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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篇讓我感慨萬千，導致在2018地球最後的夜晚，自我回顧碎碎唸。

今年，分享了自己的房間、公司開了一間，就差卵子還沒凍它個一些些。

這篇【地球最後的夜晚】製片紀錄文，喚醒我若浪漫立業，會如何被生活抽鞭。
外人看起來導演天生才華洋溢、順風順水、風風光光的背面，也是有吃不完的鱉。但最珍貴的是在孤獨中依然堅持信念；萬念俱灰時貴人相助重新點燃火焰。
（我天！“堅持”跟“信念”這種字眼……？難道廢柴我臉書被盜用了？）
明知道人生就是一盒便當，不可能只吃雞腿啊。一吃到廉價的冷凍三色豆還是會白眼翻到天邊。喜歡的、討厭的都必須要一起買單。嘖！討M~
（狗屎運如我的人生的便當大概是一個500元那種等級了吧，真的不能再嫌再抱怨~）

無論如何還是必須再努力多一些。

今年，在庸庸碌碌迴旋打轉中，有些變動，其實也不知道是壞是好。
從來不求最好（也做不到啦），但願在所有的學習裡“樂來樂好”。
小船航向未知的大海，總會偶有顛簸，甚至遇到大風大浪迷失方向的時候。
沒立過大志大業的我，只想以“樂”為本，讓“樂”成為小船的錨。
音樂使我快樂；快樂的我使音樂好；我的音樂使人快樂。
真是看似簡單卻不容易的期許。（突然覺得雄心壯志…………3秒而已）

今年，離開了一些人，一些人離開了我，無論如何，依然滿心感謝。

更謝謝不知道哪來勇氣陪同上船的伙伴們，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其實誤上了一艘時時動念想退休的賊船。（大家都很有能力，就算翻船也不怕他們失業啦！<推卸責任！>）

還要謝謝【地球最後的夜晚】《墨綠的夜》，讓我更確定地球是圓的，一切是緣也是業，其實無需趕盡殺絕，即使地球只剩最後一夜；就算人生就要翻篇。

很可惜這部電影目前無法在台灣上片，但真的很喜歡畢贛，把潮濕又難耐的現實生活用鏡頭幻化得如此唯美，如夢似乎幻。
大概就是人生如夢吧。（粵語歌：人生如夢，夢裡不分西東~唱起來吧！）
無論甘苦總會醒來，沒事的，沒事的，一切都會過去的。

廢話這麼多，不就「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謝謝2018，
我們2019見！

#能好好看完本文跟轉貼文的人請容我給您一個吻
#不敢相信我竟然掏心掏肺跟你們說這些
#要去準備跨年表演了
#我愛你們
#再請多多指教
#新年快樂

#墨綠的夜 給您好眠一整夜
https://youtu.be/-wte_c_lpns

「再這麼超下去，蕩麥活不過今年了啊，我實在拿不出更多的錢了，全部都在這了。」製片單佐龍說。
　
畢贛突然聲嘶力竭起來：「我現在什麼都可以不要！公司可以不要，家也不回，我他媽的只要拍完這部電影！」

《地球最後的夜晚》的製片，在明天中國上映之前，寫了這篇文回憶這一年，地球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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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至暗時刻
　
三年前，北京朝陽大悅城的金鼎軒，我們第一次見面。那頓飯，沒有談太多電影。他搶著買單，後來我才知道，其實那天的他，已經沒有錢請朋友吃飯了，但他需要錢做完一部電影。「我好像遇到了一個『天才』」回到住處，我朝最親近的一個微信群裡丟了一條信息。我與畢贛，就這樣認識了。
　
　
　
開 局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昨晚的飯局興奮地給投資人娓娓道來。沒過半天，公司決定入資他剛完成初剪的電影，便是日後將要名揚業界的處女作《路邊野餐》。
　
他是個愛請朋友吃飯，其實又根本沒幾個錢的人，所以偶爾也問上帝借錢。我們帶著《路邊野餐》在瑞士盧卡諾影展做全球首映，他就帶上我天天往賭場跑，我不懂玩，就替他看管護照，手裏攥著現金，從那時起，就好像一個管錢的制片人。頒獎前夜，我們贏下好多瑞士法郎，光顧了當地最貴的牛排館子。隔天，他拿下了人生第一座國際大獎。三個月後，畢贛又以最年輕導演的姿勢，奪得第52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不到兩周，擒獲法國南特三大洲電影節最佳影片。
　
《路邊野餐》還沒上映，《地球最後的夜晚》就在一段梗概中徐徐展開。迫不及待地讀完畢贛發來的千字大綱，飛天遁地、自由生猛。2016年7月15日，《路邊野餐》公映。創下一個體面的藝術片票房成績，650萬。這年生日，我收到畢贛送我的禮物——地球儀檯燈。他說：「佐龍，這就算是我們地球項目的正式開端了。做這個項目需要有一家自己的公司，才會有自己的節奏。」一切似乎都撞上了中國電影最對的時間。平時根本不懂社交的我，找到了杭州工作時留下的唯一線索 —— 華策影視。透過朋友遞交了一份稚嫩的商業計劃書。不到一個月，華策決定戰略投資畢贛，我們給這家尚未出生的公司取名「蕩麥影業」，借自畢贛電影裏最為重要的一個地域空間，選址在上海。公司營業執照核發當天，恰逢《路邊野餐》國內下映。這更直接意味著，從今天起，一切責任都由「蕩麥」自負了。
　
項目開發過程一片坦途：哪怕身在上海，投資人還是紛至沓來；畢贛有了更穩定的劇本寫作環境，時而也去找文學顧問大春哥（張大春）過過招。我們先後去台北找到鴻其（李鴻其）和張姐（張艾嘉）面述最初的故事，去長白山探班覺哥（黃覺）定下「羅紘武」，最後又去香港當面邀約湯湯（湯唯）出演電影裏的「萬綺雯」，合作一一促成，疏無遺漏。
　
此刻的蕩麥就像意氣風發的少年。記得有天，一位老朋友來訪公司，他正面臨轉型，問起我來：「佐龍，做這個項目，你們有被人拒絕過嗎？」我回憶了半晌：「好像真的從未嘗過被拒的滋味。」
　
開機前一個月，我飛赴坎城，在那裡和歐洲最一流的國際銷售公司Wild Bunch簽下合約，隨後，《銀幕》（ScreenDaily）雜誌高調發布了《地球最後的夜晚》即將開機的新聞。然而，神壇並不為蕩麥，更不為畢贛而設。之後遭遇的一切，今天想來，如夢一場，也不禁感激那些即將排山倒海般襲來的「至暗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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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機
　
2017年6月15日上午9點，凱里暴雨，開機儀式潦草收場。下午放晴，美術場景到最後都沒達到要求，但是協調好的開機時間已到。平時不甘妥協的畢贛，嘗試著硬拍下去，但最終還是過不了自己那關，於是我們決定停機。
　
我們知道，做出的這個決定，將觸發一個多米諾式的災難系統，影響面廣闊而縱深，但沒想到會一直持續到今天。現在回想起來，作為製片人，預算設計不合理，製片籌備不充分，是最關鍵的問題。
　
停機一天直接經濟損失數十萬，兩個毫無工業經驗的導演和製片，瞬間被擊倒⋯⋯。我近乎狼狽地逃回上海，準備第一時間向投資人闡明戰況。深夜見到電影的主投方華策影業的傅斌星總，我磕絆顫巍地講完情況，她卻一直勸我吃小龍蝦。我又試著給其他幾家投資方電話通報，大家接到我的電話，都覺得我在開玩笑，怎麼可能開機第一天就停機呢。
　
回到劇組，一片肅殺。
　
為了盡快交出場景，我們不得不從外地調配和從本地招募近百名臨時工人，加班加點開工幹活，貴州山高路險，又遇上雨季，原材料運輸更是難上加難；平均年齡只有20多歲的導演組成員，被迫集體抵抗著毫無準備的壓力，他們每天陪著畢贛改劇本、覆景、會議，夜夜無眠；雪上加霜的是，中途我們還調換了一次製片主任。幾乎全部製片關聯部門，從現場製片到生活製片，再到場務、司機，甚至廚房，走得一個不剩。本就入不敷出的劇組，愈加人心惶惶。
　
製作預算開始滑向極不可知的方向。和畢贛商量後，我們給投資人們主動表態，先砍光蕩麥影業所有承製費，再砍光導演和製片人的全部片酬；又召集導演組開會，把大家本就極低的工資又砍掉一半；很多部門主創也都主動提出停機期間薪資減半。
　
一切，都看似正在裡入不可逆轉的漩渦中⋯⋯這些狀況，也都在一點點占據畢贛的心頭，侵蝕著他真正能夠用於創作的時間。有天，我跑去找已經一週沒有戲拍的鴻其（飾演白貓），小哥見我神情凝重，想用新學的幾招，試圖幫我鎮靜。
　
一條微信跳出來，是畢贛發來的：「我到盡頭了。」我問他：「你在哪裏？」他沒有回我。
　
告別鴻其，當我出現在導演組辦公室，剪輯師亞楠、導演助理孫濤等等，大家異常無助地圍坐一旁，空氣凝固起來。我跑去推開房門，他熟睡中。絕望地靠倒在客廳的沙發，我給作為監製的華策影業萬娟總打電話，遠在北京的她，也只能聽我們拼湊著分析戰報，掛掉電話，大家陷入了無法決策的深淵。
　
被吵醒的畢贛走出來，也坐到沙發上。我說：「再這麼超下去，蕩麥活不過今年了啊，我實在拿不出更多的錢了，全部都在這了。」他突然聲嘶力竭起來：「我現在什麼都可以不要！公司可以不要，家也不回，我他媽的只要拍完這部電影！」我也朝他喊：「那我去借錢，賣公司，好了吧！」我摔門而去。
　
走在淩晨兩三點鐘的凱里街頭，我開始懷疑，這還是《路邊野餐》裏的凱里嗎？我自責崩潰，又毫無應對之法，我很清楚，他最需要保護的東西，開始遭遇威脅，平日裡久不會憤怒的人，今夜，竟也對我咆哮起來。
　
幾天後，打起膽子，又去了一次導演組。一臉起床氣的畢贛，正縮在沙發上用iPad看電影。我感到一絲光明，還好，至少他還沒倒下。2017月7月10日，劇組終於艱難地覆工了。
　
我在劇組房間的床頭貼著一張「消場表」，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早上起來，可以用筆劃掉一場戲。然而這樣幸福的時刻，總是極少出現。一度有段時間，不僅沒消場，反而很多場還在不斷被加回來。進度永遠徘徊不前，確實令人無法忍受。經紀人不得不發飆：「麻煩你回去問問畢贛導演，他到底是在拍他的場景，還是在拍他的演員？！不如我們不演了，你們就拍拍那些景好了。」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經紀人們一一請到剪輯房來看看素材。當我和藝人統籌張文斌，膽戰心驚地陪伴「白貓」經紀人蕾姐（張蕾）閱讀完這些素材，她久未出聲，猶豫而又不得不擁抱起我們，「我終於知道你們這一群人，在這崩潰的一個月裡，都拍到了什麼。」
　
　
拍拍停停，凱里的雨季真正來臨，泥石流時常光顧。
　
　
8月中旬，我接到了演員方面發出的《敬告信》，被告知時間不多了，我們都不敢去告訴畢贛。原計劃9月殺青，然而此時，不僅長鏡頭遲遲未能進入籌備，連前半部分的戲，都才只拍了一半而已。創作的壓力和現實的崩塌，平行打擊著這位眾望所歸的導演。他和演員們一樣，都是連日摸黑出工的疲態，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已經拍不出好東西了，而劇組又像一台巨大的機器，無法停下。
　
他偷偷告訴剪輯師亞楠，好想立刻買張票一走了之，而另一邊的我們，仍然將他看作打不倒的天才少年，一味地認為，大家分頭安慰一下吧，安慰好了，他就能拍了。演員們的既定檔期走到了盡頭，隨著湯湯和覺哥的離組，劇組不得不再次宣布停機。演員們走了，不知道是否還會回來，以及何時才能回來。
　
長時間的消耗，連我們的主創也快沒有時間了。一個巨大的難題又一次擺到了決策小組面前，劇組是原地修整，還是就此解散？一個致命又無解的命題，選擇繼續，長鏡頭籌備工作一籌莫展，選擇解散，這部電影它真的還能重啟嗎？苦笑，決策小組以近似抓鱉的方式，鬼使神差般決定繼續拍下去。
　
9月的香港，迎來了八號風球，飛機沖上去都要被打下來。我和萬總飛赴香港，求見張姐，希望她能在10月份再給我們幾天拍攝長鏡頭。在香港半島酒店大堂，張姐嚴厲地教訓了我倆：「萬娟，還有佐龍，不是我不幫你們、不幫畢贛，但請你們記住，地球不是永遠圍繞你們轉的。我把整個9月份挪出來給你們，你們浪費了，今天我不能因為你們，而去擠占我允諾給別人的時間，這是不公正的。」我不敢看張姐，悶頭吃東西，萬總還在努力地解釋著。快結束，張姐開口：「10月份，我只有兩場演出之間的4天休息時間。」我們連連點頭，我望向萬總，淚水已經在她眼眶打轉。
　
已經幾夜沒睡的我倆，害怕回到劇組，在等待颱風退去的片刻安寧裡，拖著疲憊的身體，在香港街頭亂逛。有些恍惚，前一天還在凱里恐懼地面臨無解的決策。我對萬總說：「好想狠狠睡一覺，醒來，我們電影就殺青了。」低頭看手機，來自莊姐（張姐的合作夥伴）的消息：「老實說，我其實很不想你們來見她，她身體太累了，但我根本就知道，她最後一定會答應你們的，我希望你們真的保護好她，好嗎？」少頃，她又寫來：
　
「難得逃來香港就當放空，好好休息。」
　
10月，第一次長鏡頭的實拍，由於籌備時間太過匆忙，每一條都失敗了。只有最後一條，大家憑著必勝的信念苦撐，算是勉強走了下來。然而「殺青」那一刻，大家都面無表情，沒人敢高興一下，張姐對著我們默默嘀咕：「都拍完了，還一個個都悶悶不樂的。」放棄個人假期又挪開檔期的湯湯，在劇組過完了今年的生日。為了好歹有個交待，我們硬逼著設計做了一款海報，取名「忽然殺青」。
　
殺青宴那夜，大家去KTV唱歌，從來不會唱歌的畢贛，和萬總抱頭痛哭，借著酒勁的他哭出聲來：「你們都看錯人了，我不是什麼天才，我現在連一部電影都拍不完。」眾人不語，唯有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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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啟
　
　
劇組解散後，誰都不知道，這是臨時解散，還是再也沒有了。離開劇組那天，我跑上樓去找剪輯師亞楠，想看看最後拍到的那條長鏡頭是什麼模樣，就好像明知道是個畸形兒，你偏要看看它是否依舊動人。
　
回到上海，我搭地鐵跑到外灘，用盡全身力氣透了一口氣，我快忘了上海是什麼樣了。我給畢贛發去微信：「所幸，公司還活著。要重拍嗎？」他沒有回我，我更不敢追問。我只能向他太太打聽情況，小雲回覆我，畢贛回家以後語言表達能力都變得很差，經常一句簡單的話都沒法說清楚。
　
執行製片往公司搬回兩個大鐵箱，我打開，摔出一摞財務報表，數字從0001編到了3080，有點晃神，大概人生花錢最多的一個夏天，就這樣過去了。
　
回到上海的日子裡，我在朋友的幫助下，開始服用舍曲林片，一種用來抵抗憂鬱症的常規藥物。每到深夜，總要與黑暗和深淵做起無窮無盡的鬥爭。而我，也並不知道，尚潛伏在凱里的他們，是否安好。那一段時間，我頻繁出現在萬總家中，我們把劇組的賬目，翻來倒去算了幾遍，沒有可能了，真的沒可能了，除非放棄長鏡頭的3D轉製，但畢贛一定不會答應。
　
一次次拍攝失敗，很難再向演員們開口要時間了。“假殺青”過去一個多月，很怕當面溝通的我，硬著頭皮給湯湯經紀人章哥寫了封長郵件，起名〈蕩麥陳情表〉，鼓足勇氣落筆哭諫，盼望再度湊齊所有演員。
　
實際情況是，湯湯進了下一個電視劇組，1000多場戲，90%都是她的，整個組600個工作人員，明年9月份之前，不會有任何時間了；覺哥幾乎把他2017年整年的時間都托付給了地球劇組，現在也不得不去一個電視劇組上班，經紀人陳思為了幫我們協調時間，一次次近乎「冒犯」地奔走在公司領導和對方劇組之間；更要命的是，攝影指導董勁松和美術指導劉強，也接到下一個電影劇組的通知，需要馬上進組。沒有資金、沒有演員、沒有主創。電影從夏天開機，拍過了秋天，熬來了初冬。
　
我們跑來北京，直面投資人。結束一天工作的傅總，陪著畢贛商量對策直至天明，她允諾去想辦法爭取演員能回來，資金上也讓畢贛別太擔心，先安心籌備。與此同時，我隨身藏著一份60分鐘的素材集錦，分頭拿去給經紀人們、各家投資方們，一次次地放片、解釋、承諾、央求。
　
正處谷底，我接到了兩個電話，一個來自出品方之一太合娛樂，那頭說：「錢總特別理解你們所有的困難，我們不僅認可超支，而且還要雙倍認繳地球的投資。」接完這個電話，我幾乎從床上滾落，激動地通知畢贛；另一個電話來自出品方亭東影業的聯合制片人張冠仁，「韓寒說他同樣作為一個新導演，特別理解畢贛在拍攝第一部真正意義長片時，面臨的壓力和處境，我們一定會支持到底的。」
　
甚至我們電影的男主角黃覺，還自己出面為畢贛尋找資金，他的兩位老友張歆藝袁弘夫婦，二話沒說，認下了電影的部分投資，很快把投資款一次性打到了劇組賬戶；黃曉明與經紀人郭亭婷，更是在劇組最困難的時候，將支持我們的現金連夜打到劇組。在兩位監製萬總和沈總的努力下，又吸引到多家行業公司和基金的進入，希望幫我們共度難關。
　
籌備間隙，畢贛去台北參加金馬新導演論壇。我們知道張姐就在台北，但不敢去見她，傍晚，我忽然接到金馬工作人員的電話，那頭急促地講：「佐龍，你快帶畢贛過來，張姐在等你們。」
　
見到張姐，她就問畢贛：「沒拍成吧？打算怎麼辦呢？」停頓了一會，她說：「我1月有時間。」原本已經打算妥協的畢贛回應：「張姐，不然我把劇本改改，你也不要那麼辛苦地跑來跑去了。」張姐用驚訝的眼神看著他：「畢贛，怎麼連你也開始不堅定了。」這一句話改變了畢贛的狀態。
　
我們透過法國制片人查爾斯，把《少女離家記》（Mustang）的攝影指導David請到貴州，擔任第二次長鏡頭重啟的攝影指導；在經紀人陳思的力促下，也硬把覺哥從電視劇組給協調了出來；還剩湯湯了，怎麼辦，束手無策。如果她從電視劇組離開，整組人都要停工，這個損失，恐怕比我們組還要大更多。
　
我每隔一天就會進山看看籌備情況。每次進山，都能見到場務組的小胖，他極少言語，不是在守山洞口，就是在守山腰的路障，長鏡頭一開機，整個山谷都要封死，小胖哥總是服從安排，通宵達旦地值守崗位，聽野風呼嘯。到了冬天，貴州最怕遇到凍雨天氣，連空氣都是凝固的，進山的公路一度無法使用，稍不留神，車子就會栽下山谷；那段時間，又遇到南方暴雪，重新租賃的攝影和燈光器材在運來貴州的路上被大雪給堵住了，嚴重影響了技術測試的進度。
　
製片主任黃魚大叔每天見到我，都追在後面重覆地說：「領導，我負責任地建議啊，你和監製們商量下，趕緊叫停吧，現在停，還能節約下點錢來，我們完全沒有拍成功的條件啊，現在不停，就再也沒有補拍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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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 青
　
畢贛的長鏡頭劇本終於定稿，劇本扉頁赫然寫著〈編劇：先驅者10號〉。劇本改了，就連廚房幫工的阿姨都被導演組選中，要在長鏡頭中演唱《墨綠的夜》。
　
就在我們計劃開機前的兩天，湯湯的時間終於在經紀人和對方劇組的支持下，被近乎不可能地協調了下來，她進組了！天降奇蹟的是，連貴州的天氣都返暖整整三度，凍雨天氣驟然消失，山河天地都被動容，長鏡頭拍攝的天氣條件具備了！張姐到達丹寨的當天，連酒店都沒進去，就跑到了現場排練。
　
經過多次排練，我們將整條長鏡頭的拍攝時間，嚴格控制到60分鐘左右。如若一條失敗，需要重啟拍攝，算上技術準備、體力恢覆和道具覆原，至少還需要2個小時，因而從入夜拍至黎明，一天最多只有三條機會，而這三條裡，其實只有黎明的那條，才是畢贛內心最最想要的。
　
畢贛來到演員化妝室，張姐帶頭表態：「導演，拍啊，今晚我們拍它三條好不好？」畢贛說：「怕你們身體吃不消」，張姐再答：「我沒問題，我們來這就是來給你拍戲的。」一旁的湯湯也昂然點頭，覺哥更是早就豁出一切了。倒數第二天的三條拍攝，盡數失敗了，是的，全部失敗。熟悉的肅殺氣氛，立刻縈繞回我們身邊，如惡魔纏身。我們只得在四面漏風的露台上，徹夜地等待，祈求神跡出現。
　
最後一天，湯湯經紀人章哥直接把行李拉到了現場，按照默認的契約，他們將再給我們最後一個通宵的時間，如若再拍不成，我們就必須毫發未損地將湯湯護送回電視劇組，從此再無覆拍的機會，借來的時間，到了歸還的時刻。
　
入夜時分，第一條開機，再次失敗。絕望。
　
製片組在漏風的露台上，擺上了一台70吋大電視，大家像看直播一樣一條條過素材，尋找每一個問題點，似乎一切都在逼近勝利，但機會就只剩黎明前的一點點了。在冷風中坐立不安的我們，不知道等了多久多久，終於遠方傳來「保住一條」的信號，所有人都在放肆地吶喊、歡呼、宣泄，終於，保住一條！我和萬總互相擁抱安慰！最後一條，也是畢贛以及大家心目中，最希望達成的，還剩最後一次機會的，珍貴的黎明條。

三位攝影師在三個地點等待接力，從山洞出來，穿過山路，跟隨男主角下索道，繞過台球廳，航拍飛天，降落，此時，多次排練的馬匹受到驚嚇，失去控制，將蘋果灑落一地，而攝影師則平穩應對，記錄下上帝的恩賜，接著來到劉老師和黃老師合作創造的爛漫的舞台廣場，旋轉房子的機關順利開啟，羅紘武與萬綺雯在短暫的夜晚擁吻，鏡頭遊移到煙花，再一擡頭，天將將亮，完美的黎明條。
執行導演在那高呼，我們殺青了！《地球最後的夜晚》殺青了！
　
　
像夢一場，怎敢相信。我看了看手機，記錄下心碎的時刻，2018年2月9日清晨7點。
　
　
終於殺青的湯湯，卻久久不肯離去，她徘徊在羅紘武和萬綺雯剛剛度過短暫夜晚的「旋轉房間」裏，泣不成聲。而經紀人章哥，則拖著通宵了幾夜的疲憊，爬到制高點，想為劇組記錄下此刻永恒的長鏡頭場景。在眾人的勸慰下，湯湯才搭上車，去往機場搭機返回下一個劇組。臨走前，他小聲對畢贛講：「導演，其實，我已經問劇組多請了兩天假，假如今天還是沒成功的話，我會一直陪你們，直到完成。」
　
一路歡歌回到劇組駐地，廚房阿姨問我明天幾點出工，我說殺青了，都下班吧，阿姨說：「真的嗎？我連過年用的食材了都買好啦，我以為就要這樣拍下去了。」
　
製片組用最後僅剩的一點經費，給劇組辦了一場體面的終極殺青宴。推杯換盞間，我見到平時寡言的場務小胖居然酒醉，他壯起膽子，跑來和畢贛擁抱告別，畢贛就說：「我希望拍下部戲的時候，你還能來幫我們。」
　
離組那天，恰逢小年夜，我和大家擠在一輛金杯車坐去高鐵站，司機師傅開得飛快，大家終於沒能在劇組過這個年。同車的場務小哥很是健談，到站，我問他接下去幹嘛，他滿懷期待地說，過完年要去一個電視劇組幹活，那邊比這個組賺錢多了，我又問他哪年的，他說96年的。道別的時候，他送我進站，隨口問起：「哥，那你在劇組是做什麼的呀？」我一時語塞，如夢初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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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 城
　
　
故事寫到這裏，看似所有的至暗時刻都被我們一一破解。3月初，我們一致決定趕坎城選片。做完這個決定，巨大的壓力又被重新導向畢贛，他需要最晚在3月底拿出一個能過關的版本，用於坎城選片委員會看片。
　
那段時間，沒人敢去問進度怎麼樣，直到有幾天淩晨，我總在睡夢中被循環的音樂驚醒——後來才知那是林強為我們電影所做的配樂 —— 那時我便知道，每夜孤坐客廳的他，開動了⋯⋯他總算交上作業，4月1日淩晨，大家擠在一間小影廳裡試片，那是我們第一次聽見它的心跳，放映結束，猛一轉頭，我的同事們早已個個淚流滿面。
　
凌晨5點，我揣上剛剛制作完成還帶著機器溫熱的硬盤，踏上了法航班機。接下去的半個月，我獨自帶著還沒有完成配音、也沒有3D效果的初剪，在巴黎度過了緊張顛簸的送片時間，苦苦等待一個結果。傍晚，我走在巴黎老舊的地鐵站裡，不由地開始飆淚，心想整個團隊傾盡所有，命都不要，誓死完成了這部作品，今天我把它送到了可能會最早懂它的地方，我真的不想空手而歸，我想給大家一個交待。
　
出了地鐵站，我看到北京給我發來的微信：「佐龍，明天回來吧，去不去坎城，不重要。」
　
第二天，2018年4月12日巴黎時間11點，坎城新聞發布會，影展總監福茂宣布《地球最後的夜晚》入選第71屆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使命完成，返身回國。決定接受「電影節之王」的邀約，並非易事，這將是一個承諾。我們需要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完成一個最佳的剪輯版本，還要完成一系列龐雜的技術工作⋯⋯畢贛和一眾後期制作主創，幾乎整整三周不眠不休，接力工作。
　
5月8日坎城開幕當天，我們還沒交上片。畢贛還要和我們一起去和投資方開宣發會，車上，我抱怨趕不上坎城可不是開玩笑的事，他把累積了太久的憤怒宣泄而出：「煩煩煩，你有什麼好煩的，我現在連電影都剪不出來！你還想怎麼樣！」
　
　
我忍住同樣的憤懣，看向窗外，手機提醒收到新郵件，焦慮地順手點開：「他媽的坎城都要罵娘了！請你們立刻馬上完成這部電影，安全護送到坎城！”」法國合作方把我臭罵了一頓。如果我們趕不上，這將是一次嚴重的事故，而我更清楚的是，過不了他自己這一關，電影是萬萬送不出去的。所有人的命運，他變成了唯一的解鈴人。
　
後期工作走到最後第二步，大家已經精疲力竭。畢贛和調色師唐強在工作棚裏劇烈地爭執起來，他希望唐強能休息一會繼續工作，不要無效勞動，唐強暴怒，「我哪還有時間休息！我再休息，你們就都別想帶拷貝去坎城了！」「那我就不去了，我不要去什麼的他媽的坎城，我需要你拿出最好的質量來！」熟悉的咆哮聲再起。
　
為了將隨時有可能輸出完成的拷貝以最快速度送至坎城，我們縝密地制定了一個代號為「葫蘆娃」的方案，每隔兩到三個小時左右，將一名工作人員送上去往法國的飛機，把所有人的出行時間平均分布到最後的兩天時間內。
　
5月12日傍晚，第一顆放映拷貝送達坎城，正要送往電影節的路上，我卻被通知，這顆拷貝製作失誤，無法使用。終極崩潰。
　
5月14日下午2點，畢贛終於自己帶著重新輸出的第二顆拷貝，昏昏沈沈地抵達尼斯機場；5月15日淩晨2點，大家前往德布西廳進行技術測試，QC通過。
　
上午11點，《地球最後的夜晚》在坎城舉行媒體場首映。放映結束，我回到公寓房間，看到孫濤正在吃力地用谷歌翻譯拼命地刷著推特，忽然，他瘋了似的吶喊起來：「炸了！炸了！地球炸了！牛逼，龍總，你看，他們說我們導演牛逼！」下午3點，畢贛和他的演員們，一一踏上坎城紅毯，《地球最後的夜晚》舉行全球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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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我單獨約他出來吃了一頓飯。我看到他因為壓力而爬滿整臉的毛囊炎，還有幾周沒有處理的頭發，他好像徹底變了一個人，一個已然被掏空的畢贛。我第一次見他如此嚴肅地對我講話：「佐龍，你知道嗎？從頭到尾，如果連我都不再決絕了，還有理由讓你們和我一起站到最後嗎？」頃刻間，我為我所有的懦弱和徘徊，找到了最終的解釋。當下的我們，就好像剛認識那會，他繼續講著，我仍然聽著。
　
　
這一年，過的太難。其實，我早就準備好放棄了。好在，他還是以最危險的方式完成了這部電影。明天，它就要上映了，這篇回憶，寄給這三年。
　
　
單佐龍 寫於2018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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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贛 #地球最後的夜晚 #墨綠的夜

辛苦了。
Hard work.Translated
李安：風浪中的掌舵手

像漂流在狂風巨浪裡的少年派，李安出任金馬主席第一年便遭遇險境。他只能奮力補好破損的甲板，重新撐起華語電影的風帆。當畢生追求精神家園受到侵犯，李安一向溫和從容的臉上，第一次浮現出深深的無力感。

上屆金馬執委會主席張艾嘉卸任前，搞定的最後一件大事就是成功邀請到李安接任這個職位。張艾嘉再三勸說，若干大導演聯名寫信，才使得李安的口氣從堅定的“不可能”變為遲疑的“很難”。

李安非常忙碌。他正在籌備另一部非常有挑戰的新片，且常年在海外。對於張艾嘉和金馬組委會的盛情邀請，李安糾結了兩個月才最終答應下來。按照約定，他至少要與組委會保持遠程溝通，做一些大方向和重要人選上的決定，並在金馬獎開始前半個月左右飛回台北，全身心投入到主席的工作中。李安表態稱，希望能延續金馬平順的狀態，保持公正與開放，給所有華語電影工作者機會和鼓勵。
11月17日晚金馬獎揭曉前，李安興致勃勃踏上紅毯，笑言自己做這麼大主席還是不大習慣，從貴賓變為主人身份，希望這屆金馬獎可以順利舉辦。他還放下身段錄了一段自己邊洗頭邊吐槽的幽默視頻，給頒獎典禮做熱場彩蛋，觀眾都被逗樂了。

羅家英又唱起了“Only You”，廖慶松把獎杯回塞給老搭檔侯孝賢，老導演張藝謀給新導演文牧野頒獎，一切都其樂融融。突然，局面開始朝不可控的方向駛去，滾雪球般越滾越大，所有人都猝不及防。

導播也將這個燙手的山芋拋給了主席李安。畫面第一時間切到他充滿震驚、失望、無奈的複雜表情，他拱握著的雙手膠著了，眼神無助地滑向鄰座方向。那裡其實並沒坐著什麼人，劉德華剛好出去了不在。
壓軸環節，原本該上台頒獎的鞏俐穩坐不動，李安只得一人上去救火。他說：“我參加金馬獎30年了，相信在座都是跟我一樣的心情。在華語電影生態環境裡，我們好像一個大家庭一樣，我們一起競爭激勵，也互相扶持關照，我們每一年聚在這裡好像在慶祝豐收，感覺特別好。”言辭懇切，舉重若輕。

頒獎結束後，鞏俐繼續缺席評審見面會。李安再度嚴肅表明立場：“藝術是很純粹的。今天金馬獎有95%以上的影人都出席了，在華語區沒有一個影展可以這樣，所以金馬在大家心裡是有分量的，請大家給電影人一點尊重。”
此前幾十年，李安從未擔任過拍電影以外的工作，他自認笨手笨腳，表達能力欠佳。這是一個被推上風口浪尖的老實人，所能做出的最不卑不亢的回擊。

若不是這件意外，李安主席的金馬元年本可稱完美。他落寞地轉身準備離開，一個回眸讓攝影師捕捉到苦笑和疲憊的眼神。惜別酒會上，鞏俐握了握李安的手臂，而李安像個犯錯的小孩一樣，沮喪地垂著頭。

華語世界的精神燈塔

為這個主席，李安付出過不少心力。
比如親自出面邀請最不可能的人選——四年前剛砲轟過金馬不公、放話說永遠不會再來的鞏俐，出任了評審團主席；比如拉來他的老友、多次合作過的作曲家麥克唐納，圍繞《冰風暴》為影迷增設了放映和座談活動；就連壓軸表演嘉賓莫文蔚，也是靠李安刷臉請來的。

他用自己多年積攢的資源，努力擔任起華語電影圈的粘合劑。李安的個人魅力確實為金馬帶來了更大的凝聚力——今年報名金馬角逐的作品共有667部，比去年創下的紀錄又多出近100部。

在影展期間，李安無時無刻不受到巨星般的追捧。《我不是藥神》導演文牧野稱自己有三個“奉若神明”的導演偶像，第一個就是李安。在金馬的活動上，他和李安並排坐在一個三人沙發上，如此近的距離讓他激動得說不出話。被問有無信心拿獎，文牧野喃喃重覆：“見到李安了，足矣，足矣。”《誰先愛上他的》的導演徐譽庭也說，這次來金馬最大的心願不是獲獎，是能跟李安合張影。

李安身體力行地走到年輕人中間。今年64歲的他不顧白天黑夜，出席了每一場首映禮，鼓勵了每一個劇組，盡可能多地在公開場合亮相，讓影迷能夠看到他，滿足他們的各種需求。

李安去了金馬創投的結業禮，用老父親般的口氣對青年導演們感慨道：“如果我那個時候就有金馬創投，我就不會在家做六年家庭煮夫了。那時候真的非常困苦，覺得懷才不遇。我希望大家都有機會找到彼此，好像一群企鵝找到彼此最好的對像，然後孕育出更多更美好的電影，希望華語電影能更加發光發熱。”

當代台灣青年導演生在一個尷尬的時代，既錯過了楊德昌、侯孝賢引領的那批新浪潮，又看不到台灣電影工業的未來。來自台灣的媒體人、電影人鄭偉柏坦言，做電影很難，總需要一些東西來支撐我們堅持下去，金馬獎是一個，李安也是一個。

李安自身——他的奮鬥史和他的成功，就是照給華語電影後來者們的一座精神燈塔。

與台灣和金馬的當年情

“他不可思議地接下（金馬主席）這個重任，說明他對台灣電影仍懷揣著使命感跟愛，他要硬生生推掉很多工作，要從很遠的地方飛回台灣。就像李屏賓接任台北電影節主席一樣，能跟大師直接面對面接觸，就是對年輕電影人最大的激勵。”曾任金馬獎評審的台灣影評人張士達向我們講述。

張士達是做電影記者出身，2005年他在威尼斯電影節當場見證了《斷背山》斬獲金獅獎，這對一名電影記者來說是職業生涯中最激動的時刻。據張士達回憶，李安在接受完輪番轟炸的訪問後，特意囑咐要留給台灣媒體一段時間，非常貼心。鄭偉柏也證實了李安的這個小習慣——《色·戒》在威尼斯獲獎那年，李安同樣通過工作人員告訴家鄉的記者們等他一下，他會抽空過來交流，沒多一會他果然來了，帶著張震，張震又帶著香檳。

李安對台灣感情很深。他在台灣出生成長，直到二十三歲當完兵才離開去往紐約。在美國的時候，李安也天天看中文報紙，關心台灣的發展情況，他的父母親友也一直都在台灣。

從紐約大學畢業後，李安度過了眾所周知的六年煎熬時期，新片屢試屢敗，鬱鬱不得志。在《推手》之前，李安窮困潦倒到極點，存褶只剩下43美元，兒子李淳又剛剛出生，全家都靠太太勉強養家糊口。在人生最低谷的時候，是來自台灣的一筆獎金拯救了他——李安的《推手》劇本獲台灣新聞局海外劇本徵集首獎，獎金40萬，《喜宴》獲得二等獎，獎金20萬。不僅如此，新官上任的“中影”徐立功又大膽批給李安1350萬預算，鼓勵這個籍籍無名的學生把《推手》拍出來。

李安自己都說，當初寫《推手》其實就是為了贏劇本獎金，壓根沒想過還可以拍出來——他覺得像《推手》、《喜宴》這樣老頭子的故事不可能有市場。
《推手》上映日跟金馬獎頒獎是同一天。《推手》獲得9項提名，頒獎前還沒什麼票房，拿到最佳男主角、女配角和特別獎之後，第二天票房立即暴漲，投資方不但沒虧還小賺一筆。也正是因為要去金馬領獎，窮得連張機票都買不起的李安得以回了趟久違的、朝思暮想的家鄉。

曾做過《冰風暴》發行的發行人李良玉回憶，即便後來去了美國發展，李安也對華語電影十分關心。每次回到台灣，他從早上七八點到很晚都會排滿要見面的記者、同行，甚至兩個地方中間坐車的時間都要安排，他願意帶著極高的熱情跟人分享。

籌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時，李安特意找到李良玉，仔細詢問她台灣後期特效公司的情況，最後就在台中建了一個巨大的造浪池，請台灣的特效公司參與，拍完也請求有關部門保留設施，為的就是能對台灣的電影工業有一些帶動作用。

飲水知源，知恩圖報。今天的李安還願意回到台灣，願意扛起金馬獎的精神大旗，是他對當年情的厚重回饋。

李安愛台灣，但這份愛又有些複雜。他從來不是什麼激進的參與者，但也不是作壁上觀的局外人，他會站在多重角度冷靜地思考。他的電影中常充斥著的失敗者氣息，以及他對父權地位的探討，無一不映射著這份複雜的情感。

從《喜宴》開始，李安的電影進入中西方跨界地帶，但《喜宴》因其“混血”屬性在台灣熱度下降，《飲食男女》在金馬獎更是一無所獲。李安開始陷入有關身份的困擾與反思。他去好萊塢拍了《理性與感性》、《冰風暴》、《與魔鬼共騎》、《綠巨人浩克》，口碑褒貶不一，而回歸中國傳統的《臥虎藏龍》卻讓他收獲奧斯卡四項大獎。

因為家庭關係，李安沒有侯孝賢那樣與生俱來的歸屬感，直到小學轉學才開始感受到自己身上來自不同文化的力量拉扯，他不得不學會在夾縫中尋求平衡。對於台灣來說，他是外省人；對於大陸來說，他是台灣人；對於美國來說，他同樣是異鄉人。在不斷的成長和遷徙中，李安漸漸成了一個失去“根性”的人，無法定義，無法歸類。

在李安的電影裡，有一整片泛化的中華故土。“父親三部曲”裡的海外華人，《臥虎藏龍》裡的古代俠士，都是中國人。李安說過，你必須得有自己的根，那就是你的文化，你的脊樑，你是誰，你不能放棄這些。

李安對家鄉的地理認知是模糊的，但情感歸屬漸漸變得十分明晰。無論中華大地的完整性在現實世界遭遇了怎樣的挑釁，在精神文化層面上，任何人都無法割斷千百年傳承的情感紐帶。李安終於找到了他的“根”——答案指向的不是某一個地域，而是一個文化。因此當他的精神故土受到侵犯時，他瞬間變回一個失去家的遊子，心碎的表情讓人心疼。

“對於現實人生，我似乎一向心不在焉應付著，有一搭沒一搭，藕斷絲連聯繫著。而在電影夢境裡，反倒比較能專心致志。我一遍一遍去到那個地方，它是一個夢，是我企圖尋回的樂園。”對於李安這樣純粹的創作者來說，保護好文化藝術的淨土，就是對他們最大的尊重。李安導演一生都在打破舒適圈，不斷挑戰題材和技術的高峰，游刃有餘遊走於中西方文化之間，這份對藝術的虔誠和敬畏不容褻瀆。他對金馬獎未來的期許，亦是全體華語電影人的心願。

金馬獎不是沒有遭遇過外來因素的阻撓，是在一代一代電影人的努力保護之下才能走到今天。最好的華語電影都能被看到，幾乎所有主創都能輕鬆、舒適、自由、坦誠地相聚一堂，這是一件多麼來之不易的事情。

金馬歷任主席裡，侯孝賢創立了金馬學院，以真才實幹薪火相傳；張艾嘉為金馬融入一份女性柔情，春風化雨多方周全。到了李安這裡，沒想到一上來就是絕處求生的險境，我們期盼精通“推手”的李安能以柔克剛，逢凶化吉，帶領華語電影人重新團結一致站起來。此時李安的上任，別無他選，恰逢其時。

放下成見，回歸藝術，尊重創作。就像李安最後給胡波媽媽的擁抱，那才是本屆金馬獎最溫暖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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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看到這裡，我想分享，本篇文章是新浪娛樂二十歲世代記者何小沁採訪撰文、攝影宮德輝

原文網址
http://ent.sina.com.cn/original/qihua/anglee2018/…

這屆金馬獎主席李安真的辛苦也為難他了
這篇文章寫的真好:
李安：風浪中的掌舵手👍

李安：風浪中的掌舵手

像漂流在狂風巨浪裡的少年派，李安出任金馬主席第一年便遭遇險境。他只能奮力補好破損的甲板，重新撐起華語電影的風帆。當畢生追求精神家園受到侵犯，李安一向溫和從容的臉上，第一次浮現出深深的無力感。

上屆金馬執委會主席張艾嘉卸任前，搞定的最後一件大事就是成功邀請到李安接任這個職位。張艾嘉再三勸說，若干大導演聯名寫信，才使得李安的口氣從堅定的“不可能”變為遲疑的“很難”。

李安非常忙碌。他正在籌備另一部非常有挑戰的新片，且常年在海外。對於張艾嘉和金馬組委會的盛情邀請，李安糾結了兩個月才最終答應下來。按照約定，他至少要與組委會保持遠程溝通，做一些大方向和重要人選上的決定，並在金馬獎開始前半個月左右飛回台北，全身心投入到主席的工作中。李安表態稱，希望能延續金馬平順的狀態，保持公正與開放，給所有華語電影工作者機會和鼓勵。
11月17日晚金馬獎揭曉前，李安興致勃勃踏上紅毯，笑言自己做這麼大主席還是不大習慣，從貴賓變為主人身份，希望這屆金馬獎可以順利舉辦。他還放下身段錄了一段自己邊洗頭邊吐槽的幽默視頻，給頒獎典禮做熱場彩蛋，觀眾都被逗樂了。

羅家英又唱起了“Only You”，廖慶松把獎杯回塞給老搭檔侯孝賢，老導演張藝謀給新導演文牧野頒獎，一切都其樂融融。突然，局面開始朝不可控的方向駛去，滾雪球般越滾越大，所有人都猝不及防。

導播也將這個燙手的山芋拋給了主席李安。畫面第一時間切到他充滿震驚、失望、無奈的複雜表情，他拱握著的雙手膠著了，眼神無助地滑向鄰座方向。那裡其實並沒坐著什麼人，劉德華剛好出去了不在。
壓軸環節，原本該上台頒獎的鞏俐穩坐不動，李安只得一人上去救火。他說：“我參加金馬獎30年了，相信在座都是跟我一樣的心情。在華語電影生態環境裡，我們好像一個大家庭一樣，我們一起競爭激勵，也互相扶持關照，我們每一年聚在這裡好像在慶祝豐收，感覺特別好。”言辭懇切，舉重若輕。

頒獎結束後，鞏俐繼續缺席評審見面會。李安再度嚴肅表明立場：“藝術是很純粹的。今天金馬獎有95%以上的影人都出席了，在華語區沒有一個影展可以這樣，所以金馬在大家心裡是有分量的，請大家給電影人一點尊重。”
此前幾十年，李安從未擔任過拍電影以外的工作，他自認笨手笨腳，表達能力欠佳。這是一個被推上風口浪尖的老實人，所能做出的最不卑不亢的回擊。

若不是這件意外，李安主席的金馬元年本可稱完美。他落寞地轉身準備離開，一個回眸讓攝影師捕捉到苦笑和疲憊的眼神。惜別酒會上，鞏俐握了握李安的手臂，而李安像個犯錯的小孩一樣，沮喪地垂著頭。

華語世界的精神燈塔

為這個主席，李安付出過不少心力。
比如親自出面邀請最不可能的人選——四年前剛砲轟過金馬不公、放話說永遠不會再來的鞏俐，出任了評審團主席；比如拉來他的老友、多次合作過的作曲家麥克唐納，圍繞《冰風暴》為影迷增設了放映和座談活動；就連壓軸表演嘉賓莫文蔚，也是靠李安刷臉請來的。

他用自己多年積攢的資源，努力擔任起華語電影圈的粘合劑。李安的個人魅力確實為金馬帶來了更大的凝聚力——今年報名金馬角逐的作品共有667部，比去年創下的紀錄又多出近100部。

在影展期間，李安無時無刻不受到巨星般的追捧。《我不是藥神》導演文牧野稱自己有三個“奉若神明”的導演偶像，第一個就是李安。在金馬的活動上，他和李安並排坐在一個三人沙發上，如此近的距離讓他激動得說不出話。被問有無信心拿獎，文牧野喃喃重覆：“見到李安了，足矣，足矣。”《誰先愛上他的》的導演徐譽庭也說，這次來金馬最大的心願不是獲獎，是能跟李安合張影。

李安身體力行地走到年輕人中間。今年64歲的他不顧白天黑夜，出席了每一場首映禮，鼓勵了每一個劇組，盡可能多地在公開場合亮相，讓影迷能夠看到他，滿足他們的各種需求。

李安去了金馬創投的結業禮，用老父親般的口氣對青年導演們感慨道：“如果我那個時候就有金馬創投，我就不會在家做六年家庭煮夫了。那時候真的非常困苦，覺得懷才不遇。我希望大家都有機會找到彼此，好像一群企鵝找到彼此最好的對像，然後孕育出更多更美好的電影，希望華語電影能更加發光發熱。”

當代台灣青年導演生在一個尷尬的時代，既錯過了楊德昌、侯孝賢引領的那批新浪潮，又看不到台灣電影工業的未來。來自台灣的媒體人、電影人鄭偉柏坦言，做電影很難，總需要一些東西來支撐我們堅持下去，金馬獎是一個，李安也是一個。

李安自身——他的奮鬥史和他的成功，就是照給華語電影後來者們的一座精神燈塔。

與台灣和金馬的當年情

“他不可思議地接下（金馬主席）這個重任，說明他對台灣電影仍懷揣著使命感跟愛，他要硬生生推掉很多工作，要從很遠的地方飛回台灣。就像李屏賓接任台北電影節主席一樣，能跟大師直接面對面接觸，就是對年輕電影人最大的激勵。”曾任金馬獎評審的台灣影評人張士達向我們講述。

張士達是做電影記者出身，2005年他在威尼斯電影節當場見證了《斷背山》斬獲金獅獎，這對一名電影記者來說是職業生涯中最激動的時刻。據張士達回憶，李安在接受完輪番轟炸的訪問後，特意囑咐要留給台灣媒體一段時間，非常貼心。鄭偉柏也證實了李安的這個小習慣——《色·戒》在威尼斯獲獎那年，李安同樣通過工作人員告訴家鄉的記者們等他一下，他會抽空過來交流，沒多一會他果然來了，帶著張震，張震又帶著香檳。

李安對台灣感情很深。他在台灣出生成長，直到二十三歲當完兵才離開去往紐約。在美國的時候，李安也天天看中文報紙，關心台灣的發展情況，他的父母親友也一直都在台灣。

從紐約大學畢業後，李安度過了眾所周知的六年煎熬時期，新片屢試屢敗，鬱鬱不得志。在《推手》之前，李安窮困潦倒到極點，存褶只剩下43美元，兒子李淳又剛剛出生，全家都靠太太勉強養家糊口。在人生最低谷的時候，是來自台灣的一筆獎金拯救了他——李安的《推手》劇本獲台灣新聞局海外劇本徵集首獎，獎金40萬，《喜宴》獲得二等獎，獎金20萬。不僅如此，新官上任的“中影”徐立功又大膽批給李安1350萬預算，鼓勵這個籍籍無名的學生把《推手》拍出來。

李安自己都說，當初寫《推手》其實就是為了贏劇本獎金，壓根沒想過還可以拍出來——他覺得像《推手》、《喜宴》這樣老頭子的故事不可能有市場。
《推手》上映日跟金馬獎頒獎是同一天。《推手》獲得9項提名，頒獎前還沒什麼票房，拿到最佳男主角、女配角和特別獎之後，第二天票房立即暴漲，投資方不但沒虧還小賺一筆。也正是因為要去金馬領獎，窮得連張機票都買不起的李安得以回了趟久違的、朝思暮想的家鄉。

曾做過《冰風暴》發行的發行人李良玉回憶，即便後來去了美國發展，李安也對華語電影十分關心。每次回到台灣，他從早上七八點到很晚都會排滿要見面的記者、同行，甚至兩個地方中間坐車的時間都要安排，他願意帶著極高的熱情跟人分享。

籌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時，李安特意找到李良玉，仔細詢問她台灣後期特效公司的情況，最後就在台中建了一個巨大的造浪池，請台灣的特效公司參與，拍完也請求有關部門保留設施，為的就是能對台灣的電影工業有一些帶動作用。

飲水知源，知恩圖報。今天的李安還願意回到台灣，願意扛起金馬獎的精神大旗，是他對當年情的厚重回饋。

李安愛台灣，但這份愛又有些複雜。他從來不是什麼激進的參與者，但也不是作壁上觀的局外人，他會站在多重角度冷靜地思考。他的電影中常充斥著的失敗者氣息，以及他對父權地位的探討，無一不映射著這份複雜的情感。

從《喜宴》開始，李安的電影進入中西方跨界地帶，但《喜宴》因其“混血”屬性在台灣熱度下降，《飲食男女》在金馬獎更是一無所獲。李安開始陷入有關身份的困擾與反思。他去好萊塢拍了《理性與感性》、《冰風暴》、《與魔鬼共騎》、《綠巨人浩克》，口碑褒貶不一，而回歸中國傳統的《臥虎藏龍》卻讓他收獲奧斯卡四項大獎。

因為家庭關係，李安沒有侯孝賢那樣與生俱來的歸屬感，直到小學轉學才開始感受到自己身上來自不同文化的力量拉扯，他不得不學會在夾縫中尋求平衡。對於台灣來說，他是外省人；對於大陸來說，他是台灣人；對於美國來說，他同樣是異鄉人。在不斷的成長和遷徙中，李安漸漸成了一個失去“根性”的人，無法定義，無法歸類。

在李安的電影裡，有一整片泛化的中華故土。“父親三部曲”裡的海外華人，《臥虎藏龍》裡的古代俠士，都是中國人。李安說過，你必須得有自己的根，那就是你的文化，你的脊樑，你是誰，你不能放棄這些。

李安對家鄉的地理認知是模糊的，但情感歸屬漸漸變得十分明晰。無論中華大地的完整性在現實世界遭遇了怎樣的挑釁，在精神文化層面上，任何人都無法割斷千百年傳承的情感紐帶。李安終於找到了他的“根”——答案指向的不是某一個地域，而是一個文化。因此當他的精神故土受到侵犯時，他瞬間變回一個失去家的遊子，心碎的表情讓人心疼。

“對於現實人生，我似乎一向心不在焉應付著，有一搭沒一搭，藕斷絲連聯繫著。而在電影夢境裡，反倒比較能專心致志。我一遍一遍去到那個地方，它是一個夢，是我企圖尋回的樂園。”對於李安這樣純粹的創作者來說，保護好文化藝術的淨土，就是對他們最大的尊重。李安導演一生都在打破舒適圈，不斷挑戰題材和技術的高峰，游刃有餘遊走於中西方文化之間，這份對藝術的虔誠和敬畏不容褻瀆。他對金馬獎未來的期許，亦是全體華語電影人的心願。

金馬獎不是沒有遭遇過外來因素的阻撓，是在一代一代電影人的努力保護之下才能走到今天。最好的華語電影都能被看到，幾乎所有主創都能輕鬆、舒適、自由、坦誠地相聚一堂，這是一件多麼來之不易的事情。

金馬歷任主席裡，侯孝賢創立了金馬學院，以真才實幹薪火相傳；張艾嘉為金馬融入一份女性柔情，春風化雨多方周全。到了李安這裡，沒想到一上來就是絕處求生的險境，我們期盼精通“推手”的李安能以柔克剛，逢凶化吉，帶領華語電影人重新團結一致站起來。此時李安的上任，別無他選，恰逢其時。

放下成見，回歸藝術，尊重創作。就像李安最後給胡波媽媽的擁抱，那才是本屆金馬獎最溫暖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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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看到這裡，我想分享，本篇文章是新浪娛樂二十歲世代記者何小沁採訪撰文、攝影宮德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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