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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逃妻!我可以請法院強制我老婆履行同居義務嗎】

「陳律師啊～我老婆上個月跟我吵架以後就離家出走跑回娘家，阿我聽說夫妻不是應該有同居義務，那他這樣我可以要求法院強制執行，要他履行同居義務嗎？」

一般來說，當民事訴訟判決確定，被告卻不願意履行判決內容的時候，原告都可以進行強制執行的程序，請法院「強迫」被告履行，譬如查封被告的財產等等。

如果夫妻一方沒有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同居義務，另外一方當然可以向法院提出「履行同居義務」的訴訟，但即使法院判決另外一方「應該履行夫妻同居義務」，如果對方堅持不履行，還是不能聲請法院強制執行。

這就要回來看看強制執行法第128條怎麼規定
「I依執行名義，債務人應為一定之行為，而其行為非他人所能代履行者，債務人不為履行時，執行法院得定債務人履行之期間。債務人不履行時，得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之怠金。其續經定期履行而仍不履行者，得再處怠金或管收之。
II前項規定，於夫妻同居之判決不適用之。」

也就是說履行同居義務，是不能聲請法院強制執行，也不能處以怠金的。

不過如果夫妻一方提出了履行同居義務的訴訟，法院也判決了，另外一方還是不願意按照判決內容履行同居義務，就符合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可以據此提出離婚訴訟喔。

#語重心長很有感
民代職責的界定，相信很多有常識的都知道，監督公部門為民服務……
然而為民服務的範疇為何?其中不免夾雜為自利，站在人性也算正常。然而有些請託內容，實在無法辦到，誤把民代當萬能。
譬如：私人債權債務關係，民代不是討債公司、我也不是黑道。
基於服務面，加上我相關專業，我的雞婆性，團隊親愛鄉親的精神，我及服務團隊可以提供法律程序供参，要不然實在跟我們沒什麼關係。
偏偏就是有錯誤認知者，自己進行前段法律程序，取得支付命令，並未取得裁定證明（債務人也可以就支付命令異議），當然就沒有進入強制執行程序。僅憑其說詞，要我們跟債務人連絡，我們憑什麼呢?
假設真被欠了那120萬，聽起來是很多年了，法律賦予救濟程序盡量做，沒做或因不確定債務人財產狀況為省執行提存、執行費而不做，怪誰呢?
於是，自行以威脅或潑漆等劇烈常聽聞手段而被反證毀損、傷害、恐嚇而吃上刑事官司，試問這跟民代有何關係呢?
這幾年來我遇過不少這類案子，可以感同身受被欠、被倒的不平，這位鄉親從我在世認真盡責親民的林漢城主任訴請協助過，到近日還跟我提他個人此事，接近逼迫我與債務人連絡，講述了一些債務人家庭成員關係，激動之外還參雜不少宗教狂熱不必要的贅述，我擇重點給予指引，也告訴他我能理解，也無需怪司法制度，民事上民事訴訟法並無太大問題。
我說個人16年多前為了幫人，是被惡性倒閉，短短2個月是他的10倍1200萬，債務人夫妻以詐術受害親友有數十人，2年內有人因而自殺、有人因而氣死病故，總金額高達2.7億元，旋即躲赴中國，迄今未歸，查無再入境紀錄，不諱言我也算大頭之一啦。接下的詐欺告訴，我都親自為之，繼而取得相關法律裁判，被告債務人被我的刑事告訴通緝，我也陳情法務部調查局經濟犯罪組、海基會、海協會……，這些都是我在2008年離開銀行界後的空閒親自進行的，甚至還跟中國公安通過電話，電話彼端傳來的是：這個人抓到了，給你們送回去。我做的除了為己之外，也想為其他受害人出氣，實在太惡劣的夫妻一家子。隨著時間過去沒下文，最後我才知道，我漏了進行依據兩岸關係條例的引渡聲請。
以我的親身經歷講述給那位自稱有債權的民眾聽，該進行程序為何?最終無可供強制執行，換張獎狀~債權憑證，日後將來或許還有機會。
可是，該講的電話都耐心的講了近40分鐘，當事人就是執迷站在自己想法，又夾帶宗教偏激，我講不客氣電是無知。
日前，我因受傷無法請當事人再來安慰或再詳加說明，而請秘書與當事人連絡。
電話中一樣激動越講不理性，秘書開擴音後，全辦公室的人都聽到了……
因為沒幫他，所以你們主任會離世、你們議員會受傷，接下來你們辦公室還會死多少人不知道?他感應到什麼神這樣指引……
聽到我秘書轉述後，我無言了，我真的無言，#也痛心。
為民服務一路來，包括我持之以恆認真盡責，我的團隊很多鄉親都看在眼裡。我永遠懷念的林漢城主任，警界退休前一年基於私交，為免退休後過於賦閒就向我預約來協助為民服務。來我辦公室後其承續在警界拼命三郎的精神，以使命必達心態認真負責，也協助連任過程，我的助理團隊的協助，我無不感動看在眼裡。
終究為了公眾服務，責任感重而疏忽己身健康而不幸離世。
在我從政為民服務路上，我心中、我腦海已經深深留下遺憾痛苦的陰霾。
每當夜闌人靜，我想起這段痛，不可承受之重，要向誰訴說?為了什麼?任何實質利益嗎?如果一般社會觀感認為有，真的大錯特錯了。
最後我要說
#為什麼要詛咒?
如果心智還正常的話
我要問:
你還是人嗎?

【性侵犯強制治療今進行《憲法》法庭言詞辯論，大法官1個月內公布釋憲日期】
長榮大學馬來西亞籍女大生遭男子梁育誌性侵殺害案舉國震驚，大法官今日（11月3日）上午仍如期召開「性侵害加害人刑後強制治療」（以下簡稱強制治療）憲法法庭，討論強制治療制度是否違憲。此為繼通姦除罪化（釋字第791號）與黨產條例案（釋字第793號）後，今年第三度為釋憲案舉行公開言詞辯論，全程同步在司法院臉書平台實況轉播（https://bit.ly/362yNF1）說明大法官對此一爭議議題高度重視。

《報導者》今年8月間即推出《違憲邊緣的治療之網──台灣性侵犯強制治療爭議》專題報導（https://bit.ly/322HpJC），全面檢視此一制度的困境。

此案緣起於2013年一位性侵害受刑人盧恩本提出，之後陸續有前台中地院法官時瑋辰（現為新北地院法官，其案件當事人由於已被釋放，非繫屬案件故不被受理）、雲林地院法官張淵森（現為台中地院法官）、雲林地院法官潘韋丞以及多位受強制治療處分者提出聲請。他們主張強制治療無設定上限，成為可無限期拘禁人身自由的「絕對不定期刑」，有違比例原則；同時認為，延長強制治療的機制缺乏完整聽證與辯護程序，即可由檢察官逕自認定，有需要就繼續延長治療，受處分者無從表達意見，只能事後聲明異議，有違正當法律程序，因此聲請人請大法官就強制治療的法令依據（《刑法》91-1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22-1）宣告違憲並失效。

大法官於今年8月20日宣佈併案受理相關案件並進行言詞辯論。

￭釋憲案代理律師：強制治療程序保障空白，形成法治國的巨大空隙

今日《憲法》法庭言詞辯論一開始，強制治療受處分人的代理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周宇修與薛煒育即猛烈批評現行強制治療制度是一種「標籤詐欺」、「國王的新衣」，以治療之名將這些受處分人與社會隔離，（台中監獄培德醫院）不能因換了招牌就說不是監獄，代理人引用「釋字第471號」解釋強調，強制治療雖然屬於預防犯罪的保安處分之一，可是拘束人身自由的效果與刑罰無異，若無受到罪刑法定主義與禁止溯及既往等對於刑罰手段的嚴格規範，將是法治國的巨大空隙。

法官代表潘韋丞接續陳述意見，質疑法條所述治療到「再犯危險性顯著降低」缺乏法律明確性，恐造成恣意認定的後果。張淵森對此持相反意見，主張沒有違反法律明確性，並再度強調，強制治療程序保障幾乎一片空白，雖可聲明異議，但心智障礙者完全不懂，嚴重弱化受處分者權利。相較於受處分人代理律師的批判態度，兩位法官強調非全盤否定強制治療制度，不反對高危險個案進行無期限治療，但不能不論犯罪行為輕重、危險性高低，全部不定期限，否則違反比例原則，潘韋丞並提出搭配轉向及分流設計的務實建議。

￭官部門代理人：執行細節問題，並不構成違憲理由

機關代表方面，衛福部由前監察委員高鳳仙擔任代理人，她強調強制治療制度參考美國民事監護（civil commitment），非以處罰為目的，而是基於矯正與社會防衛，性侵犯猶如煞車壞掉，沒專家幫忙會一直壞下去，現階段替代方案不足下（電子腳鐐監控還是能拆掉、化學去勢或以藥物降低性慾皆未立法），就算執行得再差還是有其必要。

針對代理律師對強制治療的質疑，法務部代表次長蔡碧仲尖銳回應，當舉國都因台南女大生性侵命案陷入風暴時，應該反思這一切問題都是由加害者所造成，並堅持現階段只是執行細節的問題，不構成違憲理由。只能把受處分者關在台中監獄裡的原因，是因地方政府把治療處所當成垃圾場一樣的嫌惡設施，不發使用執照、不增加床位，造成法治國的空隙，大家都有責任，現在培德還有56人，宣告違憲貿然放出去後果難以想像。

￭專家鑑定人：再犯風險難評估，美、德亦曾提出違憲審查

由法學者、精神科醫師、心理學家組成的鑑定人意見陳述中，主要圍繞著兩個議題，一是在醫療專業上要如何以及是否能可能評估再犯危險，二是如何從本土的經驗檢視這個移植自美國的制度目前遇到的困境。

台大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吳建昌坦言，危險性是否顯著降低永遠牽涉著價值判斷，無法一刀切，根據國內外實證研究，並無法得到證據支持何種治療方式較有效，但依個人需求在知情同意狀況下的「美好生活模式」（Good Life Model, GLM）或許是可參考採用的方法之一。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沈勝昂則指出，目前實務上主要綜合量化統計及臨床判斷預測再犯率，但在有限的治療空間中有其侷限，即受處分人無法在現實環境中試驗是否真能有所改變。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林明傑提出美國與德國也都曾遭遇多次性侵犯強制治療的違憲審查，前者以民事庭審核而非刑事的方式解套，確立其為治療而非刑罰的本質，後者則在修法以法官保留以及定期評估審查機制，後於2011年通過歐洲人權法院審理，符合人權公約。

東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法思齊則指出，強制治療在美國法上與繼受德國法的台灣有非常不同的前提，相較我國是刑罰與保安處分並行的「雙軌制」，美國則只有單軌制，因其框架限制，非應報嚇阻的刑罰，只能放置在民事程序，再來美國適用的對象為極端嚴重犯行的「性掠奪」（ sexual predator ），且除再犯危險性還要有精神疾病或人格異常才能構成要件，反觀我國規範的對象涵蓋過廣，從《刑法》221到227條所有犯罪行為都包括在內，即使輕微猥褻也有可能被強制治療，不能因爲美國合憲，我們就合憲。

法思齊於回覆大法官詢問時更指出，美國立法的背景都是在遭遇極端個案後因應民意而生，並產生性犯罪高再犯的迷思，但特殊案例無法反映此類犯罪全貌，事實是一般性犯罪除戀童癖外再犯率通常不高，近年美加兩國的研究已指出嚴格的性犯罪政策強制是失敗的，甚至如梅根法案（Megan's Law）衍生更多問題。

￭司法院：一個月內宣布大法官釋憲日期

在大法官呂太郎、詹森林、黃虹霞、楊惠欽針對各爭點詢問聲請人、機關代表及鑑定人後，各方再做最後的意見陳述，最後一名發言者為代表相關機關的司法院刑事廳廳長彭幸鳴，她強調法官跟每位國民一樣對不幸的犯罪事件感同身受，但當坐上法檯時，法官就不能只考慮自己，而需更深層的探究為什麼加害人會犯罪、什麼樣的處遇能讓其負起責任，而強制治療經過逐步修法後愈趨嚴苛、剝奪人身自由的力道加大的同時，程序保障卻明顯不足。

「當性侵害加害人已接受刑罰後，國家是否仍以剝奪人身自由來排除此一群體，猶如古代流放隔離痲瘋病人，或是應該將其當做一個人，以治療為核心促其回歸社會？」彭幸鳴總結說道。

會後法庭審判長、司法院院長許宗力宣佈將於一個月內公布解釋案日期。 (文／張子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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