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超完美嬌妻」應該具備什麼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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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在電視台呼風喚雨的總裁瓊安因為一次過火的節目操作,被要求捲鋪蓋走人。她的先生華特反而認定這是一個轉機,辭掉工作帶太太遠走鄉間的高級社區生活。不過瓊安很快發現這個社區不太對勁,每個主婦的價值觀異常過時,只知伺候丈夫、打理家務,最大樂趣就是聚在一起討論如何為家庭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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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強人著稱的她,當然不能接受這樣的生活。但華特卻認為兩人自從結婚以來,總是在遷就另一半的事業,也要求瓊安能夠重新審視彼此在家庭的角色。瓊安覺得有理,不過怪事卻接連發生,例如一位鄰居太太突然在跳土風舞時「故障」,陷入高速旋轉,以及一個有署名的遙控器被他們拾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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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完美嬌妻 The Stepford Wives》(2004)改編自美國作家艾拉.萊文(Ira Levin)在1972年出版的同名小說,他過去有多部作品被翻拍成電影,最知名的無疑是1967年的《失嬰記 Rosemary's Baby》,在出版隔年就被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搬上大銀幕。兩部作品都是在第二波女性主義時期問世,作品同樣反映了女性在父權社會框架下遭受物化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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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安.福比斯(Bryan Forbes)在1975年就曾完成過一次翻拍,更忠於原作的黑暗調性。但到了導演法蘭克.歐茲(Frank Oz)與編劇保羅.魯德尼克(Paul Rudnick)手上,新版卻決定改以喜劇方式重現,這點從第一幕的電視大秀就展現無遺。在瓊安製作的節目裡,一對夫婦分別接受忠誠挑戰,沒想到女方選擇左擁右抱一群猛男,離丈夫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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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固然誇張,但這個設定暗示了瓊安的立場不僅是信仰兩性平等,更主張女性應比男性優越。她的行為終究招致報復,也使她因此遭到公司切割。如此極端的開場,像是編導刻意在引導觀者建立一個認知──不能將瓊安視為單純的受害者,而是一個活該的「激進女性主義者」。反觀,態度謙和的華特,與之形成了明顯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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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對女性主義者的描繪,是女性主義論述發展以來,反對者最常採用的手法,即描寫一個由女性主導的世界,是顯得如何歇斯底里。雖然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稱自己無意醜化女性主義者、打算凸顯的是男性的懦弱與無能,但他的《女人城 City of Women》(1980)確實是將此一女性形象表示的最淋漓盡致的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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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不在原作小說中原創開場,已經暗示了編導仍然是以男性角度切入這部作品。當瓊安進入到這個詭異的社區之後,她面對的是另一個角度的極端,每個女性的扮相與行為,都全然符合男性沙文主義者的要求。編導或許自鳴得意,認為開場與後續發展,形成了某種「完美平衡」,有女性優於男性的角度,也有男性優於女性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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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我們看見這起陰謀最後還是得倚賴華特的良心發現,便知所謂的平衡並未真正存在,也看不見主導邪惡計畫的男人們可以從中能得到任何深切的反省。故事第三幕的發展可說連連崩壞,幾乎無藥可救,華特改弦易轍的動機不明所以,一個個要角隨後輪流訴衷情,編排令人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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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本身的黑暗基調是本片最大的魅力來源,改編成喜劇未必不是不可能成立,但黑色喜劇或有較大成功機會,硬要轉化為一場皆大歡喜的好萊塢式鬧劇,不僅偏離原作精神,也毀了故事的諷刺寓意以及與現實達成反映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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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有著類似設計的作品,就是喬登.皮爾(Jordan Peele)的《逃出絕命鎮 Get Out》(2017),但性別議題卻代換成了種族議題,驚悚與幽默的拿捏精準十分。《超完美嬌妻》選擇卡通化呈現,卻令人察覺到女性主義者在編導眼中,根本不像是一個切實的存在,那種為女性伸張正義的收場,乍看大快人心,卻不見一點真誠。也不意外參與演出的演員群如飾演夫妻檔的妮可.基嫚(Nicole Kidman)和馬修.柏德瑞克(Matthew Broderick)皆將參演本片視為生涯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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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據說原本結局的確更灰暗,與原作更貼合,派拉蒙是基於試映反應不佳,才要求導演重拍結局,以符合好萊塢的闔家觀賞性。不過這種對觀眾的過度迎合,最後成就的,固然是男性與女性觀眾都感受到安全感的一部作品,但通常這種對「安全」的追求,往往無法造就出格之作。
歐蘭特遙控器 在 蕭詒徽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我想起按下遙控器後八德路三段十二巷的鐵捲門緩緩升起的樣子,緊接著推開玻璃門,迎面而來的味道是被我們用過的風。我,又瑜,子華姊,有陣子抵達出版社是依這個順序,所以我先餵貓,旁觀貓於貓碗之寵幸,站在門邊遠遠地和貓飼料與有榮焉。然後開始裝箱訂單,整書,小乙老師設計的《最後一封情書》在倉庫裡是一袋一袋待在紙箱裡抱著的。偶爾,要從黑色針織書套和粉紅色針織書套裡隨機出貨,而好像嫌這些還不夠暖似地這本書竟還有附圍巾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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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說,我居然訪到林小乙的時候,在我面前分成知道我為什麼說居然的,以及不知道的。那些知道的也會同時知道,林小乙不受訪的,貓站在冬天的傍晚裡就是不走過來的那種不受訪,你還在心想站在那裡不會很冷嗎的時候其實你自己常常忘記你是為了看見祂才走出門,然後才發現了氣溫。而不知道林小乙的人啊,你這輩子可能就是因為不知道她所以才這麼寂寞的吶,因為這個世上沒有人要跟不認識林小乙的人結婚,我說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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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出版社後偶爾遇見那時認識的人,他們總遠遠的。秋天時安走來,說:你生氣啊?我說我沒有啊,我那麼愛,我只氣我自己,沒有能力消滅那些只會傷害別人,卻又美不勝收的人。然而,原來到頭來選擇逃避的我,在別人眼中就和他們一樣嗎?風、圍巾、鐵捲門,貓在八德路三段生老病死。因為感到冷而把自己包得緊緊的,現在的我知道那不是人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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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小乙老師的工作室,她開的第一個話題:你是那種會整理自己過去的人嗎?我說,我非常是;她笑,應該是因為覺得我真年輕的緣故吧。「可是,我做完一件事,下一件事就來了啊。」她說。我點頭,但我有時候覺得,下一件事是在前一件事來之前來的,最近尤其越來越頻繁。我想起第一天走進八德路三段,自顧自把出版社裡書架上的書全部卸下來、按照書系書號排好,一邊自以為是地做筆記:哪個設計師做出什麼風格的書,喜歡什麼顏色,整理到中途還自己和自己玩未看版權頁先猜設計師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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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不斷出現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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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以為,所有事情都可以從現在開始。但我錯了。所有事情都是從昨天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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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維諾,《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第一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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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識到自己嘗試以寫作來描寫現實真相,卻被現實的沉重、晦暗所沾染、凝滯時,卡爾維諾以數個例子說明小說如何以「深思熟慮的輕」來抵抗世界之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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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維德《變形記》裡,珀修斯腳踏飛天鞋,手持雅典娜贈與的盾牌前往討伐蛇髮女妖,藉由盾牌折射的影像確認梅杜莎的位置,避免因直視而被石化,成功砍下梅杜莎的頭顱。所謂創作,可以是「不直接觀視現實」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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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塔萊的詩作〈小誓言〉:「夜間,在我腦海中/那閃閃發光的/如蝸牛涎線發出的貝母般光澤/如拋光玻璃留下的碎屑,/不是教堂抑或工廠的燈光」。當文學藉由細緻的象徵,轉化感官所見的現實,人便不再受限於知覺所構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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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是輕,在另一首詩裡:「塵埃微粒在暗室裡一束陽光柱中漂移旋轉/薄細的貝殼/全都相似卻又各自不同」。當事物被以最微觀的尺度來審視,原先堅實而不可拆解的世界就能分解、消融為新的認識——這是盧克萊修的《物性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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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個段落,便是林小乙著手設計 2019 金點設計獎年鑑時,主要的靈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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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灣設計研究院執行的金點設計獎,去年以聯合國 17 項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DGs)為關注主軸,最後收錄逾六百件設計作品,邀請林小乙設計製作年度專刊。由於內容龐大,亦有規格上的需求,林小乙認為與其從物質層面來詮釋,不如從精神概念來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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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所有的創作都是現實的折射。透過一個作品鏡射出來的世界,可以讓你面對不可直視的現實。透過折射、變形、轉換、甚至於思維的跳躍,能夠離開沉重的處境。我想或許所有關於現實的沉重,無論生理或心理上,都可以透過創作轉化成美麗的事物。」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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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修斯砍下梅杜莎的頭顱後以此作為武器、歷經數道險阻,最終將頭顱埋葬在阿爾貢的市集。他從水中撈起枝葉,鋪在土地上,把梅杜莎的頭顱朝下掩埋,而那些枝葉一碰觸蛇髮女妖的目光,全都變成了珊瑚與水仙——枝葉、珊瑚、水仙、貝母般光澤的形象,貫串 2019 金點獎年鑑的封面與內頁,成為林小乙以創作轉化現實之重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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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對「輕」的追求,不只體現於這本年鑑上,也展示於林小乙大部份的設計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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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曾親手接觸過林小乙的作品,必然會對它們的精緻細密印象深刻。無論是近年由木馬文化發行的川端康成系列作品,其中《雪國》、《古都》、《千羽鶴》以不同顏色的布料書封、佐以刺繡勾勒書名與隨筆畫線條;抑或在中文版勒卡雷系列,以三種不同色度的黑、白紙材來呈現間諜世界,運用同色系不同質地的油墨、燙工堆疊出「影子」、在白色紙材上構成蜉蝣的薄翅。林小乙的作品,常常需要以一種近乎檢查的觀看才能見得全部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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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盧克萊修,最讓我感動的是,一位遠古詩人藉由他的詩,告訴你這個世界是由最微小的實體支撐⋯⋯他凸顯那些空虛的、微弱的、幽微的東西,讓你感知即便看不見,ㄧ樣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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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乙的設計工作室「atom no color」,其名便出自《物性論》:「Tis thine to know the atoms need not colour」。回歸到最小的、不可見的、甚至沒有重量的,原子組成的世界,是林小乙所有設計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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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設計師,林小乙認為畫面記憶的擁有與表達非常重要。她引用導演安東尼奧尼《一個導演的故事》:「當一行詩變成一個感觸時,就不難把它放進電影裡。」這本導演的創作隨筆在剛成為設計師的幾年常伴林小乙左右,是她內心想法具象化時常常回溯的文本。她同意:當一行詩變成一個感觸時,就不難放進設計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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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全部的作品,都是仰賴我閱讀過的文字構成的。」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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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克萊修詩中的塵埃微粒,對林小乙而言不只是文字,也是童年記憶。她幼時居住的台南老家曾是一棟日本時代的老房子,室內日光被繁複構造層層篩過,時常昏暗。林小乙喜愛藝術與科學的哥哥曾在那樣的幽暗中,指著光柱中的塵埃,告訴小時候的她:「那就是原子。」即便長大之後明白那僅僅就是塵埃,那個夏日清晨的畫面卻成為了林小乙的永恆記憶,直到哥哥辭世後的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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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還記得自己在小學時,一下課就會爬到樹上去。倒不是怕人,而是不想花費太多力氣和人說話。哥哥帶著這樣的她,到圖書館、到書店,指著一整道書櫃,說:「妳把這些書看完,看完妳就會變得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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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大之後,她發現自己一直用這個方式做每件事。她說,無論爬樹或閱讀,都如同珀修斯的飛鞋,是逃逸現實的形式。聽哥哥的話,林小乙坐在書店裡,輾壓式地大量吸收,「那時候沒有網路,你會覺得今天存在的東西、第二天就死掉了,沒有了。我不管拿到什麼,就是拚命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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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香港蘇富比〈La déesse du sommeil〉藏家專冊時,林小乙以純蠟為材質,雕刻日本畫家藤田嗣治為當時的創作繆思小雪而作的畫像。藉由蠟,林小乙呈現出人體肌膚的有機質感,來表達畫家筆下女子肌膚的觸感。但蠟媒材駕馭不易,包含灌蠟模具的雕刻、降溫凝固的速度、灌蠟方式、蠟的配方等等,都會造成質地甚至顏色的差異。光是測試,團隊就製作了六十幾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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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是一張 163 公分的畫,小雪的皮膚在畫上非常晶瑩剔透。思考如何製作時,我想到白居易〈長恨歌〉裡的詩句『溫泉水滑洗凝脂』,就請助理幫我調查包括沙子和塑膠的質地⋯⋯但後來,塑膠材質的觸感太現代了。」不只思考質地,也要考慮書冊放入蠟盒後是否會變形、保存時的軟硬程度如何影響它留下碰觸的痕跡。因為配合拍賣,蘇富比專冊通常從設計到製作至多 25 天或一個半月時間,那一年除夕夜,林小乙和工廠老闆談到晚上七點多,吃完年夜飯還要繼續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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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在做一件作品時會思考的事。從文本本身切入,能不能更深層地去理解它想表達的事情?我想知道創作者有沒有想說的話,即便是一張畫都有過程的累積。我不希望是自溺的,所以需要參考很多的作品、包括創作過程的影片和訪問資料,消化之後找到一個觀點,才有辦法下手做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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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到最細,再以最細的手法傳達。林小乙作品所呈現的精緻,是以紀錄片式的反芻雕琢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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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她大量閱讀習慣的年代適逢第二代《影響》刊行,引介大量西方藝術電影,也以豐富的專題撐起雜誌骨幹。林小乙讀《影響》,從封面開始讀到讀者回函,連廣告頁也不放過。從閱讀,林小乙愛上電影,一天要看兩到三部。書店的人都記得她,一看到她來就自動提醒:「這個月《影響》下午才會到⋯⋯這一期明天才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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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出頭的她,有ㄧ天中午去出版社買電影書,引起了出版社總編注意。對話間,林小乙忍不住詢問對方有沒有招工讀生。「我很喜歡電影,又喜歡音樂,覺得書是最能夠乘載所有我喜歡的事物的形式,但是我那時候還不知道編輯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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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乙就這樣進了出版社。總編請她做資料性整理的工作,在電影劇本、文本資料間往復。這份多數人覺得枯燥的差事,林小乙卻戴著耳機,一邊做一邊心想:我得到一份非常棒的工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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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後,她真的成為了《影響》雜誌的專題編輯。每個月,她負責撰寫封面專題和組織兩個專題提案,每個專題她都如當年在書店一樣,廣泛閱讀文本:該導演拍的廣告、短片、電影,出版的著作、演講⋯⋯她常常工作到早上八點半,回家睡幾個小時,中午又繼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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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影響》的工作環境自由,只要任務完成,沒有多餘規範,讓林小乙可以採用這樣彈性的工作模式。1998 年,《影響》停刊,往後幾年林小乙繼續至其他出版社做編輯,她意識到自己並不適合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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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有它的優點,但在那段時間,我對它是排斥的。」那時,林小乙即將三十歲,轉換職業對他人或對她自己,都是很難相信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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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出版社兩年,我接了幾本書籍的視覺統籌工作,可能因為那時候和聶永真合作的關係,讓我有一個誤會,覺得做設計好像還不錯⋯⋯因為他做什麼事情看起來都游刃有餘,事實上大部份的人都做不到他能做的事。」為了想要「安安靜靜地自己做設計」,林小乙請聶永真鍛鍊自己的設計技術,懷抱著「誤解」,開始自己的設計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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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決定從編輯轉設計,是因為自己喜歡太多東西。「美麗的事物、憤怒的事物,各式各樣的感知,只能一直把它們裝進自己身體,但我想要有個能釋放心裡沉默負荷的地方。」到頭來她仍選擇了書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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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乙的首件完整設計製作作品是 2009 年的《RIVER KUO》,確實讓人感受到一種釋放的渴望:3 種白色、19 種紙材,外加布料等其他媒材,極其繁複。非科班出身的她,為了掌握加工技術,常騎著腳踏車拜訪中和的工廠、與老闆聊天,問有沒有可以參考的加工樣;研讀設計裝禎相關書籍,她會遮蓋住工法的說明,看著書中提到的作品自行寫下可能採用的印刷加工,再一一對照,直到自己全對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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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我想做一本美麗的書,但逐漸意識到所有影響我的美,都能夠在一個人心裡成為很深刻的事,不能只因為有一個糢糊的興趣。專業的世界是很嚴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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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是,正是在那段日子裡,她在誠品翻到了日本編輯菅付雅信《編集天国》,深深震動。菅付雅信身為編輯,也跨領域經手唱片、廣告、時尚工作,曾為音樂家坂本龍一製作網站、公演企劃,並且經營出版社,為他自己熱愛的藝術家、攝影師等創作者出版書籍,無論那些人身在世界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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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製作的這些書,都是許久之前曾經啟蒙我、讓我想做設計的原因。他就像一位策展人或製作人,看到了那些創作者將來的代表作。即使後來有些出版社倒了、雜誌停刊了,他所做的一切卻影響著他不認識的、身在另一個國家的我。我想起我過去非常排斥的、不願意再去碰觸的編輯的部份。那是我第一次覺得必須要把製作人這個概念,放到我的作品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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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迴避編輯的體制勞務而走入設計,卻又在實踐設計的過程中意識到編輯意志的力量。林小乙試圖在作品中融會這兩種脈絡,形塑出她的工作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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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La déesse du sommeil〉,林小乙也設計了香港蘇富比數件限量藏品專冊。「我從 2014 年和香港蘇富比前二十世紀現代部門主管 Vinci 合作,在紙本逐漸消亡的年代,我很幸運,客戶非常信任和支持我,這些專冊都是從她和我說了一張畫作的故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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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Lalan〉時,林小乙從謝景蘭同時身為舞蹈家的這一點切入,希望將現代舞者的肢體關節感融入設計,另一方面也藉由刺繡技法、蠶絲布的運用來涵納東方元素。製作時,為了呈現關節的轉折,林小乙要求整本書裡不同尺寸的頁面燙金,彼此都要對位重疊。裝訂複雜的內頁卻不上膠,只能用結點固定。封面的山水圖,則要求刺繡師必須以單針刺繡的技法,在沒有可以回勾節點的前提下讓針針相連,同時不可留下任何可見的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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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於機器,林小乙必須要將每一個節點在圖面上的 XY 軸座標都算出來。最後,每個節點裸露的線段,還需刺繡老闆手工一針針把它們穿進布面後藏起。成品上,金色蠶絲布上透著紫色繡線,書中也以極細的燙銀線條、縫紉銀線交織表現抽象繪畫、現代音樂與即興舞蹈。「我希望它是一本在暗中仍透著微光的書,藏家透過近距離地觀看與觸摸,如同捧在手上的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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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玉生前的最後一場個展,在他晚年摯友、法國勒維家族被庭園植物纏繞的玻璃屋中舉辦,畫作〈睡美人〉(Nu endormi)便收藏於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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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讓我和〈睡美人〉獨處,告訴我它在屋裡安靜地躺了 60 年,藏家把這幅畫拿出來,已經不是因為畫的價錢。她轉述,能不能為藏家和她的朋友(常玉)做一本書?因為這對她來說是很珍貴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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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頁中,林小乙選用纖維較長的手感紙,將網印銀色墨壓在綠色墨上印刷,讓銀色顏料薄薄地凝在紙面的纖維上;透著光線,可以看見葉子上鋪著一層銀光,如同晨霧停在葉子的表面。書中穿插了數台以 75gm 竹尾アリンダ(類似 PVC 片)加工的插頁,翻頁時,光線互透呈現了繁枝茂葉投在牆上的植物光影。此外,林小乙在庭院中摘取被蟲蛀蝕的真實植物,以金工實體方式鑄造出 100 株皆不相同的枝葉,為的是將藏家友人與常玉的回憶凝結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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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納書冊的外罩,原先製作成化石的形象,但林小乙無法說服自己這樣了事。「我想要做的是『時間的凝結』,首先想做玻璃屋,卻因爲過年期間窯廠公休,沒有人願意承接。即便後來用水泥和樹脂灌出了一個類似化石的東西,仍覺得不對。不管怎麼試、做出什麼,我都不滿意,第一次有這樣的感覺,我做不出來。那時只剩兩個星期就要交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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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心中,那是像一個泡泡一樣的東西,這個泡泡是很多時間淤積出來的,裡面有風、有沉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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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初三,她和工作人員打電話給所有認識的工廠老闆,拜託他們製作符合需求的玻璃。然而,這麼大的吹製玻璃、加上林小乙要求以清透的高白玻璃從中製造出淤積與細小的氣泡,來呈現回憶的「雜質」,想當然又吃了不少閉門羹。好不容易找到新竹窯廠,ㄧ位老師傅願意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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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溝通的時候,如果對方說做不到,我會想知道是不容易?還是不可能?如果只是不容易,那麼我們就來討論怎麼處理或調整這個不容易做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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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林小乙而言,她面對的早已不只是強度很高的設計工作,而是強度很高的製作統籌與溝通協調。如今,能安安靜靜做設計,反而是她感到最開心的時刻,因為在近期的工作裡,設計需要用最精簡時間完成,大部份精神投注在如何讓整個團隊的人在統一的想法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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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一寫完設計工單,我就可以整份背下來,不是因為我多厲害,而是因為在思考的過程中,我很清楚地知道每一個細節的連動,包含所有預算、流程,以及過程中可能會有的誤差。工單寫好,就已經可以想像作品完成的樣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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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吸收消化,加上繁複嚴格的工序,自然需要大量的時間。林小乙說,反正她本來就不怎麼喜歡睡覺。有時為了等早上的光線看紙樣,她索性工作到太陽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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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不愛睡覺?她說,她只有在兩種情況會感覺像死。其中一種就是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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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小就善於自處,世界給我太多太多精緻豐富的東西了,我一個人也可以很開心地做任何事,不會覺得無聊。可是睡著的時候,你跟世界的所有連結是停止的。只有當睡意覆蓋了我,才瞬間會覺得有一點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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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讓她感覺死亡的,是時間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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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莉蓮羅賓遜提到,『回憶就是失落感』。我沒有想過失落不失落這件事,但對我來說,過去的記憶會殘留在生命裡,好像你身上沾著一個氣味,盤旋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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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住院昏迷的那天,林小乙正在做遠流版《流浪者之歌》的裝幀,她在醫院裡十分冷靜地與編輯通電話,對完所有的印樣。「對完的瞬間,我意識到一件事情:我哥其實是不會再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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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始終盤桓在林小乙心中的疑問。「時間走掉了,就連我想著『時間走掉了』這件事的時候,時間也在走掉。可是我卻沒有辦法把它設計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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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赫士身患遺傳性失明,晚年於《沙之書》寫給年輕的自己:「等你到了我的年紀,你也會幾乎完全失明,你只能看見黃色和明暗。你不必擔心,逐漸失明並不是可怕的事情,那像是緩慢漸暗的夏日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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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赫士的文字影響了我的設計,我想像他眼前的緩慢漸暗,像是在ㄧ片霧靄般灰濛地發著光的霧裡,充滿雜訊,更重要的是,我幾乎看得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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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起侯孝賢談《童年往事》,提到爬上樹偷吃芒果的記憶,風灌在耳裡的聲響清晰可見。年輕時林小乙看侯孝賢的作品,並不明白其中的感覺,多年之後回望,才意識到電影凝結情感記憶與時間的深刻。「我透過了很多文學可以『看到』時間,例如瑪莉蓮羅賓遜在《管家》中寫融雪,你看得到冰雪在消融,看得到人的憂傷隨著融雪而漫長,還有餘燼火光快要熄滅的部份⋯⋯我用繁複的裝幀形式表現,是希望能夠藉由紙本的翻閱,呈現ㄧ段時間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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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複述著她深愛的導演們:安東尼奧尼、侯孝賢、布列松。這些導演的作品,將演員放在一個自然的環境中,不去「演繹」,而是很遠很遠地注視。林小乙也以相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作品,「所有我喜歡的事物,事實上最後是全部連結在一起的。有一天你會去回想你看見某個畫面的時光。為什麼會用盧克萊修的詩作為我的名字,就是因為我所有的作品,其實都是關於小時候那一道黑暗中白色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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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金點獎專刊中的珊瑚與水仙。內頁中,林小乙以局部亮油印刷這些形象,油光透明隱形,必須在光線下以特定角度檢視,才能看見。枝葉之中,藏著林小乙對各種文本的理解,既可見又不可見的狀態,也恰如同空氣中似乎無形的塵埃,並非不存在,而是僅在日光打進時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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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客戶看不到,也許讀者看不到,對我來說這只是自己的功課:我想做到我看到的細節。即便大部份時候它不被視為重要的事情。」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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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承受之輕,專訪林小乙:即便看不見,一樣是存在的
https://bit.ly/3mnkU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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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_ 蕭詒徽
封面照片攝影_slow light
內文圖片提供_ 林小乙、台灣設計研究院 TDRI
責任編輯_ 溫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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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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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蘭特遙控器 在 葉郎:異聞筆記 / Dr. Strangenote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誰怕VCR:盜版錄影帶如何改變世界】#葉郎電影徵信社
美國司法部日前大動作逮捕了一個幾乎盜遍所有好萊塢電影的跨國盜版團隊 SPARKS成員。
這個集團同時還與全球十多個盜版團隊形成了一個組織嚴密的網路聯盟 The Scene。盜版新聞網站 Torrentfreak 說這些盜版生態圈的人經常自比希臘神話中的九頭蛇,因為就算被砍掉一個頭總可以不斷重生,然而這次事件其實更像另外一個典故——阿基里斯之腱,一箭射中要害。根據盜版資料庫 PreDB 的統計,事發第二天全球網路上的新盜版檔案數量立刻從一週前的單日1944筆驟降為單日168筆。
這個威嚇意味濃厚的大動作,很可能是在替《天能(Tenet)》和《花木蘭(Mulan)》兩部被寄予厚望重啟全球電影市場的大片排除障礙。美國的疫情使《天能》不得不在海外市場優先於美國國內上映,檔期的時間差替盜版發行網絡製造了機會。《花木蘭》則採同樣罕見的網路和電影院同步發行,也大大提高了高品質網路側錄版流出的機會。然而無論如何取締,最終《天能》和《花木蘭》的盜版影片仍在上映後幾天內現身網路。
這樣的貓捉老鼠遊戲不是在網際網路發明之此後才開始。早從半世紀前第一台可以拷貝影片的家用 VCR 錄影機問世以來,好萊塢就沒有一天有可以睡得安穩。
同樣為了錄影機睡不安穩的還有當年鐵幕內的共產國家政府。
出乎他們意料的是錄影機的拷貝技術後來並沒有瓦解電影業,倒是隨手推翻政府、解放了好幾個鐵幕國家的人民。以下是盜版錄影帶如何改變世界的故事:
1975年 Sony 推出第一台 Betamax 格式的家用錄影機,並將該產品推向美國市場。第二年隨即被 Universal 和 Disney 兩家好萊塢片廠告上法院,認為他們製造了一款專門用來侵害著作權的犯罪工具。
Sony 在法庭上向法官解釋一個聽起來很像來自某部 Christopher Nolan 電影的科技名詞:時間平移 (time shifting)。
實際上 Sony 既不是錄影帶格式的勝利者(最後是 VHS 贏了),也不是開創者。世界上第一台錄影機是美國磁帶技術廠商 Ampex 在1956年推出的 VRX-1000,接下來 30 年間至少還有幾十種錄影帶格式備被研發出來,但所有人都不知道該告訴消費者把這台昂貴的機器買回家能做什麼。結果是 Sony 率先突破盲點:“Watching Whatever Whenever” 報紙上的 Betamax 廣告這麼說。
這句廣告標語就正是 Sony 在法庭上主張的「時間平移」概念的精髓。
21世紀的我們很難想像時刻表曾是電視體驗的核心。直到幾週前紐約時報都還在紐約地區的版本保持電視時刻表這個超過半世紀的傳統。神奇的錄影機把內容決定的權力從電視台和電影院老闆轉移到觀眾手上,讓觀眾可以用遙控器掌控什麼時候看以及看什麼。它讓電視機這個媒介從此具有 Netflix 的節目隨選特質(可以自己決定看甚麼),有 YouTube 的創作參與特質(可以自己拼貼剪輯內容),還有Twitch 的直播存檔特質(可以把稍縱即逝的直播永久留存)。然而這個影響力堪比網際網路的革命性產品差點就夭折在 Sony Corp.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這個盜版訴訟中。
多年後公佈的檔案顯示,當年美國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的多數意見一開始是支持好萊塢的主張,準備要讓錄影機這種盜版工具從世界上消失。後來大法官 John Paul Stevens 主筆的判決主文甚至原本是寫來當作不同意見書的少數意見。
讓風向改變的主因是一路告到最高法院的訴訟曠日廢時,到了1984年大法官準備做成判決的時候錄影帶早已風靡全美三分之一家庭並成為好萊塢的重要收入來源,片廠主張的產業損害因此顯得越來越沒有說服力。而讓判決翻盤的最後一根稻草,則是廣受美國家庭喜愛的兒童節目主持人 Fred Rogers (Tom Hanks在《知音時間(A Beautiful Day in the Neighborhood)》中扮演的真實人物)以證人的身份在法庭上的陳述:
「我向來很不認同讓別人來替你安排看什麼節目。我的整個電視生涯都在傳播一個理念:你就是最要緊的人物,你有能力做出各種健康的決定。因此我認為任何一種讓人用更健康的方式掌控自己生活的工具都是無比重要的。」
法官在判決引述了 Rogers 的證詞,認定這種賦予使用者「時間平移」魔法的神奇道具是著作權的合理使用範圍。Sony 因此獲得歷史性的勝訴判決。
和捷克導演 Milos Forman 長期合作的美國名製片Saul Zaentz (《阿瑪迪斯 (Amadeus)》)當年曾預言錄影帶終究會帶來更多影迷,因為「錄影帶其實使更多人對電影產生興趣並開始真正討論一部電影」。結果Sony案的判決出爐三年後,北美電影市場果真開始隨著錄影帶市場的倍數成長而觸底反彈,電影院票房年年攀升。就像後來的網際網路一樣,錄影帶最終沒有摧毀電影產業,反而像Netflix那樣替內容產業的營收來源增加了另一條巨大的水管。
這條完全由你的遙控器操控的水管才是名符其實的 You-Tube......
下文才要進入重點:1959年圍繞著錄影機轉的尼克森和赫魯雪夫廚房辯論、1971年赫爾辛基的新電波塔如何成為鐵幕的破口、1989年盜版電影如何催生了東歐革命和緊接著的蘇聯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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