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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晨．陳毓襄與國台交葉政德指揮Rehearsal 蕭邦第二鋼琴協奏曲》

*《雛菊》—謬塞

我愛著，什麼也不說，
只看你在微笑；
我愛著，只要我心裡知覺，不必知曉你心裡對我的想法；
我珍惜我的秘密，也珍惜淡淡的憂傷，那不曾化作痛苦的憂傷；
我宣誓：我愛著放棄你，不懷抱任何希望，但不是沒有幸福--
只要能夠懷念，就足夠幸福，即使不再能夠看到對面微笑的你。

* 最美麗的詩歌是最絕望的詩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純粹的眼淚。

至此，那個歷盡坎坷、命運多舛的南唐後主消失在了那夜哀婉的歌聲中，但是，那個情真語摯、空前絕後的詞帝卻在後世詞人們的血脈裏站得愈高愈大。
—-繆塞

* 海島在晨光之下做夢，
粗大的樹枝滴瀝著靜謐；
孔雀群舞在柔滑的草坪，
一隻鸚鵡在樹上搖擺，
朝如鏡海面上自己的身影怒啼。
在此我們要泊孤寂之舟，
手輓著手漫遊到永遠，
唇對著唇細語柔柔，
沿著草叢，沿著沙灘，
訴說那不靖的國土多麼遙遠；
世俗中惟獨我們兩人
遠遠在寧靜的樹下躲藏，
我們的愛情長成星辰，
一顆燃燒之心的流光，
融入粼粼的海潮、疾閃的翅膀、
沈重的枝柯、嘆息嗚咽
長達百日的光閃閃的鴿子；
我們死後，魂魄將漂泊，
當夜幕讓飛鳥安靜之時，
在海水困倦的磷光旁足跡依稀。
—葉慈

——9/10於高雄衛武營：9/12於台中歌劇院，陳毓襄與國台交開季演奏會。陳毓襄演奏曲目：蕭邦第二鋼琴協奏曲，在與國台交Rehearsal之前，留法歸來的指揮葉政德與陳毓襄先單獨Rehersal。《茜問》有幸製作幕後專輯，難得的畫面。

兩場皆有焦元溥特別解説導聆
衛武營的時間是1840-1910，30分鐘。
台中歌劇院是1330-1410，40分鐘。

【回歸・飛機・攝影集】

「移民」又成為了香港現今的熱門詞，英美澳台加拿大，極權統治下人人自危，移民搵定後路在所難免，正式成了香港移民潮第二波，比第一波似乎來得更兇更猛。當年九七大限的移民潮湧，懼怕1989年北京六四鎮壓事件再現香港，可幸回歸初期還未露出中共真面目，不少人又回流香港發大財。但今趟國安法壓境針拮到肉先知痛，以言入罪全面管控舉報成風，有錢佬中產急急走人之常情也。黃霑和林振強在六四事件後創作的惡搞聖誕歌《慈祥鵬過聖誕》，歌詞裡有這樣幾句：「慈祥鵬過聖誕／問我要啲乜嘢玩…只要我扮盲／不停讚不再亂彈／但我説俾本Passport我」，完全反映當刻的社會狀態。

那年頭不少人都有送機餞行的經驗，啟德機場來來回回成為集體回憶，飛機在九龍城上空飛過更是奇觀標誌，正正表達不少香港人當時嚮往移民的心態，也隱喻著香港人本來就是流動的族群。加上1989年港督衛奕信提出的「玫瑰園計劃」穩定民心，導致在1998年機場離開啟德進駐赤臘角，宣告回歸後繁榮安定的里程碑。「飛機」作為香港回歸前後的重要符號，不言而喻。

五本涉及香港回歸命運及眾生相的攝影集：高志強的《藍調》（1997） 、黃勤帶的《皇后旅館》（2017），余偉建的《HKG》（1998，2018），趙嘉榮的《迷亂：香港篇》（1997）及陳偉民的《1986-1997.1.1》（1997），無獨有偶都有一些照片包含「飛機」這個時代符號。相信除了是奇觀、容易見到和上述的社會涵意之外，也多少反映了不同攝影師的個人看法。

當中尤以余偉建的《HKG》最為明顯，連書名也是香港機場代碼「HKG」，而且攝影集（不論新舊版）的最後一張結尾照片，也是飛機飛離啟德機場跑道的一刻，地點是觀塘碼頭，註釋寫著「啟德機場的最後一天1998」， 反映余偉建是自覺地把「飛機」作為「告別過去香港」的重要符號，而且帶著不少離愁和悲觀的情緒。

這在他處理另一張飛機照片時更表露無遺。舊版《HKG》裡有一張九龍城寨拆卸的地盤照片，照片的右邊背景是獅子山，前景則是空無一人的沙石。但二十年後的新版《HKG》則選用了另一張照片，拍攝的地點相同但更靠近城寨的建築，前景更強調了一推推扭曲的鋼筋，後左的背景則有一架飛機飛過。相比舊版的照片，二十年後的余偉建似乎早已認為過去的「獅子山精神」已不復存在，反而是以「飛機」和「鋼筋」所取代：「浮燥」與「扭曲」，正是今日香港的寫照。

他在新版《HKG》的第三張飛機照片，也是舊版沒有的，照片裡是一架飛機狀似下墮撞擊九龍城的唐樓，影像以飛機為主角，帶點衝擊和震憾，正如香港的墮落。與其他飛機照片稍為的平淡哀愁不同，這照片帶有更多荒謬和戲劇性，彷彿俾人打咗一拳咁。之後一張《盛裝的籠民》，在一所籠屋裡坐著一位穿著西裝的伯伯，正是延續這種城市的悲哀和荒誕感。他在前言裡寫關於自己的照片時道：「它們記錄香港的變化，希望在我們這一代人記憶完全消失之前，大家能夠再懷念和擁抱那段不能復再的歲月。」

關於個人情緒表達和符號運用，高志強的攝影集《藍調》也絕不遜色。《藍調》同樣有三張包含飛機的照片，其中一張是一架飛機飛過九龍城宋王臺花園，園內有幾個小孩遊玩嬉戲，看似日常卻寓意深遠。眾所周知，宋朝皇帝宋端宗和他的弟弟趙昺，被元朝蒙古大軍追殺，南逃流亡至香港，宋端宗因病駕崩後由弟弟趙昺繼位成為宋帝昺，最終身邊重臣陸秀夫背著帝昺投海殉國，南宋正式滅亡。「宋王臺」正是後人對他們的紀念。相比今日香港，北方政權伸出全面管控之手延至南方香港，昔日東方之珠自由港口變得面目全非幾近滅亡，不少抗爭者要流亡海外成為香港難民，高志強這張照片不得不說是一支殘酷寓言。

另外兩張飛機的照片，一張是在深水埗拍攝，一張是在維多利亞港海旁拍攝，地點雖不同，但同樣有一種末日風景的味道。前者飛機雖小但突出，配上同樣細小的獅子山為鄰，前景一片殘破的街招寫著「豐富午膳」，那男人的思緒究竟落在遠方還是近處？後者的飛機同樣渺小卻是焦點所在，在一片迷濛的海港前有一棵光禿禿的小樹，枝椏錯落，後面的樹卻又吹得歪倒一邊，那飛機又會飛往何方？貫穿這幾張照片，迷茫、不安之情著實溢於言表，正如高志強在最後一頁寫道：「我所拍攝的是一種心態，一種『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前的心態。」

相對來說，黃勤帶《皇后旅館》的照片卻反而多了一種責任感和沉重感，彷彿是一位靜觀歷史變化的見證人。攝影集裡流傳最廣的其中一張照片，一架飛機在被布包裹著的九龍城寨清拆地盤上空飛過，曾經三不管的九龍城寨猶如一個劇終落幕的舞台，飛機則成了帶領香港這齣好戲落幕的演員，飛過了，一切也劇終了，但影像卻不太帶來過份的悲傷，反而更多是明白歷史因果的必然性。黃勤帶另一張照片拍攝到龐大的飛機在九龍城上空飛過，佔據了畫面的三分一，也清晰看到是國泰航空的飛機。國泰航空是一間由美澳商人創立、後來被英資太古集團收購的航空公司，紮根香港，被視為香港航空公司的代表。有趣的是，照片的下方出現了一顆堅實穩固的星星，是「九龍城大地主」鄺命光興建的「星屋」建築。在《皇后旅館》這本攝影集的脈落下，這個符號難免令人聯想起中國的五星旗。英資的國泰飛機飛過了，中國的星星留下來，正是黃勤帶對香港的歷史陳述：殖民時代的香港，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

坊間已很難找到趙嘉榮的《迷亂：香港篇》，這本帶有強烈個人意識的攝影集，以幻象式的影像展示香港回歸前的迷亂境界，彷彿這百年的際遇只屬香港的南柯一夢，但夢醒之後，卻可能帶來更大的惡夢。其中一張有「飛機」的照片，其實是一隻擱在油麻地街上的紙紮飛機，垂直向天，陰影遮著機頭，猶如一個十字架，神秘主義的氣氛甚濃。這幅如夢魘一樣的畫面，死亡的陰影如影隨形，是反映當時人們的一種恐懼心理，還是一則「香港已死」的預言？另一張照片同樣是沒有機頭，飛機佔了半張照片的畫面，由上而下衝到一堆唐樓的魚骨天線上，影像甚有衝擊力，死亡骸骨的意象再次刺激觀者。香港回歸似乎不斷地帶給趙嘉榮惡夢與死亡的暗示，呼應著九七前港人恐共的集體恐懼意識。

最後一本是陳偉民的《1986-1997.1.1》，攝影集的基調是類似新聞照片的集錦分類，帶點走馬看花，以冷眼和零碎的方式紀錄香港回歸前的眾生相。與其他四本攝影集不同，出奇地沒有以普通民航飛機為主角的照片。在四張含有飛機元素的照片中，有兩張是幾乎看不到飛機的，一張是西九龍填海區的地景照片，飛機只成了右上天空的一個小點； 另一張是九龍城寨背後的飛機，在背光和雲霧之中也只是約隱約現。這兩張照片中的飛機都並不起眼，彷彿它們只是偶然被攝，根本毫不重要，更完全不在意背後的符號含意。另一張小照片則在「人來人往」的章節裡，一位員工手執標語寫著「Management Stop Lies!」，後面則是一張飛機（國泰？）的圖像，是一張主流的新聞照片。飛機的圖像在這裡較傾向是說明性的事件陳述，它呈現的是飛機影像的再現，飛機本身只是交代事件的符號，並沒有更大的世界觀或隱喻。不過，最後一張明確拍攝飛機的照片，卻是一架英國空軍的戰機而不是民航機，這是很有趣的巧合和對比，好像把我們拉回過去戰爭的年代，提醒我們英國人利用了鴉片和武器割據了香港，才帶來了這百年的殖民地歷史。

我在這裡嘗試以「飛機」作為符號解讀五本有關香港回歸的攝影集，期望呼應香港現在的第二波移民潮。縱觀這些有關香港命運的攝影集，其實有不少文化、城市和殖民符號相繼出現，就如我們讀Robert Frank的經典攝影集《The Americans》一樣：點唱機、油站、牛仔帽、公路，美國旗、汽車、電視等等。香港回歸前後，我們留下了什麼符號？這些符號有變化和保留嗎？我們可以從中建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嗎？或許我們可以從當時的攝影集略知一二，也有待智者發掘。有機會再講兩句。

【你所不知道的228事件】
【大甲案】
【下集】

另一位受難者-蔡鐵城，他原本曾是熱烈歡迎「祖國」行列的一員，更加入楊逵當時所號召的「新生活促進隊」協助維持終戰後社會秩序，並成為《和平日報》（原為軍方《掃蕩報》）的記者，對臺灣的未來充滿期待。然而事與願違，在那個年代，是「新聞自由」奢望的年代，但是蔡鐵城不畏壓迫，堅持報導陳孔達屬下的連長私刑虐死臺灣兵的事件，即使少校和上尉前來興師問罪，報社也不為所動，甚至加以庇護。 接下來蔡鐵城也不改其志，報導兩起戰後因中國政權來臺，導致瘟疫死灰復燃引起警方對民眾開槍的嚴重衝突事件 －「布袋事件」及「新營事件」。這樣接連對於軍憲警的報導，終於觸犯當政者的逆鱗，報社的人事被接連撤換，改由警總派來的人接任。而蔡鐵城在白色恐怖時期，終究難逃一死，於1952年遭當局槍決。

依據蔡鐵城妹妹蔡敏的描述，蔡鐵城原本有機會逃離台灣，但他覺得父親只有他一位兒子，逃離台灣後，這輩子不知道是否還能再見到，所以偷偷回到大甲看望父親。結果遭到父親一頓臭罵，感嘆讓兒子讀書卻讀到跟政府作對，也連累家庭。蔡鐵城就低著頭，在黑夜中走出家門，也就在這個晚上，他被埋伏在家附近的軍警、特務逮捕。蔡鐵城被認為是台灣共產黨刻意培植的幹部，並已經著手擴張共產黨組織，所以被判死刑。
蔡鐵城的家屬就此蒙上白色恐怖陰影，甚至一把火燒光蔡鐵城所有的東西，試圖把這段往事就此封塵，不再談起。而蔡鐵城留下的唯一一張照片，就是槍決前十分鐘所拍，胸前掛著「蔡鐵城」字樣。看到這張相片，你一定無法相信這個人馬上就要被槍決，因為不敢相信一個人在死亡前夕所展現的笑容是那麼燦爛，絕對是所謂的視死如歸，絕對是「朝聞道夕死可矣」。

在那個被噤聲、「隔牆有耳」的年代，許多的事情都被國家體制系統性的監控，一點一滴滲透到人民的生活與心理層面，而受難者家屬及其後代，儘管心中有無限的悲痛，也都只能像被掐著喉嚨般，硬生生吞下去。

過去威權統治時期的政府，認為任何反政府的行為背後一定有「共產黨的陰謀」，而荒謬地將中共、台獨與「陰謀份子」（通常指黨外人士）通通視為「三合一」敵人，均為共產黨所策動。並且，為了對付「三合一」敵人，過去政府不當地利用違反正當程序甚至刑求逼供的手段、空泛而容易濫行擴張解釋的構成要件、未盡謹慎確實調查的證據入人於罪，不只傷害司法正義，更也侵害人民的基本權。

這些當時的政治受難者，雖然多數已在司法上撤銷當年判決，為其平反，然而這些痛楚，卻早已在受難者家屬及其後代，印下深淺不一的白色烙痕；《返校》中，曾引用泰戈爾的詩篇：「埋在地下的樹根／使樹枝產生果實／卻並不要求什麼報酬」，白色恐怖期間許多人遭受牽連，當中許多人從容就義，透過各式各樣的管道，希望能將自己的思念與意志遺留下來。他們留在檔案上的字句，讓我們看見政治受難者面對死亡的心境，並更立體感受到他們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情感、意志，有許多想傳遞的話語；同時也有前輩努力地活下來見證這段歷史，不斷奔走於政治犯平反運動，並訴說當年的故事，歷史不能遺忘，經驗必須記取。

#後記
蔡鐵城遺書：

敏妹妹：這是我在世上寫給你的最後一封訊，我很對不起妳；因為我不能完成做妳哥哥的任務，我是一個對不起父母，尤其是對不起妳的哥哥。妹妹！你也許會念恨我，也許會罵我是一個無情的哥哥，但我相信，妹妹妳是我在這世上唯一惦記我的親人，也是在這世上真正會為我灑一把淚的可愛的妹妹！也吧！『人之有生就有死，悲傷又何益！』我現在雖快要離開這人世間，但我的心境是非常的清朗、寧靜，我知道我是該死的！……

親愛的妹妹︰妳知道嗎？我將離開人世間的那一天晚上，妳是我唯一伴侶，我拿出妳的相片看了又看，啊！我希望最……（可能因淚濕，鋼筆字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