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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橋上的人］

星期五下午，港島頂級購物區繁忙非常。從金鐘廊走到太古廣場有一條行人天橋，巨型落地玻璃密封設計，讓行人可以遠眺整條金鐘道，俯瞰電車路的交通情況。在下午約4時，約一百人聚站在天橋的其中一邊，眼神同時望向遠處。路經這裡的有在附近工作的白領，和說英語的外籍人士。

在商場人潮裡，可以聽到這些對話：「何詩蓓真係好勁呀！」說的是這天早上代表香港出賽的游泳運動員，於今屆東京奧運已贏得第二面銀牌，是這天城中熱話，若包括早前勝出劍擊金牌的張家朗，香港運動員已在今屆奧運拿下了三面獎牌，是香港開埠以來最佳紀錄。

對於天橋上聚滿人，有不明所以的人走近，看到地上有人擺放了單張，「24歲的唐英傑 TONG Ying Kit is 24 years old，好人一生平安」，旁邊有唐早幾天因國安法入罪的中文資料，卻欠英語，有人用英語問：「What is this?」

這個城市，在狂喜和狂悲中搖擺。

從天橋上眺望遠處，正是連接太古廣場的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審訊案件，可判處刑期並不像區域法院有七年上限，嚴重案件都在這裡審訊。從高等法院進出的囚車，需要路經繁忙的金鐘道，但這天警方佈陣下，不但記者被隔到老遠，市民就更能只站在商場的天橋上遠眺。

從天橋位置到囚車出入位置，相隔約150米。以往「送囚車」的人們大喊或揮動手機燈，車內人看得見，這天，百多米外的眺望，只能遙記心意。

第一宗國安法審訊於周二(27日)判兩項罪名成立，三天後即今午宣佈刑期。判決有沒有罪的那天，法院來旁聽的記者人數，要比這天宣判刑期的更踴躍。那時全球記者關注「光時」口號是否入罪，這天判刑，記者人數略為減少。

然而，本地市民旁聽的意欲則沒有減退。早上八時已有中年女士來排隊拿旁聽票。最後，內庭及庭外直播票，公眾人士入場總人數約170人，出現「爆庭」現象。

其中，只有20名熱心市民能夠入到庭內。他們以中年人士為主。有人坐下來低聲互相提醒：「這個庭很細小，只能入二十人」「我們這個位置最接近唐英傑」「一會兒宣判時我們不要有太大的情緒反應以免影響家屬」「我已與唐的家人交換電話，希望將來可以探望，互相支持。」

市民拿的是紫色票，家屬拿的是白色票。然而，家屬票並不夠。
下午2時40分，市民及記者均入坐。家屬較遲到來，一名微胖紥馬尾的少女，拿着「市民票」向坐在較前的旁聽公眾低聲說：「我們是家屬，想坐在一起，可以跟你們交換座位嗎？」公眾隨即把最前的位置讓出，少女連連道謝。

長髮的唐英傑母親，穿着白色麻質套裝，腳踏平底鞋出現。她化了淡粧，做了粉色美甲，戴着紅色手鍊。她和幾名年輕女性親友一起，坐在最接近犯人欄的家屬席。

開庭前，年輕女孩不時拍拍唐母的肩，跟她談話時輕撫着唐母的背，或輕輕跟唐母牽手以示鼓勵。她們的座位距唐英傑約十呎，可以清楚跟唐交換眼神。

下午2時57分，唐英傑終於在懲教職員押送下出來。以往審訊時，唐會提早一點出來露面，可是，這天卻調校到距離開庭很短的時間才讓他出來，於是變相減少了唐可以與律師溝通的時間，或與家人對望的時刻。

法庭的時光，客觀上是一回事，主觀亦有另一種感受。

冗長的審訊，時間像特別漫長；但判決及判刑，又如電光火石。

身型壯碩的唐英傑，穿着十多日審訊的那套衣服出現。灰藍色西裝外套，黑色恤衫，髮型清爽但這天頭髮有點凌亂。甫步入犯人欄，唐先舉起左手跟律師打招呼，轉而望向母親及幾位年輕女性親友。

女性親友不時俯身，嘗試找角度能夠與唐保持眼神接觸。因為犯人欄的橫柵，與及防飛沫膠片的阻隔，令視線有所阻擋。女子們不時從座位做心心手勢，鼓勵唐。

律師趁開庭前的寶貴時間，拿了文件遞給唐，揭開防飛沫膠布跟他對話。唐亦把紙張交給律師。

唐英傑接過即時傳譯的耳機，把主機插向自己的西裝的左胸口袋，再把耳塞塞進左耳，再用手指托一托滑落的眼鏡。

不一會兒，一名駕駛着電動輪椅的中年婦人進來，被安置在家屬旁。她是一名熱心市民到來旁聽的市民，法庭未開始，她已經在拭淚。

3時04分， “Court！”的男聲喊出，三名法官步出坐在席上。法官杜麗冰用英語宣佈她不會詳細把判刑的原因詳細讀出，只挑選判刑重點來讀。

她以英語說出 “Six and a half years and eight years respectively for counts 1 and 2….”

判刑是否分期執行，還是同期？

杜官再說，如果當初唐選擇認罪，會是有減刑可能，但今次唐選擇不認罪。唐有幾次交通相關案底，於國安法判刑則不相關，會視他為「良好品格」。法庭亦表示同情唐的家庭狀況，作為唯一的經濟支柱，而其祖母亦有重病。但認為這些是「被告人應該在犯案前考慮的事」。

杜官指出，兩控罪雖然來自同一組事實（即開着插有「光時」旗的電單車衝過警方防線），但「兩罪是分開而明確的 (separate and distinct offences)」。

正當大家在疑惑究竟總刑期多長的時候，杜官又說會行使 “totality principle” (整體判刑原則)。

杜官最後交出一個數字，其中2年半刑期分期執行，總刑期9年。
杜官說，這刑期反映了「被告人的罪行嚴重性，社會人士對罪行的厭惡度，並達至阻嚇性」。

旁聽席上的人互相交換疑惑的眼神，大家對繁複的法庭英語不太聽得入耳，只關注總刑期多長。大家互相在電話上的筆記簿寫上數字，交換眼神。

唐英傑專心聽着耳機，翻譯員以廣東話給他解釋了自己未來命運。唐聽到這裡時，坐得腰板挺直，雙手放在膝上，偶爾用左手食指托一托鼻上的眼鏡，或飛快的揚一揚眉。

直至聽到總刑期後，唐才放鬆了一點點。當法官解釋要吊銷其駕駛執照達十年，唐英傑再向家屬席做心心手勢。
此時法官再談及充公證物的處理。

說時遲那時快，才20分鐘，又有人喊　“Court!”，判刑程序完畢，三名法官離席。旁聽席的人如夢初醒，等待了六、七個小時，為了見唐一面，時光就如此飛逝。「吓？咁快既？即係判幾多年？」旁聽席的人互相追問。

此時法庭有點混亂，坐在輪椅的女士大喊兩次：「抗爭無罪！」保安衝前阻止。唐英傑起身走向羈留室方向，亦即與家屬席最接近的時候。家屬都站起來靠向唐。

有人從旁聽席大喊：「重甲！撐住呀！」

「重甲」是唐英傑在反修例運動的綽號，他愛穿着保護裝備擔任義務救護員。

唐英傑在混亂中回了一句：「你哋都要撐住！」然後身影消失在法庭裡。年輕女親友互相擁抱，痛哭起來。

唐英傑的辯護律師團隊，走近家屬身邊解釋情況，再次確認判刑刑期。

判刑書長達15頁，在法庭外向記者派發，其中一段披露了唐英傑多封求情信內容。

「求情信中指，被告人是個思想單純，心地善良而且孝順父母的兒子，他供養妹妹到海外留學。」

「唐父形容，兒子容易被政治影響，亦受到『不良出版影響，令他做了錯事』。」

「唐的auntie形容，（唐英傑）『受到一些社會人士及傳媒的錯誤報導影響』。」

而判刑書亦有引述唐英傑自己向法庭親撰的求情信內容：「被告人表示感到後悔，現在明白政治看法是觀點與角度問題，最重要還是做人的品格。他亦表達到，希望社會把仇恨放下。」

(For the Defendant himself, he wrote to express his remorse, saying that he had now come to realise that political views are matters of perspectives and should not be more important than human decency. He also expressed the hope that the society might put aside hatred.)

［法庭裡的小情侶］

21歲的女生，像時下年青人一樣，說話時有懶音。她作供時，坐在法官席上的梁嘉琪裁判官，也忍不住請女生再宣誓多一次，說聽不清楚她的話。少女姓氏為「曾」，在她口中讀成「真」；「講」字說成「趕」；「光」讀成「乾」，但語氣稚嫩又有一種可愛。

但這一次，她要面對的不是學校的口語考試，而是控辯雙方大狀的詰問，年少的她是被告，在兩個月前的5月12日下午，選擇坐上證人欄。

她把自己，和男朋友的前途，都押在這個下午。

***

女孩用黑色橡皮圈束了長長的馬尾，她身穿白恤衫，配黑短裙和西裝褸，西裝褸過大，手袖掩蓋了她半只手掌，左手食指和中指戴了幼身閃爍銀色戒指。她的腿沒穿絲袜，踏着一對款式有點笨拙的圓頭黑色矮跟皮鞋。明顯，女孩平日不穿慣正式西服。

證人椅子是一張帶輪的辦公室座椅，她一邊回答律師提問，一邊忍不住左右扭動椅子，激動時用腳踢坐椅的輪，沒法子坐定。

案情本來甚簡單。在2019年10月4日蒙面法推行的晚上，警員在黃大仙截查了一對小情侶，從女生的背包搜到一支雷射筆。

然而，被提堂到法庭受審，被控告「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名的人不只她一個，還有和她同行的男友。

原來當晚兩人曾交換背囊揹。在法庭上，女生稱包裡的雷射筆，是男友擁有的。她說，是她提議交換背囊，因為男友曾表示自己帶着雷射筆在身，「有點擔心」，她主動建議這樣做。

一支小小雷射筆（此案還有一支電筒），把一對小情侶變成了同案被告。

「赴湯蹈火」暴動案主角，被拘捕後更由情侶變成夫妻；但亦有情侶在運動後感情生變。但在法庭上，把私密關係放在公眾眼底下被檢視，再由法官決定誰有罪的案情，則較為罕見。

女孩不住說：「想保護男朋友，所以……」。她把不是自己的雷射筆袋子揹着，也情急地在警署裡簽了和事實不相符的口供。

大部份反修例運動相關案件，被告都選擇不自辯。自辯把自己曝露在法庭之上，任由控方及法官提問，有時未必為被告帶來好處，弊處亦不少，有律師形容被告自辯猶如「走鋼線」，是一場輸贏未知，卻心理負荷極大的賭博。

代表女孩的辯方大律師梁浩朗，先向女孩提問。女孩解釋，當晚約了男友（亦即第一被告）去行街，從慈雲山走到紅磡，回程時經黃大仙準備坐小巴回家。她曾把自己的口罩及帽子交給男友，男友把女友的物件放在自己背包裡或扣在肩帶上。

中途，男友表示自己背囊有雷射筆，「覺得擔心」。女孩說，當時心裡覺得「沒有做虧心事，覺得（帶雷射筆）沒有甚麼」，於是建議和男友交換背囊揹。之後在黃大仙被警員截查而被捕。

女孩說，男友揹着的背囊是她的，裡面有她的住處鎖匙。大狀請她形容一下：「鎖匙鎖係哈利波特金探子造型；銀包係粉紅色Salad品牌，還有一支唇膏。」

辯方梁大狀請她說出，被帶到觀塘警署後發生的事。

女孩說：「在警署裡，經過一條需要警察拍卡才能進入的通道時，一名警員跟我說：『妳睇吓妳，而家做雞都唔掂啦』」辯方大狀示意女孩停頓，讓大家有時間抄寫。

女孩一頓，再說「『搞咁多嘢做咩？冇哂前途，等坐監啦。』」女孩說，覺得難受和害怕。審訊的是女裁判官梁嘉琪，她一直低頭抄寫筆記，沒有特別回應。但控方則否認警員有說過這番話。

辯方提及女孩在警署曾經簽署口供紙。然而，女孩在法庭所說的話，跟口供紙有差異。特別是口供紙上她表示，該雷射筆和電筒是來自一名不認識的男示威者，而不是其男友。女孩解釋，當時自己一心想保護男友，加上雷射筆不是自己的，所以才說了不是完全的事實。

女孩稚嫰的聲音，帶有懶音的聲線在法庭說道：「仲有，我唔想屋企人知道這件事，只想快點離開落口供的警署，想快點回家。」坐在家屬席的中年女士，不住用紙巾抹眼淚，旁邊一位年輕女士安慰着。

女孩又指，早在2017年已從男友手機的相簿看過他一些照片，男友有吸食電子煙習慣，當時生起玩意的念頭，曾用雷射筆射向煙霧射出光線，拍下了照片，故此知道男友擁有雷射筆，但不肯定是不是當日帶出外被搜到那一支。

然而，到控方大律師熊健民，盤問女孩時，卻向女孩口供紙，和與男友交換背囊的說法作反覆的挑戰。熊健民身型有點胖，肚腩微凸，一頭灰白髮，戴着灰白色粗框膠眼鏡，領呔是藍色四方型圖案。

控方熊大狀用右手食指指着女孩問：「妳話你冇做過虧心事，咁點解要交換背囊揹？」

女孩答：「我聽到佢（男友）提出擔心，為咗撇除佢擔心，我主動提出交換。」

熊續問：「咁有無諗過差人拉你地既時候點樣做。」

女孩答：「因為支筆不是我的，我都冇諗過呢個問題。」

熊追問：「妳和男友感情點樣。」

女孩說：「正常，普通情侶囉。」

熊續問，特別帶出她男友的責任：「妳男友驚身上有雷射筆畀差人拉，呢件招惹嫌疑既物件，畀你攞上身？」「點解妳唔直接將支筆放入你個袋？要成個袋交換？」

女孩有時聽不明白：「我唔明你意思，唔該你重覆問題。我無諗過。」

此時，坐在被告席的男友，也是一名21歲穿白恤衫的少年，向天望了一望，嘆了一口氣。男友選擇不作供。

熊問到：「點解妳脫下了口罩和帽是交給男友，不是放在自己的袋裡？」

女孩回答：「我成日將我既物品叫佢幫我攞。」

熊指，口供紙上，寫了她承認雷射筆是來自「一名男示威者」，但現在女孩否認，而女孩曾口供紙上簽名確認。

女孩反駁：「我一時諗到咁既嘢，我想保護男友，支筆又唔係我既。」

熊大狀：「妳又話唔知當晚有示威，又在口供紙寫男示威者？」
女孩：「因為我年輕，咁講比較合理。」

熊進逼：「妳不是想置身事外嗎？點解又在口供紙中話自己同示威者同一立場呀？」

女孩回答：「我當時以為咁講無問題。」

熊說：「因為妳為咗達到目的，不用尊重事實，為咗達到目的，你可以隨便亂講，唔洗尊重事實，唔理真相，任你講！」

女孩嘗試回應：「當日我冇諗過呢個問題。」

熊說：「咁妳現在法庭作供都可以係講大話啦？」

女孩回答：「當日落口供唔知咁大件事，我當時唔知要上庭。」

熊指出：「妳當時係被懷疑藏有非法武器（雷射筆），妳係知道架。當時係警誡下，會變為呈當証據，你知道嚴重性。」

女孩指：「我當時唔知有機會上庭。只想落完口供番屋企。」

熊用食指指着女孩：「事實係，妳隨意任意扭曲真相。」

熊：「我向妳指出，雷射筆係你同男友共同擁有，意圖傷害他人。妳係不誠實證人。」

女孩：「唔同意。」

熊：「為咗雷射筆，妳惹咗今次官非，變成被告，點解妳無問過男友，點解身上有支雷射筆。」

女孩：「我冇追問原因，事件發生咗了，是以前的事，我無再問。」

熊追問：「雷射筆不是以往的事，事發之後兩年以來，妳都無問到被告點解有支筆？」

女孩：「我信佢，我無問。」

終於完成了作供，女孩回到法庭較後位置，坐在律師和旁聽市民中間的桌子之後。在裁判法院，不用還押的被告，都不用坐入犯人欄，而是坐在普通的坐椅。女孩回到男朋友身旁，低聲細語了一會。

一支雷射筆，讓全個法庭檢驗一對小情侶的關係；一支雷射筆，改寫了兩個年輕人的未來。

誰入罪誰脫罪，誰把誰的東西揹在身上，成為了法庭用放大鏡檢驗的公共討論內容。

兩個月多月後，男孩判罪名成立，女孩則罪名不成立。

裁判官梁嘉琪指，女被告證據不合情理，但認為女被告為保護男友才提出不合理證供，亦接納兩人交換背包說法。

梁官質疑男被告沒涉及示威但卻憂慮雷射筆是危險物品，又指不會和女友外出隨便帶着一支最高級別的雷射筆，故裁定男被告罪名成立。梁官認為，女被告自辯不真實不準確，惟控方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推論女被告有傷人意圖，故裁定女被告罪名不成立。

宣佈裁決結果時，女孩開始流淚，至得悉男友須立即還柙，女孩放聲痛哭。案件押後至8月5日判刑。

(圖為蒙面法推出後，香港街道一景。政府用膠水黏起行人道上的地磚，以防示威者挖起。街燈照射下，磚與磚之間的膠水礙固成淚水的樣子）

［沒有誰比誰高貴］（六之五）

反修例運動此前多場審訊，不論是襲警、藏武器、暴動案，在法庭裡的檢視方法，採取視覺較微觀。示威者在這條街被捕，隔一條街發生的事，不會視為相關。時間上檢視也收得狹窄，例如7.21元朗襲擊，或831太子站事件，示威者受事件影響之後上街，法庭不會視為有參考價值（relevant）.

然而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開電單車涉衝向警察防線，車上插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案件搬到法庭，被提升到「恐怖活動」「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層次。

法庭對刑事案件審訊，多檢視可觸摸之物，如翻看閉路電視、檢視直播片段、化驗被告背包或手袋的物件。

但驗視一句話的意義，用甚麼方法，拉闊到歷史何年何月，翻查幾多本字典，還是要揭開人腦看看人的思想？

早幾天，辯方專家證人，港大學者李詠怡當被控方逼問舉殖民旗的人心裡想甚麼，梁天琦設計口號的心底意思。Eliza一度在庭上表示：「我沒法子有讀心術　（I am not a mindreader）.」

如何去讀一場社會運動的集體心理？社會學家，明顯和法律專家有不同看法。

這天，彭寶琴法官問及Francis，他如何理解「反修例運動的時間線(timeline)」。作為專研社運的學者，Francis認為運動由2019年6月9日開始，延續至大約2020年中，但難說某一日正式結束。彭官反問：「逃犯條例不是撤回了嗎？在2019年9月條例撤回後，李教授你仍然覺得運動繼續下去？」Francis說是。

彭官亦問Francis，「你在問卷中問示威者，那一個口號有代表性，但每一個集會不是有主辦單位嗎？大會不是有他們的主題？」（亦即民間所謂的大台）

Francis回應道，每次遊行雖有個別主題，但整場大型反修例運動不只是個別遊行。「例如人們最初對『齊上齊落』口號感到有共鳴，因為此口號表達了整場運動裡，示威者感到的團結精神和聯繫感(togetherness)。很多時候，口號不是直接與政策訴求有關，而是表達示威者的情感和感受。」

這天，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進入第二天作供。高個子的他，頭髮長及頸，穿了淺灰色西裝外套，外套布料質地有反光效果，西裝上的縐紋特別顯眼。他出現在證人枱時，拿着橙色的布袋，把厚厚的文件塞在布袋內，擱在證人枱。

Francis喜歡把手踭擱在枱上，竪起前臂，長長的手指揮舞着，談起他熱愛的社科方法論，語速越說越快，微微地左右搖動帶輪辦公室椅子。法官不只一次請他說慢一點。

有些時候，三位法官們發問的問題，比雙方大狀們更多。

Francis說，曾向全香港市民抽樣撥打電話作民意調查。為了要有隨機性，撥打住戶家居電話時，會向聽電話的人問，若家居住戶多於一人，那一位同住者的生日日期較接近，則邀請該人來回答民調。

唯一的男法官陳嘉信，手指之間常夾着筆，雙眉上下舞動，立即發問：「為何打電話去家居要這樣問，而手機則不用問？」

Francis解答道：「在外國，曾有研究發現，在家庭中負責接電話的人，永遠都是家庭主婦。」法官杜麗冰聽到後，臉上綻放出會心微笑，更向陳官互相交換笑容。Francis續說：「又或者是年輕人搶着電話聽，這樣，民調做出來就會有偏差。」

另一個社會學方法論的提問，也是由陳嘉信法官追問出來的。Francis團隊亦曾於廿多場遊行或集會活動中做現場調查。調查員會被分派在集會或遊行現場，邀請參加者填問卷。

但隨着運動變得更流水式，出現更多變數，甚至出現衝突。為了保護調查員安全，例如7.27元朗遊行，他們會派出少量資深調查員到現場，派發含有QR Code的單張，示威者可以事後上網填寫。

無論是代表控方的周天行檢控專員，抑或法官都問Francis，讓人拿單張回去跟QR Code填問卷，怎樣肯定填的人真是去過現場？

陳嘉信法官問：「你說，填問卷的人很熱心，你怎知他們會不會『熱心』過頭，上網虛構答案？」他雙手在空中比劃着括號，把「熱心」二字強調。

Francis說，他們巧妙地在網上問卷中加入了一條題目：「這天在那一個示威地點加入隊伍」，亦有一個選項是：「我今天沒有參加遊行」。填表者並不知道，研究員會剔走沒參加遊行的人的意見。

「他們填的時候，不知道這條題目若答了，其實篩走了自己，最終我們便可以只分析參加過示威的人的數據。」三法官聽罷，明白學者一早想到這些漏洞，點頭表示明白。

法庭裡，尋找「光時」意義之旅，控辯雙方均花心力指斥對方研究方法有漏洞。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嘗試從Francis的研究裡，找尋不足之處。Francis和團隊以5種研究方法：全港性電話民意調查、示威現場問卷調查、焦點小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分析、公共討論分析（時評人在傳媒的言論），多管齊下來理解社會運動中口號的意義。

周專員指，調查大部分於2020年初之前進行，而本案發生的日子（2020年7月1日）之前一段時間，即2020年2月至7月，Francis沒有相關研究。周專員問：「沒有任何事阻止你進行更多研究吧。」

Francis指，當他自己知道要做專家證人時，已是2021年4月底，時光追不回了。「我不能坐時光機回到過去(I cannot travel back in time to do it.) 周專員堅持追問，可以做電話民調呀。此時陳嘉信法官插嘴表達其看法：「即係你叫李教授在2021年問番啲人9個月前在想甚麼?」

Francis望着陳官說：「你說的我認同，即使可以問，搜集回來的數據也不會可信。問人今日在想甚麼會較可信，你問人一年前想甚麼，可信性甚低。」

周專員轉以「以子之矛」嘗試再去進攻。「你曾說過口號的意義會隨時間改變，你在案發前一段相關時間，無研究喎。」Francis再解釋，除非遇到重大事件，口號的意思隨時間改變，基本上是以年計，或以十年計，「口號意義改變，並非分分秒秒在變動」。

Francis在庭上首次披露，他團隊進行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研究，份量之浩瀚，他和團隊從連登「時事台」從2019年6月到8月21日的討論帖子及回應留言，涉及2千5百萬個，電腦檔案足有38GB。

周專員從枱底拿出幾疊白紙，原來他的團隊從連登討論區，人手萃取了一些帖文，叫Francis即場示範如何做Coding (編碼)工作。

西裝骨骨的Francis翻閱着文件，開始說：「呢位網民【四葉妹妹】有提及過「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沒提及「港獨」及「五大訴求」，可算為「1, 1, 0, 0」; 網民【英國男孩】完全沒提，電腦會記為「0, 0, 0, 0」；這位【草尼馬仔】貼了光時旗的照片，不含文字留言，我們技術上沒法認出。但不改變們這個整個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在嚴肅法庭，聽到鬼馬的網名，旁聽者都忍不住笑了出來。

控辯雙方過招，誰的「方法和總結」算是合理，光時究竟意義何在，是否違犯國案法？

Francis今天較完整披露他的看法。他認為，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以歷史及語言學角度去看「光時」這口號的意思，作出一個聲稱，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只有唯一一個解讀，並為所有人共知」，「但我認為劉教授沒有提供充足證據去證明這個聲稱」。

Francis解釋，劉教授報告中用了「necessarily」一字，即口號詮釋的唯一可能「必然」是這樣，這是Francis自己認為需要用多種社科方法驗證的假設。

口號究竟是由喊的人那端衍生意思，還是從接收者那邊決定意思？

陳法官指，他理解控方劉專家報告中指的是，「喊口號的人懷有分裂國家意圖和目的」。但Francis卻說，喊口號基本上是一個「傳播行為」，不只是一個人單方面「個人表達」那麼簡單。

一個口號喊出來，是由嗌的人承擔意義發送者責任，還是接收的人也有份貢獻意義？如此哲學性問題，在法庭的空氣裡交鋒。

Francis又像在講課一樣，「作為傳播學者，我認為，喊口號是一個溝通行為，不只是一種自我表達。我嗌一個口號，會考慮接收者如何理解。」

小個子的法官杜麗冰，左手手指戴了綠寶石戒指，她一邊說話一邊以手部語言輔助她的比喻：「好像我跟一百個人說，我喜歡西瓜，有人會覺得我愛吃紅色的生果，另一個人覺得我愛吃綠色皮的水果。我發送一個訊息，但別人接收不同。」

Francis補充：「不止這樣，說話的人會小心用字。例如有一句句子意義明確，另一句句子的意義含糊，如果我要表達自己，減少誤會，我會選較明確的那句。」陳官提出，智力不同的人也會用字不同。

Francis反駁：「不只，也看大家出身甚麼背景，像你們法庭背景的人理解『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和我們社科人便不同，不只是智力差異的問題。」聽到這句話，杜官和陳官都作深思狀。

控方曾挑戰，指若文字意義多樣，人們便沒辦法溝通。Francis在此反駁：「劉教授說，人們會跟社會慣例(convention)去用字，但問題是，社會有很多慣例。文字使用很複雜，也有修辭學(rhetoric)作為一種慣例。劉教授把語言意義解得太過死板（too rigid），語言意義多樣，修辭令人們變通調適，否則世界便沒有創意寫作了（creative writing）。」

控方周專員指出，劉教授也有其「證據」，就是警方跟據示威錄影片段，數算有多少次出現「光時口號」，而這口號與「顛覆元素」如港獨訴求、暴力行為同時出現。Francis反駁，這數據只在「點算上」可靠，但兩件事同時出現(co-appearance)，並不等於有關。

Francis用一個生活化的例子，說明兩種同時出現的東西，無必然關係。「在大學，學生在班房可以自由入座，兩個大學生每次課堂都一起坐，可以解讀為他們是朋友；但在中學，課室座位是被編排的，兩個中學生常並排而坐，只能說他們是一起坐。」

然後，Francis就望着控辯雙方大狀的方向：「就像在這個法庭，李先生和周先生也一起坐，要考慮這是個法庭場景。」眾笑。

至於示威場景，有其特性，Francis解釋：「好像每年香港七一遊行，於同一個示威裡出現的團體，訴求可以不共容。如性小眾、勞工及外傭團體也會各自有訴求。」

即使大型示威有一些共同訴求，各人理解也有差異。Francis指，他有研究2014雨傘運動，其口號為「我要真普選」，「但落實到具體解釋，甚麼是『真』的普選？『真』字既開放又抽象，讓人各自己想象。」

文字容易於不同場景被誤解，Francis特別澄清了一個可能的誤會。焦點小組討論的指引中，研究員需要留意討論覆蓋不同範疇。其中一個範圍呈在法庭文件中，寫道：「社會運動意識形態和激進化(social movement ideology and movement radicalization」。

Francis特別澄清「激進」二字的在的學術意思：「激進化，在研究社運學術世界裡，意思是與社會常態的距離（deviation from social norm ），涉及更重大改變的意思，並沒有『好與壞』的評價。」

「好像反修例運動最初，有人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訴求較溫和，因為過去香港也曾成立過，相比起來，『解散警隊』這口號則較激進」。陳官補充：「即是要求更徹底的社會改變。」

陳官亦引述文件中的資料，好奇地向Francis查問：「為何你認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比『五大訴求』更激進呢？」Francis解釋：「修辭學上，『革命』比『訴求』所涉及的改變，幅度更大，這是明顯的。」

在香港的刑事審訊上，「不爭辯事實、客觀存在」是常用術語，去指控一個人做了一件事，作為刑事案的入罪條件。然而一支旗，一句口號，如何建基於事實，使用這種法律語言，又出現了奇特的交雜和火花：

周專員指出，警察報告中點算示威口號出現次數是「客觀、不爭辯的事實」。

Francis反駁道：「你們只是提供了口號在示威現場，曾出現過的這個事實。」

周進逼：「你們只是倚賴別人的意見。」

Francis：「我們紀錄了人們表達意見的這個事實。我們分析的文章、人們論述過這些意見，都是一種『社會現實』（social facts）」

周再問：「你是否同意，劉智鵬教授報告裡，他對光時口號的解釋，是對的(correct)？」

詮譯變成了對和錯，二元對立，二選一，社科學者抗議了。

Francis：「我們的總結是，口號是開放的，抽象的，不只一個解釋，每人有每人的論述。我不會評價一個時評家對口號的解釋，正如我不會評價焦點小組裡一個平凡人的解讀。(I wouldn’t judge)我不會說，這個人的解讀是正確，這只是他自己的說話　(I wouldn’t say if this guy is correct, it is his own articulation)。」

周不放棄：「你不會異議，若我說劉智鵬教授的解讀是對的。」

Francis斬釘截鐵回應：「我會異議，問題並不在對與錯」。

杜麗冰法官嘗試插話，問Francis：「你會否覺得劉教授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即使你不贊同其解讀？」

Francis說：「我個人不會對口號作這樣的詮釋。劉智鵬教授的詮譯，只是『其中一個詮釋』。其解讀的地位沒有特別高，也沒有特別低。相比起某一個時事評論員，或者我們焦點小組的某一個參與者。」

周天行在盤問到最後，拋出了這個問題：「我說，我方對口號的理解方法(approach)更可靠。」

Francis噗哧笑了，全場亦爆出陣陣笑聲：「哈哈，肯定不是。警察在『點算口號』上或許是可靠，但我挑戰警察報告中『對數據的理解』，當口號與顛覆元素共同於示威場合出現，根本不是支持口號有顛覆意義的證據。我對警察報告是完全不贊同。」

此時，周天行專員彎腰，跟坐在他旁的同事耳語了逾三十秒。

周專員回過頭，橫空拋出這句話：「我向你指出，你的報告不可靠，不相關。」

Francis咬字清晰，語氣肯定回應：「我的報告，既可靠，合乎標準，亦相關。」

誰的解讀更有權威？控方專家認為喊口號的人必然意圖顛覆；辯方則指出，口號是開放和曖昩的，任何人的解讀，都沒有比另一個人的解讀更有權威。

一支旗，八個字，意義之爭，連繫着多位國安法被告的命運。

國安第一被告唐英傑，身型壯碩，年輕的他坐在犯人欄，由幾個懲教署職員押送。

唐的學歷不算高，是一位日本餐廳的厨師，然而穿着深色西服的他，還押了一年後，出席他自己的審訊，連日聽學者解讀他舉過的一支旗，都堅持翻閱着厚厚的法律文件，專心地聽着耳機，坐在他旁邊隔了犯人欄的翻譯先生，即時以廣東話傳譯。

「Rhetoric….修辭學」英語對話，小聲的廣東話，在法庭後方響起了，兩條聲道有些重疊。

幾名穿墨綠色制服的懲教署職員， 和唐一起坐在寬闊的犯人欄內。懲教職員的身體，慢慢挪移越近唐的方向，他們偶爾也竪起耳朵，跟進學者們的辯論進程。連穿着保安制服的叔叔，都聽得懂英語，都留意到辯論擦出火花，露出驚訝的表情。

八個字，有罪還是無罪，全城關注。誰的解讀更高貴？

時鐘已到下午四時半，明天Francis繼續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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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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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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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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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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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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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等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