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涂爾幹道德教育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上次很開心能參加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主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學術研討會，這是我第一次走進東吳大學。那天知識量太大導致肚子餓，但又不好意思吃兩個便當，所以發現樓上有麥當勞還開心地傳訊息給朋友說：「妳學校好讚喔！竟然有麥當勞。」對方回：「我學校確實有麥當勞，但我讀的是清華大學。」
😔
當天研討會的下午茶點心很讚，我一直盯著桌上的司康流口水，但實在不好意思跟同學搶點心吃。😂
我擔心教授誤會我去現場白吃白喝，所以寫了一份作業證明我有認真聽課。

=======研討會開始=======

主辦單位：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協辦單位：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時間：2020年12月5日（週六）０９：００－１８：００
地點：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社會學家Max Weber於1920六月因感染大流行肺炎而過世，一百年後同樣遇到肺炎疫情肆虐的2020年，我們紀念這位影響社會學、政治學、哲學、經濟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家格外具有意義。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人文社會學院、人權研究中心合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紀念研討會，讓現代學者透過知識上的交流與韋伯對話。大多數的人都以為韋伯只是社會學家，對他的印象就是與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和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 並列為「社會學三大經典作家」。如果更熟悉韋伯一些的人可能會知道其最著名的著作《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以及《經濟與社會》都是社會學經典，但較可惜的是，讀過這些著作的人，或許也罕有機會去深度理解韋伯的知識創造過程，以及為何他從不認為自己是社會學家。

這場研討會邀請了多位學者與會。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裴元領的論文＜宗教是什麼？為研究韋伯宗教社會學的準備工作＞以中國四書五經、易經、聖經、佛經、墨子、印度摩科婆羅多及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來分析韋柏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維公的＜從新社會學的角度談韋伯＞認為社會學的關鍵在於創造力，而不是有多少學派、生產多少論文。現在的環境已經不是社會學誕生的那個年代，而是數位社會時代，這個年代你（妳）在網路上的「帳號」比自己是誰更重要。在（法國後現代思想家）布希亞的時代，人們認為「大眾不在乎真實」，但到了今天，則是「大眾創造真實」——假新聞、偽資訊都是現代人的集體創造。跟性愛機器人做愛算不算出軌？未來趨勢已經不是在爭吵性別、性向，而是當機器人成了人類更好的選擇而非替代品時，這些倫理問題怎麼辦？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君玫的＜韋伯與奧斯華德：一個能量社會學的想像＞從化學家奧斯華德的「社會能量學的一元論」與韋伯的「多元社會學觀點」的對立衝突切入。根據她的研究，韋伯不認為奧斯華德的化學概念可以推展到人文社會，只是現代的人反而開始重讀奧斯華德的能量學（能量的關係），因為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確面臨能源、環境等新的問題。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賴曉黎的＜從禁欲概念論尼采與韋伯的異同＞研究尼采的《道德系譜學》與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宗教社會學》中，禁慾理想與韋伯禁慾主義之間的主要區別。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暨系主任黃厚銘的＜消失於社會學中的理論與經驗間關係之多元想像＞認為思想史、理論研究不該只存在哲學、歷史學中，但不少人認為社會學的研究只有「質性、量化、田野」三種方法。講者取三大家理論與經驗之間的關係來說明：涂爾幹的「社會事實論」是用一個理論來掌握一個實在，並從經驗中來驗證理論是否符合實在，或從經驗中產生新的理論。韋伯的「理念型」則建構出一個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的東西，認為社會學是具體事實的科學，所以最抽象的法則最沒有用處，沒有辦法套用於所有社會。韋伯的理念型和涂爾幹的普遍可以適用的想法與抽象概念抵觸。如果是這樣，那麽，馬克思學說的本質是「自由自覺的勞動狀態」，若將其核心精神從《資本論》中抽掉，只留下經驗證據，那這本書還能成立嗎？青年馬克思談了一個共產世界的理想狀態的理論，但《資本論》的實證經驗卻非如此。中山醫大醫社系副教授黃敏原的＜韋伯的人論及其社會心理學考察＞指出韋伯由理念引導世界圖像，認為需要我們「熱情」參與，並舉「清教徒可望成為天職人，我們則必須是職業人」的新教倫理為例。

每位講者雖然只有短短的20分鐘，但卻帶給現場聽眾如沐春風的知識啟迪。只可惜礙於篇幅與我的知識有限，僅能以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張旺山教授論文作為研討會代表，而與會學者豐富精彩的研究，大家可以按照論文題目搜尋拜讀。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張旺山教授在其論文＜韋伯的某種「人的科學」的構想：1895-1907＞（Max Webers Konzeption einer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1895-1907 ）中提到，韋伯關於某種「人的科學」的構想形成，與他轉換人生跑道（由法學家轉變成國民經濟學家）有關。並且，這種「人的科學」的構想，從 1895 年弗萊堡大學就職演說首度提出，到1907到 1910 年已初步完成， 直到1910德國才成立社會學學會。講者在研討會上企圖論證韋伯的通才在各領域皆有傑出表現與貢獻，只是韋伯在學術領域中不斷跨界的強烈特色，也導致後人不斷地挑戰他的權威；但同時，各領域的學者得藉著韋伯的典範出發，才能開啟更多知識上的創新與可能。根據韋伯太太瑪莉安娜（Marianne Weber, 1926）的說法，青少年時期的韋伯花了很多的時間與精力製作了一幅 1360 年的德國歷史地圖，並在 15 歲那年的聖誕節期間再度寫了一篇長達 46 頁的論文＜對印度日耳曼諸民族之民族性格、民族發展與民族歷史的一些考察 ＞。
但從小熱愛歷史的韋伯並沒有成為歷史學家，除了他的興趣廣泛外也有經濟上的考量——就跟我們尋常人一樣。韋伯 1882 年 5 月在海德堡大學註冊時，是以「法學」作為主修與職業學門 ，1884 年冬季學期轉讀柏林大學、1886 年通過第一次法學國家考試，直到 1889 年完成博士論文及1891 年完成任教資格論文完整了法學家訓練。所以，韋伯在 1892 年開始以私講師身份在柏林大學教授法學課程，並於 1893 年 11 月被任命為法學非教席教授。

韋伯的教職生涯並非一路到底毫無變動，這與德國的教育體制、韋伯個性與博學多聞都有關係，就像1893 年 6 月弗萊堡大學哲學學院就已經想要挖角韋伯去擔任「國民經濟學與財政學」的講座教授。 而韋伯在 1894 年 4 月初決定轉換人生跑道接受聘任，前往弗萊堡大學擔任「國民經濟學與財政學」的講座教授。這也意味如果韋伯只懂法學，是無法受到弗萊堡大學哲學學院青睞的，假如他的底子不夠也無法輕易脫離舒適圈，獲得更好待遇的工作。

韋伯於1919年1月28日受巴伐利亞「自由學生同盟」之邀，在慕尼黑大學所做的二場演講，＜以學術為志業＞與＜以政治為志業＞皆是「以精神工作為志業」的系列演講。韋伯後來根據速記人員抄錄的筆記，於1919年出版演講內容。為何韋伯會特別提到政治呢？在還沒了解韋伯前，我原以為像他這樣的經典學者不會沾染政治領域，但在閱讀這兩篇演講稿後得知，在當時德國的學術氛圍，韋伯意識到政治立場干擾學術領域造成的困惱。他在演講中呼籲——一種學術倫理的規範性訴求——政治不屬於課堂、教師扮演先知的徒然。在此摘引＜以學術為志業＞中對於學術倫理訴求的經典段落：「在文化團體以及政治團體的範圍內應該如何行動——這兩種完完全全是不同性質的問題。如果他接下來問道，他在課堂上為什麼不應該同時處理這兩者，那麼對這個問題的答覆就是：因為先知與鼓動家並不屬於課堂上的講臺。先知和鼓動家都被告知說：『要走上街頭去公開演說。』意思就是到容許批評的地方。」

擁有學者身分的韋伯排斥政治進入課堂上，但課堂外的韋伯卻希望透過候選而不競選的方式從政，來達到他參與制憲的目的。他在1918年12月25日寫給友人的信中，韋伯還信誓旦旦地認為：「看來，我在法蘭克福相當篤定能夠當選。」結果卻事與願違。韋伯也曾經感嘆地說，終其一生，他都是個「政治獨行俠」。從這兩篇演講稿中就能發現，韋伯身處學術領域與政治領域中，產生既熱愛又互斥的矛盾心情。

張旺山教授也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及，韋伯一生始終對政治有一種「秘而不宣之愛」，因此，他對政治學的貢獻，也使得諸如《政治學的經典作家》(Klassiker der Politik)這樣的書，不得不將他列入政治學的「經典作家」之列。韋伯提出「正當支配的類型」的學說時，雖不是為了政治學而生，但卻影響了政治學領域，並被政治學者所用。Carl Heinrich Becker(1876-1933)曾依照韋伯的期望並提供優渥的條件，希望聘他為波昂大學的「政治學」講座教授，但後來韋伯基於私人理由選擇了到慕尼黑接 Lujo Brentano（1844-1931)退休後所留下的國民經濟學講座教授的空缺。1920 年夏季學期，韋伯甚至在慕尼黑大學開設了一門進階課程，課名就叫作「一般國家學與政治學（國家社會學）」。

我們廣為傳頌韋伯的博學多聞，但卻忽略了就是因為他懂太多、擁有太多知識，常讓他面臨抉擇的痛苦。在一封韋伯於 1887 年 9 月 30 日寫給他的大姨丈包姆加騰（Hermann Baumgarten, 1825-1893）的信中，韋伯就曾坦承：由於「種種實際上的利益――對這些利益的規制，乃是法律發展的基本課題呈現了種種的結合，而這些結合在我看來，用我們的科學的那些手段，是無法加以掌握的」。這意思是韋伯體悟到法律知識的極限，而將其排除在自己的興趣與職涯之外。

雖然講者一樣只有短短二十分鐘，但卻提供了韋伯豐富的知識之旅。韋伯在學術職涯上並非如我們習慣的教育體制，只能線性發展的刻板印象。在這意義下，韋伯的一生為台灣學者、學生帶來的啟示是：在求知、求學的旅程中，「修正」與「調整」是再正常合理不過的現象了。我們不要被一時的挫折擊倒，休息夠了爬起來就好。同時，韋伯的一生也提醒我們面對知識要謙卑，那是因為人擁有的知識都有極限與界線。即便博學如韋伯也不斷地受到各領域的專家挑戰，但知識就是憑靠在如此的堆疊中精煉與豐富。或許韋伯可以成為各種領域的專家，但他卻未定義自己是某個領域的專家，就是因為他清楚知道自己的所知所能有限。不過，韋伯逝世百年後其知識系統並沒有因為各種挑戰崩潰，反而留給社會學界與對社會科學有興趣的每一個人，可以憑著韋伯的典範達到他以前辦不到的事情，與少經歷他在肉體與精神上的煎熬。

最後，由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與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韋伯逝世百週年：韋伯學說與二十一世紀對話」只是第一個一百年，未來將會有兩百週年、三百週年與韋伯對話的學術研討會。雖然韋伯的生命逝去，但他卻能持續地啟發後人追求知識，熱愛生命與社會；死亡只是瞬間的終點，卻是邁向精神永恆的起點，韋伯的學問與精神永存在知識宇宙中。

強大的韓流分析

一段時間沒有更新了，一方面是因為暑假到了在帶孩子，但更重要的是這段時間我跑去當韓粉了。我加入了二十個左右(持續增加中)的韓粉社團或粉專，獨自開車就聽韓粉直播，雖然身上沒有穿國旗裝，但是我的心跟韓粉緊緊相依。

不過現在國民黨初選快結束了，我也該回到我的戰場。為了給自己的韓粉生涯做個記錄，也為了調整心情，讓我從韓粉的生活世界裡跳脫出來，用稍微分析性的方式來寫一寫我所認識的韓粉吧。

So here it goes.

【軍公教韓粉與庶民韓粉】

先從最基本的問題開始好了。韓粉是誰？在我進入韓粉世界以前，我熟識的韓粉大概可以稱為眷村韓粉、或者黃復興韓粉，或者範圍稍微廣一點，可稱為軍公教韓粉。這些六十歲以上、外省為主的長輩們跟韓粉有先天的親近性：韓國瑜是外省人、少年從軍，簡單講，如果大家還記得以前的一篇文章，韓國瑜是喚醒他們塵封記憶的李二狗。

但親切的不只是共享的年少生活經驗而已：韓國瑜離開政壇十幾年，也正好再現了外省軍公教韓粉在過去十幾年之中深刻感受到的政治表達空間的消失。這些人許多受過專科甚至大學教育，二十年前從新黨到親民黨的大規模組織動員正好趕上他們的壯年，對於政治的投入隨著趙少康和宋楚瑜的倒下在過去十幾二十年裡日漸沉寂。馬英九的強勢回歸一度令他們看到希望，但是非常快地就因為學運及蔡英文的挑戰而蒙上陰影。他們的政治參與在2014到2016年跌到低谷，而在這個時候，韓國瑜的出現就像是他們自己再度走上政治舞台一樣，十幾年的政治失語獲得了補償。

這些人支持韓國瑜很容易理解。但我在過去幾週的韓粉生活裡看到的其實是另一批人。就說杏仁哥吧，天下雜誌對他的描述應該足以描繪出一個非軍公教韓粉的形象：

「人稱『杏仁哥』、喊翻轉挺韓成名的吳育全，現在已經到六合夜市設攤，隨著人氣攀升，生意也水漲船高，一個月可以賣兩、三萬杯杏仁茶。 年輕時不愛讀書，十四歲就當學徒，一路當到主廚，中西餐、日本料理都會煮，十年後毅然決然自己擺攤做生意。從焗烤麵、雞排、臭豆腐、油條花枝都做過，本來相信自己的手藝，最後卻失敗收場，各式器具堆滿家裡。直到後來以南杏磨粉做杏仁茶，才站穩腳步養家養孩子。」

除了杏仁哥以外，與他合稱五虎將的陳清茂、文山伯、強強滾、貼紙哥多半也有類似的經歷。他們教育程度或許不及軍公教韓粉，但是久在基層、第一線感受「庶民經濟」的他們有更勝軍公教韓粉的連結與組織能力。陳清茂久任里長、主業是賣魚的文山伯也擔任過鄉長，除此之外，第一線零售端的職業生涯讓他們累積了物流與草根人際互動的經驗。當軍公教韓粉寫長篇貼文挺韓的時候，這些「庶民韓粉」更傾向每天開直播與其他韓粉互動，觸及率雖然低於文字轉錄，但他們與觀眾的互動更直接、也更容易建立個人化的品牌。相對來說，在韓粉社團裡，他們的個人影響力可以說是完勝軍公教韓粉。

與軍公教韓粉相比，庶民韓粉對國民黨的認同度更低，陳清茂更是綠轉藍的樣版。當我身邊的外省藍同時追蹤了韓國瑜和郭台銘陣營的粉專時，庶民韓粉則是非韓不投的主力。眷村的長輩們喜歡韓國瑜的李二狗形象，但對馬英九朱立倫的王大哥也能認同。他們受惠於經濟起飛、大部分住在北部都會區甚至根本就移民北美，因此對於郭台銘代表的國際資本有理所當然的好感。相比之下，許多庶民韓粉討厭文謅謅甚至「假惺惺」的馬英九，而面對郭台銘強調科技與國際化的經濟藍圖，他們甚至感到憤怒。

「AI，AI，啥米會I袂I，我聽無啦！」在一次直播中，青年團總召品宏這樣表示。

【邊緣化、政治效能感、唯道德論】

雖然外省軍公教和本省籍為主、自我認同為庶民的韓粉在許多方面差別很大，但是他們在一件事情上是共通的：在過去十多年的台灣政治經濟論述中，他們是相對邊緣化的一群人。外省藍的政治無力感在此不再贅述，庶民派韓粉的日常經驗被排除於地緣政治、國族建構的宏大敘事之外，經濟利益也與追求技術創新、全球接軌的經濟論述無涉，這也並不讓人意外。

然而更深一層的邊緣經驗則比較少有人討論。前一段時間，因為雄中畢業生嗆韓事件，我寫過這樣一段話：

「我覺得韓粉的特質之一就是非常在乎禮貌、態度等等傳統的、熟人社會的、人際互動的價值，並且把這些價值投射到現代的國家社會關係上，而這和許多現代公民的世界觀扞格。後者多數在民主社會裡長大、對權力保持戒心，認為國家必須存在但也將永遠與社會維持緊張關係，而在國家與社會對抗的場域裡，對執政者的批判優先於日常人際交往中的禮貌」。

把這個觀察推得更遠一點，我想說的是，我在社團裡看到的韓粉在很多議題上會表現出一種對於國家機器(state apparatus)的陌生。一方面，如前所述，他們不習慣把國家視為一個獨立於社會之外的存在；因此在另一方面，他們對於「國家機器內部有其自己的運作邏輯」這個觀念也不甚熟悉。現代國家是一個龐大的機器。從這部機器的內部來看，它理論上高度理性化但是也經常失靈、甚至有時候根本就是因為理性化而導致失靈。從外部來看，在價值體系不再定於一尊的現代社會裡，這部機器通常無法同時回應社會所有的價值需求。

這些觀念對韓粉來說是相對陌生的。因此，當別人把政治議題理解成制度邏輯的內部衝突、或是程序理性與實質需求的矛盾、甚至不同價值之間無法兩全的扞格時，韓粉傾向歸責於政治人物個人的邪惡意圖或惡劣品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韓粉對於現代政治的基本組織原則，或者說遊戲規則，似乎也同樣陌生。因為不瞭解遊戲規則，所以韓粉更容易相信「自己無法左右政府施政」。之前中山大學對學生做的問卷調查，發現政治效能感越低的人越容易支持韓國瑜，雖然研究母體與韓粉在人口學意義上實在太過不同，但或許仍可當作一個佐證。

對於政治運作規則的不熟悉終究會轉化成敵意，在高雄市防疫經費爭議那時候，當行政院出面說高市府遲遲沒有送出公文時，韓粉憤怒了：「人命關天的事，怎麼可以因為公文這種小事就不給錢？」同理，當賴士葆拿反同婚公投的票數與大法官的人數做比較，聲稱反同婚才是民主時，無論遭到多少指責與嘲笑，對韓粉來說賴士葆的論點是絕對正確的。

當人民疏離、甚至反感於政治運作的遊戲規則，就更難以之為前提，用制度侷限下的政策設計或執行來課責政治人物。如果自己不能左右政府的施政，就只能期待主政者是一個道德意義下的「好人」。所以，對韓粉來說，對政治人物的評價經常呈現出一種「唯道德化」的傾向。對他們來說，同婚會通過不是什麼人權的問題，不是憲法與公投位階的問題、當然更不是「為什麼憲法要如此設計、為什麼憲法位階最高」的問題。同婚通過了，那只能有一個解釋，就是蔡英文要讓同婚通過。為什麼蔡英文要這麼做？韓粉流傳的陰謀論認為，要嘛因為蔡英文是同性戀，要嘛因為蔡英文想藉販售愛滋病藥品獲利。不過，最普通也最常見的解釋，還是這個較少陰謀論成份，卻更加道德化的說法：「世界上就是有一些壞人，而蔡英文剛好就是那些壞人之一」。

相對地，面對外界對韓國瑜政見或政績的質疑，韓粉也無意陷入「MOU是否會履行」或「自經區到底是什麼」的爭辯。相比之下，他們更在意的是「韓市長真的已經很努力了」。對韓粉而言，如果一個政治人物施政讓他們不滿意，那不是因為錯誤的決策、不是因為不同政策目標間的取捨，更不是因為錯誤的經濟理論，而是因為這個政治人物不努力、不愛民如子、甚至不道德。而韓國瑜，就是那個努力、親民、擁有良好道德的，人民的希望。

最近有些韓粉在懷念蔣經國。他們說：「在蔣經國之後，經過了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總算有了一個像蔣經國那樣親民的韓國瑜，你們怎麼可以這樣打壓他？」

【朝聖之旅、有機知識份子、政治近身感】

至此，我已經試著標示出韓粉的兩種典型。在本文第一節裡，他們看起來是兩種在省籍、生活環境、教育經驗上都非常不同的兩種人。在日常生活裡，這兩群人可能沒有什麼交集，甚至對彼此沒有什麼好感；但在第二節裡，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之間唯一的共通點卻將他們連結起來：長期的邊緣經驗、對國家機器運作規則的陌生、以及對個人特質的信仰。韓國瑜統一了這兩個原本在台灣社會高度分隔的群體，靠的是他個人在他們面前呈現的形象。

然而韓粉不只是基於個人經驗選擇了韓國瑜，並且基於自己對政治人物的信仰在各個造勢場合理站出來的孤分散的個體。當韓粉在街頭與網路集結，韓粉與韓粉、韓粉與韓國瑜間的連帶感也日復一日地強化。換句話說，一個新的政治共同體正在生成。

當代民族主義研究的墊基者Benedict Anderson曾經用中世紀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朝聖之旅比擬拉丁美洲殖民地獨立運動中的共同體感受：想像一下來自整個阿拉伯世界各個不同角落的人，在前往麥加的路上相遇。他們彼此觀察、開始交談，然後他們將會自問：「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從事不同的職業，但是我們卻講著一樣的語言、做著一樣的祈禱、前往同樣的地方。為什麼會這樣？」答案只有一個，就是他們都是穆斯林。Anderson將這個朝聖之旅視為拉美殖民地獨立期間殖民地雙語菁英的經驗：他們來自殖民地不同的族群，但因為共同的經驗而日漸相信他們同屬一個國族。

這個故事聽起來很抽象嗎？我們看一下過去幾場韓國瑜的造勢活動吧，但不是從廣場上開始，我們必須先從韓粉們前往造勢場地的路上開始看。感謝國民黨中央委員、黃復興黨部顧問、北京市政協港澳台僑工作顧問、人稱鋼鐵俠的徐正文，我透過他的直播搭上了外縣市韓粉們前往造勢現場的遊覽車。在車上，原本彼此不相識的韓粉們傳遞著麥克風，一一自我介紹，分享自己對韓國瑜的想法。在麥克風的傳遞間，來自不同職業與生活環境的人發現他們之間唯一的共通點：他們都是韓粉。他們的言談間穿插著韓國瑜的口號與近期內的政治事件，面對面地一再確認彼此的理念與關懷何其一致。即使一個韓粉不搭遊覽車而選擇高鐵或自駕前往，他則可能在高鐵上或高速公路的休息站獲得類似的經驗。他們遇見穿著國旗衣的陌生人，自拍合影、然後上傳到韓粉社團。

「我們都是韓粉！」他們說。

然後，在造勢現場，他們歌唱、歡呼、呼喊口號、揮舞國旗，在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所謂的集體歡騰(collective effervescence)之中享受同樣的情感爆發。從想法、心情、到身體感，他們變成了同一群人。

而在網路上，韓粉們接收的資訊除了一般韓粉在社團裡的貼文以外，主要來自為數不多的幾個直播主。除了五虎將以外，因為縣市長選前經常向電視台call in而得名的高雄林小姐前陣子也從Youtube轉戰臉書。與台派、綠營、進步青年中的政治網紅比起來，這些人雖然人數少，但是彼此之間意見極為一致，而且充分獲得了韓粉無條件的信任。韓粉對於許多外界事物不甚了解，對於網路上的資訊經常感到困惑，例如我之前寫過的、初選前甚囂塵上的做票陰謀論，就曾讓韓粉不敢在初選前的電話民調表態。然而一旦陳清茂在自己的直播中澄清此事，韓粉們便將陳的說法轉貼到各大社團的相關貼文下面，並且如同我之前描述的，大家也就不加懷疑地相信了。為什麼不懷疑？因為韓粉信任他。這種對個人的信任，不只表現於信任在電視上、在造勢舞台上的韓國瑜，更表現於信任陳清茂等網路意見領袖。他們出身基層、熟悉庶民語言，懂交陪，但是他們也有政治組織的經驗、有更接近「高層」的社會位置，因此他們的論述形成了韓粉與外界世界不可取代的接點。

喜歡網路分析的社會學家請看過來，這就是「結構洞」(structural hole)；喜歡葛蘭西的社會運動者也請看過來，有沒有覺得這很像「有機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s)？

不論是線下的集體動員或線上的網路意見傳播，這兩種機制最終其實指向著同一個心理狀態，我將之稱為「政治近身感」。對韓粉來說，素昧平生的韓粉離他們很近，因為他們一次次地在前往造勢的路上、在造勢的現場確認過。韓國瑜也離他們很近，不要說什麼六度區隔(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了，在韓粉的想像中，他們和韓國瑜之間可能只隔了一個陳清茂。他們不但無條件相信網路上的言論領袖可以傳達正確的意見，也相信透過一些關鍵中間人，他們的意見可以直達韓國瑜。在表達對於選戰策略的意見時，韓粉會公開貼文，並且呼籲「請認識韓市長團隊的人轉告韓市長」。

在此讓我們回到稍微前面一點的話題。對於基於邊緣經驗而被召喚出的韓粉來說，還有什麼比「近身感」更讓人感動的嗎？

【所以呢？】

國民黨初選快要結束了。在這一週裡，韓粉非韓不投，英粉也非韓不投，但我其實不太確定韓國瑜會否是一個比郭台銘更好打的對手。韓國瑜不斷自爆，這是真的；韓粉缺乏向外連結的能力，並且隨著內部的論述更趨極端，這個能力可能會更弱，這到目前為止似乎也是真的。然而韓粉的凝聚力以及自下而上的動員能力超出台面上的任何陣營，這我想也是真的。

韓國瑜崛起於台灣的政治舞台至今，很多人都討論過韓流是如何形成的。大家討論過民粹、反智、保守價值、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韓粉對民進黨的憤怒與仇恨。這些說法都有其道理，但我想實際的情況卻更複雜也更深刻一點。我相信負面動員走不長久，但是韓粉不只是一個一盤散沙的仇恨團體。如果要說韓國瑜這個人有什麼特別的本領，我認為他的成就表現在兩方面：第一，他結合了兩個原本沒有交集、但卻共享某種邊緣經驗的群體。第二，在圍繞著他而鋪展開來的一連串社會過程裡，這個原本斷裂的群體從內部建立起均質、正向的社會動能。

相信走出分歧的個人生命經驗可以找到自己歸屬的政治共同體、相信政治人物與自己很親近， 這對韓粉來說是比仇視民進黨或蔡英文更強大的情感基礎。

這個群體可能不會在人數上有所增長，可能會因為無法增長而導致韓國瑜落選，但是造就他們的社會條件不會就這樣消失，將他們轉化成想像共同體的社會過程可能不可逆。選舉是數人頭決勝負的較量，但在只考慮絕對數量的選舉之外，新誕生的社會力將會走向何方，卻是一個重要、但此刻我們無法理清、甚至無暇顧及的問題。

然而我們不能視而不見。

#空前的韓粉結構田野調查分析
#你能讀完一篇小論文嗎

一段時間沒有更新了，一方面是因為暑假到了在帶孩子，但更重要的是這段時間我跑去當韓粉了。我加入了二十個左右(持續增加中)的韓粉社團或粉專，獨自開車就聽韓粉直播，雖然身上沒有穿國旗裝，但是我的心跟韓粉緊緊相依。

不過現在國民黨初選快結束了，我也該回到我的戰場。為了給自己的韓粉生涯做個記錄，也為了調整心情，讓我從韓粉的生活世界裡跳脫出來，用稍微分析性的方式來寫一寫我所認識的韓粉吧。

So here it goes.

【軍公教韓粉與庶民韓粉】

先從最基本的問題開始好了。韓粉是誰？在我進入韓粉世界以前，我熟識的韓粉大概可以稱為眷村韓粉、或者黃復興韓粉，或者範圍稍微廣一點，可稱為軍公教韓粉。這些六十歲以上、外省為主的長輩們跟韓粉有先天的親近性：韓國瑜是外省人、少年從軍，簡單講，如果大家還記得以前的一篇文章，韓國瑜是喚醒他們塵封記憶的李二狗。

但親切的不只是共享的年少生活經驗而已：韓國瑜離開政壇十幾年，也正好再現了外省軍公教韓粉在過去十幾年之中深刻感受到的政治表達空間的消失。這些人許多受過專科甚至大學教育，二十年前從新黨到親民黨的大規模組織動員正好趕上他們的壯年，對於政治的投入隨著趙少康和宋楚瑜的倒下在過去十幾二十年裡日漸沉寂。馬英九的強勢回歸一度令他們看到希望，但是非常快地就因為學運及蔡英文的挑戰而蒙上陰影。他們的政治參與在2014到2016年跌到低谷，而在這個時候，韓國瑜的出現就像是他們自己再度走上政治舞台一樣，十幾年的政治失語獲得了補償。

這些人支持韓國瑜很容易理解。但我在過去幾週的韓粉生活裡看到的其實是另一批人。就說杏仁哥吧，天下雜誌對他的描述應該足以描繪出一個非軍公教韓粉的形象：

「人稱『杏仁哥』、喊翻轉挺韓成名的吳育全，現在已經到六合夜市設攤，隨著人氣攀升，生意也水漲船高，一個月可以賣兩、三萬杯杏仁茶。 年輕時不愛讀書，十四歲就當學徒，一路當到主廚，中西餐、日本料理都會煮，十年後毅然決然自己擺攤做生意。從焗烤麵、雞排、臭豆腐、油條花枝都做過，本來相信自己的手藝，最後卻失敗收場，各式器具堆滿家裡。直到後來以南杏磨粉做杏仁茶，才站穩腳步養家養孩子。」

除了杏仁哥以外，與他合稱五虎將的陳清茂、文山伯、強強滾、貼紙哥多半也有類似的經歷。他們教育程度或許不及軍公教韓粉，但是久在基層、第一線感受「庶民經濟」的他們有更勝軍公教韓粉的連結與組織能力。陳清茂久任里長、主業是賣魚的文山伯也擔任過鄉長，除此之外，第一線零售端的職業生涯讓他們累積了物流與草根人際互動的經驗。當軍公教韓粉寫長篇貼文挺韓的時候，這些「庶民韓粉」更傾向每天開直播與其他韓粉互動，觸及率雖然低於文字轉錄，但他們與觀眾的互動更直接、也更容易建立個人化的品牌。相對來說，在韓粉社團裡，他們的個人影響力可以說是完勝軍公教韓粉。

與軍公教韓粉相比，庶民韓粉對國民黨的認同度更低，陳清茂更是綠轉藍的樣版。當我身邊的外省藍同時追蹤了韓國瑜和郭台銘陣營的粉專時，庶民韓粉則是非韓不投的主力。眷村的長輩們喜歡韓國瑜的李二狗形象，但對馬英九朱立倫的王大哥也能認同。他們受惠於經濟起飛、大部分住在北部都會區甚至根本就移民北美，因此對於郭台銘代表的國際資本有理所當然的好感。相比之下，許多庶民韓粉討厭文謅謅甚至「假惺惺」的馬英九，而面對郭台銘強調科技與國際化的經濟藍圖，他們甚至感到憤怒。

「AI，AI，啥米會I袂I，我聽無啦！」在一次直播中，青年團總召品宏這樣表示。

【邊緣化、政治效能感、唯道德論】

雖然外省軍公教和本省籍為主、自我認同為庶民的韓粉在許多方面差別很大，但是他們在一件事情上是共通的：在過去十多年的台灣政治經濟論述中，他們是相對邊緣化的一群人。外省藍的政治無力感在此不再贅述，庶民派韓粉的日常經驗被排除於地緣政治、國族建構的宏大敘事之外，經濟利益也與追求技術創新、全球接軌的經濟論述無涉，這也並不讓人意外。

然而更深一層的邊緣經驗則比較少有人討論。前一段時間，因為雄中畢業生嗆韓事件，我寫過這樣一段話：

「我覺得韓粉的特質之一就是非常在乎禮貌、態度等等傳統的、熟人社會的、人際互動的價值，並且把這些價值投射到現代的國家社會關係上，而這和許多現代公民的世界觀扞格。後者多數在民主社會裡長大、對權力保持戒心，認為國家必須存在但也將永遠與社會維持緊張關係，而在國家與社會對抗的場域裡，對執政者的批判優先於日常人際交往中的禮貌」。

把這個觀察推得更遠一點，我想說的是，我在社團裡看到的韓粉在很多議題上會表現出一種對於國家機器(state apparatus)的陌生。一方面，如前所述，他們不習慣把國家視為一個獨立於社會之外的存在；因此在另一方面，他們對於「國家機器內部有其自己的運作邏輯」這個觀念也不甚熟悉。現代國家是一個龐大的機器。從這部機器的內部來看，它理論上高度理性化但是也經常失靈、甚至有時候根本就是因為理性化而導致失靈。從外部來看，在價值體系不再定於一尊的現代社會裡，這部機器通常無法同時回應社會所有的價值需求。

這些觀念對韓粉來說是相對陌生的。因此，當別人把政治議題理解成制度邏輯的內部衝突、或是程序理性與實質需求的矛盾、甚至不同價值之間無法兩全的扞格時，韓粉傾向歸責於政治人物個人的邪惡意圖或惡劣品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韓粉對於現代政治的基本組織原則，或者說遊戲規則，似乎也同樣陌生。因為不瞭解遊戲規則，所以韓粉更容易相信「自己無法左右政府施政」。之前中山大學對學生做的問卷調查，發現政治效能感越低的人越容易支持韓國瑜，雖然研究母體與韓粉在人口學意義上實在太過不同，但或許仍可當作一個佐證。

對於政治運作規則的不熟悉終究會轉化成敵意，在高雄市防疫經費爭議那時候，當行政院出面說高市府遲遲沒有送出公文時，韓粉憤怒了：「人命關天的事，怎麼可以因為公文這種小事就不給錢？」同理，當賴士葆拿反同婚公投的票數與大法官的人數做比較，聲稱反同婚才是民主時，無論遭到多少指責與嘲笑，對韓粉來說賴士葆的論點是絕對正確的。

當人民疏離、甚至反感於政治運作的遊戲規則，就更難以之為前提，用制度侷限下的政策設計或執行來課責政治人物。如果自己不能左右政府的施政，就只能期待主政者是一個道德意義下的「好人」。所以，對韓粉來說，對政治人物的評價經常呈現出一種「唯道德化」的傾向。對他們來說，同婚會通過不是什麼人權的問題，不是憲法與公投位階的問題、當然更不是「為什麼憲法要如此設計、為什麼憲法位階最高」的問題。同婚通過了，那只能有一個解釋，就是蔡英文要讓同婚通過。為什麼蔡英文要這麼做？韓粉流傳的陰謀論認為，要嘛因為蔡英文是同性戀，要嘛因為蔡英文想藉販售愛滋病藥品獲利。不過，最普通也最常見的解釋，還是這個較少陰謀論成份，卻更加道德化的說法：「世界上就是有一些壞人，而蔡英文剛好就是那些壞人之一」。

相對地，面對外界對韓國瑜政見或政績的質疑，韓粉也無意陷入「MOU是否會履行」或「自經區到底是什麼」的爭辯。相比之下，他們更在意的是「韓市長真的已經很努力了」。對韓粉而言，如果一個政治人物施政讓他們不滿意，那不是因為錯誤的決策、不是因為不同政策目標間的取捨，更不是因為錯誤的經濟理論，而是因為這個政治人物不努力、不愛民如子、甚至不道德。而韓國瑜，就是那個努力、親民、擁有良好道德的，人民的希望。

最近有些韓粉在懷念蔣經國。他們說：「在蔣經國之後，經過了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總算有了一個像蔣經國那樣親民的韓國瑜，你們怎麼可以這樣打壓他？」

【朝聖之旅、有機知識份子、政治近身感】

至此，我已經試著標示出韓粉的兩種典型。在本文第一節裡，他們看起來是兩種在省籍、生活環境、教育經驗上都非常不同的兩種人。在日常生活裡，這兩群人可能沒有什麼交集，甚至對彼此沒有什麼好感；但在第二節裡，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之間唯一的共通點卻將他們連結起來：長期的邊緣經驗、對國家機器運作規則的陌生、以及對個人特質的信仰。韓國瑜統一了這兩個原本在台灣社會高度分隔的群體，靠的是他個人在他們面前呈現的形象。

然而韓粉不只是基於個人經驗選擇了韓國瑜，並且基於自己對政治人物的信仰在各個造勢場合理站出來的孤分散的個體。當韓粉在街頭與網路集結，韓粉與韓粉、韓粉與韓國瑜間的連帶感也日復一日地強化。換句話說，一個新的政治共同體正在生成。

當代民族主義研究的墊基者Benedict Anderson曾經用中世紀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朝聖之旅比擬拉丁美洲殖民地獨立運動中的共同體感受：想像一下來自整個阿拉伯世界各個不同角落的人，在前往麥加的路上相遇。他們彼此觀察、開始交談，然後他們將會自問：「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從事不同的職業，但是我們卻講著一樣的語言、做著一樣的祈禱、前往同樣的地方。為什麼會這樣？」答案只有一個，就是他們都是穆斯林。Anderson將這個朝聖之旅視為拉美殖民地獨立期間殖民地雙語菁英的經驗：他們來自殖民地不同的族群，但因為共同的經驗而日漸相信他們同屬一個國族。

這個故事聽起來很抽象嗎？我們看一下過去幾場韓國瑜的造勢活動吧，但不是從廣場上開始，我們必須先從韓粉們前往造勢場地的路上開始看。感謝國民黨中央委員、黃復興黨部顧問、北京市政協港澳台僑工作顧問、人稱鋼鐵俠的徐正文，我透過他的直播搭上了外縣市韓粉們前往造勢現場的遊覽車。在車上，原本彼此不相識的韓粉們傳遞著麥克風，一一自我介紹，分享自己對韓國瑜的想法。在麥克風的傳遞間，來自不同職業與生活環境的人發現他們之間唯一的共通點：他們都是韓粉。他們的言談間穿插著韓國瑜的口號與近期內的政治事件，面對面地一再確認彼此的理念與關懷何其一致。即使一個韓粉不搭遊覽車而選擇高鐵或自駕前往，他則可能在高鐵上或高速公路的休息站獲得類似的經驗。他們遇見穿著國旗衣的陌生人，自拍合影、然後上傳到韓粉社團。

「我們都是韓粉！」他們說。

然後，在造勢現場，他們歌唱、歡呼、呼喊口號、揮舞國旗，在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所謂的集體歡騰(collective effervescence)之中享受同樣的情感爆發。從想法、心情、到身體感，他們變成了同一群人。

而在網路上，韓粉們接收的資訊除了一般韓粉在社團裡的貼文以外，主要來自為數不多的幾個直播主。除了五虎將以外，因為縣市長選前經常向電視台call in而得名的高雄林小姐前陣子也從Youtube轉戰臉書。與台派、綠營、進步青年中的政治網紅比起來，這些人雖然人數少，但是彼此之間意見極為一致，而且充分獲得了韓粉無條件的信任。韓粉對於許多外界事物不甚了解，對於網路上的資訊經常感到困惑，例如我之前寫過的、初選前甚囂塵上的做票陰謀論，就曾讓韓粉不敢在初選前的電話民調表態。然而一旦陳清茂在自己的直播中澄清此事，韓粉們便將陳的說法轉貼到各大社團的相關貼文下面，並且如同我之前描述的，大家也就不加懷疑地相信了。為什麼不懷疑？因為韓粉信任他。這種對個人的信任，不只表現於信任在電視上、在造勢舞台上的韓國瑜，更表現於信任陳清茂等網路意見領袖。他們出身基層、熟悉庶民語言，懂交陪，但是他們也有政治組織的經驗、有更接近「高層」的社會位置，因此他們的論述形成了韓粉與外界世界不可取代的接點。

喜歡網路分析的社會學家請看過來，這就是「結構洞」(structural hole)；喜歡葛蘭西的社會運動者也請看過來，有沒有覺得這很像「有機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s)？

不論是線下的集體動員或線上的網路意見傳播，這兩種機制最終其實指向著同一個心理狀態，我將之稱為「政治近身感」。對韓粉來說，素昧平生的韓粉離他們很近，因為他們一次次地在前往造勢的路上、在造勢的現場確認過。韓國瑜也離他們很近，不要說什麼六度區隔(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了，在韓粉的想像中，他們和韓國瑜之間可能只隔了一個陳清茂。他們不但無條件相信網路上的言論領袖可以傳達正確的意見，也相信透過一些關鍵中間人，他們的意見可以直達韓國瑜。在表達對於選戰策略的意見時，韓粉會公開貼文，並且呼籲「請認識韓市長團隊的人轉告韓市長」。

在此讓我們回到稍微前面一點的話題。對於基於邊緣經驗而被召喚出的韓粉來說，還有什麼比「近身感」更讓人感動的嗎？

【所以呢？】

國民黨初選快要結束了。在這一週裡，韓粉非韓不投，英粉也非韓不投，但我其實不太確定韓國瑜會否是一個比郭台銘更好打的對手。韓國瑜不斷自爆，這是真的；韓粉缺乏向外連結的能力，並且隨著內部的論述更趨極端，這個能力可能會更弱，這到目前為止似乎也是真的。然而韓粉的凝聚力以及自下而上的動員能力超出台面上的任何陣營，這我想也是真的。

韓國瑜崛起於台灣的政治舞台至今，很多人都討論過韓流是如何形成的。大家討論過民粹、反智、保守價值、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韓粉對民進黨的憤怒與仇恨。這些說法都有其道理，但我想實際的情況卻更複雜也更深刻一點。我相信負面動員走不長久，但是韓粉不只是一個一盤散沙的仇恨團體。如果要說韓國瑜這個人有什麼特別的本領，我認為他的成就表現在兩方面：第一，他結合了兩個原本沒有交集、但卻共享某種邊緣經驗的群體。第二，在圍繞著他而鋪展開來的一連串社會過程裡，這個原本斷裂的群體從內部建立起均質、正向的社會動能。

相信走出分歧的個人生命經驗可以找到自己歸屬的政治共同體、相信政治人物與自己很親近， 這對韓粉來說是比仇視民進黨或蔡英文更強大的情感基礎。

這個群體可能不會在人數上有所增長，可能會因為無法增長而導致韓國瑜落選，但是造就他們的社會條件不會就這樣消失，將他們轉化成想像共同體的社會過程可能不可逆。選舉是數人頭決勝負的較量，但在只考慮絕對數量的選舉之外，新誕生的社會力將會走向何方，卻是一個重要、但此刻我們無法理清、甚至無暇顧及的問題。

然而我們不能視而不見。