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這一篇文章，覺得根本就像是在描述現在的民進黨，尤其是當今聖上與漢奸後裔蘇貞昌！》
雖然和希特拉、墨索里尼並列為二戰「三大元兇」，但是和後兩者比起來，東條英機實在缺乏魅力。他本人也承認這一點。東條英機在擔任首相時，還兼任內務大臣和陸軍大臣，因此被一些議員質疑為獨裁政權。1943年日本第81屆議會開會時，東條英機否認自己是獨裁者，「常有人提起獨裁政治問題，希望能在此加以澄清⋯⋯東條本係一草莽之臣，與各位初無二致。所不同者，只是我被賦予總理大臣之職，因此得蒙陛下恩澤而耀然發光。如無陛下之光，實與頑石無異。因蒙陛下寵信，榮任此一要職而耀然生輝，此與歐洲諸公所謂獨裁者迥異其趣。」
問題是，這樣的人為甚麼會成為日本民眾的偶像呢？除了軍國主義洗腦教育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東條英機善於利用現代手段蠱惑民眾。
1940年代是圖像、聲音媒介急速發達的時代，東條英機也是最早有意識用到這些媒質力量的政治家。根據規定，日本新聞電影公司製作的新聞片「日本新聞」要在全國電影院上映。身為首相的東條英機屢屢在「日本新聞」裡亮相，國民經常看到他演說的身影。那時日本每戶人家的廣播普及率為45.8%，廣播的影響效應巨大。東條英機也藉助電台廣播的影響力來塑造個人形象。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他在臨時議會上發表首相施政方針演說，《朝日新聞》報道說：「東條首相語調莊重，聲音活潑。十七日下午七時，他的親口演說憑藉着電波飛至全國各地，十餘年來期望已久的『議會之聲』，雖然播放的是錄音，但實現了廣播。」開戰後，他也反覆亮相電台。
東條英機自己希望通過現代媒介，營造出一個強烈形象：不斷出現在國民面前、率先行動、斷然決斷的領導者。他也達到了目的。1941年《文藝春秋》的一篇文章說，東條「嚴格行事，出色完成，此乃東條獨擅」，「在勤於工作這一點上，會毫不猶豫地推崇他具有歷代政治家所缺乏的特長」。1944年日本放送協會編的《廣播年鑒》也評論說，東條英機「或通過官邸麥克風，或通過演講會等，屢屢進行實況廣播，常常顯示出領導一億國民奮進的氣概和熱忱，這使全國人民齊受感動。」
東條英機常常把自己曝露在國民視線下。當時，希特拉正是全盛時期，經常乘坐敞篷車到處威懾。東條英機也刻意模仿這位德國的獨裁者，在外出或視察之際熱衷於乘坐敞篷車。《東條內閣總理大臣機密記錄》反覆出現「汽車（敞篷）」的記載。1942年某日就記載，「汽車敞篷。途中遇雨，仍開着敞篷返回官邸。」
東條英機還打造出了一個新穎的「領導者模式」。他常常在事先未告知的情況下，直接前往官廳、物資配給機構等，進行「突襲式」的實地視察，聲稱這樣可以準確地把握國民生活的實際情況，改善低級官吏沒有效率的「衙門作風」。耐人尋味的是，這些「突然襲擊」都能夠「及時」被媒體發現。因為媒體經常大幅刊登諸如《忙中求忙的東條》、《乘坐折扣市電的市街視察》等新聞，詳細報道首相的突然視察，連現場照片都刊登在報紙上，還讚揚他「乾脆的政務處理、閃電似的民情視察⋯⋯國民從未如此貼近地感受到首相」。
東條英機有時還親自檢查住宅街的垃圾箱，批評人們扔掉還可食用的食物和還能再生的物品。顯然，作為一個政治家，東條英機具有精湛的表演能力。宇垣一成大將曾在日記裡評論說：「一看他當上陸軍大臣和總理時的樣子，感覺他竟然演戲之處頗多。」有人諷刺說，這或許是遺傳，東條英機的曾祖父就是能樂（日本傳統的表演藝術）藝人。一位經常見到東條英機、負責大本營陸軍部報道的人說：「（東條）無論甚麼都要親臨指揮，遇事則表明自己的意志，闡明應該前行的方向⋯⋯東條或許更加符合當時風潮，更有人氣。」
一個歷史細節說明了東條英機的「成功」。在東京，東條英機每日早晨騎馬散步，經常有人在附近小巷等候，只為一睹其人。一見到東條騎馬身影，頓感幸運至極，「宛如神助」。
其實，東條英機自己很清楚，民眾就是盲從的群氓。有一次，他對自己的親信如此坦白自己對「群氓」的認——國民的大多數是灰色群體，僅一小部分人會玩弄種種批判性言行。所以，作為率領民眾的領袖，重要的是牢牢抓住多數灰色群體，逼迫他們前進。大多數灰色人群聽任領導說白道黑，他們都會言聽計從。自然，如果對其放任自流，那是百年等待也河清難俟。
民眾是容易被欺騙的，可是這些低端的政治表演，卻難以蒙騙有識之士的眼睛。東條英機接二連三的視察民情，尤其是檢查垃圾箱的行為，招致知識分子的反對和皺眉反感。有人批評說，報紙在有限的版面大寫特寫這類拍馬溜鬚的吹捧報道，有意義嗎？東條作為首相，難道沒有其他該幹之事了嗎？
東條英機對外界的批評非常敏感，睚眥必報。有一次軍事參議官西尾壽造大將在回答記者提問時隨口說了一句：「這個事情我不知道，你去問那個每天早上翻垃圾箱的傢伙吧，他清楚。」很快，這位諷刺首相的將軍就被打入了預備役。曾諷刺東條英機的石原莞爾，其戰略學著作也遭到禁止發行的處分，由憲兵隊監督強行絕版。一位記者對東條英機提出的「本土作戰」提出批評，東條就將該記者強徵入伍，並且送到戰鬥最激烈的硫磺島前線。
更重要的是，東條英機通過言論管制，徹底封死異議者的聲音。從「九一八事變」前後至戰時，日本鋪設了舉世罕見的新聞出版檢查體制。東條英機上台後，言論空間更加收緊，內閣、軍部均有專設部門專事言論管制。內閣情報部每月召集名曰「雜誌、出版懇談會」的例會，參加者均為各大出版機構、新聞媒體的編輯責任者。會上，從對「問題內容」的刪改、「調整」通報，到希望以媒體、出版社的名義「自行編纂」的指導性內容要求，再到對不符合規範的內容的「建設性批評」，對編輯事務全面干預。政府還頒佈《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臨時取締法》，所有的結社、集會都從申報制改為許可制，強化了政府對出版物等的取締權限。特別是戰爭開始後，報紙刊登甚麼樣的內容，都要由情報局、內務省、陸海軍報道部、航空本部、警視廳審查課等進行一而再、再而三的審查。在高壓下，報紙也轉向和政府合作，報道違背自己良心的東西。《朝日新聞》制定的報道方針直白地說：「緊緊跟着政府一起走是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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