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歧義謬誤例子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林忌：一個最明顯的荒謬例子，就是批判1939年的奧斯卡大獎得主《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是「種族歧視」，以至美化奴隸制度云云，先有美國HBO串流供應商把該電影下畫，再有法國巴黎有電影院打算在6月23日重播該電影，也被迫下畫禁播，事件令法國文化部長在Twitter上提出反對，認為是無法理解與不能接受，指法國會永遠捍衛製作與分享藝術的自由。電影《亂世佳人》所描寫的，是拍片時近70年前即1860年左右，美國南北戰爭的歷史劇；電影以戰敗的南方邦聯視角，去描寫一個農莊主家庭「亂世」的經歷，當中包括舊時代的奢華美好，突如其來的戰爭，慘痛的戰敗，以至北方工業資本主義，吞噬原本南方以農業莊園為主土地的故事；片中所美化的「南方」，其主線一如不少藝術作品所歌頌的「失落舊時代」而已；至於所謂「美化」黑奴的描寫，或者「美化」奴隸制度，那就當然是因為受制於年代──電影是美國30年代的作品，而不是90年後的今日，其思想標準當然停留在90年前，又怎可超越其時代？

同樣道理閱讀華文作品如《三國演義》，總不能質疑為何作者羅貫中要「種族歧視」南蠻 ；閱讀《紅樓夢》所歌頌的大觀園生活，當然不應走去質疑「童養媳」是性別歧視、兒童色情、童工、以至應該作為色情物品包膠處理。對作品提出超越時代的要求，用今日的道德標準去審判昨日的昨品，這完全是違反常識，以至打壓創作與藝術的自由。當英國的示威者連二戰時著名首相邱吉爾銅像，也塗鴉寫上「種族主義者」時，以相同標準而言，幾乎所有古人都可以有同樣的待遇，被畫上「性別主義者」。一如當年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發動「批林批孔」，發動「打倒鬥孔老二」的孔子，時空錯亂指控孔子是「奴隸制度維護者」，不禁令人質疑，當左翼謬誤去到終極時，會出現相同錯誤的可悲。

這種錯誤的最基本問題，就是一條邏輯題──無論要用文化或道德來批判，必須留意其時代歷史背景，而不能隨便幻想擁有「時光機」，把後世的觀念、論述、法律、道德、思想、搬到去古代，然後把「不符今日觀念」的思想，全部視為異端邪說要批鬥，這種「道德塔利班」的議題，原本多為反同、性保守的右翼團體所主張，如今竟變成左翼所主導，實在非常諷刺。（節錄，全文按連結）

關於殺警案，還是決定說點什麼。我並沒有要給一個什麼明確的答案，只是提出個人看法，與大家公開討論。先聲明，我一定有我的立場和先入為主的想法，可是我盡可能地用溫和的語氣在闡述，所以，如果你是那種一言不合就一定要謾罵，嘲諷，開酸的人，為了你我都好，麻煩你別看吧，感恩。

老實說，無論是認為精障者犯罪應該獲判無罪，或是認為應該一視同仁地關監禁甚至死刑，兩派都多少有些過激的言論讓人不舒服：認為應該無罪的，會一直喊著人權人權，好似相反立場的人就是沒人性，認為死刑只是為了『報復』。另一派的人，則常夾雜類似詛咒的話，「等哪天你家人被人殺死了，你再來說你不支持他判死刑。」甚至更激進的人會認為，不論大罪小罪，反正只要犯罪，就希望司法判處極刑。

廢死和精障者犯罪無罪，雖然是兩個不同議題，可是支持者時常有著極大的交集，反對者亦是（支持Ａ也通常支持Ｂ，反對Ａ也常跟著反對Ｂ），所以先都歸在一起去討論。而這是不是一個單純的人權議題呢？以人權議題來說，婚姻平權絕對是，畢竟婚姻說到底是關乎兩個人的事而已。但廢死或精障者犯罪呢？這不僅僅是關於（兇手的）人權，還是一樁犯罪，更有受害者的人權（如果還活著）以及其家屬要追求的正義。

以王婉諭來說，第一時間，她的立場是反對死刑的，也因此招來許多嗜血的人批評她不夠愛小燈泡，可是隨著時間過去，她轉為希望兇手被判處死刑。我相信以前的她一定也曾是個廢死派的理想主義者，她大概也沒想到有一天自己會這麼希望兇手被槍決。難道她從廢死轉為支持死刑，她就成了不懂人權的人嗎？

我們往往會對自己支持和信仰的事情，找到很好的理由和理論，說服自己也說服他人，可是對相反立場者，卻會用一種過於簡單，而去脈絡化的方式來解讀，甚至以偏概全，認為反對者『都是』怎樣的人。然而，一個人會產生怎樣的立場，一定跟他的生命經歷等等是息息相關的，就像上述的王婉諭的例子。但這去脈絡化的解讀方式，也造成兩邊立場的人無法產生對話。

講究人權是一個世界的大趨勢，但並非所有打著人權旗幟的人，都真的了解其內涵。例如在婚姻平權上，有些人喊著支持，卻又會說那些扮裝皇后，或是女性化（娘娘腔）的男生『噁心』，又或是說，他們支持女同，但反對男同，因為肛交很髒云云。雖然同婚的推動他們還是幫忙推了一把，但說到底，那或許只是在吃人權自助餐，因為喊人權似乎是件很『潮』的事（我指的是部分的人）。而我也有些疑惑，雖然「精障者犯罪應判無罪」的想法是良善的，但其中是否夾雜著一絲歧視的味道？例如原住民考試的加分，我也始終不懂這是否是漢人某種優越感，認為「你不如我」所特立的，即使，那政策是出於良善。

另外，關於精神鑑定，前陣子大家才在說，普篩會有偽陽性偽陰性。再先進的科學分析，都會有謬誤，再精密的程式，也免不了出現bug，可是這時精神鑑定又變成不能被質疑了？倒也不是我不認同那位專業醫師的鑑定，我想，任何精神科醫師去，大概都會判定殺警案的犯人，當時確實處在發病狀態（所以，這案子打一開始就不可能求處死刑就是了）。

而我比較想詬病的是司法程序。我跟一位擔任過法官和律師的朋友聊到此案，他認為應該第一時間送交三組不同的醫事人員做鑑定，並且在不讓他們知道同時間還有別人做鑑定的情況，以自己的專業來做判斷。縱使出來的結果可能一樣，但至少比較能讓人信服，畢竟這是這麼重大的刑案，多花些錢和人力，本是應該，而且也才不會讓單一一位醫師承受所有壓力。

然而現在已經不可能了，時間已久，現在的鑑定都已無法還原犯人當時的身心狀況，而且，鑑定的醫師都已被大眾知道，鑑定結果也半公開，那接下來的鑑定，也就不可能是自由心證，不可能不被影響了。「要推翻前一位醫師的診斷，重新下一個診斷，是遠比你立一個新的診斷，來得困難許多。」

而診斷這件事情，總是一翻兩瞪眼的。即使你的病歷和報告有密密麻麻一大疊，但最後出現「你有/無 高血壓」，就是會影響你能不能申請到保險。然而所有的病症都是一條軸線發展的，今天高血壓的定義是140/90，難道139/89的人就不用擔心，而多了1mmHg就會馬上腦溢血嗎？可是報告上頭寫著「病患犯案時處於心神喪失狀態」或「未達到心神喪失狀態」，就多少會影響我們心中的天平。不過，雖然我認同犯人在當時處於發病狀態，有嚴重被害妄想，但他被捕後說「我知道再這樣下去他會死」這類的話（大致語意是這樣，詳細內容我忘了），所以他是否完全地心神喪失？這有待商榷，不過我當然不是專業。

然而，真正有裁決權的還是法官。過去也是有很多案例，法官不採納鑑定的報告，例如某個醫療糾紛，三位醫事人員鑑定結果，不是沒有疏失，就是疏失本身不足以影響病人結果（死亡），但法官還是對醫師判了刑。而不論是醫師或法官，只要是人就有自己的立場，一位廢死派的法官，大概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求處犯人死刑。這也是為什麼關於同婚釋憲，憲法擺在那幾十年了，明明大家看到的文字內容都一樣，不同的大法官卻對婚姻平權的解讀南轅北轍，說到底，還是每個人的立場根本性的不同啊。

不論這個案子將來如何發展，最該注意的是，將來出現『模仿者』。這模仿者指的是，沒有精神疾病的人，謊稱自己有，或是曾經有精神病史的人，在犯案當下並非發病狀態，卻還是犯案，並宣稱自己發病了，例如王景玉就是這樣。即便他殺害小燈泡時，『可能』有些症狀，但那些症狀不足以影響到他的認知，就不該構成減刑要件。而一旦越來越多人聲稱自己有精神疾病，其中有真有假，然後去犯案，就是更加造成精障者的污名化，讓真正弱勢而應該受到照顧的人，被剝奪資源，甚至讓他們不願出來，也會形成大眾對醫師的鑑定和司法體系更加不信任。

精神疾病有那麼容易判斷嗎？如果今天『與惡』的應思聰出現在你面前，你該如何判定他是有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還是演技很好的演員林哲熹？甚至是曾經有應思聰病史，但此刻正在演戲的林哲熹？或許專業的醫師比我們懂得判斷，但有沒有可能出現演技更厲害的模仿者呢？

記得我高中時讀了『24個比利』這本訪談小說，即便採訪者（本書作者）在一開始就告訴讀者，他相信比利確實是有人格分裂（解離型人格），然而這本小說我從頭讀到尾，我都無法說服自己比利是真的有病，我始終認為他是個模仿高手。除了他的每個人格都太完整太立體，更重要的是，那24個人格多是男性，且多掌握權勢，而佔少數的女性人格，則較為懦弱且邊緣。可是他聲稱犯下多起性侵案的，竟是其中一個邊緣的女同志人格。把責任推給了一個女同志的他，是個完全的生理男性，此舉就像是要淡化自己的罪行。

或許有人會說，一般人不會想被當精神病患，所以不可能假裝精障者去犯案。但同樣地，一般人也不會想去殺人或性侵，一般人也不會想去坐牢呀，因此我們只是用著自身想法，去套用在犯罪者身上，而實際上我以前也遇過一個中國籍人士，希望能以被害妄想症（他認為自己遭中共監控）的名義，讓我們收治住院，可是被老師拒絕了。也遇過幾個在急診喊著希望精神科收他住院的病人，所以這世上真的是各種想法的人都存在啊。大眾期待醫師去拆穿謊言，但說穿了，沒有任何科學方法是能夠完全讓一個人了解另一個人的想法，這實在太為難了。

誤導醫師，影響診斷，實務上有沒有可能呢？我自己曾經幹過一件事。三年前我有一個故事入圍文化的優良劇本獎，後來拿到台北市影委會的劇本獎，還得到兩個文學獎，講的就是一個思覺失調症患者如何『偽裝』成正常人，最後逃出醫院。先說，那個時候的我狀況很糟，媽媽過世，失戀，決定不從醫，並從研究所休學等種種事情接踵而來。為了完成這個劇本，我希望能真實的體會被當成病人的感受，於是我去了身心科。

我先為自己塑造了一個形象，在我闡述自己的狀況後，醫師也做了些回饋和建議，然後我發現，那些回饋跟建議跟我過去在精神科實習所學到的一模一樣，也就是，當我說我有A的症狀，我知道醫生會給我a這建議，當我說我有B的問題，醫生一定會用b這答案來回答我。因為所有建議和答案幾乎都在我預期之內，所以醫生給予的口語方面的治療，是無效的，然而我並沒有表現出來，而是乖乖領了藥，那些我預期他會開的藥。

接著我想了解，吃藥會引起哪些副作用？為什麼精障者很多不願配合治療？於是我吃了幾天醫生開的藥，直到某天，我頭痛欲裂的起床，卻還要搭高鐵到台中去接案拍照，不僅遲到了，還把行李箱忘在高鐵站櫃檯，我就不敢再服用了。後來我要求醫師為我做檢測，他找了心理師來。看著那一份密密麻麻，有幾百題的測驗，即便題目看似亂數排列，可是我卻能清楚分辨出，「這一題在問我是否有思覺失調症症狀」，「這一題在測試我是否有躁鬱症」等等，也就是，藉由答題，和我在醫師面前形塑的形象，我可以有一定的程度去影響醫師對我的診斷。在那一刻我其實覺得有點可怕，精障的『模仿者』如果可以做到這樣（但實際如何操作，我想還是別說得太細）。

後來我還是跟醫生坦承，我有醫學的背景，目前正在創作劇本（我沒有說我是為了寫劇本才來看診的啦，那太不給醫生面子了，不過我有說他給的建議我自己都聽過，所以沒什麼效果）。在那一刻我才感覺鬆了一口氣，也才終於建立起我跟醫師之間的信任感，不過那次之後我就沒再回診了，沒有後續，當然也沒利用這些去犯罪啥的，申請保險什麼的（題外話，後來接觸很多線上編劇，才知道滿多人都滿瘋狂的啊，為了瞭解酒店文化，去當一日小姐，或是跟著法醫去命案現場之類的）。

雖然我們期待醫生做出正確診斷，也沒有醫生想犯錯，但每個醫生執業生涯中，大概不可能沒出現過判斷錯誤的時候吧。我有一個親戚二十幾年前被診斷為憂鬱症，他的學歷家庭等等都很好，可是他就是發病了，最嚴重的時候，被強制住院治療一個多月。或許大家身邊多少有接觸到憂鬱症確診的親友，可是有因此住過院的應該很少，所以可想而知他當時情況有多嚴重。

往後的十幾二十年，他時不時的會發病，並且一發病就要花很長的時間來恢復。直到幾年前，他才正式被確診為是躁鬱症，不是單純憂鬱症。由於他天生性格就很溫和，情緒的起伏不明顯，以致於他在躁鬱症的『躁期』，看起來也不顯著。而人在躁期時，往往自我感覺良好，很不容易有病識感，因此他永遠在『鬱期』才會去求醫，導致每次醫生看到他，都是在鬱期，也就被診斷為憂鬱症。而如同我前述，「要推翻前一位醫師的診斷，重新下一個診斷，是遠比你立一個新的診斷，來得困難許多。」即便他不斷換醫生，但每位醫生翻開他的病史，密密麻麻都是其他精神科醫生下給他『憂鬱症』的診斷，使得他這麼長時間都被當作是單純憂鬱症在治療。

而實際上不管是哪種疾病，一旦進入長期的慢性病，病人與自己的病『共處』了許久，也就產生『共生』關係，有的時候他們比醫生更能掌握自己的狀況。我有一個朋友，有先天性的心臟異常，導致他心跳始終維持在兩百以上。一般人心跳數如此，早就昏過去了，可是因為他一出生就是200bpm，就像一般人爬山可能會有高山症，但長期居住在高山上的人，身體已發展出一套自我調節機制，所以他可以打球熬夜樣樣來，他甚至是我遇過運動神經最協調的人之一。當然他幾年一次，還是會發生類似休克的瀕死狀況。而在兵役體檢前，他刻意熬夜多天讓自己疲憊，當醫生看到他的數據，想當然爾是判免役了（普通人不要學，他是真的有心臟異常，而且這很危險）。

我也認識一位編劇，曾拿過兩大劇本獎首獎，是個創意無限的創作者，但他本身有躁鬱症。躁鬱症的躁期其實是個自信滿滿，且創意噴發的狀態（並不是大吼大叫就叫躁鬱症。如果有不熟悉躁鬱症表現的人，可以看看電影『LUCY』，裡頭Lucy說自己「腦袋速度跑得很快」就是典型躁鬱症表癥），生病十幾年下來，他其實知道如何調配藥物，讓自己處在輕躁狀態，不會過於失控，卻又能展現創意。

我舉這些例子，不是要大家不信任醫師診斷，而是醫生的判斷確實有許多變因在其中，而這變因中，又有很大一部分仰賴病人本身給的資訊。坦白說，要醫生從短短三五分鐘（台灣一般門診時間，精神科會再長一些），去下正確診斷，這未免也太強人所難。所以，或許假扮成應思聰的林哲熹不會有，但卻可能存在著不少，有應思聰病史，可是此刻正在演戲的林哲熹，例如王景玉，或是前陣子新店路上隨機砍死人的現行犯，他們確實有精神病病史，可是他們犯案當下真的沒有判斷能力了嗎？

我們一定都有過生氣的經驗，也有過『模仿』自己生氣的經驗，假裝對某人發脾氣，所以就像我前面舉的例子，生病久了的人，對自己疾病越熟悉，有些人甚至可能具有一定掌握能力，導致醫生的精神鑑定也更加困難，他們在犯案後又一再地在媒體面前強調自己的精神病史，讓大眾對精障者敵意更深，讓弱勢的病患更躲到角落，這些『模仿者』，才是真正與惡的距離很近。

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無助和對身邊的人造成的影響，我其實滿熟悉的。除了上述那個躁鬱症被診斷為憂鬱症的長輩是我三等親，我外婆在糖尿病導致失明後的幾年後，也開始精神錯亂，被診斷為思覺失調（不過她情況特殊，可能是高血壓和糖尿病引起的腦部病變，而有了幻覺），我母親在神經退化性疾病MSA的過程中，也時不時有「我已經死了，心臟沒在跳了」這類妄想的言語，後來也有了憂鬱症，主要照顧者我爸也一樣得了憂鬱症，而我哥則有輕微亞斯伯格（亞斯伯格在2013年以前都屬精神疾病）。也因為這樣，我滿痛恨明明不是在發病狀態下犯案，卻以精神病史來為自己脫罪的人，因為他們造成社會更多的誤解與對立。

『與惡』讓我們開始重新省思，但我認為，或許是題材的關係，『與惡』揭示了一種面向，可是卻不是全部面向。在『與惡』裡，受害家屬的喬安是個社經地位高的女強人，非常跋扈，看似她的憤怒大過於喪子的悲傷，甚至利用職權，一路追殺到兇手家屬。而兇手的父母，憨厚，低薪，縱使隱姓埋名，還是想默默還債。影集對於曉明屠殺的過程，用很快速的方式的帶過，不讓人感受過多可怕或悲傷的氛圍，但卻重複著曉明父母在眾人面前下跪的畫面。觀眾當然在不知不覺中，『沒有那麼同情』喬安，而同情應思聰和李曉明及其家屬。這不見得代表編劇本人的觀點，就像我上述那個寫思覺失調症的得獎劇本，很多人也認為我在為精障者犯罪脫罪，可是那真的就是取材問題，我也許下個案子就是另一種觀點。而相對的，韓國電影『素媛』則是以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角度切入，「某些人，就是全然的邪惡，帶給你永久的傷痛」。

回到『與惡』，確實有時候新聞畫面會出現兇手或其家屬在媒體面前下跪的悲慘鏡頭，例如殺警案的兇手妻子就是，但這個社會上也有很多時候，受害者家屬拿不到賠償（雖然那幾百萬根本無法與人命相比，可是對一些低薪家庭，那卻是救命錢，尤其如果死的是經濟支柱），而那在『與惡』中是沒有被呈現的（例如前陣子有一個受害者媽媽跟兇手下跪，請求他賠償，還被兇手踢的）。坦白說，『與惡』為了戲劇效果，確實用了比較極端的方式呈現，但現實生活中，除了事件剛發生時，記者會去採訪兇手家人，可是當時間過去了，有人知道鄭捷或王景玉的家人的現況嗎？

我們先撇除精障者犯罪，或是自我防衛時不慎將加害人誤殺，或是威權時代政府亂抓人亂殺人等情況，先聚焦在一般的殺人案件，以下是我自己私人的一些想法：在一場悲劇之後，最該被照顧的，是受害者（如果還活著）以及受害者家屬的心情，其次才考量兇手以及其家屬。如果家屬選擇原諒，其他人也不用在那邊鼓吹一定要上訴，如果家屬無法原諒兇手，那麼國家是不是有什麼能幫助家屬的？包括精神上的，和物質上的，畢竟，這種兇殺案，死者家屬可能連保險都領不到多少。

我外公在我國中時過世的。當天晚上九點多，他獨自在附近公園運動，在台中英才路過斑馬線時，被一輛由剛滿18歲就有車的爸寶，以時速九十幾公里撞過來，拖行了五十幾公尺，我外公頭蓋骨碎裂，當場死亡。在那之前，我外公什麼糖尿病，高血壓，痛風都沒有。家族裡的大人其實都準備好了，在第一時間就調閱監視器，找專人來量煞車痕，而媽媽家族裡有法院書記官也有記者，肇事者滿18歲就有車，家境肯定不差，所以決定提告。

但我外婆卻說「算了」。倒不是她多體諒肇事者或是她為人和善，事實上外婆是我見過最具威嚴的長輩，所有的兒子媳婦孫子都怕她，所以她只是不想頻繁地跑法院，因此肇事者連一毛都沒賠，那個肇事者我也只看過一次，就這樣結束了。因為兒孫們都尊重（怕）外婆，因此再沒有人提出要繼續提告（雖然外婆曾有一說，是外公死後，她獨居，她怕一提告，對方會來私下報復。所以明明是受害者家屬還要擔心被報復，唉）。

然而那畢竟是外婆自己的意願，沒有人強迫，或給她出主意。倘若這時候有人跳出來，「妳一定要告死他」或是說「算了啦，人都過世了，你再告他也於事無補」，我大概都會覺得「干你屁事？」。所以，如果我是受害者家屬，有人說「你支持廢死，你不愛你的家人」或是一直喊著要廢除死刑，然後搖著人權的旗幟時，我大概心裡也會想「所以你在說我沒在care兇手人權？你認為希望兇手被判死的我，是個壞人嗎？」。對於受害家屬來說，他的家人就是無緣無故被人殺了（先不提那種行竊失風被屋主殺了，或是要強暴人反被殺這類的例子），在那悲痛的情緒中，大概沒辦法去想那個兇手是不是精障者，是不是低收入戶。也因此當其他無關緊要的人一直喊著人權人權，或告死他關死他之類的言論，是否有站在受傷最深的，被害家屬去想？我們都只是局外人而已。

對我來說，廢死並不是我們宣布1月1號開始不執行死刑，社會就太平了，而是在各種機制下，不論是犯罪的預防，假釋犯的管理，精障者的社會支持系統，讓我們真的不再需要動用到死刑，那才有廢死的意義。否則，那就像是把期末考門檻降低，讓大家all pass，只是表面上的數字好看。是的，死刑有其『不可恢復性』，一旦死了，生命再也不可恢復，既然如此，那兇手在殘殺被害者時，又怎能輕易地奪去他人生命呢（一樣地，先撇除精障者等等特殊情況）？

我自己也是常常在天秤的兩邊搖擺，然而，當我看到了印度公車上，一個醫學院女生被人輪暴，然後腸子被從肛門中拉出慘死的新聞，看到台灣一群男生因為聽信謠言，而輪暴一個弱智女學生，棄屍在焚屍的新聞，我很難相信會在犯案後說出「她應該乖乖讓我們強暴，這樣她就不會死了」或是將人棄屍在草叢後，跑去夜唱，再回來焚屍的人，是有教化的可能。或許，這個世界真的有所謂純粹的邪惡吧，才能這樣無視他人的生命。

最後，聊到死刑在我心中的意義。死刑的存在，不是為了要我們用它，而是希望有一天我們不再需要它，就像保險一樣，我們買保險不是為了發生意外，而是希望永遠不會使用到它。是，這或許是近乎不切實際的理想，但其實廢死派有一部分人不也是理想主義者？某一部分人認為人都有教化的可能，任何生命都有被拯救的價值。

以上，我只分享自己的想法，沒有要影響誰，每個人心中都有著自己的信念，而沒必要因為想法的不同，就去將對方妖魔化，畢竟，每個人的成長和背景都是不一樣的，那我也確實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有不同的想法。（能看完的人，也是很厲害。）

＃神父的鹽
　
一如往常的膠．
　
金門立委陳玉珍，自稱中華民國福建省立委，並在台灣的國會殿堂，直斥「台灣不是一個國家，只是一個地名」，在這全台防疫的時候，大搞意識形態．
　
所以並不是台灣人強加「台灣認同」在金門人身上，而是金門立委企圖以自身扭曲的認同，破壞台灣的認同．
　
而有趣的是，她的背後站著是一干國民黨人，認同這樣的思想，並進行政治操作．
　
國共內戰，金門成為前線，無論是雙方的炮擊響徹２０餘年，中國在金門烙下４７萬枚砲彈，或是十萬大軍抵達金門，進行高度軍事化管理，徵收住宅、民生用品，或者金門不分男女，國中小學生、長者，都要編入民防自衛隊，或是限制金門對外通訊，連收音機內容都要被管制，儘管戰爭結束，金門仍不改軍事管理，兩地不同時段解嚴－
　
這都是中華民國與中國施加的，和提倡獨立自主的台灣認同無關．
　
「台灣人歡慶解嚴，金門卻是持續戒嚴」
　
在這邊必須說，這段話在這裡是很有問題的，就像過去犯的謬誤一樣，提二二八，不提蔣介石血腥鎮壓，把真實閹割掩蔽，要人們自行去理解意會，去「思考」，這是去語境的謬誤，是誰在實施戒嚴？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如果不強調這個始作俑者，就變成黨國戒嚴，台灣人必須要承擔的隱喻，不但要負責，甚至得同理金門扭曲的認同，在一個金門立委貶低台灣認同的時候．
　
台灣人解除戒嚴，並不只是「歡慶」而已，而是付出無數的血和淚水，甚至是生命，第一次戒嚴，是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之時，解嚴也不是突然發生，或是黨國恩賜，而是無數個黨外人士高喊「只要解嚴、不要國安法」、「百分之百解嚴」，用肉身進行衝撞，更別提先前付出龐大犧牲和代價，台灣人承受的恐怖，白色恐怖．
　
解嚴以後，也不是真的解嚴了，那只是一個形式，一個象徵，不自由仍然持續，甚至變得更加合理，因為都「解嚴」了，也就不存在人民自由和人權的限縮，也就不需要反抗了．事實上，集會、結社、言論、出版、旅遊，甚或言論自由，仍然控制在黨國體系手中，於是，解了繼續解，鄭南榕焚起言論自由之火，燃起台灣獨立的意識，「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然後一個少女，在台大的樹下，戰戰兢兢的悼念他，恐懼的看著情治單位對著他們按下了快門．
　
而後野百合開滿荒野．
　
這是因為那犧牲太慘絕人寰，那苦難過於泯滅人性，掙脫沉重的枷鎖好不容易得以喘一口氣，而不是台灣人得到自由歡慶，無視於金門人仍陷於枷鎖之中，「爽的是你，甘苦到我」．而是中華民國施加枷鎖於兩地，讓人們同樣受害，再使得他們互相嫉恨，這個不平等，在金門與台灣造成的等差，由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施加，更顯得陳玉珍背後站著一干國民黨人，共同打壓台灣，吹捧中華，無比諷刺．
　
你不能把不正常的當作正常，去合理化不正常，要正常的去理解、遷就，甚至理所當然地被遷怒．這是一種同理心的濫用，你應該問的是，這一連串中國國民黨的集權統治，中華民國政府的惡行，為何歡慶８２３砲戰的時候，沒有人提出，那是對金門人剝削的歷史，對金門人殖民的表徵？為何迷思，會成為一種正確，甚至進而成為理所當然的認同？同為被殖民的不同群體，為何是「金門走過戰火的那段日子，是台灣島上的人民難以想像的」、「回頭望向他們守護的國家，卻越來越陌生？」
　
八二三砲戰，為多數的是台灣充員兵，在前線死傷慘重，如今，被簡化為一個提倡統一，台灣的命運由全體中國人決定的軍頭所獨攬的功績，充員兵搶灘運補、搶修陣地，砲彈的碎片，在他們身體各處留下烙痕，好的詮釋，留給中華民國認同，說是保衛台灣，壞的詮釋，卻留給台灣認同，為何台灣島上的人民會難以想像金門走過戰火的那段日子？難道那砲彈炸的不是台灣兵嗎？忽略被徵召去金門當兵那段共同記憶，或者，形成一種奇異的標準，台灣人必須去想像，而中華民國人不用，他們只要愉快收割，每年的八二三，集體的美化與詮釋成永恆的功績，卻不用分擔他人的苦痛，連二二八都可以念成八二三，然後金門人，令人憐憫的金門人，回頭望向他們守護的「國家」，卻越來越陌生，陌生的，是台灣，而不是中華民國，曾被守護的國家，是台灣，而不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成為永遠的施恩者，加諸的壓迫都不存在，反成為分離金門的藉口．積欠的人情與債務，也是台灣島上的人民，而不是中華民國，是說，不斷強調台灣與金門的遙遠，可是這金門立委卻抱著中華民國如膠似漆，難道中華民國距離金門不遠嗎？　
　
有欠的，台灣償還，有賺的，中華民國領取．
　
Ｔｈｅｎ，一個金門立委說，台灣不是國家，中華民國才是，台灣只是地名而已．
　
多麼的錯亂．
　
中華民國，令人多麼的錯亂，在我看來，陳玉珍只是把金門的處境，框架在台灣身上，金門不是國家，只是個地名，我們的國家，是共同殖民我們的中華民國，寧可一起接受，同樣的殖民符號，殖民的過往，而不許台灣脫離，寧可在兇手旁邊成為一個工具，黨國的喉舌，打壓台灣的認同，在神父看來，若陳玉珍真的代表金門人的認同，不過是種囚徒的困境，相敗的思維，寧可一起受壓迫，不願一起迎自由，把歷史的創傷，當作藉口，逼迫台灣人接受，不去找加害人清算，而去找同為受害者的人鬥爭，站在加害者身旁，以為傷痛就會消失，傷痛就不算傷痛了，當其他被害者試圖自立的時候，創傷又浮現出來，成為阻卻他們的理由．
　
「因為我被中國的砲彈砸了，我被中華民國限制自由，所以台灣不是個國家，中華民國才是國家，我是中華民國福建省金門縣人，一國兩制棒棒．」
　
金門往昔由金門副縣長吳典成提出，以金門做為從「金廈雙子城」過渡為「一國兩制」試點的構想，得到洪秀柱的贊同，又有金門縣長楊鎮浯表示，對大多數的金門鄉親來說，「金廈共同生活圈」早已形成，金門要成為兩岸的橋梁．
　
如今中國的疫病蔓延，這個金門縣長還想要成為兩岸橋樑嗎？看看香港，還想著要被中國統一，實施一國兩制嗎？要回歸去吸祖國充滿病毒的空氣嗎？
　
陳玉珍在２０１９年６月，即提出，台灣只是個地名，早就一國兩制了，又稱大陸客去金門，是靠他們去跟「北京中央」爭取的，在防疫的時候，稱口罩７元運費不合理，這些人，真的能代表金門人的想法嗎？若被中國統治，你有多少口罩可以拿？要繳多少運費？若陸客佔滿金門海灘，豈不是防疫的破口嗎？
　
我們應該問一個嚴肅的問題，
　
「中國４７萬枚砲彈，是否一杯水就可以化解？而台灣不論為金門做什麼，挹注多少資源，在金門人眼中，都只是塊次等殖民地？」
　
不要把不正常的，當成正常，去壓迫正常，這是典型的依附性思維，顯著的公正世界觀偏誤，甘願在兇手身旁，自願成為流氓的籌碼，跟著恐嚇自己人，或者要脅幫助者，通常我們會稱，這種情結叫做斯德哥爾摩．
　
「因為我是金門人，所以台灣不是個國家．」
　
何其荒謬．　
　
我們期盼金門人能覺醒，不要被這種立委和民意代表綁架，到底他們真的在意金門，明白金門的歷史和傷痛，還是只是在執行統戰而已？金門人的疑惑，應該只是個簡單的思維缺陷，誠如同九州人和日本本島的區隔，日本有地名含國家的屬性，九州人可以依此區隔我不是日本島的人，但是，不會有九州人說日本只是個地名而已．
　
台灣也已經有地名以上的國家認同，和國家成份，而金門的這個思維缺陷，顯然被有效利用，誤導成否定台灣，支持一國兩制．　
　
這並不是「每個人會因其身處的環境，有著不同的歷史文化、血緣、地緣、經濟、生活經驗、教育、現實趨勢等等，而有其獨特的認同」，而是金門的立委，將其淺薄的認知，不正常的認同加諸在台灣身上，若把她指稱為只是一種「獨特的認同」，則是一種合理化，無論如何，「中華民國」與「福建省」，是兩個不同的現實概念，後者是歸屬於集權國家，並且正在統戰台灣，危害整體台澎金馬的安全與福祉，陳玉珍的認同是將自己的幻想加諸在２３００萬人的意志上，本質上，就是一種侵略．
　
以管窺天，以假亂真，夜郎自大，井底之蛙．
　
如是屬於前者，那就代表著他的中華民國與中國互相混淆，並且排除台灣，自絕於台灣命運共同體之外，讓台灣與金門，都淪為古老的中國的一部分，成為殖民地，而非現代民主過渡時期的「中華民國台灣」，或者，「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正在獨立的國家，尚未獨立的台灣國，早已經擁有的，台灣人參與的國家成份．
　
在這疫情嚴重的時刻，與中國混淆的概念尤其危險，中國隱匿疫情的責任，由台灣承擔，歐洲各國對於台灣（Ｔａｉｗａｎ）的感謝，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份的地位，來接受．　
　
我們應該做的，不是藉由陳玉珍，去理解金門，或者由金門的迷思，部分否定整體，拿著一個錯誤而且有害的例子，去說「我們又該怎麼說自己是什麼人？」
　
當一個金門立委否定台灣人成為台灣人的正當性，我們必須去跟著懷疑自己，這叫偽冒理據．關於陳玉珍個人扭曲的認同，並不是「該怎麼理解與自己不同的認同？」，而是去了解她背後是否有什麼特殊目的，藏著什麼樣的惡意，甚至，服從怎樣的指令，是不是假定整體金門人的意志．
　
我們應該做的，是去懷疑這個體制，而不是懷疑自己，中華民國體制是不是造就了其他人陷於錯誤，而反過來把這個錯誤當成正確，企圖使每個人都陷於無道之中，我們應該做的，是去改善他，而不是附和他，跟隨錯誤，讓全世界都把我們當成中國人，隨著陳玉珍的口吻奉行一國兩制，交出自己的民主，喪失自己的自主，自己打壓自己，成為善良而且愚蠢的共犯．
　
至少我們知道一件事，金門不屬於福建，中華民國沒有統治福建省，而是中國在統治，台灣是台灣，不是中國的一省，而我們正在試圖獨立而且成為一個新的國家，脫離殖民的符號和歷史，脫離被世界的錯認，黨國的陰霾，中國的殘酷，中華民國人的妄想．
　
「強加『臺灣認同』在金門人身上有正當性嗎？」
　
不如我們這麼說，中國對台灣本島統戰，一路延伸到金門，反共前線變成中國統戰的跳板，這有什麼正當性嗎？就連陳玉珍的辦公室主任都承認，
　
「『小三通後和對岸交流很頻繁，這些年金門人心變化很大，統戰可說是很成功，』立委陳玉珍辦公室主任翁明振說．
　
他觀察早期兩岸對峙， 統戰主要是以滲透、間諜方式，也因此６０、７０年代民防隊、五戶聯保等保密防諜做得嚴密．
　
２００１年小三通後 ，以交流之名的統戰方式很多元．最初涉台單位先是經營社團，發現成效不彰後，轉移到真正有動員能力的宗親．近年則著力宮廟系統和村里長聯誼會，影響金門民意很深．另一方面，金門也是中國對台灣統戰的跳板基地．」
　
又有媒體如此敘述，
　
「一條線是來自台灣本島的『中華民族致公黨』（簡稱致公黨）．主力在經營基層民代和陸籍配偶，並以協會、政黨、民調、學術討論及選舉等多重佈局，準備一場『兩岸和平實驗區』公投．」
　
當我們在躊躇台灣認同對於金門人是否有正當性的同時，更無正當性的東西已悄悄滲透金門，台灣與金門，擁有民主自由的共識，金門立委，參與台灣的政治，單單看地方稅收與支出比，台灣的稅收，支援地方的支出，金門之醫療，學校，甚至所受到現代民主思潮與公民教育，無一不是與台灣息息相關，金門每年都在進行民主選舉，進行自決的過程，難道要舉辦一國兩制的公投，讓金門人投票決定自己放棄民主？把被紅錢干涉的民意，看成是獨立，被洗腦，當成是自主，如同，把生病的人看成是健康的，染疫的人看成是正常的，放任統戰的病毒四處傳播，害己害人，於是由中國傳染到台灣，台灣散播到金門，由一群左膠，當成是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正當性，然後中毒甚深的金門立委，到台灣國會聲稱台灣不是國家，侵害台灣的獨立自主．
　
台灣難道不是金門的母國嗎？為何要一同服膺錯誤的憲法，歷史和現實不分？民主與獨裁不能並存，沒人告訴他們什麼是正確的信念，民主自由，就是自我實現的過程，公眾利益的具體實現，與生俱來要與獨裁抗爭，不證明民主的優越性，卻要放任金門被獨裁者侵蝕，成為愉悅的奴隸，自由最苦澀的敵人．
　
你不向獨裁積極抗爭，專制獨裁就會侵蝕民主的政體，將台灣認同視為一種罪惡，金門認同卻如此曖昧不明，然後中國認同卻理所當然的騎劫其上，我們要問的只有一件事，我們因著鄉愿，放任金門自生自滅，任由中國統戰，金門人的認同沒被建構起來，反而改往依附共產獨裁，假仁假義的結果，就是朋友變成敵人，同胞變成刀刃相向，抗中的前線變成侵台的衛哨，如同克里米亞被俄國併吞，到那個時候，左膠們敢不敢對金門人開槍？
　
明明能成為命運的共同體，能成為共存共榮的同伴，卻捨近，求遠，因著自我中心的慈悲，造就互相毀滅的未來，愚蠢、愚蠢、愚蠢，罵三次愚蠢，都不足以形容之，亦是一種殘酷．
　
民主，總要在失去的時候才知道珍貴，家族地緣血親，總是要災難來臨的時候，才知道自己真正的家人、族人、親人是誰，就看看如今武漢肺炎蔓延的現況，假設金門成為了中國的衛星國，依照著陳玉珍跟一干金門政客的主張，實行一國兩制，金廈共同生活圈，今天的金門，早就肺炎肆虐了，早就給中國人吃乾抹淨了，我們就看看香港吧，香港是在爭取「真正的一國兩制」，如今連疫病來襲，香港特首還得看中國的臉色，第一時間不封閉關口，引起香港醫護罷工浪潮，醫護沒有Ｎ９５口罩，連外科口罩的口罩盒也長期是空的，他們說「不怕殉職但不願白白葬送」，市面上，充斥中國流來的黑心口罩，薄薄的一層，被揭發生產口罩的工廠不但沒有消毒，而且口罩是使用回收物料製成，人民買不到口罩，引發搶購潮，藥房紛紛坐地起價，甚至還有二手的口罩，用過的，再包裝出售．
　
林鄭月娥拒絕「全面封關」，稱封關構成「歧視」，並稱要跟隨世界衛生組織的條文，譚德賽說不可以歧視，黑警穿的裝備比醫生好，疫情當頭還在打擊香港人．
　
如今金門確診數０人，口罩從台灣配送到金門，人人有得領，各種醫療資源和來自台灣中央的防疫措施，台灣的健保制度，這難道不是金門與台灣命運共同體的體現嗎？
　
台灣政府該做的，是廢除福建省的偽名，而不是跟隨陳玉珍的中華民國福建省金門縣，台灣應該持續在金門深化台灣民主，而不是任由家族宗親壟斷，國民黨一黨獨大，任由中國腐蝕金門人的認同，難道金門人裡沒有認同台灣的人嗎？難道金門人出國不會自稱台灣人嗎？當外國人以Ｔａｉｗａｎ看金門人，而不是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就代表台灣絕非只是個地名而已．
　
而當民進黨李問於馬祖得到史上最高的票數，蔡英文總統在連江縣得到１２２６票，就代表民主制度的架構底下，認同是可以改變的，不是中國國民黨那種強加的威權遺緒，也不是中國的金錢統戰利誘，而是自發自願的，典範的轉移．
　
陳玉珍說的，是危險而且離譜的謊言，而我們正在讓它發生，我們要做的是釐清，而不是理解，我們要做的是捍衛，而非濫情，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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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段內容文稿：

今天我來跟你分享一個有趣的概念，叫做「合取謬誤」。

「合取謬誤」呢，它是一種我們在心智上面的一個bug喔，就是我們會認為兩個事件同時出現的機率，居然會比一個單一事件出現的機率更大。

用一個例子讓你能夠更明白，什麼是「合取謬誤」？

琳達呢，是一個31歲的單身女性，她非常知性，她說話也很直率。她大學主修哲學，她參與過很多社會主義和歧視議題有關的活動，也參加過反核示威。

現在呢有兩個選項，你來選選看琳達符合下列哪個身份的可能性比較高？第一個，她是銀行職員；第二個，她是銀行職員也參與女權運動。

很多人喔，可能會不假思索的選擇第二個，但其實正確答案是第一個。因為事實上哦，不管有沒有前面關於琳達的描述，正確答案都是「一」。

如果以機率的概念來看的話，答案就很清楚了！其實你仔細想想哦，符合第二個描述，她是銀行職員也參與女權運動。

這樣的人他的佔比，是不是會比第一個選項，他是銀行職員來的低？而且呢，如果符合二的人，他一定符合一嘛！

所以其實回到很單純的數學邏輯來看的話，她是銀行職員的機率，一定會高很多啊！可是呢，為什麼我們在經過前面的描述之後，可能很多人都會不假思索的回答「二」？

這是因為喔，我們的大腦在做判斷的時候，我們很容易被特徵明顯的語句而影響。

比如說，光是我們聽到參與很多社會主義，和歧視議題有關的活動，也參加過反核示威，聽完這個描述之後，一般人心中就會對琳達有一個強烈的印象。

這個印象會讓我們在先入為主的觀念底下，很容易就覺得琳達是某個特定類型的人，而這樣的狀況就是「合取謬誤」。

所以當你認識了「合取謬誤」，回頭想想我們的真實生活，你有沒有發現，有時候喔電視看太多，越看越心慌啊，為什麼？

因為電視上，尤其是新聞頻道，它所凸顯跟報道的多數是高概率事件，還是低概率事件呢？

比如說那種很誇張的車禍、比如說那些發生率極低的災難事件，這其實在本質上都是「低概率事件」。

可是啊，現在的電子媒體因為要爭取你我的注意力的前提底下，他們就會更奉行了，叫做「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這樣的道理。

所以久而久之喔，我們常常會活在一種恐慌裡，而我們恐慌的事件，其實回到「合取謬誤」，多數都是低概率的事件；它發生在你我身上的機率，真的沒有你想象中的這麼高！

所以談到這裡啊，或許我們怎麼樣能夠去區分、判斷訊息的能力，有沒有獨立思考、思辨的這樣的素養，都是我們現代人必要的一個功課，你說是吧？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夠帶給你一些啓發與幫助，我是凱宇。

如果你喜歡我製作內容，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並且把它分享給你身旁的朋友；無論是YouTube，還是Podcast，我們都需要你用最具體的行為來支持我們。

然而如果你對於啟點文化的商品，或課程有興趣的話，我們近期的實體課程，是在4月30號開課的【人際回應力】。

這一門課呢，會用有系統的方法，讓你學會辨識他人的情緒，並且跟他人創造更好的連結。

在我錄音的這個時候，4月30號的名額也在倒數了，所以如果在這個時候，你看到4月30號還有名額的話，請你就務必要把握這難得的機會。

希望我能夠在4月30號的教室裡見到你，那麼今天就跟你分享到這裡了，謝謝你的收聽，我們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