法律支援制度、研究設立收容中心，妥善安置及管理提出免遣返聲請的人士，以及檢視為聲請人提供的援助機制。其實，新民黨早前已向保安局提出，希望政府考慮在香港偏遠地方設立禁閉營，在合理時間的原則下，安置來港提出聲請的人士，此舉既可提高阻嚇力，亦可減低偷渡來港的誘因。
事實上，涉及免遣返聲請的問題眾多，現時審核程序就有不少需要優化地方。我認為政府應研究是否透過立法，收緊程序，包括明確規定聲請人須在抵港後的指定時間內提出聲請，避免一些在港完成工作後因為簽證到期要離港，之後再提出免遣返聲請以此留港。規定聲請者在指定時間內提出聲請，既可以縮短他們留港的時間，亦可以減低他們在香港非法工作的誘因。
主席，為加快審核現時積壓大量的聲請個案，保安局在11月11日的保安事務委員會上表示，政府打算推出法律支援試驗計劃，希望透過設立一批律組成的輔助名冊，以補當值律師服務計劃的不足。從增加律師人手角度出發，有關試驗計劃是可以增加律師的供應，但同時又有一些疑問和憂慮，包括香港律師會和香港大律師公會在培訓方面能否配合？在當值律師名冊及輔助名冊兩者同時推行下，會否出現同工不同酬的情況？政府聘請律師或大律師後，若由無經驗者提供相關支援服務，包括接見個案人士及負責行政工作等，會否令律師要承擔更大的法律風險，甚至可能會造成更多上訴案件，結果令聲請個案所需的處理時間變得更長？
事實上，除了我之外，不少法律界人士對於這個試驗計劃的內容和具體運作都有不清晰的地方，但在未搞清楚這些疑問的時候，入境處已急不及待在11月中向現有當值律師名冊內登記的律師發信，介紹有關試驗計劃，並邀請他們參與該計劃。我當然希望有關計劃能成功推行，以加快處理現有積壓的個案，但同時亦希望政府正視有關問題，及早妥善處理，以免影響計劃的推行和成效。
此外，我建議政府應研究如何透過改善和優化現有的傳譯安排，進一步提升個案處理的效率，以及加強善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包括引入電視直播聯繫及電話中心等，聲請人以透過這些通訊科技與負責處理其個案的律師，在兩個已安裝有關系統的地方，進行視像通話，過程中，傳譯人員亦可透過有關系統提供傳譯服務，相信對加快處理現時積壓的個案會有莫大幫助。事實上，在現行的司法制度下，已有法例規管以電視直播聯繫方式向法庭提供證據的程序，亦是行之有效，所以很值得在免遣返聲請過程中引入。
主席，其實不少國家在處理難民或尋求庇護人士方面的經驗，都是值得香港參考。例如澳洲政府處理難民庇護申請時，如申請人無法親身前往澳洲移民局辦理相關程序，澳洲入境官員會考慮以視像設施或電話與申請人通話，節省交通時間和人力成本。此外，澳洲移民及邊境保護部亦提供翻譯及傳譯服務，為有需要人士提供24小時全年無休，超過160種語言的即時電話傳譯服務。我相信澳洲在這方面的經驗都是值得香港參考。
主席，免遣返聲請及其引發的連串問題，對香港已造成一定影響，我希望政府全面檢討及優化現有審核機制，讓這些困擾香港多年的問題，早日得以紓緩。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