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民主黨是第一大黨，那中聯辦會議為何會找到陳健民？
「其實是因為他們想有學者，不能只有政治人。所以當時有香港民主發展網絡和新力量網絡。很多人現在說那件事，都是說議席增加，但其實我們當初跟對方傾，是希望創造一個協議，有利之後良性互動。當時見面，不只是為了 2012 年政改，因為說到底之後民主派都只是多一席兩席，當時理想上我們是想 deal 一個長期的東西。因為任何政改方案要通過，都要三分二議員通過，如果沒有民主派妥協，永遠都頂住，獨木橋，大家都行不到。如果有個方案可以推前一步，民主派一定要有人出來妥協，才湊到三分二。我們當時是不只跟你談立法會改制，更要談特首選舉。」
陳健民回憶：「當時特區政府私底下也會說這些，希望創造一個妥協的氣氛。」玫瑰的想像，卻總是一夕枯萎。「之後我們跟對面就只剩下禮儀性接觸。完全沒有實質交流。」
民主黨入中聯辦，當時被鬧爆，特別是在網上。
陳健民說知道這些：「不過，當時民調是有 60% 支持方案，畢竟也帶來多一些普選議席，但激進選民、年輕人很多都不能接受。我事後有些反省，雖然民調話就話有 60% ，但裡面可能有『藍絲』的，談判這件事，在民主陣營欠缺足夠共識。你是需要有一個過程，才能進入去談判。我跟戴耀廷一開始講佔中運動，也是用這個經歷，覺得不要太快就跟對方談判，所以就搞了商討日、要預演，要有一個政治的過程，也是凝聚我們自己的共識。2010 年代我們沒有電子工具，比較被動，發展了電子投票之後，改善了共識碎片化的問題。」
「有些人覺得我們當年是與魔鬼握手，就是出賣，我不是這樣看。」他說：「曼德拉最後也是坐下同魔鬼談判，你消滅不到我，我消滅不到你，也觀察到對方有點改變，大家就坐下來談。曼德拉說要和對面談，也面對空前政治壓力，因為他的盟友和手足會不滿。本來他是多人囚房，他不敢說這個想法；到他單獨囚，才敢提出。」
會覺得那次賠了夫人又折兵嗎？被政權玩弄了一次？
他笑：「成果也有的，就是『走盡對話之路』。如果說是被對方玩弄了一次，是因為我們不夠成熟。現在回望，『長期對話』之類可能是對方很隨意的說話，我們就 take it too serious。當時沒有充份的政治過程。在中聯辦裡面，中共不斷告訴你，真普選不符《基本法》、不符那個，大家鬧交，其實無嘢傾得惦。裡面都是很多角力，相信是習最後拍板，可能是不想在他剛剛上任，香港就有政治爭端。」（編按：習近平於 2012 年才上任中國國家主席）
他補充：「當年曾蔭權、曾俊華，都想促成這件事，談判已經差不多崩潰，但他們還是嘗試做點事情去促成個 deal。」
出入中國的玫瑰年代
社會賢達似乎被用完即棄，香港政改肯定沒有向前。而中國也在劇變。也許官方的「已讀不回」，源頭還是因為中國的變故。
他說：「之後我在中國的工作，也感受到大局在變化。習近平上台之後，成個方法調轉行。2012 年是一個分水嵿，我在 2000 年開始在中國工作，做了 11、12 年，到了瓶頸，就是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國就『七不講』，例如不准講『公民社會』，講都唔俾講；『憲政』又唔俾講，咁點會俾你香港民主？當時已經覺得好沮喪。當時跟戴耀廷談佔中，我說：我們的成功機率可能只有 5%，但都要做。」
具體上，陳健民當年在中國做的是甚麼工作？
「主要是研究、培訓中國的公民社會，幫他們去成立基金會；也會跟政府傾，希望放鬆政策給這些 NGO（非政府機構）。很多 NGO 都是服務性的，像服務老人、兒童的；又有做倡導（維權）的，像關注病人權益、保護環境，這些已算最能體現公民社會的精神。服務性團體當時已翻天覆地。民間出現自治、自主的過程。在中國的政治環境，『自組織』的出現，對中共來說就是不喜歡。中共建立那麼龐大的組織，就是要滲透所有事物。中國在民初有行業公會、有商團，之後中共就一個『婦聯』包哂，商會就整垮你，將社會的自主力量吸入去政權，NGO 對他就是挑戰。改革開放之後，他們發現政府機器不能再像以前一樣有能量，其中一樣就是企業。以前很多事情都不是政府去做，而是通過國企向社會提倡資源和服務，經濟改革令國企只做返經濟事情，社會服務就懸空，就有個空間給 NGO 發展。他需要你，又驚你太獨立。」
「我們有個講法，說 2008 年是『公民社會元年』，因為汶川大地震，馬上就有 200 至 300 個 NGO 衝入去。這是純民間的、很有理念的，快過政府入去。大地震之後不久，我是以學者顧問團的身份入去汶川。去到當地，就去到一條村，有個熱水爐，NGO 就教他們傾點用、點分配，去組織居民，去 empowering (賦權) 人民。NGO 之間還組成了聯盟。這些之所以可以發生，是因為之前幾年，中國已經開始有很多 NGO 發展。政府當時很矛盾，打壓還是不打壓？我當時是半官方身份，大學專家團，考察完就寫報告給國務院。」
有人說胡溫甚至江澤民時代，中國民間空間較多，是否實情？
陳健民的答案既非此，亦非彼：「習之前比較溫和，但都回不去 89 年之前。那個年代的中國知識份子，連民主都可以討論。自由派的活動空間，80 年代最鼎盛；不過如果是說公民社會，89 年之前是沒甚麼發展、沒有太組織化。胡溫時期，NGO 發展反而大了。因為胡溫講『和諧社會』嘛，裡面都講公平正義、民主法制、可持續發展……當時 NGO 可以順著這套話語去做，我們不會去顛覆它，但它只是給你一定程度的保護，不是全套。落到地方政府，『和諧社會』很多時候都是『唔好搞咁多野』。安全部門永遠在找敵人，他怎樣合理化自己的支出和預算？他們會不斷搞你。在中國，有時活動空間突然放鬆，突然又清剿你。民政部門可能對你好少少，但安全部門就一日到黑想喺你（個 NGO）度搵到壞人。學界也說過一個字，叫碎片化專制主義。專制不是鐵板一塊，有時你可以借到力，但有時也會猛打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