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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的首要法則 #別想太多 #行動就對了
　
　這項重要準則其實還需要補充說明才算完整。行動很重要，遠勝過繞著相同的念頭原地踏步，因為原地踏步產生的海市蜃樓幻想，在現實的風吹撫之下就無影無蹤。如果不知道目標何在，再老練的船長也難以將船順利駛入正確的港灣。
　
　人的目標總是發自於心，不過我們不該任由想像張狂蔓延，人有時候會一時興起發揮想像，讓創意天馬行空，產生一個又一個個遙不可及的白日夢。內心真正的聲音其實並不叫嚷喧嘩，而是輕聲細語道出事實，所以想要清楚理解就必須靜下心。
　
　傾聽內心的聲音吧，問問自己眼中如此值得追求的目標，是否在達成後真的會帶來快樂？換言之，不要任憑想像陷入不具體的極喜狂熱並因此一頭栽進目標，反而應該拉開距離沈澱。
　
　有時候空虛感會蔓延內心。原本充實了心靈的目標已經順利達成，這時候的空虛常令人難以忍受，就像陰暗的黑洞般威脅著心靈。
　
　這個空洞當然總得想辦法填滿：目標頂多只能帶來一時的喜悅和滿足，但是人生還得繼續下去。想像力時時刻刻把我們推向未知的目標，渴望更多同樣的事物，或是追求更多新鮮感。
　
　無論是暴飲暴食、嗑藥吸毒或性愛沉癮，都在這惡性循環中不斷輪迴。很多人的想像還沒成形，就如泡幻影般消滅了，這時候面對空虛只會一再需索無度。但是傾聽內心的聲音，後果便截然不同，達到真心渴求的目標時不會空虛，而是平靜踏實。
　
#快樂的第二條法則 是 #辨明自己真實的渴望。
　
　我們要做的是傾聽內心，不要任憑我們的心思跟著想像隨波逐流。
　
　瓦哈力慢慢覺得自己似乎有所感悟：原來內心的確會渴望某些事物，不過還有一件事情他仍想不透，於是問道：「大師，現在我了解到追隨內心的重要。不過若已經確立了真心渴求的目標，那麼在預想未來時仍然應該低調嗎？」庫瑪迅速思考了一下回答：「若能尋得自己真正想要的目標，自然就會滿足了。」
　
　滿足可以定義為「得到想要的」，一般人也多如此詮釋滿足二字，然後接二連三想著自己接下來想追求的目標，腦海也同時出現種種想像畫面，一幅幅生動的景象誘惑人心。
　
　不過倒也可以稍微轉變一下觀點來看「滿足就是得到想要的」這句話：人要的越少，自然越容易滿足！

🟧安妮塔非常想要成為知名歌手，這樣就可以百萬元進帳，還夢想著能搬進加州馬里布海岸的別墅，並嫁給喬治克隆尼。
　
🟧芭貝特熱愛唱歌，儘管收入不高但是生活過得還行，常慶幸公寓的租金不高，深愛著同為樂團吉他手的男友。
　
　各位猜猜看哪一個人比較感到滿足？答案非常明顯，而且在進一步的發展中也得到了驗證：這兩名歌手都在選秀節目中被發掘，而且簽下了小小的唱片合約。安妮塔對於這樣的好消息嗤之以鼻，芭貝特卻狂喜到九霄雲外去了。
　
　過高的期待和「雄心壯志」就這樣抹殺了芭貝特的滿足感。
　
　小豬瓦哈力還有遲疑：「可是我擔心，自己會因為這樣簡單易行的小目標而失去動力。」庫瑪說：「如果目標簡單易行，又何需能夠動搖山河的強勁動力呢？」
　
　許多人擔憂自己會因為目標不夠遠大而喪失動力，就此其實可以從兩個角度切入：
　
　👉第一個應該提出的問題就是，如果人無法因此感到滿足，又為何需要這些「遠大目標」（例如豪華別墅、名聲榮譽、出眾的工作）？人會為了滿足而追求目標，但是如果其實已經安於現狀、無需外在目標，就算處在某個小漁村也能怡然自得。
　
　👉第二個重點是，人其實不需高遠的目標，也能夠全心投入。重點在於追求的目標是否能夠帶來快樂並且和價值觀一致。如果是的話，那麼原先的「終點」也將變化為一條「通往終點的線條」，因為歷程本身也就是目標。
　
　卓越成功的人士除了目標之外，還會抱持著一套價值觀，透過人生終極目標發揮這套價值觀。但這個終極目標是否能達成並不重要，「成功」的定義也無關這個目標是否有達成。這個目標可能是宗教人道的精神（例如德蕾莎修女），可能是對於藝術的熱愛（例如畢卡索），也可能是科技創新精神（例如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
　
　綠色和平組織創始之際，創辦人心知肚明自己不可能達成這個終極目標—─人類不再破壞大自然。儘管如此，他們並未因此感到不滿或喪失動力，因為努力過程和終極目標已合而為一。該組織的發展也令人敬佩：成立之初不過只幾個人，至今已然成為全球知名的重要組織，來自超過一百五十個國家的成員人數高達五百萬，對於生態保育有極大的貢獻。
　
　價值觀和目標之間的關鍵差異在於，價值觀能夠轉化蛻變，因為價值無法「達成」，而是要在生活中實踐。價值觀是言行的基礎，一言一行都是價值觀的體現，而且往往在日常生活中就可見一斑。舉例而言，人在採買衣服是便會以價值觀判斷決定，如果「漂亮」在心中佔的份量最高，下的決定往往便會不同於講求「簡單」、「獨特」或「舒適」的人。
　
　你是按照自己的價值觀生活，還是依據他人的價值觀過日子？前者能使人生圓滿充實，後者則會讓人感到空虛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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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錄自《#烏龜的七個秘密：歐陸最暢銷自我凝聚練習，讓平靜安穩由內而生》，作者龍悠是德國著名的心理學家與治療師，現居慕尼黑。朗諾德‧史威普是管弦樂團演奏家和冥想教師。兩人合著有多本心靈立志類的書籍，在歐洲極富聲望，擅長以淺顯易懂的方式，闡述現代心理學、當代哲學等，將人生智慧傳達給讀者。
　
★德國經典暢銷書籍，穩居亞馬遜心理勵志類排行榜13年！
★歐陸最受歡迎靜心抒壓著作，讓人平靜穩妥的生活原則
★向烏龜學習7個大智慧，在庸碌的世界中找回內心
　
　本書是歐陸最受歡迎的靜心抒壓著作，探究人該如何擺脫外界束縛，將焦點轉向自己，讓內心自然湧現快樂、滿足與力量。
　
　主角庫瑪是一隻烏龜，牠常說出生動又容易實踐的金句，幫助動物王國的同伴們找尋方向。牠與同伴們之間的趣味互動，又印證了「知足與安詳只能由內而生。雖存於內心，卻有許多途徑可抵達」的道理。
　
　烏龜隨時能向內縮回，自我凝聚。牠看似緩慢，但並沒有拖延或懶散，而是動靜皆宜，以自身最佳的速度穩健向前。牠不疾不徐，因為認清了自己的本質。
　
　人若是懂得運用同樣的道理，引導感官和思緒向內回歸，便能擺脫世俗的煩惱，克服每天所遇大大小小的挑戰。而安然感與力量，也會因此從內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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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棒的文章！好棒的角度！

💚 臺灣啊，你是上帝疼痛的海島 / 台大教授 張文亮

「海島和其上的居民，都當向耶和華唱新歌，從地極讚美他。」(以賽亞書四十二：10)

臺灣不是一個島，而是太平洋大陸棚邊緣，日本千島群島弧與菲律賓呂宋島弧中間的群島。群島是由最大的島嶼「臺灣」，與澎湖、鼻頭角、蘭嶼、龜山、火燒、紅頭嶼等84座島嶼所組成，總面積約36,000平方公里。

獨特的地理位置

這些島嶼與大陸福建相對，但是幾千年來，以黃河文化為主體的大陸，認為那孤懸外海的島嶼，不過是化外之民、落後的地方、蠻族的住處、海盜的居所，是巴望大陸皇帝垂憐施恩的一群賤民。

真的是這樣嗎？

最早認識臺灣重要性的，不是中國人，而是西班牙人。十五世紀初期，西班牙的探險家縱橫四海，他們早就發現，若以臺灣為中心，北到日本橫濱的距離，與南到菲律賓馬尼拉的距離相等，再延展範圍，北到俄國海參威，南到新加坡的距離幾乎一致。原來臺灣是亞洲沿海地理位置的中間點，是東太平洋接觸大陸沿海諸港的門戶。

西班牙人對臺灣的影響

1626年，西班牙人前來北臺灣，占據淡水，固然一時訝異於這島嶼的美、生物相的豐富、原住民的純樸；可惜心中覬覦的，還是島上的黃金、可製炸藥的硫磺，與能賣錢的茶葉，因此西班牙人在淡水附近開採黃金，在大屯山上採硫磺，並在坪林伐木種植茶葉。

西班牙人在臺灣北部設立港口，期待成為馬尼拉與日本貿易的中繼站，卻引起了荷蘭的緊張。荷蘭基於國際海上貿易的競爭，唯恐影響與日本、中國間的貿易，因此於1642年圍攻淡水城，將西班牙人驅離臺灣。

上帝對臺灣的保守，常是經歷了許多外來的破壞，卻總是留下值得讚美的可愛。西班牙開發了「淡水」港，成為進出臺灣的門戶；開發了山坡地的茶園，使「茶葉」成為臺灣北部丘陵地的主要作物。

荷蘭人對臺灣的經營

荷蘭曾被西班牙管轄，1579年獨立後，反成西班牙競爭的對手。1602年，荷蘭在亞洲成立「東印度公司」，經營在亞洲的貿易權。荷蘭人也很早就知道臺灣的特殊性，在1624年前來南臺灣，在臺南鹿耳門登陸，與附近的漢人與平埔族人爭戰，逐漸統轄臺灣西部臺南到彰化之間的廣大平原。荷蘭是世界著名的農業與花卉國家，雖然將臺灣視為殖民地，收取許多稅金，卻給臺灣帶來農業技術，奠定了臺灣的農業基礎，發展出日後有別於大陸的農業特色。

例如荷蘭人為臺灣帶來種植甘蔗與榨汁製糖的技術，如今嘉義以南一片又一片的甘蔗田，是荷蘭人留下的功績。荷蘭人選種甘蔗，是影響臺灣深遠的正確判斷。嘉義以南廣大的平原經常缺水，甘蔗是耐旱的作物，土地愈旱，甘蔗愈甜；海風很強，甘蔗密集生長，根系又深，抓地力強，還可以為人擋下海風；土壤貧瘠，甘蔗需要的是排水良好的沙土地，能在貧瘠地區生長良好。

迫害的再臨

此外，荷蘭還在臺南沿海低窪區教人養殖虱目魚，在山坡地種植增加穩定水土的銀合歡，為花園引進蜜源植物馬纓丹與含羞草，為果園引進芒果、釋迦與蕃茄，為農地引進豌豆（又稱荷蘭豆）、胡椒、蔥、薄荷、高麗菜與蕃薯。

荷蘭的宣教士在臺南地區還帶領約5,900位平埔族人信耶穌，並為他們設立學校與神學院，也為臺灣畫下第一張準確性高的地圖。

可惜，1661年，鄭成功自中國帶領十萬個士兵前來，毀去所有學校與神學院，殺光基督徒，還將宣教士的孩子分給將領為奴隸。動刀的一定會被刀所滅，22年後，滿清政府滅了鄭氏王朝。

臺灣人的標誌

此後，約有十萬的漢人隨著軍隊湧入，先是泉州人，後是漳州人。泉州人與漳州人多次械鬥，死傷眾多。而後客家人來，泉州人與漳州人聯合，驅趕客家人。

1662年到1895年期間，臺灣大小械鬥不斷，幾乎是三年一小亂，十年一大亂，導致死傷無數、田園破壞、鄉舍塌毀，加上颱風、水災、旱災、地震連連，漢人大量墾地種稻，但稻田水流遲緩時，容易成為瘧蚊與鼠疫滋生的場所。從此天災與人禍連連，臺灣人的生命深處深深烙印一個標誌——「不平安」。

因著不平安，臺灣人出海怕沉船、出外怕瘴癘、蓋屋怕路衝、婚喪喜慶怕忌諱、蓋墳怕風水、祭祀怕冒犯，生死都不得安寧。百姓需要討好各路的神明，敬拜各樣的偶像，祭祀各式的鬼魂。這也影響臺灣的社會與政治的發展，神鬼既然可以「賄賂」，人更可以用金錢、色情來打通，結果產生了臺灣人好賄賂、好賭、好鬥與好色的習性。

福音的腳踪

上帝沒有放棄這個島嶼。臺灣人心改變的契機，由黑暗看到光明，是清朝末年，外國宣教士不斷的前來，1865年馬雅各（James L. Maxwell, 1836~1921）、1871年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1872年馬偕（George L. Mackay, 1844~1900）、1875年巴克禮（Thomas Barclay, 1849~1935）、1895年蘭大衛（David Landsborough, 1870~1957）等福音的使者，像一粒又一粒的種子埋在這裡，並將福音傳到臺灣各鄉鎮，從此臺灣人才開始擁有真正的平安――「耶穌的救贖」。

宣教士們有著屬天的樂觀，因著信，將臺灣轉換為福音能夠發芽生長的所在，例如馬偕就寫道，臺灣人在聽信福音上，有四個特點：

1. 臺灣人的學習慾望強，學習慾望高的人，常成為最先信耶穌的一群人。所以將文化、科學轉化為教育材料時，可以將福音放入。
2. 臺灣人尊重以身作則的人。傳福音的人必須先贏得聽眾的尊敬，臺灣人才聽得進。所以傳福音的人所受的教育，或從事有益於人的職業，能成為傳福音的管道。
3. 臺灣人較聽得進臺灣事，有效率的工人收割禾場，懂得用正確的鐮刀與合宜的畚箕。因此，需要有智慧地了解臺灣的文化、種植、食物、地理、地質、動物、音樂、氣候、習俗、社會等，以臺灣本土的材料，作為傳福音的素材。
4. 臺灣人聽得進朋友的話，有熱忱融入一般人的生活，就能讓臺灣人接受福音。但要保持自身的潔淨，不同流合污。

原住民福音的復興

1895年馬關條約之後，日本占領臺灣，給臺灣帶來數十萬人的傷亡。尤其持續與原住民爭戰，封鎖山區，不讓外人進入。沒想到上帝藉著太魯閣族的基督徒姬望，將福音傳給原住民。迄今，原住民仍是臺灣基督徒比率最高的族群。

在世界上很少有一個地區或島嶼，有像臺灣這麼多樣、多種的原住民，使臺灣更具文化的多樣。目前人類考古學還無法確定臺灣原住民的來源，是南海島嶼的居民在不同時間前來形成不同的族別，還是由臺灣分散到南海各島嶼。原住民使臺灣人的血源更多樣，長期的通婚生子，使臺灣人的血緣漸與大陸的漢人迥別。在上帝的救恩中，不同種族共享同一救恩之源，在基督裡合一。

日據的年代
日本據臺期間，帶來工業化，開發大型的烏山頭水庫，建造桃園大圳，引入西式教育，並育種與推廣優質的「蓬萊米」，使得臺灣「北茶葉、中水稻、南甘蔗」三足鼎立。但是日本厲行天皇崇拜，與軍事管轄的壓力，使臺灣的基督徒飽受壓制。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曾傳日本官方擔心盟軍可能登陸臺灣，將下令囚禁與殺害全臺灣的基督徒，以免替盟軍帶路。幸好盟軍後來越過臺灣。

1945年，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撤出臺灣，國民政府接收臺灣。接收軍隊紀律不佳，形象很差，與接收政府的貪污無能，不只是國民政府即將在大陸全面潰敗的預象，更引發了廣泛的民怨。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造成許多臺灣菁英的死傷，不少無辜的死難份子是基督徒。1949年大陸戰爭失利，國民政府全部撤退來臺，超過一百萬大陸各地的百姓逃來臺灣。那是風雨飄盪、人心惶惶的危機年代。

共產黨占據大陸後，迫害基督徒，關掉教會，趕走宣教士，一樣的方式應該可以在臺灣炮製。1949年大陸派軍攻打金門古寧頭，實在稀奇，共產黨軍隊在大陸連戰連勝，幾乎是四處追趕著國民政府的軍隊，沒想到在臺灣海峽的一個小小島嶼上，竟然吃了大敗戰

。1950年韓戰爆發，共產黨軍隊大量北調，喪命在北韓陌生的土地上，也消耗了武力侵略臺灣的力量。同時美國第七艦隊協防臺灣，不久中共與蘇俄交惡。1966年，又爆發文化大革命與一連串權力鬥爭的內耗，大大消減臺灣軍事的危機，也免去臺灣遭受文化大革命的火煉。

避難地反成燃起福音之火的起點

當二千個宣教士自大陸撤返來臺，在1950~1960年，臺灣興起一波福音的復興，可見上帝保守臺灣的手，依然沒有退縮。

1960~1980年期間，政治的不穩定，使得臺灣許多年輕學子與移民，遠赴美國、巴西、阿根廷、南非、歐洲、新加坡等地，漂泊的異鄉人反而更易蒙受救恩，四處建立查經班與教會。臺灣的基督徒比率雖少，只有3%，但是在普世華人當中，卻是上帝國度人才重要的供應處，也是文字出版的中心。

1990年代初期，大陸留學生開始大批出國，上帝藉臺灣人所建立的教會，成為他們蒙受救恩的所在。大陸雖然號稱有8~10%的基督徒，隨著兩岸的逐漸開放，臺灣的基督徒前往培訓、支持、幫助、教導，仍是上帝在華人事工的主力。原來上帝保守臺灣，是要使臺灣成為普世華人蒙恩的祝福，甚至未來更能成為其他種族的祝福。有誰想到時代的變化，是如此的奇妙呢？

新時代的使命

1970年，臺灣因著人口的集中、工商業的發展，環境污染急遽嚴重。1980年代，山坡地的開發，凸顯臺灣地質不穩定，導致土石流災害橫行。1990年代之後，臺灣仍然承受百年來最大的「集集大地震」，又承受接二連三挾帶雨量超過1,000公釐的超大颱風。我們沒有退後，不只投入污染淨化的工作，環境倫理的提倡，災難重建的工作，並在災區建立新的佈道所。上帝的保守依舊在，我們就沒有退後的理由。

進入二十一世紀，臺灣依然面對許多的危機：國際上孤立的危機、氣候變遷的危機、糧食與能源不足的危機、新傳染病流行的危機，與更重大、更核心的危機――不認識耶穌的救贖、生命沒有終極意義的危機。每一個世代，真正愛臺灣的人，都要像先知哈該領受上帝的吩咐：「你們要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我就因此喜樂，且得榮耀。」（哈該書一：8）

上帝的殿在哪裡？那是人的心田。上山取什麼木料來建造？是對所信的耶穌，更深的認識，好用各樣的智慧，將救恩傳開，也許這是滿足上帝眷顧臺灣的心意。

時代在改變，上帝的保守不改變。四百年來，我們的祖先在懵懵懂懂間被分別出來，到這裡定居，大多數人依然不知道要事奉真神，我們不過是蒙恩的餘數，卻成為影響普世華人福音的關鍵，甚至將禾場拉得更寬廣。海島的居民啊！你們要讚美主。

末了，憶起馬偕在1896年所寫的《臺灣～我心的所愛》以共勉。

「臺灣，我心的所愛，
值得我一生最佳年日的付出，
是我生命、負擔的中心。
我愛，站在緩緩起伏的山上，
看著下方深深的海灣，與
拍打岸邊的浪濤。
我愛，那些棕黑膚色的中國人、平埔族與原住民，
二十三年之久，對他們傳講耶穌的福音，
為著讓他們得著福音的緣故，
值得我生命一千次的給予。
當我寫到這裡，我心依然遙望，
那遠在太平洋上的島嶼—福爾摩沙
我心的所愛。
但願餘生，力量微薄之時，
能在那拍打的浪濤聲中，
不斷搖曳的竹葉蔭下，
安歇。」

(我在青宣的演講稿)

遠離華夏食人族，恢復人性共興亞

要發掘何謂香港民族，思考華夏食人族之源起與發展在所難免，而當我想更準確咁解釋華夏之時，我忽然就聯想到過去人在澳洲深入偏遠沼澤尋訪鴨嘴獸之經歷。尋幽探秘嘅結果，雖然係一如預期嘅遍尋不獲，但因為本來就有可遇不可求嘅心理準備，回程感覺既講唔上可惜，亦未見得氣餒。活化石之所以引人入勝，原因在於觀察世間罕見嘅物種，可以親眼見證佢地幾乎絕跡於世嘅形態同習性，而鴨嘴獸作為十九世紀初歐洲科學家一度以為係惡作劇嘅卵生哺乳動物，正與以「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自居嘅華夏文化極為相似。以下將探討中國—華夏食人族—儒學鴨嘴獸保守估計已達三個千紀嘅發展停滯，論證香港民族脫離中國方可振興亞洲之道義責任，希望可以刺激民族同胞對於未來世界之和平想像。

華夏死水，寸草不生

世間萬物平等，適生淘汰係物競天擇使然，生物學意義上嘅保育瀕危物種亦應當支持，但香港民族飽受華夏食人族之害，絕對唔應該對近在咫尺嘅惡霸過於寬容，事關香港民族自身亦負有順應世界歷史演化嘅偉大使命。促使老帝國順勢解體、活化石安分退場，責任在於華夏歷史之非歷史，中華帝國之千年如一日，而香港民族為東亞生態系統所做嘅，只不過係呈現自身之求生意志，順勢向鄰國一池死水送出有助人類同胞起死回生嘅氧氣——唯有中國解體，中共治下各個族群方有望恢復人性，繼而步入正途，接上現代化之軌道。所以，相比起香港曾經風行一時嘅大中華主義思想，發揚民族主義，勇於改變受制於人嘅局面，先至係為華夏食人族燃點希望嘅合理路徑。

根據現代考古成果，位於現時伊拉克之兩河流域乃係孕育人類文明嘅豐饒之地，因為人類協作共生，形成部落聚落，大約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世界史上首個農業社會應運而生。由於農業社會之形成往往係經過漫長嘅選擇同適應階段嘅成果，活躍當地嘅人類早喺新石器時代已經掌握人工種植穀物技術，因此喺短短幾千年間，農耕技術已經傳遍四方，愛琴海、地中海、黑海以至黃河文明後來之繁榮，亦同蘇美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由此可知，華夏以農立國，既非世界農業社會史上唯一演進路徑，更非優異於其他古文明，發展初期嘅大體安定，只不過係因為遠離其他族群，避過激烈競爭——公元前嘅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之所以一直經歷各個王朝嘅武力征服，呈現出華夏食人族與一般香港人唔太習慣嘅歷史亂象，正係因為區內各國都無法以閉關自守形式經營。

當人類文明因為劇烈競爭而快速成長，歐亞大陸嘅東面，以黃河流域為根據地嘅儒學鴨嘴獸則因偏安而成為華夏食人歷史敘事中嘅適者。傳說中嘅夏王國稱霸中原地區，改禪讓制為世襲制，反映出武力同資源多寡極大程度上決定歷史走向，但其後商王國直至盤庚定都於殷之前都要不停遷都，則反映縱有共主之名實，當地貴族動亂與外敵入侵卻係從未間斷。商人統治衰落之際，周人以更具道德約束力之社會文化擊敗前朝，周禮於是成為定制。如此興衰交替之現象，其實係歷史上應有之常態，因為人類存在於世，本來就係要保持開放，不斷改革，面對各種天敵同環境轉變，繼而推動世界歷史不斷向前。因此，中國經歷文革之後以改革開放為國策，向世界展示友好姿態，本質上只係扭曲自然然後放開束縛，但瘋狂嘅係，華夏食人族已經習非成是，淪落到視經濟發展自然規律為權威嘅恩賜。中國人喺近乎缺氧嘅鎖國生活之中都可以如同老鼠一樣生生不息，又更無負儒學鴨嘴獸之名——野生鴨嘴獸繁殖能力固然不如儒學鴨嘴獸，但缺乏競爭而演化緩慢則為兩者共享之特性。

而要了解儒學鴨嘴獸到底係缺乏競爭在先，抑或係拒絕競爭在先，研究與華夏密不可分之儒學即可獲得關鍵線索。華夏文化敬鬼神而遠之，以自然解釋人倫，迴避形而上學嘅傾向，眾所周知，而孔子正係其中將形而下之事睇得最重因而成為所謂萬世師表嘅代表人物。無可否認，春秋戰國時期，中原確實出現過百家爭鳴之現象，事關當時儒學尚未具備壓倒一切嘅能力，但天人合一之謬說之所以喺秦漢之後成為主流，絕對唔係單單源於某任皇帝強行推動，真正起決定作用嘅係漢帝國人民已經具有充分思想準備迎接糅合陰陽學與五德終始學之儒教。華夏食人族之精神世界貧弱，易子而食，以至道德殺人嘅文化，就係由儒教所支撐，而儒教之所以歷久不衰，到廿一世紀都有人擁護，現象背後反映嘅正係華夏食人族即使曾經擦出資本主義嘅火花，但一直都未有真正進入近世，係貨真價實嘅人類文明活化石。

精神貧弱，後繼無人

回應世人對秩序嘅需求，本來無可厚非，亦有好處，但喺華夏文化之中，理想同現實逐漸割裂，倫理地位日高，實際道德反而每況愈下。周人趕絕已征服地內之故有文化風俗，由上而下推行官方祭祀儀式，係世界歷史上相當常見之統治策略，但封土建國求安穩之後，始終要面對周天子失去民心之事。春秋時代，各國主體意識亦變得不穩，人人急於發掘治道解決眼前困境，而魯國孔子選擇嘅策略就係上追周公，重塑國家地位以自保。當時魯國歷史悠久，但政經實力皆不敵其他國家，再次從諸侯國林立之背景中突出自身自然成為孔子嘅目標。

「周禮盡在魯矣」一說，既反映魯國求助於周禮力量，亦透露孔子以先王聖道描述自己心目中嘅理想國之心，無奈再苦心經營嘅政治理論，到最後都因為缺乏小共同體而歸於塵土——如此發展，同時亦已預示後世所有真心儒者屢試屢敗嘅必然下場。孔子之政治思想，本來或者係有向善演變嘅空間，但魯國自己人唔支持，子弟傳道又力有不逮，久而久之，自然失去進入新時代嘅活力。其實，假如周公理念真係值得魯國上下傾盡全力守護，如此優秀嘅文化又豈會經唔起時代考驗，因為他國入侵而輕易失傳？對比以色列人之堅忍不拔，甚至將地方神想像成至高之神去解釋亡國滅族嘅命運，最後令猶太教釋放出自我救贖之能量，影響其他族群以至成個羅馬世界，孔門子弟嘅傳道意志，可謂相當薄弱。

周人統治早期，前朝文化仍然興盛，重視鬼神意見，事無大小都會問道於天，刻有甲骨文之龜甲出土，正係商人信仰虔誠之象徵。然而，周人之文化有別於前朝，而且對缺乏道德責任感之祖靈天帝都失去耐性，於是佢地開始相信個人意願高於神明指引，自身德行更勝上天欽點（畢竟商人亦曾經係天命所歸），結果就令神明成為政治決定嘅背書者。當神權變得低落而未有惹起嚴重爭議，人道比天道更重要之思想自然慢慢成為主流，華夏過早嘅政教分離，就令後人視人間一切都係人類事務，亦令「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成為後來孔子思想嘅基礎。

孔子死後兩百年左右，秦漢相繼而興，前者焚書坑儒，殘害儒者，後者則借屍還魂，利用儒學，儒學自此已經因應華夏土壤而萎縮變形，再未見昔日曇花一現過嘅茁壯之姿。畢竟，周人已經播好君權先於神權嘅種子，制裁政治由人定斷嘅果實亦係時候加以收割。收割之後，漢武帝以儒學包裝專制，以官俸收編文士，繼位者再興黨錮大獄屠殺少數敢言之輩，種種行為都係以唔敬神嘅周人為榜樣。公元二百年左右，東漢陷入分裂之局，周公理念終告壽終正寢，華夏文化亦正式鴨嘴獸化，而儒學幾經焊接轉化再焊接，就衍生出南宋國之民族主義、明清政權之閉關自守，以至當代中國之自卑自大矛盾心理——當華夷之辨代表排外心態，中華正統則代表自我中心，所謂「孔子學說本身係好」一語已經再無討論價值。

唯古是尚，輕薄自然

漢武帝想將儒學演繹為儒教，唔可能一廂情願推行，因為鞏固權力嘅過程引起太大反彈，就會擦槍走火，觸發動亂。換言之，在上位者收唔收窄到思想自由，係視乎民間接唔接受思想控制嘅準備。而活化石代表人物孔子之政治主張唔主張普世，唔主張反戰，是非對錯觀念含糊，可謂最有利於政權殘民自利，溫水煮蛙。

孔子主張之中，愚民反智首推「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先王所指，不論係理解成神話傳說中嘅堯舜，定係創立周禮嘅周公旦，其實都唔係完美無瑕嘅人，因為聖人始終係人。有能之人為處身於特定時代同空間中嘅人民建立社會共識，其實即係同英國普通法一樣嘅概念，過度歌頌某個時期嘅聖人，甚至要求往後嘅統治者都要複製聖人王政，簡直係忽略時移世易之自然規律。例如，神話人物神農氏之能力，在於推廣農耕技術，神話人物黃帝嫘祖之能力，在於擊敗蚩尤同推廣養蠶紡織，呢啲所謂為人民謀福祉嘅形象，其實係將人物刻意平面化加隱惡揚善嘅壓縮式造神運動，以聖人稱呼凡人可謂不合情理。雖然基督教信仰之中都有大量先知聖人，但先知聖人永遠唔係上帝，佢地只係負責傳達福音同按神意行事，最後審判之權仍然在於造物主手上，國王都要向上帝交代，人道之外畢竟尚有天道。

然而，儒教世界觀認為聖人有權替天行道，而天理既然要運行於人間，就唯有由最了解聖人之道之開國皇帝定斷。皇帝之所以自動成為聖人，係因為佢獲得五德終始說嘅加冕，咁亦即係話，天理係用於追認獲得江山嘅人間權威，天理可以係少數凡人嘅意志，天理根本同自然意義嘅天毫無關係。眾所周知，中華帝國皇帝概念（Emperor）同歐洲國王概念（King）有異，主要分別就係前者係天人之間溝通嘅中介，即使係貧民出身都一定係天命所歸之聖人，成聖之後就會自動同平民身分徹底割裂，而後者重視貴族血統，繼承領地只因家世顯赫，管治之時都經常要同教廷或教會爭奪權力。明白到兩者分別，兩種發展模式之相異即刻呈現眼前：平民爭奪聖人頭銜，華夏因而自陷於惡性循環，貴族爭奪俗王寶座，歐洲則逐漸走上協商之路，簡而言之，儒教可謂罪魁禍首，但產出儒教之族群亦難辭其咎。

審視返華夏神話，神農氏以身試藥嘅實證主義有貢獻，唔代表佢係仁義之人，黃帝攻打原居於中原地區嘅蚩尤部落，更分明係武力征服，後世儒者咁都可以話「君臣朋友之倫，亦為聖人所立，故人知之」，可見崇拜權威之頑疾已經積重難返。華夏食人族甘心接受統治，儒者更孜孜不倦於以聖人概括古代有能之人，不斷將有能者同有德者混為一談，直接導致嘅結果就係華夏文化總係有陳義過高、厚古薄今嘅傾向，而長遠後遺則係信史非史，真假混集，社會進程不進則退，如同鴨嘴獸一樣停止演化。

因為拒絕面對歷史，拒絕相信聖人非聖，拒絕與時並進，抑制商人同民不聊生最終就成為中國歷史書上最常見嘅兩個四字詞。戰國時代，商鞅入秦推行變法，已經提倡重農抑商，壯大地主階級力量，希望社會經濟停留喺農業主導嘅階段；至漢武帝執政，社會經濟再次興旺，朝廷又以新經濟政策打擊商賈，妨礙商品經濟發展，只為平息紛亂；其後儒者王莽篡漢自立，面對農民賣地，商人買地，土地兼併導致民不聊生之局，新政府嘅對策將儒學發揚光大，參考周禮推行終極復古，以井田制之名充公土地，再次分配，胡適形容佢做「一千九百年嘅社會主義者」，可謂無意幽默而更顯幽默。概而言之，儒學之本質，就係深信只要倒帶歷史加高舉禮教就會改善社會爭逐名利之亂狀，儒者之本質，則係真心推廣從根本上消弭階級生成空間之聖人必聖學說，既然如此，共產主義會同華夏文化無縫對接，自然合乎邏輯。

擁抱階級，拒絕天道

商品經濟係農業社會不斷發展就必然會走向嘅新階段，而唐帝國之所以重視貿易，所謂中國歷史都曾經有過資本主義之說，則係受益於儒教正統地位一度旁落。漢帝國時代，朝廷長期徵用異族士兵對抗異族，久而久之，異族亦定居中原，各族文化因而融和。其後，異族勢力隨時而增加，趁漢帝國崩解之際建立政權，更多異族大舉遷入中原，衝擊原有文化，儒教逐漸不敵佛教，平民精神世界亦因佛教傳入中土而稍為開闊。北朝政權一輪混戰過後，北周成為強國，然後楊堅取而代之，建立隋國，但僅僅經歷兩代君主，即敗於李唐，最後，面向世界之鮮卑文化正式主導中原，舊漢氣象因而大變，中原自由之風可謂空前絕後。故此，唐帝國時代，政權非但無意效法周禮解決經濟問題，更順應社會互信逐漸建立嘅趨勢，開創出前所未見之榮景。究其原因，並唔係君臣相契，而只係在於唐人未受儒教繁文縟節所限，敵視異族文化之心淡薄，亦無法接受只講倫理、盲從古制之落後觀念。

十世紀初，李唐由盛入衰，遊牧民定居日久，節度使手握重兵，地方力量割據，擊碎帝國模型，而以漢人領袖自居之趙宋亦乘機佔地稱王。積弱不振之趙宋定都汴京，再偏安江南，最後都係不敵其他政治力量，根本原因就在於世界秩序層層加疊之結晶品必然會超越華夏疊一層又刮清一層返回起點之墨守成規。丸山真男認為，儒學所呈現嘅世界觀，係從自然現實嘅觀察中演繹社會關係，即係將人間之事反映於自然界，呢種認知模式喺人類思維嘅初級階段其實係屢見不鮮，正正點出點解死守祖宗家法係不可取。研究前人經驗，抽取合乎自然之道加以發揚，係人類一直穩步前進嘅基礎，而因時制宜而精進，從來都唔係易事，任何部落、城邦、民族脫穎而出，都一定係有佢地嘅適生之處。華夏食人族之所以適生而又非適生至今，靠嘅就係閉縮世界一角，始終堅持以力服人，排斥人心善性，以無神論掏空平民對死後世界想像，令平民專注今世之禍福。佢地唔相信天堂地獄，唔相信真主在上，更唔相信八百萬神明時刻存在，就連因果報應之說亦唔會對佢地構成實質心理壓力。終於，仁義禮智倡於市，即演變成虛偽造作，中庸之道行於世，即演變成折衷妥協，三綱五常為定法，即演變成父權壓迫，儒教之流弊，盡見於當代中國社會。

孔子真心相信貴賤有序，君臣有別，佢推崇仁義嘅目標只係想維護社會秩序，而唔係期望小人質地嘅人有朝一日變成聖人。天人相關之世界觀，係孔子理念之核心，即使天人合一同性即理係後人加以發揮，亦唔代表孔子本人係意識到天道但刻意存而不論。而朱熹生逢社會排外心態熾熱之際，主張「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慾」，則向下開啟魯迅式精神勝利法。戴震批評朱熹理學，「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與外儒內法之華夏治國之道相呼應，本居宣長直言「儒者用儒道古聖人之說，佛道用佛之說，以定其理，於儒佛之中選取優劣，名之為道，皆己所私作之道也」，更係一矢中的。假如儒學所倡之君臣父子關係為恆定不變確為千古之法，父對子如同天對地，夫對婦如同陽對陰，階級社會合乎天理，咁古埃及王朝嘅「法老祭司—官吏軍人—商人農民—奴隸」社會制度同印度社會已經廢除但影響猶存嘅「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賤民」社會制度又有何不當？印度賤民女性生而為高階種姓男性之性器，應當承受施暴，若然理據來自種姓制度規定，又何以於理不合？當今印度社會之所以輕視女性，正正就係因為人類將人為之定制誤奉為金科玉律，唔再與時並進。當法老之墓已經風化，種姓制度亦已廢除，華夏儒教竟然仍然受到無知之徒狂熱吹捧，現代人除咗同情，大概亦只可苦笑。

人類之所以生於人道，在於人道生於天道，所謂天道即世界秩序、自然規律，難以名狀，但世界各地嘅神話同宗教正係人類解釋自身對天道如何理解嘅參考，只要加以比較，就會理解儒學鴨嘴獸原地打轉之演化史既罕見亦唔算罕見之處。希臘神話、北歐神話、日本神話等神話體系之中，諸神品格並非無可挑剔，但正因為諸神各有瑕疵，以天理操縱凡人之事至得以避免，因為人間之上有天神，天神之外有宇宙。漢武帝之後，所謂儒者，僵化大腦之內充斥盲目抵制外國之執念，又堅持凡人必須接受教化方可由惡轉善，所謂人本思想由此更見粗陋。

取締腐儒，遺毒自清

香港歷史自開埠起即與華夏食人族分道揚鑣，儒教思想早已隨年月而淡化，國體安定之後，新政府與學術界亦應以全面否定儒教遺毒為要務。回顧香港歷史，前人對中國革命事業嘅熱情確實高漲，而二戰之後，居於香港但卻心繫故國嘅人亦不在少數，但對香港民族新世代而言，反民主、反自由以致反歷史嘅華夏文化，已經變得陌生。即使中小學一直受到教科書論調洗腦，但大多數香港人都已經從中共暴政同華夏食人族真心擁戴不義政權之驚人現實之中，明白到中國政權同中國人之社會共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恐怖真貌。所以，只有徹底排除儒毒，解構華夏，香港民族至有可能正本清源，堂堂正正步上獨立之路。

二十世紀初，滿清帝國倒台在即，稍有學識之革命人士如梁啟超抄襲西方民族主義，虛構出中華民族概念並加以普及，尚未進入近世嘅中國平民照單全收，忽然就成為炎黃子孫。華夏可與古埃及、巴比倫、古印度並稱「四大文明古國」之荒誕主張，亦係梁啟超得意之作。香港華人定居香港日子尚短，難免關心故地政事，香港歸屬尚未生成，積極參與中華民國內政者不在少數，何東之第三子何世禮放棄英國國籍而加入中國國民黨，戰後按黨指令促成港台貿易，直至1973年返回香港都繼續辦報為國民黨作政治宣傳，正係出名例子。

另一相當熱愛中國代表，則必定要數中大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余英時形容佢「一生為故國招魂」，可見錢穆終生以所謂國學推廣者自居，完全未有因移居香港而改變舊思想。昔日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之時，錢穆極力取爭院校首任校長必須係中國人，又認為中文大學應以中文為教學主要語言因而堅持以「香港中文大學」命名，中國認同昭然若揭。佢對自己想像中嘅中國一往而情深，因而流露一種彷彿終生從未接觸西方與東洋思想之固執，重申中國傳統政治唔可以僅僅以西方之君主專制簡單概括，實為「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視唐帝國為一個中國、主張唐之三省制有效制約君權、中國之常態係和多於分等等，都係落伍到無以復加嘅一管之見。而由佢生前曾經講到美國就發狂，指住門口一隻狗當佢係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咁痛罵，更講出狗都比杜魯門有尊嚴呢類軼事觀之，佢嘅生平係完全符合一個愛國儒者嘅典型形象。如此人物，即使對本地大學教育事業有所貢獻，但情緒上狂熱反美反帝，又為中華帝國千年專制辯護，學養實在需要重新評估。

無可否認，大量香港前人視野受時局影響而繼續以中國人自居，但如此現象持續至香港前途談判時期，已經開始生變。香港人雖然尚未完全去除原有認同，但香港文化喺無形之中已經重塑緊大眾嘅心理，只係香港人發現唔到自己一邊做中國人，另一邊又希望維持英殖原狀之精神分裂。呢種精神分裂之下嘅集體意識流動，其實就係香港人成為民族前嘅心路歷程，而一百八十年嘅潛移默化所實現嘅厚積薄發、飛躍進步，非但唔係儒家教化而致，更係完全因為親近西方同時遠離華夏而成。

脫華復性，重新做人

所謂親近西方，更準確嘅講法其實係脫離華夏，恢復人性。儒學本身具有箝制思想之效，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已見一斑，名為推廣文教，實則罷黜各家各派思想體系；南宋朱熹理學號稱重振道學，實際上只係以嚴厲道德批判約束平民，同時助長社會無道德無責任之風；至明之世，統治者為求維持社會穩定，藉科舉制度推動儒教洗腦，應舉者因而受到顧炎武所指之「八股之害」，最終心腦俱殘，民智盡廢。儒學鴨嘴獸分泌之毒液之所以毒，在於人性本有善心，社會發展本有規律，無論任何年紀，都自然會心懷慈愛，無論任何職業，都應該以誠待人，但儒教竟一味高舉聖人之教，無視人類生而擁有之情感與本能，以及可以憑藉強大意志戰勝自身惡念之潛能。結果，華夏食人族因為遺忘人性而更難消滅食人文化，每日猜忌鄰里甚至親人，惶惶終日，最後只可以加入恐懼共同體以求自保；而香港先民因為勇於走出重圍，移居自由天地，最終就喺講究契約精神同市民權利嘅英國殖民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皇后大道東〉歌詞提及「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知己所指正係英國。香港人當時之所以認為知我者莫若英國，其實係因為尚未意識到真正嘅原動力始終來自自身，而非他者。的確，「這個正義朋友面善又友善／因此批準馬匹一周跑兩天」，英國殖民統治為香港先民提供比華夏食人族領域更自由嘅生態系統，但「百姓也自然要鬥快過終點」之「自然」二字，其實只係香港人之自然，並非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因為香港人願意為家人付出，亦積極計劃未來，再好逸惡勞都始終希望跟隨社會流動，成為中產。香港人樂天而散漫，靈動而急躁，好食懶飛、輕言放棄者大有人在，然而，大家從未向惡勢力低頭，正係因為心中有愛，是非分明，始終相信只要肯做肯試，凡事皆可能。

香港人開朗樂觀，自覺鴻運當頭，源於香港歷史順風順水，寄居香港，有付出就必定有回報。香港位處東西之交匯處，立於風暴前線，但自開埠至廿一世紀初，城市內部大體風平浪靜，經濟偶有受挫都總係快速復原，貨如輪轉，財源滾滾來，香港人因而難免自覺好彩。加上，香港人長期觀察邊境以北之民間疾苦，對比之下，落戶香港有如抽到上上籤之感，自然油然而生。然而，香港人心中亦一直暗藏惰性，雖然知道不勞而獲只屬幻想，但仍然難以戒除受華夏食人族文化影響之少做少錯僥倖心理。不過，香港人有小聰明，學習能力強，享有相當教育水平，配以外資林立之營商環境以及因自由開放而格外開闊之國際視野，醒目仔女形象相當鮮明，心懷僥倖都一直過到骨。香港人思維靈活，重視規則但絕不死板，生活上體現為擅長與來自世界各地之人溝通，寬容接納各式文化，抗爭時則表現為手段多樣，變化莫測，創意無窮，正係醒目之明證。不過，一般而言，香港人唔係以堅守原則而廣為人知，急功近利與缺乏耐性，常見於日常生活及工作，可以敷衍了事則必然得過且過，節省成本心力，亦係香港人之特點。由此可知，香港人之民族性，與告別華夏食人族之香港歷史緊密相連，全靠一代接一代發揚人性，一點一滴累積而成，香港民族形狀方有今日之清晰可見，後人應當追認珍惜。

華夏毀滅，東亞振興

霍布斯認為，人處於自然狀態難免侵略他人，故此強大政府結合嚴刑峻法，方可防止人類作惡，喺著作之中，佢更以神話中嘅海怪利維坦比喻權力無限膨脹之政權，形象鮮明而震撼。如此思維，正與華夏食人族之認知經驗相似，兇猛海怪與儒學鴨嘴獸之相似，自然亦合理不過。當我回想遠足當日尋覓野生鴨嘴獸，行到設有指示牌之處時之興奮，守候多時而更覺眼前湖景乏善可陳之悵然若失，我突然就諗起黑格爾對中國歷史之精準概述——不停將歷史推倒重建，只不過係「重複終古相同之莊嚴毀滅」。人類文明史上有戰有和，興亡交替，但整體一直係向建立契約、互相約束、互相理解邁進，生活亦因而變得更加美好，無奈華夏食人族一直錯過改革機會，最終就只可以凍結於遠古之世，停留於保護自己免於遇害身亡之原始時期，無法離開every 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之悲慘國度。

中國解體之後，以理殺人之儒教枷鎖將會同時崩潰，滅頂之災會令華夏文化追隨者真正意識到自身信念之不合時宜，而中國治下飽受壓迫嘅大小族群將會經歷西方族群早已經經歷過嘅後帝國時代，呼吸道聽途說已久之自由空氣。建設之路雖然長路漫漫，但天花拆封之後，非你死則我亡之敵對心理自此鬆綁，以日本為秩序維護者之東亞各國將會長久和平共存，而香港建國，既要與日本台灣攜手合作，鞏固東方連繫，亦要促進北方初立諸國與已發展國家之政經交流，扶掖後進。香港深受東西文化薰陶，輝煌歷史已達一百八十年，經驗之豐富絕對不遜色於世上其他喺戰後至按住民自決原則建立嘅國家。只要繼續精進自身，分工合作，堅持到中共主動挑起戰爭之日，香港民族自然會戰勝黑暗，浴火重生。

精進之真義，在於將好戰之意約束於一己體內，以批判他人之態度自我批判，每日反省，每日悔悟，直至重新發現香港民族本已有之嘅人性，成就自己同民族全體。而人性之內，本來就應該有順應天道與愛護他人之心，因為香港民族既然一早已經從華夏食人族之無神論輪迴中自我解放，自然亦等同回歸最初之善良。幾年之後，中國勢將發動戰爭，殘害香港民族，兩國平民難免要兵戎相見，但我相信香港民族大獲全勝之後，絕對唔會重蹈華夏食人族覆轍，冤冤相報，種下更深仇恨。相反，香港民族經歷正義之戰後，將會胸懷促進全人類之道德觀及世界觀差距繼續收窄之美好願景，上承抗爭時期齊上齊落口號，由學識寬容對待民族同胞開始，發揚民族內部應當愛人如己之團結精神，為日後同敵人亦可冰釋前嫌鋪路，成為更成熟嘅民族。只有維持香港文化中一直存在之宗教多元主義，勇於承擔為區域和平竭盡所能之重任，香港民族至會既可確立香港國體，同時再次成為名副其實嘅自由香港、東方之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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