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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政治制度｜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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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朝的職官有中朝任職的內服官和被封於王畿以外的外服官之別。內服官中又分外廷政務官和內廷事務官。最高的政務官，是協助商王決策的「相」，又稱「阿、保、尹」。王朝高級官吏統稱卿士。三公，則是因人而設的一種尊貴職稱，並不常設。另外有：掌占卜、祭祀、記載的「史」，掌占卜的卜、掌祈禱鬼神的祝，掌記載和保管典籍的作冊（又稱守藏史、內史），武官之長的師長，樂工之長的太師、少師。內廷事務官是專為王室服務的官員，主要是總管的宰和親信的臣。臣管理王室各項具體事務，有百工之長的司工，掌糧食收藏的嗇，掌畜牧的牧正，掌狩獵的獸正，掌酒的酒正，掌王車的車正，為商王御車的服（又稱僕、御），侍衛武官亞，衛士亞旅，掌教育貴族子弟的國老，掌外地籍田的「畋老」。外服官主要有方國首領的侯、伯，有為王朝服役的男、有守衛邊境的衛。

商代在實行貢納制度的同時，還有勞役租「助」，就是要求農人助耕公田（籍田），收穫皆為統治者所得，其比例約佔農人收穫的十分之一。殷紂王加徵賦稅，用以充實鹿台和鉅橋。

一、商朝的社會結構與社會生活

1、商朝的形成與疆域

商人的始祖契的母親是簡狄，據說她是見玄鳥墮其卵，吞食而生契。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但他又是一個族群的始祖，這說明他正處於從母系向父系時代的過渡期。契與夏禹、周棄大約是同時代的人。曾被帝舜封於商，賜姓子氏。契的子孫便以商為氏族名號。

商族在夏代為諸侯，契的六世孫冥就做過夏的治水官。在成湯建國前，商族為尋求生存空間，自契至湯八遷。到契的八世孫上甲時，戰敗有易人，商族得到了發展。至契的十四世孫成湯時，商族力量強大，最終打敗夏桀，滅夏。湯乃踐天子位。

商朝從商湯建國到帝辛(紂)亡國，歷十七世三十一王。共496年。時間約在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其疆域以今河南全省、河北南部、山東西部、陝西東部為中心。商代的歷史可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早期從成湯到雍己歷十四王，國都在西亳，即今河南偃師縣屍鄉溝的商城遺址。中期從仲丁到小辛，歷十王。此時由於王族內部爭奪王位，國力削弱，致使多次遷都，到南庚時遷於奄，即今山東曲阜。晚期從盤庚到帝辛，經十一王。遷都於殷，即今河南安陽西小屯村。據粗略估計，商朝初期人口大約為400-450萬人，至商朝晚期增至780萬人左右。

2、商朝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

從社會分層看，主要分為王族與貴族、平民宗族與奴隸家族。其中王族與貴族都居住在城市及統治中心區。平民則分佈居住在城區內或四周。有手工業家族，商人家族，更多的是農民家族。中國古代奴隸與古希臘、羅馬奴隸制不同，他們主要不是生產奴隸，而是家內奴隸。從居住空間看，商王族居住在統治中心區，只是派親信到各地巡視監督。各地諸侯方伯也都居住在自己的領地內，通常是些相對小些的城，管理著自己的族眾。而真正的農民則居住在田野村落中。當時的手工業者大都居住在王畿或其他小城內。中國商業不發達，手工業者始終都主要為統治者服務。他們的手藝都是世代相傳，父職子繼。王族到平民乃至奴僕，都是以家族為基本生存單位，而且是世代傳承，很少流動，社會階層極其穩定。

二、政治婚姻制度與王位繼承制度

商朝流行族外婚，一夫一妻制基本形成。「昏時行禮故曰婚，婦人因夫成故曰姻」。自婚姻制度形成以來，就與政治聯姻密不可分。商族開國之主成湯，聽說伊尹長而賢，便派人到他的氏族有侁氏去請，但有侁氏不許，而伊尹也想歸屬於商湯，於是，商湯就請求娶有侁氏的女子成婚，而把伊尹作為媵臣一併嫁到商族。這樣不但密切了與有侁氏的關係，還得到伊尹這位能臣。此外，商還通過與有干國聯姻，強化了干國(河南濮陽市東北)的政治隸屬關係。其他臣屬於商的各地族氏方國，也都經常主動嫁送女子與殷商結親，這種結親方式被稱為貢納，有的是出於政治義務，有的則是自願。但有的則是迫於王威。如卜辭記載：「呼取女於婪」「呼取鄭女子」等。與此同時，商王族女子也要外嫁他族。古代「婦人謂嫁曰歸」，如《詩·大雅·大明》有言：「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王厥祥，親迎於渭。」大邦即殷，商王帝乙將王族少女遠嫁周族文王，就是想利用血緣姻親紐帶維繫商周之間的臣服關係。由此編織出由宗親和姻親盤根錯節的政治金字塔網絡。如果說夏朝的政治聯姻還是為了團結強大異血緣諸侯國的話，那麼，商時的政治聯姻已基本確立了以商族為宗法核心的父權家長制地位。

為了子孫的繁衍，為了疆域的鞏固，歷代王族一貫實行的是一夫多妻制度。「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娶妻多少已成為王朝興衰的標誌。凡國力強盛，則「重國廣嗣」，娶妻亦多。不僅可靠子孫之眾管理國家，也可後繼不憂，不愁沒有接班人。商代的聯姻邦國越多，它的根基也就越牢固。殷商以武丁娶妻最多。

在商王的后妃制度中，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即有的王不止有一個法定的妻子。像仲丁有2位法定配偶，祖丁有3位，武丁有3位。凡法定配偶所生的兒子，都有權繼承王位。因此，商朝還沒形成嚴格的嫡長子繼承制，而是「父死子繼」配合「兄終弟及」。王位繼承制，凡兄弟行皆以長幼為序，兄終弟及，幼弟死後，王位應對復歸於長兄之子繼承。這個制度在中丁時期被打亂，中丁父輩有小甲、大戊、雍己三人為王。中丁為大戊之子，雍己死，按慣例王位應由小甲之子繼承，但「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從而削弱了商王朝的統治。到小乙時，乾脆以幼弟之子繼位，故小乙給其子武丁。康丁以後，后妃制度改變為一王一妻制，並實行直接傳長子制度。因此，商代王位繼承制度雖有兄終弟及現象，但其主幹仍是以傳長為常法。

三、商朝的行政體制

商代的疆域由兩部分組成，商王室直接治理的王畿部分和諸侯方國的領地。其中，商王直接治理的部分稱為商、中商、中土、大邑商等。諸侯方國管轄的領地在王室周圍的稱為四土。在商王身邊治理王畿的官，稱為「內服官」，而諸侯方國臣屬王室，其主要活動在王畿外的諸侯國之內，稱為「外服」。這些官吏即是王室的外服官。

商朝內服職官稱為殷百辟，或百僚庶尹。表示其設官之多。商朝官吏多以尹為名，尹有治理、正長之義。庶尹相當於甲骨文中的多尹。

內服

屬於中央王朝的職官。商王之下，百僚之上有一人總領其事，輔佐商王。如成湯時的伊尹，便被湯「得之舉以為己相」。武丁時的傅說(悅)被「舉以為相，殷國大治」。

內服職官可分為四類：

(一) 政務性職官。有掌管農業的「藉臣」，掌管畜牧業的「牧正」，掌管手工業的「多工」。

(二) 軍事性職官。商代文武不分職，凡是官皆可出征為將。但因古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側重軍事的武職已出現。商代軍隊以師為最大編制單位，師長是武職中地位較高者，在甲骨文中的多馬、史、戍、衛、射等都是軍事性職官。

(三) 宗教文化類職官。即卜、巫、史等。商人非常相信天神，每事必卜。所以，在商王身邊專門有一群從事占卜的人。甲骨文中稱為「多卜」。即當今學者們所稱的「貞人集團」。巫也是職司神鬼的。古時卜和史不分，常常祝宗卜史連稱。在祭祀時，史主掌向神的禱告詞，還掌封官冊命之事，甲骨文和商代銅器中有「作冊」，是掌冊命的官。「國之大事，惟祀與戎」。

(四) 宮廷內職官。商王所居稱為寢，甲骨文中有王寢、東寢、西寢等名稱，在安陽殷墟發現商王宮寢基址五十多處，是王的居所及宗廟遺蹟。主管宮室的官稱為寑。宰也是主王宮事務的官吏。冢宰即王家事務大主管。武丁在未得傅說前，曾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

商朝的內廷官常握有實權，出任重吏。比如商王曾命自己身邊的寢去「省北田四品」，即視察北方土地，劃分其等級。這是非常重要的職任。而臣或小臣，本是處理王宮及王室事務的執役人員，這些人也多擔當軍政要務。如管事耕藉的「小藉臣」、管理眾人的「小眾人臣」、管理牧馬的「小多馬羌臣」。這些小職官後來演變成管理某些部門的專職官。

四、商朝的軍事制度

商王是軍隊的最高首領。無論是他親自出征還是授權與將領，都必先稟告或受命於祖廟。儀式非常隆重。商王親征在甲骨文中稱「王自征」、「王往征」「王征」。王以下武官有：師、馬、亞、射、衛、戍等，商朝武官的各級領導指揮系統。

商朝的軍隊由三個部分組成：王室軍隊、諸侯國軍隊和貴族武裝。商軍的主力是王室軍隊。甲骨文稱為「王師」諸侯國軍隊即在師前冠以某侯名。如「雀師」、「犬師」、「吳師」等。族軍則是貴族的私家武裝。像子族、多子族、三族、五族等。它們也常出征衛戍。這些貴族的私家武裝在春秋戰國時迅速壯大，成為各諸侯國稱霸的主力軍。

戰車仍是打仗的主力核心。但此時的戰車已至300輛。步卒編制稱「行」，分左、中、右編制。軍隊稱為師或旅。據甲骨文記載，武丁時出征臨時徵集的兵員甚至多達一萬三千人。原始徵兵方式是臨時性的擊鼓聚眾。到武丁時，則將居民按軍事建制編制起來，戰時只需命將於廟，就可率軍出征。到商末，據《殷本紀》記載，商紂發兵17萬人抵禦周武王。其中有50餘國的軍隊，而商王室的軍隊從其編制上推斷應有6萬人。

編入「王師」中的成員，稱為「邑人」，即居住在王都及附近的平民。考古人員從安陽殷墟中發現大量中小平民墓葬，其中的男性成員多陪葬有兵器。王室統領的中央軍，無論是在數量、素質還是裝備上，都優於地方諸侯與方國的國軍和族軍。

五、商朝的司法制度

《左傳》昭公六年記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據傳商時的刑律達三百條之多，說明商代的法律已比較完備，後世重刑法的荀子都說：「刑名從商」。後世將夏代的《禹刑》、商代的《湯刑》和周代的《九刑》合稱為「三辟」。辟即法。三辟即三種法律。

商代的法律具有神判和神罰的特色。成湯伐桀時，就聲稱自己是「致天之罰」。盤庚對反對遷都的人說「故有爽德，自上其罪汝，汝罔能迪」，(你們若有失德行為，我的祖先神在天上就要給你們懲罰，你們就活不長了。)商王要用刑，也得先占卜，經占卜後行刑，表示這是上天的判罰。

商代的法律同樣體現出農耕文明國家以孝治天下的統治特色。《商書》曰：「刑三百，罰莫重於不孝。」可惜的是，由於年代久遠，我們已經看不到湯刑三百的完整面貌了。從保存下來的零星史料中，我們只能看到其中的一些罪名：

不孝之行。我們的祖先因長期過著累世聚居的生活，鄉村的安定團結是整個社會得以長治久安的基礎。在血緣聚居的鄉村，子女如果不孝，整個家族就不得安生。且在家不孝父母，出門也不會聽長輩的話，甚至會犯上作亂。所以，國家對不孝的處罰最嚴厲。因為齊家是治國平天下的根本。

不從誓言。《尚書．湯誓》中，成湯在動員將士出征討伐夏桀時說：「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顛越不恭。《尚書．盤庚》中，盤庚對臣民說：「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迂奸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不吉不迪即不善良不和順，顛越不恭好作壞事，不服從帝王命令。暫迂奸宄乃詐偽奸邪犯法作亂。這些罪都要處以極刑——割鼻、滿門抄斬、斷子絕孫。

臣下不匡。即臣子不對國君進行匡正勸諫，也要施以刑罰。勸諫範圍包括「三風」、「十愆」。「三風」即：巫風、淫風、亂風。「十愆」即：歌舞不時，貪於貨色遊樂、田獵、輕侮聖人議論、拒違忠直規勸、疏遠有德長者和與頑劣之徒朋比為親等。臣下若對主上這些行為視而不見，就是失職，就要處以墨刑：在臉上刺字。

棄灰於公道。「殷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子貢認為此處罰實在太重了。孔子則認為，這種重罰是為了讓人們建立公德，了解治國的道理。在公道上棄灰，若恰遇過路人，使其滿面皆灰，其人必怒，易生鬥毆。如在鬥毆中出了人命官司，則按法要滅三族。所以，不如塞其根源。

商代的刑罰分死刑、肉刑和徒刑三種：

死刑又分以下幾種：⑴族誅——滅族。「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劓殄即斷絕，育指童稚。連兒童都不放過。⑵大辟——砍頭。⑶炮烙——將銅柱上塗上油，下面用炭火加熱，置人其上，人爛而墮火而死。⑷脯醢刑——把人做成肉醬、肉乾。《史記．殷本紀》記載：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願與紂淫亂，紂怒，不僅殺了九侯女，還把其父九侯剁成肉醬。鄂侯站出來據理力爭，商紂把他的肉作成肉乾。⑸剖。《史記．殷本紀》載：「比干極力勸阻商紂王作惡，商紂王大怒，說：『我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就把比干的胸剖開，把心掏出來。

肉刑的種類有：⑴刖刑——砍掉一隻腳。甲骨文中多記載對逃亡的奴僕施以刖刑。傳說殷紂王對早上涉渡淇水的人都斷其脛——小腿。沒有任何理由，只是奇怪他們為什麼不怕水冷。⑵宮刑。男子去勢——割去男子生殖器。使之不能生育後代、斷子絕孫。⑶劓刑。割掉鼻子。⑷斷手。棄灰於公道則斷手。⑸墨刑。臉上永遠帶著刑餘之人的印記。

徒刑。拘繫作苦役。武丁時著名的輔佐傅說，據說就是一個身穿囚衣、用繩子繫著、在傅險地築城的苦役。相當於戰國時的「城旦」。戰國法律，通姦者要被處罰作城旦。

囚禁也屬於徒刑類。商紂就曾把周文王囚禁在羑里(今河南湯陰縣北)，當時商代的監獄。商王室在各地都設有監獄，囚禁奴隸和罪犯。

六、商朝的財政制度

商朝的土地制度為擬血緣群體共有制。從名義上說，商朝的所有土地都是以商王為代表的王族所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由商王作為全國的父家長分配給同血緣貴族和異血緣貴族使用。由這些號稱為「子」的次級父家長們管理自己的族眾。所謂的私田，就是各自為了生存而佔有的田地，所謂的公田，就是要供養各級官吏而上繳的租賦。當時的農民都以血緣族群的方式累世聚居在世代相傳的土地上。原始社會時，他們自種自吃。進入文明社會後，不管誰當頭，都得交田租。開始是勞役地租，集體耕種的一村農民，要先耕種公田土地，那上面生長收穫的糧食要供養王室或侯伯。他們也有自己的頭。通常都是年長者，每日坐在村口，早上監督村民出去種地，晚上檢查他們帶回多少柴禾。還要監督婦女集體製衣。這些人就是秦以後的地方三老。往往都是由當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擔任。

村民除了交納糧食之外，還要服勞役，如修路、築城、參加圍獵等。戰時還要隨主人出征，並自備裝備、口糧，這就是後代的賦。各地貴族把農民上交的糧食除留自己享用外，還要上交給王室一部分，並負擔提供軍事力量及王室建築勞役的任務。

商王族也有自己的土地，名為「王莊」，面積相當大，諸侯國中也有王族田地。耕種王莊之田稱作「藉田」，開發王莊之田稱作「裒田」。王族派專門的官令尹、小藉臣、小眾人臣等管理監督大田耕作。王莊的收穫物儲藏在專門的倉庫內，甲骨文中稱為「廩」——倉廩實而知榮辱。商王也時常派人到各地去巡視，稱為「省廩」。當時，這些倉庫中的糧食只用於商王族眾的供給，官吏和軍隊都各自由自己的土地所出自行解決供給問題。不由國家統一負擔。

其餘則是各地侯國和方國向王室交納的貢品。有牲畜、野獸、貨幣、穀物、奴隸、美女、占卜用的龜甲、獸骨等。開始這些貢物是各地方勢力向中央表示臣服的進獻，後來，王權加強，或商王荒淫無度時，這些貢賦就變成中央強制收取的賦稅。

外服官指商人所封的諸侯或臣屬於商王朝的方國。《尚書．酒誥》：「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在甲骨文中有侯、伯、子、男、任等稱，都是商代諸侯。諸侯領地散佈於王畿之外，他們有自己的職官和軍隊，是自給性較大的政治實體。諸侯承認商王朝的宗主權，並要對商王室盡一定的義務。主要有：

1、戍邊。2、隨王出征，討伐叛國。3、向王室納貢。4為王室服役。此時的中央與地方諸侯的關係，要比夏朝時緊密而嚴厲多了。如諸侯不服從商王命令，則要加以懲罰。例如：商王文丁十一年，就殺了周族首領季歷，紂王把周文王囚禁在羑里，都是王權行於諸侯之證。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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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文章內容提及食人，但食人太過恐怖，黑白相都頂唔順，故以圖畫代替

中國基因先天不足，物競天擇香港必勝

香港自有文化，與中國文化距離極遠。世人慣以中西合壁形容香港，可謂過時。香港民族擁有共同信仰，與缺乏靈性之中國人早已分流，未來立足東亞，亦必拋棄空洞無物之中國包袱，堂堂正正，以香港人之獨有文化為宗。自由即獨立，有愛即民族，即使未有一神宗教為基，民族之存在，已經足以自證神聖。

華夏食人，德性淪喪

儒家文化提倡之仁德，始終停留於空談，從未於現世實行。共產主義可以於中國落地生根，所反映嘅就係中國人本身就無惡不作，樂於擁護殺人暴政。暴君降世，從來唔係一人之責任，事關領袖從來都係集體意志嘅呈現——殺人食人之暴行若然只得少量黨羽依附，缺乏廣大無產階級全力支持，長久統治亦絕非易事。所以，要了解今日大多數中國人之喪心病狂，大家必須從中國之失德文化之中尋找線索，追蹤源頭。

中國自古即有食人之事，並非中共建國後方有，亦非戰爭時期獨有。根據《封神演義》，商國紂王曾殺姬昌之長子伯邑考，製成餡餅，迫令挑戰自己權位之姬昌食用，以試探姬昌之忠誠，而姬昌亦果然照食無誤。紂王所言，「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證明中國人向來隨意挑戰人性底線，群體道德下限亦確實超乎尋常，而後來以周代商之開國者姬昌，亦絕非有德之人。傳說從來取材自生活，為後人於十六世紀中國明朝時期所創作，中國人食人習俗之流行，可想而知。

周室衰亡之後，食人之事未有間斷。齊國桓公稱霸一方，亦曾食人，根據《韓非子》，「昔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引得尚有人性之輔臣管仲批評：「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反映烹子求榮之事，於中國人而言實在未嘗不可。而《墨子》之中，「越之東有駭沐之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亦有合理原因。後來，中原列國並立，各國為求擴張領土，不擇手段，戰爭成為常態之後，相食之事更加頻繁見於史書。觀《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秦將白起圍攻趙軍於長平，戰爭曠日費時，結果「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即知。由此可知，食人原因眾多，有說源自巫道獻祭文化，有說有關幼子繼承之權，如此行為從來不絕於黃河長江流域民間。

食人文化與部分原始宗教有關，故此以後世之尺寸，量度人類文化尚未發展至食人萬萬不可之世，未免不當。然而，深知食人之恐怖，故意以食人突顯自身之天不怕地不怕以樹立權威，則屬富有中國特色之事，理應苛責。劉邦以漢代秦，得天下之後，據《史記．黥布列傳》記載：「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賜諸侯。」一國之君可以將曾經與自己出生入死嘅兄弟剁成肉醬分食，事態本已荒謬，但更荒謬嘅係，何以在席諸侯皆可目睹各人咬合咀嚼，最後相安無事？究其原因，就係食人之事其實甚為普及，好易為中國人所接受。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人相食之場面，泗水亭長劉邦當然見慣不怪。

漢國開國功臣集團所作所為，絕對代表得到當時平民風俗。根據宮崎市定《中國史》分析，劉邦出身中等農民之家，出生地位於當時華中華北交界處，而同佢共同起事嘅蕭何、陳平、曹參等人，性格傾向都係受同一文化影響。以此為基，對照集團中之孤獨者韓國貴族張良，後人唔難想像到佢之所以一直因為自身為外地人而缺乏融入功臣集團之自信，更於天下統一之後即自行引退，大概就係因為知道大家品德有別，一於走為上著。果然，劉邦並非善類，與舊日戰友之間未有建立真感情，所以到後來出現利益衝突，殺死朋友，分食肉醬，亦唔見得有幾難落手。要適生於中國，必須敢於殘害他人，劉邦喺呢個群體裡面成為最成功嘅民意代表，原因昭然若揭。

漢有劉邦，明有朱元璋，食人族長一脈相承，女真族人民風純樸，絕對難以相比。華北曾經長年流傳之「紅蠅驅散」傳說，正係影射洪武食人，而朱元璋起義軍殺人食人之事，亦見於日韓之史書。食人傳統，直至戰亂平息之時仍然得以保留，明成祖朱棣之孫朱有熺，即以食用妙齡少女聞名。後來權宦劉瑾失勢，處決之後，百姓爭相分食屍體洩憤兼充飢之事，亦有流傳。而所謂名醫李時珍撰寫之《本草綱目》，其中亦有介紹人肉療效一部分，「舉凡毛髮、指甲、牙齒、屎尿、唾液、乳汁、眼淚、汗水、人骨、胞衣、體垢、月水、陰莖、人膽、結石……無一不可入藥」，可謂閱之膽寒。崇禎十四年，李自成軍置大鍋於市中，與幾百下屬一同享用人肉部隊鍋，其中佳餚正係活活煮死嘅朱氏皇室成員福王朱常洵。食人食出新意，大眾又毫無異議，人心難測至此，野史正史，已非關鍵。

中國文學界奉魯迅為名家，非因蘇聯中共合力造神而致，而係因為佢確實係文壇嘅毛澤東，深得中國人心。寫得出人血饅頭情節，全因中國社會的確以食人為尚，引人共鳴，而魯迅滿身血污，即使深受挫傷，亦無法逃出嗜血文化。劉仲敬形容中國為「內捲化社會」，認為中國文化無藥可救，中共勢必倒台，而中國人亦將落入自相殘殺之窮途末路，而我則認為中國人應該正名為「現代華夏食人族」，言明正身——所有繼續支持現今中國繼續奴役平民嘅人，都係魯迅化身，無論如何都難以辭去幫兇之罪名，差嘅只係食人數量多寡。中國歷史從來都係為粉飾太平而撰寫，食人竟然可以如此有恃無恐載於史書，不加刪改，反映嘅豈非每任統治者都認為道出真相，非但唔會影響自身名聲，更會有助於證明威勢？更加恐怖嘅係，隨意食人合乎社會人情，代表嘅係對現代華夏食人族而言，食人都有灰色空間。

共產中國，變本加厲

劉朱之後，暴君青出於藍，二十世紀之毛澤東，就係繼續上述中國社會食人文化嘅表率人物。正如管仲所言，「人之情莫不愛其子」，連家庭都可以放棄，輕視友誼，不守信用，變節出賣，又有何不可？愛，乃係人性本能，互愛互助而形成小共同體，乃係人類文明之本，但如此發展順序，早已經絕跡於中國。社會文化推崇失德之人，失德之人佔據高位，形成君主獨裁及衰亂周期，正係中國文化之本質。當環境已經徹底污染，中國人擁有自然生成之情感，「莫不愛其子」，反而不利競爭，所以，中國人就演化出自私自利之社會基因，而如此演化結果，就成為共產主義嘅溫床。

共產主義要成功，就要解除人與人之間之信任，化整為零。若然社會有共同信仰，共產主義之解構病毒就會暴露毒性，無處容身。歐洲社會之基督信仰同民族建構，正係對抗共產主義嘅武器。蘇聯解體，表面上係因為經濟衰退而不敵美國，但事實上係因為經濟與社會信任直接相關，最後政治體制破壞社會產能。中國經濟之所以尚未完全停擺，並唔係因為國力比蘇聯強，而係因為中國社會文化本來就易於接軌共產主義。

二十世紀初，滿清政權倒台，曾受滿清管治嘅中國人終於意識到世界秩序已經降臨東亞。中國人去歐美日俄留學取經，見盡各種政治思想，提倡聯省自治者亦不乏人，但最後國共兩黨都選擇引入蘇聯共產主義，足證中國人私心之重。國共兩黨以愛國為名，虛構出大中華思想，亦即中華民族主義，為蘇聯無產革級革命加上糖衣包裝，政界大多數掌權者，都只係一心發展自己家族力量，安插自己親信圖利，如何可以令世界變得更好之想法，一直未有成為主流。國民黨拒絕地方獨立勢力，蔣介石得蘇聯軍事援助，四處攘內征伐，反映佢貪戀滿清版圖，只想肅清割據軍閥，確立自己位置。國民黨成為蘇聯代理人，以為可以從中取利，結果蘇聯喺二戰之後轉移扶植根正苗紅嘅共產黨，國民黨隨即成為廢物，只可以敗走台灣。

共產黨之所以贏得天下，原因極為簡單，就係佢地對中國人之醜惡極為理解，對蘇聯而言，更有利用價值。世界一分為二，一邊係資本主義秩序，另一邊係共產主義秩序，前者以自由主義為推動力，後者則以無下限解構主義為破壞力。宗教改革之後，基督新教倫理流向歐洲，加爾文主義與資本主義巧妙結合，驅使大眾入世制慾，最終推動歐洲經濟急速發展。同時，宗教亦具有凝聚人心之功用，歐洲人難以接受無神論，亦自幼就有教會教誨護體，因而普遍道德觀念底線可保。如此富裕社會與社會共同體，正係共產主義寄生繁殖之豐收糧倉。有人口，方可奴役，有器官，方可活摘，食人賺錢，可謂一石二鳥。

列寧黨人白手興家，創黨資源來自搶劫貴族富人。中共黨內流氓雲集，模仿歐洲社會失敗者之發達手段亦駕輕就熟。西方及日本商人協助滿清及中華民國治下商人振興之經濟成果，因而由中共一手收割，日軍投降後留低嘅武備，亦令中共軍火變得充足。加上善用中國人品德低下之利而大量用諜，中共最終贏得中國政權，而毛澤東亦正式登基成為食人族長，紅地毯之紅，盡皆人血。其後，中共全力搜刮民間脂膏，地主之家十室九空，演至大躍進時期，寄生者財富集中，空前肥大，而一般人則三餐不繼，瘦骨嶙峋。三年大饑荒，死亡人口數以千萬計，隨處都係屍體，食人文化又再變得蓬勃——根據楊繼繩《墓碑》所引，家庭之內，十四、五歲嘅女仔，連「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都懶得，直接殺死細自己十年嘅細佬，煮咗黎食。而且，人食人如此恐怖之事，絕對唔係個別現象，「其面積之廣，數量之多，時間之長，實屬世人罕見」。共產中國，按照管仲之語而活，必然無法適生，對中國人而言，迫害自己家人朋友，批鬥獨當一面嘅有能之士，都係迫不得已。

身無長物，擁抱共產

中國人社會缺乏互信，人人各懷鬼胎，自掃門前雪，社會共同體關係如履薄冰。反觀香港民族，不但從未淪落到要擔心同胞會殺害自己嘅境地，更具有寧死不屈之民族氣節，以及齊上齊落之堅定信念。香港人相信，自己受到不公對待，同胞會討回公道，亦相信自己衝到最前，同胞會銘記在心，如此情感扣連，如此患難與共，已經達到中國人所無法理解嘅高度。

中華民族概念野心過大，係近因。中國以中華民族包攬諸多民族，又以共產主義操控人心，最終報應，就係解體。多民族主義會消解難得形成嘅一切小共同體，寄生主義會榨乾難得滋生嘅改革開放成果，驚人而又合情合理嘅係，兩種情況目前正喺中國發生。社會主義重視民主，主張修正資本主義，理想中嘅局面係階級共生，同一國家內嘅富人窮人可以共榮，合力建構社會未來，即使最差情況都只係先鋒黨走火入魔，形成大多數人暴政，絕對唔會釀成文革如此級數之人道災難。共產主義強調仇恨，每逢察覺社會出現人性光輝就急於毀滅，然後推崇失德之人，失德之人缺乏動員群眾之自然魅力，結果只有思想控制一途可走。階級之間，必須鬥到魚死網破，推倒重來，全因共產黨人無法加入小共同體，亦無法從中獲得保護或任何紅利。共產黨人長期陷於恐懼，長期唔相信他人，成長之後只有兩種角色可以選擇，一係某領域精英而非貴族，二係依附某領域精英嘅小人，同中國人社會之君主士大夫關係不謀而合。

所謂貴族，初代不過凡人，但凡人透過自身努力，擺脫階級限制，最終就可以成為貴族。每日精進，時刻自省，堅定志向，實踐所學，誓死捍衛身邊所有人，就係貴族要承擔嘅義務。檢視所謂中國歷史中嘅帝皇將相，或中國人所崇拜嘅英雄好漢，具備如此特質者可謂寥寥可數。項羽戰力高強，天生威風，恥於暗算劉邦，到最後寧願接受失敗，亦唔願意歸去江東，就係因為佢知道顏面無存，退縮之後，就係懦夫，但中國人傾向欣賞劉邦之狡滑，更視之為機智，奢望成為另一個劉邦者大有人在。陳炯明認為城鄉鎮地方自治方為立國之本，救中國必先鞏固小共同體，睇穿孫中山政治理論之根基浮淺，但中國歷史，甚少提及如此具有遠見之前人。反觀孫中山專權獨斷，重視名位，不惜生靈塗炭都要發動多次戰爭以達致中央集權，反而贏得後人為佢隱惡揚善，如此發展，亦正符合中國社會顛倒是非黑白之文化。

中國人深信有國方會有家，疏習世界歷史，已經忘記咗世界各地嘅人類文明演化史。家庭為社會之本，大小家庭共同居住營生，不論形式為搜集、漁獵抑或農耕，都會形成聚落，其後聚落逐漸變成大聚落，就係自然而然嘅結果。距今四五千年前，黃河流域一帶所出現嘅獨立小國，正係以農耕為主而具有城郭為防嘅小型都市國家，而呢啲由一戶一戶人家合併而形成嘅小國，其實就係由姓氏制度結合而成嘅社會共同體。當時，擁有市民權嘅士都非常重視小國之內嘅農產，自然亦樂意關心政治，武裝護城——參與國政，履任官職，就係士嘅權利與義務。士嘅角色，並非新移民或戰爭降民可及，其實已經同貴族相距不遠。

士之精神，延續至春秋戰國，孔子重視所謂禮樂，亦係士之代表。而禮崩樂壞之體現，就在於國家之間篡弒頻仍，擁有武力之人戰勝代表傳統之人而稱王——本國道統失去神聖，傳承中斷，國家領袖亦無力鼓動身邊人重振家聲，最後宗教神話已經無助於解釋主權來源，武力就成為一切，唯物史觀果然警世。中國人之精神世界萎縮，源於春秋諸侯貴族輕易放棄道統；輕易放棄，源於道統本身輕如鴻毛，貴族不成貴族；而貴族之所以不成貴族，就係源如祖先之精神世界虛弱無力，無法將人類最寶貴之精進特質代代相傳，形成系統及文化。生態環境一但受損，復原就需要時間，唔去思考如何善用一地狀態而只知不停消耗地力，往後復耕就必定更加艱難。少數心性善良嘅中國人正正就係處於如此困局之中，生而為良種，但終其一生無法自拔，而無數民族入主中原都無法適生，亦係因為雙方對人性理解之差距太大，無法調和。家人之間，都會隨時煮咗自己填飽個肚，家族榮譽，又點會係佢地誓死捍衛之物？

若然中國文化確實存在，落戶黃河流域之農耕聚落，相信就係中國人之祖先，而中國社會基因異常之遠因亦告水落石出。人類得以存活至今，全賴演化出同理心，故此人皆有同理心，對現代人而言，可謂不證自明。然而，中國人祖先大概係世界上嘅少數例外，因為佢地嘅社會基因之中，未有保留利他精神。人必先相愛，方可推恩至萬物，社會共同體要形成，同理心可謂不可或缺。日本人認為神社巫女一職，其人必須善待他人，因為只有善待他人方會懷有敬神之心，正反映日本文化之中，人性與神性關係密切。信仰係社會集體意志之呈現，宗教即由個體形成之共同體之信念，換言之，中國人祖先之缺乏人性，正係中國無神論之源頭。而中國人只靠殘害環境以自利之農耕方式，以及中國人認為天子可以操控自然之世界觀，亦為上述理論之佐證。

精進自身，基因突變

生物學定義之基因會隨時而變，社會基因亦然。無可否認，香港人深受中國社會思想影響，缺乏可以自豪之道統，但香港人決心離開中國，就等於將佢地嘅後代帶咗去更安全嘅環境，於是香港人就一代比一代更聰明，更強大，更接近人類本性。植物種子散落於不同土壤，自然會生長出不同形態，香港人之優秀，道理亦同。

香港係適生之地，人類回歸本性，顯現人性光輝，善待家人親友，絕對唔會如同中國人一樣，變成引狼入室，招惹附近村人飛擒大咬，裂身而食。留喺中國，待人以誠，只會淪為他人充飢肉品。英治香港，平民日夜拼搏，必有回報，獅子山精神即向上流動之象徵，而流動路徑只因人身安全與私有產權得以保障。如此社會，早為普遍西方模式，移民從中國逃難南下香港，空氣流通，如魚得水，自然豁然開朗，復見真誠。人類應有善性，於香港人身上發光發熱，平民由基層變成中產之經濟起飛歷史，正係為自身及家人精進之成果。

香港家長全心全意養育仔女成材，樂於見到子女出人頭地，比自己行得更遠，並唔係為咗養兒防老，而係希望小朋友可以傳承自己曾經艱苦奮鬥嘅精神。艱苦奮鬥，係廿一世紀嘅人類，同二百五十萬年前嘅人類，所共同擁有嘅記憶，差別只係前者可能委身於辦公室或街頭巷尾，而後者則係忙於對抗惡劣天氣與猛獸襲擊。香港人一步一腳印，由遺民難民蛻變成為人民公民，就係因為大家一直堅持向前，希望同自己嘅小共同體過理想中嘅生活，而捍衛自己最重視嘅身邊人，即使最終未能流芳百世，震驚全球，都堪稱不枉此生。

香港喺世界上非常渺小，一家幾口喺七十億人之中更加渺小，但家庭同時亦可以係一切，香港同時亦可以係全個世界。世界之大小，唔在於平方公里，而係在於心之所屬。環遊世界，踏遍極地雨林，兜兜轉轉，香港人都係會心繫香港，正係因為香港消失，香港人嘅世界亦會隨之而消失。張愛玲嘅世界，係上海，係張家，但因為共同體無法成形，民族趕唔上時勢而早夭，小說成為佢寄情之載體，所以佢嘅小說，就係佢嘅所有，離開租界之後嘅美國生活，不過行屍走肉。沈旭暉生而為香港人，偏偏樂於以世界公民自居，強調國際視野，甚至積極提出各種顯得精明靈活之主張，其實都係用情未到深處，因而顯得遲鈍之表現。香港人比張愛玲同沈旭暉都要好彩，因為我地可以成為民族，可以擁有同喜同悲嘅同胞，相信未來會有希望。確認大家心意，相信民族之內無分你我，我地就已經有永不放棄嘅理由，亦自然毋須再自困於「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之類過氣比喻——所謂芝草無根，不過係因為有啲生物具有靈根，並唔係天良盡喪之人肉眼可見。

先烈遺愛，民族榜樣

萬物有靈，人性本善，自幼即窺見人性光輝者，成長之後自然具有能力佈施行善。相反，中國人猜忌成性，無法取信於人，自然亦需要相當時間至有可能重歸正道，而中國解體之後裂地而成之自由土壤，即為再生前提。香港自一八四二年起，得享英人庇護，遠離中國食人文化，人性經一百七十年之順其自然自由發展，已經大異於中國人。故此，家庭有愛，手足有愛，同胞彼此心意互通，不離不棄——既以共同信仰為基，建構之社會共同體自然亦堅不可摧。

未來香港，尊重宗教多元必為立國基礎信念，只要教義導人向善，自然應該獲得傳播自由。然而，真正屬於香港人嘅共同信仰，必當自同胞互愛之中產生，由人性光輝之中產生，民族後進努力嘅方向，就係繼承先賢精神，承諾發揚光大。共同信仰來自個體之精進分工，勇於奉獻，反送中抗爭一役所有死難同胞，正正就係為仍然健在嘅百萬同胞同埋千千萬萬嘅新生後代示範人性。對抗中國統治，爭取自由獨立，現代華夏食人族必定有意吞滅我地，但香港民族團結一心，拒絕分化割蓆，戰意之高昂，信念之堅定，不但撼動中國，驚醒世界，更為自身前途突破樽頸，打開空前缺口。為撥開赤色極權迷霧，揭露中國一心擾亂世界秩序之惡意，香港民族不惜代價，鮮血流盡，但歸根究底，都係為咗守護香港，而香港之所以係抗爭者嘅家園，正係因為大家所愛嘅人事景物，都存在於香港。家園失落，香港淪陷，任由食人族肆意踐踏，分而食之，就係香港民族最無法接受嘅結果。

生於香港，長於香港，成於香港，係百萬香港同胞共有之情。先烈陳彥霖雖家人離異，但佢生前深受朋友關愛，一心以香港為家，故此至會參與抗爭，與食人族僱傭兵短兵相接。失蹤之後，精於泳術偏竟浮屍大海，慘遭虐殺之事實擺在眼前，就係佢為香港而犧牲嘅鐵證。先烈周梓樂為人樂天，生性好動，學業有成，就讀香港科技大學，本應前途無量，但因為關心香港民族自由民主，熱心抗爭，最終喺將軍澳一多層停車場內，受食人族僱傭兵迫害而墮樓身亡，沉冤仍然待雪。痛失家中獨子，雙親白頭人送黑頭人，哀痛可以想知，但最可貴嘅係，佢地始終相信愛兒之正氣凜然，珍重愛兒之義勇無畏，清楚知道佢係為香港人而斷送大好青春。兩位後生之所以觸動同胞甚深，正係因為大家都理解佢地係為香港而死，有信念而死，因而知道痛苦之無量以及靈魂之重量。

信仰雖無形，但想像非憑空。為國赴難者，數量累計不在少數，只有中國解體，香港獨立，與食人族劃界而治，苦難方會有終止。待主權確立，國體大定，後人必會為諸位先烈英靈立碑紀念，而保家衛國之不朽故事亦必會流傳於幼童之歌謠教科書，世代化育民族後生。人生際遇難料，禍福不明，人性光輝，未必可以隨處可見，但若然他日幼童可以從前人榜樣身上獲得心靈啟迪，喺日常生活之中耳濡目染，有朝一日，香港民族就會擁有前所未見之巨大能量，活出民族獨有之精神面貌，無懼風浪，堅定前進。共同信仰要傳世，所賴者無他，神話故事與民間傳說就係每日提醒民族必須有愛之載體。

人類無法長生不死，肉身消亡，難免令人陷入絕望虛無。然而，擁有共同信仰，信仰內之個體就有可能擺脫有限，挑戰極限，通往無限。個體精進，可以感召他人，群體精進，則可以互補不足，如是者，即使認知到個體之極限，陷於一時脆弱，亦可以因為獲得他人之無條件支持而無畏無懼，整裝待發，繼續奮鬥。精進循環生生不息，互愛分工效果加乘，共同信仰亦會日益鞏固，最終民族就會建設國體，而國體之存在，就係民族信念之集大成。民族有愛，共同信仰不假外求，靈根自植，本性高於仁義道德，香港人之主體意識，過往或者淡如無物，但喺同胞決意交出生命去守護民族之時，香港奇跡已經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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