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沒談過戀愛的我塌房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疫情之下，我跟先生一起待在家的時間也隨之變長了。

原本習慣早睡早起的他，昨晚異常的到了接近半夜的時間都還精神抖擻，兩個人不知道怎麼的就開始聊起從交往以來一起去過的地方、吃過的食物。

回想起交往初期，他還只是學生身份，雖是公費生，每個月也會有所謂的生活零用金，但經濟能力畢竟無法跟出社會多年的我相比，因此我們的約會總是格外簡樸，或多半由我來負擔。只是也許真的跟自己喜歡的人在一起，感受會比享受重要得多，即使當時如此我也依舊樂在其中，面對自己平常比較少接觸的街邊小吃、夜市小攤和學生食堂，常常覺得充滿新奇。

想起那個時候總跟著他縮在他租賃的窄小單間套房裡，採光不好的房間，衣服洗了甚至沒陽台可晾，我們去小北百貨搬了一台風力十足的電扇24小時吹送，解決了潮濕發霉的難題，我還上網買了透氣乳膠墊讓他鋪在房東太太提供的已經塌陷到能睡到鋼絲的床墊上；先生沒有車，所以我們總是手牽著手搭捷運或公車，在城市裡穿梭，那個時候先生住在永和，從台北市區約會完要回去都要搭好久的公車或轉好幾趟捷運，但現在回憶起來，都覺得那段時光只有美好，而且很值得珍藏。

談戀愛有很多細節都構成一種冒險，也許在外人眼中我這樣的選擇是一項太過大膽的投資，但眼前這個人的真誠、細心照顧、溫柔體貼跟務實讓我相信自己的眼光，更重要的是，即使沒什麼錢，他始終不曾跟我計較過一分一毫，也會為了想跟我一起旅遊，努力的打工存錢，靠自己的能力累積財富，我們就這樣一直走到了現在。

東京、大阪、京都、香港都有我們的足跡，台北、桃園、宜蘭、花蓮、台中、台南、高雄、墾丁也有我們的回憶，我們躺在舒服的大床上細數著曾經的克難還有慢慢開始奢華起來的旅程，想著彼此竟已陪伴對方度過這麼長的時間。

每一次牽起先生的手都會忍不住想起第一次的牽手，然後發現他從第一次牽手那一刻起，只要跨出步伐第一時間就會回過頭尋找我的手，到現在連入睡前也會這樣牽著我。

常有讀者私下詢問我「情侶」跟「夫妻」有何不同，而對我來說，成為情侶時更多的是展現自我，而成為夫妻之後，得學習怎樣理解和包容。

也是會有激烈爭吵的時候，但先生事後總會堅持那不是「吵架」，只是「討論得比較激烈」。在本質上我們兩個真的是非常不同的個體；他理性而我感性，他講求公理正義而我有時候只想任性撒潑。但我們都不會以傷害對方作為佔上風的手段，爭論不下的時候哪怕再想拿餅乾盒蓋狠狠敲他的頭我也會記得他照顧我時那些無怨無悔的片段。

日子就是這樣慢慢地走過來的，他從一個沒什麼錢的窮學生變到現在已經撐起這個家主要的經濟來源，而選擇離鄉背井的我也跟著他一同熬過了交往過程中的遠距離還有限縮物欲的考驗，兩人的「夥伴合作」關係慢慢要邁入第六年。

叨叨絮絮聊到凌晨快兩點，嚷著自己失眠的先生翻身睡去之前說著自己好想去東京吃美登利。

疫情快點落幕吧，真的還有好多地方想一起去。

並不是什麼特別的日子，不是我們誰的生日，也不是交往或結婚紀念日，只是就在這樣平凡無奇的日子裡，我們想起了一起經歷過和累積起來的點點滴滴，疫情的困窘之下，內心格外充滿感激。

#夫婦
#小回憶
#沒有蜜月只有旅行
#好想再一起飛出去
#首先要打到疫苗才行
#其實沒睡飽現在很睏的太太

因身體不適這兩天少走動，只能上頂樓看夜景。

在電梯裡聽見兩個女孩在交談新對象比自己年紀小怎麼辦，我心想小鮮肉那麼讚有啥咋辦。於是想到我娘很久以前曾問我，如果時間倒轉會否找比我大那麼多歲的老公。

班長比我大 8.5 歲。他很在乎那個小數點，不可以四捨五入。老實說，這個年齡差距並沒有很大，在我親友眼裡卻是世界崩塌的可怕程度。上海人習慣和同齡人結婚，如我爹娘。

當年我娘反對我們交往，年齡差距佔了很大因素。十二年後的今天，我有點懂我娘，前輩果然有智慧。

現實很殘酷，你不得不面對。在歲月面前，愛情沒有那麼無敵。

自我和班長交往第一天起，我便感覺我突然老了好多。他的日常和我的日常是那麼不同。

我和朋友的聊天主題是週末怎麼跟我娘申請外出玩到爽，他和朋友聊的是養生、理財、買房。我還想著怎麼讓我爹更努力賺錢給我花，他已在擔心他媽的退休生活。我說等我脫離我娘的魔掌想看午夜場電影，他勸我早睡早起對身體好。

他永遠走在我的前頭，預告著我的未來。若干年後，我的膝蓋也開始疼了，終於體會到喝水也會胖。慢慢衰老真的好痛苦。

可你若問我後悔嗎、想找個同齡或者弟弟嗎。其實沒有，我一直都喜歡大叔。精準點說，我喜歡某一款大叔。

是有能力教我東西、幫我解決問題、提供我資源、具備高包容度的大叔。

你可以說我現實，我不在乎。我對親友甚至是路人都不現實，可我對伴侶會。婚姻對我來說就是一種投資，人生投資。任何投資都需計算風險與獲利。年齡是風險，其它所得是獲利。

林依晨有句話講得很對：「你選擇的不只是伴侶，還有下半生的生活模式。」

所以，年齡是問題嗎？是，但獲利夠高我可以。相信會這麼思考的人類不止我一個，這就是為何年紀大經濟卻不穩定的弱勢男性難找伴。

反過來解釋男人看女人也是相同道理。

小鮮肉很棒，獲利看似高，可是風險也是有的，只是大家選擇性忽略。弟弟看姐姐，他也會希望妳給他點資源、對他多點照顧、包容度要高、帶他看不一樣的世界。

廢柴我做不到以上這些。本宮給不了鮮肉弟弟們需要的獲利，那塊市場超過我能力所及。人需看清自己的市場在哪裡，戀愛市場、婚姻市場和所有市場都是一樣的。

你要嘛迎合市場，要嘛有本事創造個市場出來。後者的難度是前者的五百倍吧。

找個人陪容易，找對人生投資標的無、敵、難。

#泰北孤軍

最近，黨產會百般刁難 中華救助總會 與 國防部 合作在泰北為國軍興建 #忠烈祠 的計畫。

黨產會的委員公開在媒體說，如果同意這個計畫，會幫助救總洗白，對黨產會認定救總為附隨組織的訴訟不利。

我對黨產會的政治算計不齒，也不想再和他們打口水仗，只想分享這個泰北孤軍的故事，請大家想想，政府該不該為始終效忠中華民國的泰北孤軍建這個忠烈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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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離開41年回家時，母親在村口等了他一天

王豪（止戈出品2018-08-10）

從曼谷飛往昆明的航班上，父親王畏天不停地向我念叨大媽做的破酥包，有多麼多麼的好吃，甚至口水都快流下來。我轉而問了他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我母親和大媽，你生命中的兩個女人，你覺得誰更好一些？”

“你的母親只是守婦道，和你的大媽相比，一無是處！”父親的回答就像他的性格一樣，簡單粗暴。那是1991年春節，父親帶著我和弟弟阿旭從泰國美斯樂回老家雲南鳳慶探親。

41年前的春節，身為國軍中校的父親，撇下他的原配妻子，也就是我的大媽，還有兩歲的兒子，隻身逃往緬甸，在那裡認識了我的母親。之後，他們前往泰國北部定居，相守一生。
父親的回答，並不出乎我的意料。

1949年12月9日，盧漢起義。在我所學的歷史中，稱之為叛變。
3個月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昆明。解放軍進城那天，已經脫掉軍裝的父親雙手抱在胸前，站在人群中靜觀這個城市新的主人。

父親畢業于黃埔軍校17期步兵科，後服役於滇軍，至1949年已是中校副團長。

若干年後，當父親向我講述這段過往時，我問他：“你覺得你們厲害，還是解放軍厲害？”
“他們穿得很破，但是步伐非常整齊。”父親沒有正面回答。

邁著整齊劃一的步伐挺進昆明城的解放軍，讓父親感到不安。他調轉身，連夜趕回鳳慶老家，跪在地上對我的奶奶說：“娘，我要去緬甸找三哥，避避風頭，等形勢緩和就回家。”那時，三伯在緬甸跑馬幫生意。

在泰北的華人中，至今還保留著一個傳統，兒子出行或歸家時，都要向母親跪著告別或請安。奶奶沒有作聲，起身去給父親收拾行李。父親的妻子，則把家裡的破酥包，全都裝進了父親的背包裡。

妻子是大他一歲的表姐，青梅竹馬。他們的孩子王磊，僅有兩歲。
那年，父親只有29歲。

父親四兄弟，大伯是舊政府的鄉長，二伯畢業于上海大夏大學，在省立昆華中學任教，三伯跑馬幫生意，常年在緬甸。

1949年，對於富甲一方的王家來說，是命運的分水嶺。

父親一路向西，再向南，翻山越嶺，在湍急的江水中拼命游向緬甸。到緬甸後不久，父親輾轉找到三伯，跑馬幫的三叔，早已不敢回老家。軍校出身的父親並不是做生意的料，時值李彌在緬北招募國軍殘軍，試圖反攻，父親當即前往，任上校副司令。

父親逃離家鄉不久，土改運動在全國迅速展開，曾在舊政府任過鄉長的大伯，是重點運動對象，他也在一天深夜，跪別母親，出走緬甸，遺下大伯母和4個幼子。

1953年，我的二伯也來到了緬甸。在此前，他被關押了3年。關押期間，他的兩個女兒夭折。被釋放後，依然處於被監視狀態。在一位同族人的勸說下，有一天趁著外出趕集，慌張逃走，未及告別家人。到此，王家四兄弟，全部在異國相聚。

王家的下一代，亦未能逃脫流亡的宿命。

大伯的大兒子，作為王家的長子，後來也逃到了緬甸，加入李彌的反共救國軍。在之前，他和奶奶、大伯母等三代人一起，被同台批鬥。他們的身上，有太多的壞人標籤，地主家屬、逃亡家屬、境外國軍家屬等等。

當兒孫們為了活命一個個地逃亡異國之後，只剩一幫婦孺，守著王家偌大的老宅，獨自承受整個家族之於歷史的苦難。奶奶只能整日以淚洗面，他的兒孫們，為了活命接連逃往異域，至她死，都沒有回家。

我叫王豪，1961年出生于泰國北部的一個小山村美斯樂。

在此前，我的父親一直在緬甸，試圖和敗退于此的國軍部隊一起反共救國。這一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緬甸政府的請求下，入緬追剿國軍部隊。後者不得不跨越湄公河，移師泰北。

父親的其他3個兄弟，也隨軍來到泰國。大伯和三伯繼續做生意，二伯後來成為美斯樂興華中學小學部的校長。

父親撤退泰國時，我還在娘的肚子裡。我的母親叫黃淑卿，1958年由雲南施甸前往緬甸，加入父親所在的第五軍政訓處。母親不僅模樣清秀，還寫得一手好字。

那時，父親已經離開雲南8年了，他知道，回家已遙遙無期，37歲的他渴望重組一個家庭。父親托人去做母親的工作，希望娶她做老婆。母親不為所動，態度非常冷淡。母親的態度，讓身為師長的父親不解，他瞭解後才得知，母親曾經有過家庭。父親並不介意，經過不懈努力，母親終於對父親有了好感，嫁給了父親。

一個英俊瀟灑的高級軍官，一個讀過書的大家閨秀，他們的結合，讓無數人羡慕。

父親的四個兄弟，先後在異國再娶，這是一個無奈且充滿愧疚的選擇。留在雲南的四個妯娌，一輩子都沒有改嫁。即使在後來，他們得知自己的丈夫有了新的家庭，他們依然在默默堅守和等待。

意想不到的是，1970年的一天，我的母親突然精神失常！這是一個讓整個美斯樂的人，都無法理解的事情。

20多年後，當我回到雲南，知道了母親的身世，我終於明白，母親為什麼會這樣。

父親的這一段婚姻，過得並不幸福。
父親常年駐紮軍營，母親只能自己帶著四個孩子生活。她是個極度缺乏安全感的人，每到天黑，她就要把門牢牢鎖好，檢查數遍才放心。然後點上蠟燭，輔導幾個孩子功課。

母親對我們非常溺愛，每當脾氣火暴的父親訓斥我們時，她便挺身而出，但每次，總是吵不過強勢的父親。絲毫不懂溫柔的父親，從來不會安慰母親。

1970年，在緬北駐防三年的父親回了家，我們一家六口終於團聚了。

有一天，全家外出做客時，母親坐在角落裡一語不發，對所有人的問候都不搭理。就在人們埋頭吃飯時，只聽“叭”的一聲，手中的筷子被她折成兩截，整桌賓客愕然。

她開始一個人喃喃自語，說著別人聽不懂的話，一會哭，一會笑。
從那以後，母親的行為愈發異常。

1970年，對於駐紮泰北的孤軍來說，正處於生死邊緣。

在此前，他們多次被泰國政府圍剿，之後又為了搶生意和毒梟坤沙打仗。這一年，泰國政府邀請他們做雇傭軍，替政府收復被反政府武裝佔領的地盤，成功後就可成立政府承認的“泰北民眾自衛隊”，獲得長期居留權。

為了更多人的生，只能讓有的人去送死。

身居副軍長的父親，幾乎天天開會研究打仗事宜，照顧母親的事交給了傳令兵。
而母親不願呆在家裡，她經常有些疑神疑鬼地對我們說，父親在外面有了女人，不要我們了。父親深夜開會到很晚，她就帶著最小的弟弟，守在門外，一坐就是幾個鐘頭。開完會的父親看到這個場景，氣得扭頭就走。

有人建議把母親送往精神病院，父親卻沒有同意。他擔心精神病院會讓母親感到害怕。1972年夏天，父親帶全家到清邁度假，他希望換個環境能讓母親的病好轉，但足足呆了一個月，沒有任何效果。

我曾問父親，他會不會像母親說的那樣，拋棄我們母子。

“不會的！”父親的回答，堅毅中，透露著一絲感傷。1950年，他曾拋棄了自己的妻兒。
母親嫁給父親的那一年，雲南廣播電臺開設“對境外國民黨軍殘部廣播”，經常會出現父親的名字，呼籲父親回歸祖國的懷抱，全家老小等候他們回家。

每次聽到這樣的廣播，傳令兵就會默默地退去。父親先是一個人躲在房間裡流淚，之後就是摔東西。對於流落異域的老兵，幾乎每一個人都有過面向北方默默流淚的經歷。同樣，在他們的家鄉，他們的母親或妻子，也是在夜深人靜時，獨自流淚。

等到1961年我出生時，父親四兄弟終於和雲南的家人取得了聯繫。大媽不識字，回信是由哥哥王磊寫來的，每一封信的末尾都會問：爸爸，您什麼時候可以回家？
我能感受到父親的歉疚和無奈，他所能做的，就是盡最大能力，寄錢和物品回去。

那時候，中國饑荒遍野。父親寄回去的有炒麵、布匹、炒鍋、紅糖、衣服等等，對於家鄉的親人來說，雪中送炭。

1962年，家鄉來信，奶奶去世了。父親四兄弟相約在泰北的高山上，向北長跪，痛哭流涕。

到了“文革”，雙方的聯繫中斷。直到1978年後，通信再次恢復，也比較頻繁了。只是信的內容，再也不提回家的事情。漫長的“文革”，讓大家有了生疏且絕望。

在此前，父親曾有兩次撤台機會，但他沒有走。在這件事情上，他們四兄弟一致認為，雖然泰國也是異鄉，但離家要近得多。

他們一生，都沒有放棄回家的想法。而現實，卻讓他們成了一群寄居異國的孤兒。

因為父輩們的犧牲和努力，讓我們第二代有了新的出路。中學畢業後，我前往臺灣念書，後到日本工讀。直到1990年回到美斯樂，沒想到父親劈頭就說：“你還回來做什麼，看看這個家，一點溫暖都沒有！”

我有些訝異地看著父親，曾經身為副軍長的父親，腰背依然挺直，但頭髮已經花白。那時，泰北的孤軍已經放下武器，解甲歸田。傳令兵早已四散而去，父親的眼裡，滿是落寞。

我看到瘋了的母親，一個人關在屋子裡，正是盛夏，身上卻層層疊疊穿了五六件衣服，頭髮很髒，身上滿是異味。沒有人能碰她，即便是自己的丈夫。

看到我回來，母親終於有了一絲笑容，但很快，她又對著空中喃喃自語。這個場景讓我非常難受，我決定留下來，守著年邁的父母，不再漂泊。

就在我回到美斯樂的這一年，家鄉的一封來信，讓父親有些激動。信是家裡的一位長輩，受父親的兒子王磊之托寫來的：
王磊和他娘，希望你們能回家看看，王磊擔心你不相信他，就托我來告訴你，黨和政府非常開明，政策也很明確，你們回來不會有事的，我用人頭擔保。

歷史的恩怨漸漸遠去，親人們的相聚，終於可期。
第二年春節，父親帶著我，從曼谷乘坐飛機，開始前往已經離別整整41年的家鄉。

因為通訊條件所限，抵達昆明後，父親才向鳳慶的家人發去電報：
吾已抵昆，攜子豪、旭同返

在決定回家之前，母親清醒的時候，父親曾徵求她的意見，想不想回中國看看自己的父母和姐妹，那時，外公和外婆還都在世。母親猛地站起來，冷冷地答道：“不回！”然後扭頭走開。

這讓我十分不解。
這個謎底，直到我再一次回到雲南探親時，才一點一點剝開。
從昆明出發，坐著汽車在山裡顛簸了一整天，終於抵達鳳慶老家。

時年70歲的父親西裝革履，手拄文明杖，我和弟弟阿旭穿著牛仔褲，一身時髦打扮。那時的鳳慶，到處都是低矮的破房子。
回家的父親，如是異鄉人。

就在村口，遠遠的，望見一個穿舊式藍布衫的老太太站在一棵大樹下。走到跟前時，父親突然站住，他抬起右手指著老太太，用濃重的鄉音問：“你施玉蘭嘎？”

“哦，回來了嘎。”老太太答非所問地說，然後指著我和弟弟說：“哪個是阿豪？哪個是阿旭？”
那竟然是大媽。

在回家的路上，我曾無數次地想，父親和大媽見面時，一定會緊緊地擁抱在一起。沒有想到，在離別41年之後再見時，他們夫妻之間，竟是如此地克制。41年的苦難、分離，以及思念，似乎並不存在。

後來才知道，大媽為了等我們回家，就這樣在村口的大樹下，站了整整一天。父親走到大媽身邊，用手拍拍她的肩膀說：“你辛苦了，你辛苦了！”這對曾經竹馬青梅的表姐弟，就這樣說著話，往家走去。

父親的舉動，就像一位長官在嘉獎勝利歸來的士兵。

一起前來迎接我們回家的，還有父親的兒子王磊。那個曾在信中無數次呼喚爸爸回家的孩子，已是43歲的中年人。而真正與爸爸相見時，他卻難以開口，一直淡淡的，沒有多少話可講。

“小時候一直期盼著爸爸回來，別人都有爸爸，我為什麼沒有。後來長大了，我和媽媽已經不抱希望了。現在突然回來了，就像是做夢一樣，很奇妙的感覺。”王磊很平靜地說。

兩歲時父親就離開了他，但他多年後竟然記得一個畫面：他耍賴皮哭，父親打了他屁股兩下。父親教訓他的畫面，是他對父親唯一的記憶，如同珍寶一樣，深藏於心，一輩子都捨不得忘。

大媽在接到電報時，就開始準備了。他們刷白了房子，從鄉政府借來新的被褥。父親被安排和大媽同住一屋。

我、弟弟阿旭以及哥哥王磊，住在兩位老人的樓上。夜深人靜時，月光從房頂的窗戶照進來，不隔音的木板下傳來父親和大媽忽高忽低的談話聲。

我們同父異母的三兄弟沒敢說一句話，側耳細聽，只聽得父親翻來覆去說了好多遍，“你辛苦了，對不起你們了。”

大媽則說：“你也不容易。”

每當談話陷入沉默時，父親就搶著說：“過去的事你就不用再說了，你們受的苦我都知道。”

強勢的父親，沒有給大媽任何傾訴的機會。
我也終於明白，當我問母親和大媽誰更好時，父親為什麼會說母親“一無是處”。大媽對他的包容和體貼，以及作為一名傳統婦女的隱忍，是沒有人可以相比的。

父親的歸來，讓大媽高興不已，她忙前忙後張羅飯菜，待全家人落座，她卻不肯入座，我去請了好幾遍，她才悄悄告訴我：“我從嫁給你父親那天起，從來沒和他同桌吃過飯，這是老規矩。”

在準備的飯菜中，有一盤浸著油漬的破酥包，異常醒目。
回家的父親，還偶遇了當年隨他征戰的勤務兵，勤務兵頭髮花白，穿著一雙破舊的解放鞋，他正步走到父親跟前，敬了一個禮：“長官，您回來了！”

多年後，父親提到這個場景，依然是唏噓不已。
留在雲南的勤務兵，也曾遭受了歷史的折磨，但畢竟，他可以留在家鄉，與親人廝守。

父親回家的另一件事情，就是修建王氏宗祠。作為鳳慶最大的地主，王家的五代祖墳曾在文革時被毀。當地統戰部門為了向曾為副軍長的父親示好，專門撥了一塊地用於修建宗祠。

在奶奶的墳前，父親長跪不起。兒子出行或歸家時，都要向母親跪著告別或請安，這是在泰北華人中，至今還保留著的一個古老傳統。當年離家時，他告訴母親，他只是出去避避風頭。這一去，就陰陽兩隔。

在40年前，父輩們流離於緬北的叢林中，居無定所之時，留在家鄉的婦孺們，也在驚恐度日。

王家的祖宅曾是一個有著數十間房屋的青瓦四合院，依山傍水，每扇門窗都雕刻著精美的花紋，四合院前的操場有半個足球場那麼大。

1950年後，十多名家丁全部被遣散，只剩一個啞巴忠實地守在奶奶身邊。再後來，所有人被趕出老宅，王家巨大的木門被貼上封條，財產全被沒收，家人住進一間陰暗潮濕的茅草屋，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半年後，茅草屋倒塌了，他們只能在村子裡挨家挨戶借住。

“母親被批鬥時，我只能站在旁邊，邊看邊哭，等批鬥的人走後，才趕快扶起母親，去找點草藥來給母親敷在傷口上。”王磊說。

因為父親的身份，小學畢業後，王磊就不能繼續念書了，開始和母親在生產隊幹農活。

曾為地主婆的奶奶，1962年去世時，連一口像樣的棺材都沒有。心底善良的她，把很早前就給自己準備的楠木棺材，用來給那個忠誠的啞巴家丁下葬了。

她的靈前，沒有一個可以披孝的兒子。

流落泰北的王家四兄弟，其中大伯和二伯，在1990年前政策明朗之前，已經去世了，埋骨異域。

我的三伯在看到父親平安返回泰北後，相信了共產黨沒有說謊，也在一年多後回家探親，遺憾的是，見到了我父親的三伯母卻沒能等到丈夫回家，在一年前去世。

等了一生，就如此錯過。

王家四兄弟，只有我的父親，見到了自己的原配妻子。他們相見兩年後，大媽也去世了。

1993年年底，我成家了，母親的瘋病愈發嚴重，為了探究母親的過去，我帶著新婚妻子前往雲南施甸，去看望外公外婆。

我和妻子去看望外公外婆。
從外婆的口中，我知道了母親的秘密，那是一段連父親都不知道的經歷：出身大戶人家的母親，年輕時曾嫁給當地一青年教師，50年代因丈夫成分不好，夫妻被關進監獄，幾個月後母親以“陪殺”的身份目睹丈夫在眼前被槍斃，5歲女兒也在監獄受了驚嚇，夭折。

母親被釋放後，外婆集齊家裡所有的錢幣，捆在母親身上，送她跨過怒江，逃往緬甸。

我終於明白，母親的一生，為什麼會活得那般驚恐，那麼不安！她對我們的溺愛，對父親的猜疑，都是害怕再失去。可惜，行伍出身的父親，一生也沒能明白母親內心的創傷，他甚至連母親的生日都不知道。終於，母親再也無法承受歷史的沉屙，在恐懼和不安中，徹底迷失了，成了父親口中“一無是處”的妻子。

1994年，我們邀請二伯母前往泰國團聚，那年，二伯已經去世整整20年了。令人遺憾的是，二伯母臨走都沒有去二伯的墓地。她到死，都沒有原諒自己的丈夫。

他們是王家四兄弟中，唯一自由戀愛的。關於他們的悲歡離合，他們的兒子，會在另篇泰北系列故事中講述。

2005年，我的父親和母親先後離世，這對陰差陽錯走到一起的夫妻，一輩子過得都很分裂。他們的內心，各自都有著歷史的創傷，卻相互沒能理解和寬慰。

十年後的2015年，我的哥哥王磊來到泰北美斯樂，我帶他去了父親的墓地。他跪在父親的墓前，就如同他那年見到父親時一樣，依然是淡淡的，沒有多少話可講。

就像做夢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